1980年“木匠”受邀出席中央宴会，罗青长：老大哥，我向你敬一杯

【湖湘之子】

前言

1980年，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涂作潮收到了中央调查部的一张请柬，邀请他出席宴会。

本来以老人的心思，这样的宴会他是不愿意出席的，但是偏偏老人的儿子涂胜华很想让父亲去参加这个宴会，在儿子的一番软磨硬泡之下，涂作潮最终答应儿子的请求，去那里看一看。

这一次中央调查部组织的宴会，在规格上那是相当高，尽管宴会现场只摆了十桌，但能够受邀出席的，大多数都是党和国家各个部门的领导人。其中有不少是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涂作潮一个人来到宴会现场后，也没同周围的人打招呼，而是自顾自的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闷头吃。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涂胜华突然听到旁边“扑通”一声响，一看才知道，原来是一个老人喝酒喝得尽兴，一下子没坐稳出溜到桌子下面去了，众人赶紧把他扶上来。事后涂胜华才了解到，这个“出溜”到桌子下面的老人就是中共谍报史上的传奇人物、曾谋划刺杀过蒋介石的华克之。

就在这个档口，旁边另外一个老人，端着一杯酒缓缓走了过来，很恭敬地向涂作潮敬酒：

“涂老、老大哥、老前辈，小兄弟敬你一杯……”

让涂胜华惊讶的是，眼前这个敬酒的老人不是别人，正是担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

涂作潮只是微微一笑，并不言语，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涂胜华很早就知道，自己父亲身上有太多不寻常的秘密，只是很多事情他自己并不清楚，父亲在过去也没有刻意提起过，所以他了解的并不多，也是在时隔多年以后，当涂华胜了解到父亲传奇的经历后，他才意识到父亲曾经做过怎样惊人的壮举，即便就是身为中调部部长的罗青长，恐怕对父亲的生平也只是了解各大概。

涂胜华分析，当年罗青长部长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三十多年，他应该是从周总理的口中听说父亲的事情。

涂胜华：我对父亲一无所知

涂胜华是涂作潮最小的儿子，就在父亲去世以后，涂胜华想写一篇纪念性质的文章，但是每每到动笔时，涂胜华却没法下手，后来他坦言，自己对父亲其实是一无所知。

“与父亲一同生活三十余载，我却不知他真实身份，对父亲的真正了解，是在他去世之后。我和父亲一共一起生活了34年多，现在回顾起来这34年多的时间，表面的东西多，实质性的内在的东西少。”

小时候的涂胜华，常常对父亲表现出来的一些怪异行为感到好奇。

1956年，6岁的涂胜华曾亲眼见到，父亲在写完一叠自述材料后，用一种紫色药水重新抄写了一遍，又在白色瓷盘中融入果冻，再将紫药水写的原件扣在果冻上，成印刷版，以此方式连续复制了5份。

涂作潮在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一个慈祥和蔼的父亲，只有在这些做这些怪异举动时，才会让人注意到他严肃认真的神情。

涂胜华还谈了很多小事，来说明父亲的“怪异”。

一次，邻居家忘了带钥匙，被锁在门外，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涂作潮从邻居家的气窗钻进屋子，像猫一样无声无息的落地，然后打开了门锁。

图|1979年1月2日，中央特科老战友合影（坐在轮椅上的是涂作潮）

一次去医院，司机发动汽车，结果一个不慎车窜出去一截，坐在后座的涂作潮嘴里嘟囔了一句：“档挂高了”，就一句话，让涂胜华很惊讶，因为他在父亲身边很多年，从来没听说过父亲会开车，他还想接着再问几句，但涂作潮又不肯说了。

而据涂胜华回忆，父亲这种不肯说的时候，非常的多。

涂胜华有一次陪着父亲在医院打点滴，涂作潮发现在乳胶管之中有一段空气，情急之下赶紧挥手打掉，后来他对儿子解释道：

“这一小截空气会要我的命。俄国人杀兔子就用空气针。”

有一次，涂胜华抱着一本书去找父亲：

“你认识一个叫曹丹辉的人吗？”

