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元章的宗教与国家的共同体意识：清末民初中国穆斯林的国家认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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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元章的宗教与国家的共同体意识：清末民初中国穆斯林的国家认同构建

黄思明

马元章（1853—1920）作为清末民初中国伊斯兰教哲赫忍耶门宦的核心领袖，在民族危亡与社会转型之际，创造性地构建了“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共同体意识。他以“爱国爱教”为核心，通过神学阐释、文化融合、社会实践与政治参与，将伊斯兰信仰与中国国家忠诚紧密结合，为中国穆斯林群体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开辟了道路。本文深入分析马元章思想体系的形成基础、核心内涵、实践路径及其历史价值，揭示其对促进民族团结、宗教中国化的深远影响。

一、乱世根基：马元章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背景

1. 历史创伤与身份困境

清代西北回民起义的阴影：哲赫忍耶门宦在乾隆、同治年间遭受清廷残酷镇压，马化龙等前辈领袖殉难，群体面临生存与信仰的双重危机。马元章幼年亲历家族流亡，深刻体悟到脱离国家认同的宗教生存难以持久。

“回乱”污名化与边缘化：起义后，穆斯林群体被主流社会贴上负面标签，在政治权利、文化地位上遭遇系统性排斥，陷入“既不被国家完全接纳，又难保宗教纯粹性”的困境。

2. 时代变局与国家重构

清末民初的秩序崩塌：清政府统治瓦解，军阀割据，外患深重，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国家认同的凝聚力成为维系生存的关键。

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兴起：“中华民族”概念萌芽，知识分子倡导“五族共和”，为穆斯林群体重构与国家关系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与政治框架。

3. 宗教内部整合需求

门宦分歧与凝聚力弱化：哲赫忍耶内部因历史创伤和传承分歧存在分裂风险，亟需新的精神纲领凝聚人心。

宗教生存的适应性挑战：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传统经堂教育与社会脱节，伊斯兰教如何在保持核心教义的同时适应中国社会变迁成为紧迫课题。

马元章的个人经历（流亡、求学、掌教）使其深刻认识到：穆斯林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建立在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基础之上，这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二、思想内核：宗教与国家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架构

马元章的共同体意识并非简单口号，而是构建了一套逻辑自洽、层次分明的思想体系：

1. 神学根基：“顺主忠君”的信仰重构

“两世吉庆”的本土化诠释：将伊斯兰教重视“两世”（今世与后世）的幸福观，与中国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精神结合。他提出：“为主之道，尽忠国事即为大功。” 将服务国家、维护统一提升到宗教功修的高度，赋予世俗责任以神圣意义。

“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حُبُّ الْوَطَنِ مِنَ الْإِيمَانِ）的创造性运用：虽然此圣训的权威性在伊斯兰世界有争议，但马元章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将其作为核心教义进行强调和传播，成功将国家忠诚内化为宗教义务。

“君王是真主在大地的影子”：引用伊斯兰政治哲学观点，将合法政权（即使是非伊斯兰政权）视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宗教生存的必需，服从其合理统治是穆斯林的社会责任。

2. 文化纽带：“以儒诠经”的文明对话

经典互释的深度实践：马元章精通汉文化，常引《论语》、《孟子》、《大学》等儒家经典阐释伊斯兰教义。如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诠释伊斯兰的兄弟情谊；用“仁者爱人”解释安拉的普慈特性；用“忠恕”之道阐释穆斯林的社会伦理。其诗作《鉴古训》云：“孔孟之道，与吾教之理，若合符节。”

“回儒同道”论的提出：明确主张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在根本伦理（仁爱、忠信、孝悌、礼仪）和社会理想（天下为公、和谐大同）上高度一致，二者共同服务于构建良善社会。这打破了“夷夏之辨”的文化壁垒，为穆斯林在中华文明中找到合法位置。

礼仪习俗的兼容并蓄：在坚持伊斯兰核心仪式（如礼拜、斋戒）的同时，接纳并融入部分汉地习俗（如使用汉文碑记、采用中式建筑风格修建清真寺、在特定场合行拱手礼等），减少文化隔阂。

3. 社会基石：“回汉一家”的民族观

“人祖同源，教异道同”：强调所有民族（无论回汉藏蒙）同为阿丹（亚当）子孙，血脉相连。宗教信仰的不同只是道路选择之别，终极目标（追求真理、实现善治）一致。

批判“舍回保汉”与“排汉护回”：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对立和仇杀。他指出历史上的冲突多为统治者政策失误或地方豪强挑唆所致，普通回汉百姓是最大的受害者，呼吁底层民众认清共同利益。

构建“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西北地区，他提出“回离汉不富，汉离回不安”，深刻阐明回汉民族在经济生活、地域安全上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关系。

4. 政治原则：“保国保教”的统一观

“既为顺主之穆民，又为爱国之良民”：这是其思想最凝练的表达。穆斯林的身份首先是“穆民”（信士），其宗教责任要求他必须同时成为国家的“良民”（守法尽责的公民），二者不可分割。爱国是信仰的自然延伸和必然要求。

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在清末民初边疆危机（如新疆动荡）中，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分裂国家的行径，号召穆斯林“保国即保教，卫国即卫道”，将国家领土完整与宗教信仰自由直接关联。

拥护合法政权，寻求制度内改良：无论是清廷还是民国政府，只要其承认穆斯林的基本权利并维护国家统一，马元章都采取合作态度，主张通过和平请愿、教育启迪、社会服务等合法途径争取权益、改善地位，反对暴力革命。

三、实践路径：共同体意识的落地生根

马元章不仅是思想家，更是卓越的实践家。他通过多种渠道将共同体意识转化为社会现实：

1. 教育奠基：兴办“义学”，培养新人才

经汉并授的革新：在张家川等地广设“义学”（免费学堂），课程设置突破传统经堂教育局限。除教授阿拉伯文、波斯文、《古兰经》、圣训、教法等伊斯兰核心知识外，强制引入《四书》、《五经》、历史、算术等汉文化课程。目标是培养既“明经”（通晓教义）又“通儒”（熟悉汉文化）的新一代宗教领袖和知识分子。

“中阿并重，经书双修”理念：明确要求学生“读孔孟之书，存忠孝之心；习天方之学，守敬畏之念”，将两种文化素养和伦理要求融为一体，为共同体意识培育接班人。

2. 经济民生：促进交融，夯实基础

跨民族商业网络的建立与维护：利用哲赫忍耶门宦广泛的信众网络，积极推动回汉、回藏之间的商贸往来。在甘肃、青海、云南等地的贸易重镇（如河州、西宁、普洱），哲赫忍耶商人成为沟通不同民族经济的重要纽带。

公益慈善的广泛开展：组织门宦力量进行大规模、不分民族的赈灾济贫。典型案例：1900年甘肃平凉大旱，马元章亲自组织筹集粮食，设立粥厂，救济灾民数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汉族，赢得“马善人”美誉。此举不仅实践了伊斯兰的“天课”（Zakat）和“施舍”（Sadaqah）精神，更以行动诠释了“回汉一家”的共同体理念，极大改善了民族关系。

3. 调解冲突：化身“和平使者”

主动介入，平息纷争：凭借其崇高的宗教威望和公正形象，马元章多次成功调解回汉、回藏之间因土地、水源、宗教习俗等引发的严重械斗。如光绪末年，甘肃洮州（今临潭）回藏民众因草山纠纷即将爆发大规模冲突，马元章闻讯后星夜兼程赶赴当地，分头劝导双方领袖，最终达成和解协议，避免了流血惨剧。

“舍命不舍教，报仇不结仇”原则的实践：在处理历史积怨（如清代镇压遗留的仇恨）时，他一方面坚定维护信仰尊严，要求清廷/民国政府平反昭雪、尊重宗教自由；另一方面，极力劝导穆斯林群众放下仇恨，着眼未来。他强调“报仇”的对象是历史上的不义政策或具体责任人，而非整个汉族或其他民族群体，绝不能“结仇”延续仇恨循环。