曹丹辉是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的开国将军之一，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时，缴获了敌人的无线电电台以及六名无线电技术员，红一方面军决定抽调一部分政治坚定、有些文化、身体健康的优秀青年干部组成无线电大队，培养训练无线电技术人员，64师师长粟裕亲自抽调曹丹辉到无线电大队报到，当时无线电大队大队长王诤，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涂胜华接触到的那本书，书上有一篇曹丹辉写的文章《一个红军电台干部的日子》，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冯政委与机要员“老涂”打起来了。涂胜华很怀疑，这个倔强的“老涂”，就是自己的父亲涂作潮。

结果父亲还是“不肯说”。

时隔多年以后，涂胜华在查找有关父亲的革命经历时，才算是彻底弄清楚了这个事情的经过。

1931年，涂作潮在无线电大队担任机务员，同担任政委的冯文彬吵起来，后来冯文彬被调走了，涂作潮担任了无线电大队的政委，同时兼任起机务员的工作。因为工作太忙碌，涂作潮本身又不愿意当官，干脆后来向上级提出，辞去政委一职，专职机务员工作。

涂作潮一直以来对当年争吵一事耿耿于怀，他认为自己本身没有犯错，但调走的冯文彬却没有处分，也是在时隔多年以后，回忆过往时，涂作潮这才坦言自己也犯了个错误：

“一、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说，这样对别人是不应该的；二、作为一个被领导者，特别是军队中的下级，这样做也是不应该的。”

涂作潮后来在自传中，对自我有这样一句话的评价：

“我本性不好，有意见就提。”

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

涂作潮是中共隐蔽战线上一位最杰出的人物。

有关他的生平经历，多数也是他后来自己在自传中写的。

1903年，涂作潮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贫寒家庭，因为家里太贫穷，13岁时就辍学做了木匠，就连涂作潮当时也没想到，“木匠”后来会成为他终身的代号。

1920年，涂作潮参加湖南劳工会，是首批的会员之一，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泥木大罢工，被老板辞退。1924年，涂作潮前往当时中国工人运动中心的上海，也就是在这一年，涂作潮结识了不少的中共党员，后来他自己也深受影响，并于同年入党。

从涂作潮入党时间来看，他比大多数的开国将军还要早，可以说资历是相当老了。

1925年，涂作潮参加五卅运动被捕，经党组织营救后出狱，并被送往苏联留学，基本上这一经历，也影响了后来涂作潮的一生。

据涂作潮自传中称：

“当时党组织对年轻党员有三种安排，在运动中没有暴露身份、又有组织领导能力的同志继续留在上海，转入地下；身强力壮的年轻同志到黄埔军校；他和十几名身份暴露的同志去莫斯科学习。 ”

涂作潮的儿子涂胜华认为，当时党组织安排父亲去苏联，纯粹是一种保护。

年轻时候的涂作潮，满腔革命热情，性格冲动鲁莽，参加五卅运动被捕后，刚经党组织营救出狱，涂作潮就愤而开枪打伤了调戏女工的流氓，本来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并没有什么错，但涂作潮错就错在他不该开枪引起注意，也因为这一次鲁莽行为，涂作潮被党组织记了一次处分。

涂作潮在苏联留学期间，因为这个性如烈火的性格，反而得到了苏联人的欣赏，涂作潮一身本事，基本上也是在这一时期获得的。

1928年，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涂作潮作为代表参加，座位刚好挨着邓颖超，当时周恩来也经国内秘密渠道前往莫斯科出席六大，涂作潮也因此与二人相识，在得知涂作潮13岁就当过木匠，周恩来还笑着调侃：

“木匠、木匠。”

从此开始，木匠就成为涂作潮地下工作中的代号。

涂作潮在苏联呆的时间长了，就想回国参加革命，那时他在苏联主要学习炸药和爆破技术，准备回国去领导地方武装暴动，然而当时红军中却紧缺无线电人才，战斗中常常发生一个作战团失联的情况，所以在党组织安排下，涂作潮在苏联转入伏龙芝军事通讯学校，学习了无线电技术。

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后来在无线电行业奋斗了一生的人，在最初学习阶段时，曾一度跟不上课程，因为文化水平太低，没有接触过数学，无线电公式对涂作潮而言就像是“天书”，也因为如此，涂作潮收报速度始终跟不上，别人一分钟收100个字，涂作潮连30个也不到，教员直接给他打了不合格。

就在涂作潮自怨自艾，深感辜负了党组织教诲的时候，苏联人却给了他一个中肯的建议，报务既然学不懂的话，不如去学机务。机务实际上就是组装、维修电台，也许是因为早年当过木匠、工人，尽管涂作潮的报务水平实在令人堪忧，但他的机务水平却很高，等于说涂作潮直接掌握了最基础的无线电技术，甚至还能搞出来连敌人也想象不到的发明。

1930年，涂作潮回国，协助李强在上海搞无线电通讯，成功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

涂作潮后来受中央委派，到江西中央苏区开展无线电通讯工作，长征开始时，涂作潮身患疟疾，是红军卫生部动用了最后一支针剂这才救了他一名，但涂作潮也因此而与大部队分开，后来他自己一个人徒步辗转5000多公里，一直到1935年4月跑到了上海才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万一我回不来，你就去找毛泽东”

涂作潮精通无线电通讯中的机务工作，甚至可以说达到了灵活百变的程度。

1936年，中共中央与张学良接上了关系，中共地下党员刘鼎考虑到前方通讯的重要性，特意向党组织提出，要涂作潮来西安。

一到西安，刘鼎就向涂作潮提了一个要求：

“装一台能同延安通报、花钱最少、体积又小的电台……”

涂作潮花了十五大洋买了台二手日本收音机，凭借技术手段，硬改装成一台5瓦的哈特莱电台，凭借这台电台，在西安的地下党成功与延安取得了联系，刘鼎看后十分满意，但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组装一台100瓦的电台。

考虑到100瓦的电台一开机，必然遭到国民党当局注意，刘鼎特意安排涂作潮在张学良公馆试车，还特意嘱咐他，一切缺少的零部件，就直接乘飞机到上海、香港去买。

在电台机务工作上，涂作潮不愧是“扫地僧”级别的，几乎所有缺失的零部件，他都能找到替代品，电台所需的变压器，是涂作潮通过电台功率的需要，自己计算出变压器铁芯的面积、线圈匝数，自己手工绕成的。

当时这台100瓦的电台，是给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用的，她每天晚上在张学良公馆，用40分钟的时间，向全世界广播西安事变的真相，同国民党当局争夺话语权。

涂作潮自己不知道的是，当时延安中央几次打电报到西安，想要让他回来，但刘鼎以前方地下工作需要为由，坚持不肯放人。

顺利解决西安事变后，涂作潮又受命前往上海，负责向张学良送信的同时，还承担了一项秘密任务，与潘汉年一起恢复上海的地下电台。

1939年冬，涂作潮受命收李白为徒，李白就是《永不消失的电波》李侠的原型，涂作潮基本上把自己所有能会的全部教给了这个徒弟。

做地下工作，无疑是要承担风险的，这一点涂作潮无疑心知肚明。

赴上海做地下工作这一年，涂作潮已经34岁，多年从事革命生涯，使得他还没有成家，涂作潮接受党组织委派赴上海时，周恩来给潘汉年布置了三个任务，第一个给张学良送信，没能完成，第二个就是重建上海地下电台，这一点以涂作潮、李白的能力，完成的非常顺利，第三个要求就是给涂作潮找个老婆。

涂作潮自己不愿意成家，理由是自己工作繁忙，风险大，但后来偶然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改变了主意。

为了掩护身份，涂作潮化名蒋林根，在上海威海路338号开了家福声无线电行，徒弟李白就是他伙计，平常时候倒也不惹人注目，一次他与隔壁米店老板打牌，米店老板一句话，吓得涂作潮魂飞天外。

“我看你像共产党……”

涂作潮本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突然被人问了这么一下子，当时就很好奇：

“我哪点像共产党？”

米店老板告诉他：

“上海房租这么高，你一个人租了那么大一个房子，还没老婆孩子，我看你蛮可疑的。”

涂作潮这时才意识到，原来老婆也是地下潜伏工作必不可少的。

“木匠”要找老婆，潘汉年也很高兴，问他有什么要求，当时党组织决定为他介绍一个懂文化、党性原则性也很强的女同志过来，但涂作潮不同意，提了自己的要求：

“最好是不识字，没什么文化，哦对了，孩子现生恐怕来不及，最好女方能带一个孩子过来。”