4. 政治参与：合作与发声

响应维新与共和：清末支持康梁变法中关于兴办新式教育、发展实业的主张。民国建立后，通电拥护共和，积极响应“五族共和”号召，并劝导西北穆斯林地方势力归附中央。

为穆斯林群体代言：利用其影响力，向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如袁世凯时期）反映穆斯林的合理诉求，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宗教自由和受教育机会。反对歧视性政策和言论，致力于消除“回乱”污名。

维护国家主权：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立场坚定。例如，对英国殖民势力在西藏、新疆的渗透活动保持警惕，呼吁穆斯林民众和国家站在一起。

四、历史回响：共同体意识的价值与启示

马元章构建的宗教与国家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当代启示：

1. 历史意义

化解历史积怨，维护西北稳定：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岁月里，马元章的和平努力极大地缓解了西北地区的民族紧张关系，多次成功阻止了大规模流血冲突，为区域稳定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重塑穆斯林群体形象，推动社会融入：通过兴教育、办慈善、促经济、倡和平，马元章领导下的哲赫忍耶门宦展现出积极入世、爱国守法、乐善好施的新面貌，有效改善了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为更深层次的社会融入铺平了道路。

探索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成功路径：其“以儒诠经”、“爱国爱教”的思想和实践，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进程中一次极为重要的、相对成功的尝试。它证明伊斯兰信仰的核心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现代国家认同之间可以实现深层次的融合与互鉴，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经验。

奠定现代国家认同基础：在“中华民族”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马元章的思想有力地促进了穆斯林群体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感，为现代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贡献了独特的宗教智慧和群体力量。

2. 当代启示

“爱国爱教”原则的永恒价值：在全球化与多元化的今天，马元章所倡导的“爱国爱教”原则，依然是处理宗教与国家关系、引导宗教健康发展的根本遵循。它强调宗教信仰自由与履行公民义务的统一，是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思想基础。

深化文明对话，促进文化互鉴：其“回儒同道”、“以儒诠经”的实践启示我们，不同文明（宗教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进行真诚、深入、平等的对话与互鉴，是化解隔阂、增进理解、构建共同精神家园的有效途径。

宗教领袖在促进社会和谐中的关键作用：马元章的事迹彰显了开明、理性、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宗教领袖对于引导信众、化解矛盾、服务社会的巨大能量。培养具有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和现代视野的宗教人才至关重要。

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的基石：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要求下，马元章关于“回汉一家”、“人祖同源”、“命运与共”的民族观，深刻揭示了民族团结的本质——超越具体的宗教信仰和民族差异，认识到彼此在历史、文化、利益和未来上的紧密联结，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五、结论

马元章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剧烈转型与深重危机中，以其深邃的宗教智慧、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坚定的实践勇气，构建并践行了一套以“爱国爱教”为核心、融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为一体的共同体意识。这一思想体系以“顺主忠君”的神学重构为根基，以“以儒诠经”的文化融合为纽带，以“回汉一家”的民族平等为愿景，以“保国保教”的政治忠诚为原则，并通过教育革新、经济互动、冲突调解和政治参与等全方位实践，成功地引导哲赫忍耶门宦乃至更广大的西北穆斯林群体走出历史阴影，积极融入国家发展进程，为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推动伊斯兰教中国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马元章的探索与实践，不仅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也是中华民族在多元一体格局下处理宗教与民族关系的宝贵遗产。其所彰显的“共同体意识”的光芒，穿透历史尘埃，对于今天我们进一步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它证明，真正的信仰力量，能够超越差异，深植于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热爱之中，最终服务于国家与民族的共同繁荣与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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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马通. 《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0.

2. 杨桂萍. 马元章与中国伊斯兰教哲赫忍耶门宦的复兴.《世界宗教研究》, 2005(4).

3. 马宗保. 论马元章的“以儒诠经”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中国穆斯林》, 2012(3).

4. 周传斌. 从“舍希德”到“爱国者”——论马元章对哲赫忍耶门宦思想的重构.《西北民族研究》, 2008(2).

5. 李兴华等. 《中国伊斯兰教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6. 马元章. 《鉴古训》. （手抄本及后人整理本）

7. 清代、民国官方档案及地方志中关于马元章活动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