潘汉年一听这要求，顿时一愣一愣的，别人找老婆，都希望找有文化的，“木匠”这个要求倒是蛮特殊的。涂作潮之所以这么要求，是考虑到自己万一被捕，妻子必然受牵连，她如果没什么文化，什么都不懂，收音机、电台也分不清，敌人也不大可能为难她。

考虑到米店老板对自己的怀疑，涂作潮后来干脆把自己住的地方隔了一半出来，租给了一个宋金朝的巡捕家庭，后来这位热心的宋巡捕给涂作潮介绍了个单亲妈妈过来，这位老实淳朴的女人一开始始终不知道丈夫的身份，一直到1942年李白第一次被捕，涂作潮紧急撤离上海，这才对妻子坦白了实情：

“李先生被捕了，我也要走了……万一以后我回不来，你要记清楚一件事：我是共产党。我不叫蒋林根，我叫涂作潮。日后如果共产党坐了天下，你就去找毛泽东，他会管你们娘儿几个吃喝拉撒睡的。如果共产党没有坐天下，带着孩子嫁人。不要再提涂作潮三个字。”

大概那时候的涂作潮，完全没想过自己还有可能活下来，活到新中国建立吧。

遗憾的是，李白1948年12月30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敌人疯狂地折磨了他30几个小时，李白始终不屈，最终在上海解放前夕被敌人杀害。涂作潮作为军管会代表回到上海后，疯了似的打听徒弟的下落，当时李克农也给上海市市长陈毅打电话，要求查找李白的下落，才了解到李白等十几名同志遇害的消息。

尽管涂作潮1924年便入党，是一个老党员，但在常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于个人荣辱从来不看重，一生刻苦钻研技艺，为国家做贡献。

儿子涂胜华后来参加五卅运动纪念活动，主办方问他：“给您写什么身份？”涂胜华说：“就写顾正红工友、战友的后人。”

“您父亲是哪一年入党的？”

“1924年。”

主办方很讶异，一个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居然不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主办方考虑再三，最终在涂胜华的名字牌上写了这样一行字：

“五卅老工人后代”

涂作潮最后的任职记录是：上海电机厂党委委员、厂长助理，处级干部，在四机部休养时，组织上以他三级工程师的标准，给他定为司局级。然而曾在红军时期同他一起工作过的，大多数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如四机部部长王诤，比他还晚入党；同样在土地革命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李克农，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

涂作潮始终默默无闻，为祖国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附简历：

涂作潮(1903-1984)，湖南长沙人。21岁改名“涂作潮”，立志“掀起共产主义革命的浪潮”。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时被捕，出狱后奉命去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工人班学习，之后受党指派在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学校学习通讯技术。1930年回国后在李强领导下参与秘密电台工作。“西安事变”前后，为打通西安和延安之间的无线电通讯联络作出独特贡献。1937年至1942年，先后在潘汉年、刘少文、王少春、龚饮冰等领导下，在上海做秘密电台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电机厂厂长助理等职。

不会建电台的特工不是好“木匠”

1928年6月18日，涂作潮和刘伯承、邓颖超、王明等一起，作为指定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他正好坐在邓颖超旁边，由此认识了周恩来夫妇。周恩来得知他的经历后，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干过木匠，我们以后就叫你‘木匠’吧。”此后，“木匠”逐渐成为他做地下工作的代号。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拟让涂作潮回国担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他三次向中央呈递报告请辞，希望短期学习工兵技术后，尽早回国参加武装斗争，周恩来告诉他，现在急缺的是无线电通讯方面人才。

1929年1月，涂作潮受派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秘密学习无线电技术，为期11个月。刚开始，涂作潮学习十分吃力。他没有学过高等数学，无线电公式对他来说无异于天书。学校要求报务员每分钟能记录下100个电码，而他连30个都记不全。学校政委康斯坦丁诺夫给他指了条明路：报务学不好，就专攻机务。机务就是组装、维修电台。涂作潮“心灵手巧”的天分被激发出来，触类旁通，学起机务来如鱼得水，“不合格”的报务员反倒成了优秀的机务员。

1930年3月，“木匠”涂作潮学了一身本事后，奉命与同学宋廉一起秘密回到上海。第二天，中央特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的第四科科长李强就跟涂作潮、宋廉接上了头。

此时的中国，武装起义风起云涌，根据地和红军不断扩大，但中央与各根据地之间的通讯联络还靠交通员往返，不但速度慢而且非常危险，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电台。于是，周恩来指示李强筹建电台。

当时中共学过无线电通讯的人少之又少，就连负责人李强也是对着英文无线电书籍自学成才的，像涂作潮这样受过正规无线电通信培训的专业人才，简直就是“宝贝”。于是，李强等人秘密举办了中央特科无线电训练班，培训机务报务人才，涂作潮担任培训班机务专业的老师，培养了李白等一大批我党急需的电讯人才。

涂作潮突出的才能表现在制作和改造电台上，当时上海地下电台常用输出功率100瓦的电台，工作时感应电流常常会点亮邻居家的电灯，易引起怀疑，涂作潮用增加收报机灵敏度的办法减少发射功率，解决了问题，增强了安全性；为进一步增强隐秘性，他还巧妙地装配了一个装置，把普通收音机改造成一部隐形电台，遇险时取下装置，可使“电台”秒变“收音机”，李白当时就是用了涂作潮改造的这种隐形电台，被捕后敌人找不到证据只得放人。

不走寻常路的“真夫妻假同志”

党的隐蔽斗争史上，很多同志为了方便工作，以“假夫妻”为掩护，涂作潮却不走寻常路，来了个“真夫妻假同志”，他的儿子涂胜华笑称“连妈妈都被他骗了”。

1937年1月1日，涂作潮随潘汉年再次前往上海，恢复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化名蒋林根的涂作潮，在赫脱路（后常德路）572号租了个门面，开了一家“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开办无线电修理公司，一是因为他有这方面的手艺，二是装配、维修电台方便。很快，他就修好了上海地下党的一部电台，同延安恢复了联络。

小有家业的34岁小老板，孑然一身，没有家室。这显然不合常理。公司开业不久，一米店老板玩牌时忽然对涂作潮说：“我看你有点像共产党。”闻听此言，涂作潮心中一惊，不露声色地问：“像在哪儿呀？”“你瞧你一个人住一栋房子，连老婆孩子都没有，收支也说不清楚。”米店老板观察得还真仔细。受过严格特工训练的涂作潮机智回答：“房子我租一半给宋巡捕，做了二房东，租金两两相抵还有剩余呢。老婆嘛，你给我张罗一位女大学生怎样？”涂作潮语含机锋：“我看那些被枪毙的共产党，都是穿长衫、套西装、戴眼镜的先生。我看你识文断字的才像哩！”这句话吓得米店老板赶紧告饶：“哎呦！不好这样讲的了！要是让‘包打听’听到了，你我都得倒霉的。”

的确，一个34岁的光棍男人目标太大。很快，潘汉年也找到涂作潮，与他商议成家之事。涂作潮定了三条择偶标准：一是要保证会生孩子，二是必须有现成的孩子，三是必须是文盲。他想得周全：34岁刚成家没孩子，容易招惹嫌疑，有现成的孩子可以掩饰。妻子不是自己的同志，如果有文化，天长日久就会发现涂作潮玩的不是收音机而是电台，这异常危险。

经房客宋金朝巡捕的介绍，地下党组织调查批准后，1937年下半年，涂作潮与上海纱厂的杂工张小梅结婚了。张小梅不识字，前夫患肺结核去世了，有一个5岁的男孩。婚后，张小梅一心操持家务，给涂作潮生了儿子，几乎不过问生意上的事儿，对那些电子零件更是一窍不通，一点也不知道涂作潮的底细。涂作潮、张小梅属于地下工作中典型的“真夫妻假同志”。

结婚5年后，也就是1942年中秋前后，涂作潮受李白电台的牵连，必须紧急撤离。涂作潮把这次分别当做了诀别，就此告别了地下工作。但是他从上海撤到江苏新四军军部后不久，地下党组织把张小梅娘儿几个也接了出来。一家人团聚后，几经辗转，于1943年到了延安。

主要参考文献：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隐蔽战线春秋书系《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 穆欣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刘鼎传》 吴殿尧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