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乙巳年夏初,桂北湘江界首古渡口,一群神情凝重的老年人——宿豫退休老友群,打着雨伞,冒雨凭吊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界首渡口纪念地,举目滔滔湘江,瞻仰紧挨着界首渡口的红军抢渡湘江指挥部旧址--红军堂(原名三官堂,朱德、彭德怀在此指挥红军抢渡湘江),继而又瞻仰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静心听取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九十年前,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突破湘江战役的惨烈情景,借此机会,重走红军湘江战役段的长征路……</p> <p class="ql-block">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转移长征。长征初期,国民党军仓促布阵,各派系心怀鬼胎以求自保,前三道封锁线红军未受重创。1934年11月下旬,红军长征面临蒋介石以湘江为天险,调集中央军、湘军、桂军30多万人围追堵截的第四道封锁线,企图一举将红军全部消灭在湘江东岸或葬身于湘江急流中。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重要、最惨烈、决定生死存亡的一战——湘江战役,于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在广西桂林北部兴安、全州、灌阳三县境内的三角地带和其间的湘江上爆发,红军主要在新圩阻击战、脚山铺阻击战、光华铺阻击战和后卫阻击战战场上,与数倍于红军的国民党30万大军,展开了激烈殊死的搏杀。在这四大阻击战和后卫部队红34师阻击拦截的掩护下,中央红军和中革军委两个纵队,分别在兴安县与全州县之间70公里湘江段的界首渡口、凤凰嘴渡口、大坪渡口、屏山渡口抢渡湘江。</p> <p class="ql-block">湘江是长江的第二大支流,发源于广西桂林北部兴安县境内,由西南向东北流入湖南,进入洞庭湖后,流向东北汇入长江。不了解湘江的地理常识和流向,会误以为湘江是从北向南流,湘江战役是发生在湖南境内,其实不然。</p><p class="ql-block">湘江战役经过五个昼夜、四场阻击战和后卫部队红34师艰苦卓绝拼杀的强力掩护,中革军委纵队和中央红军,终于突破敌军重围和湘江天险,成功渡过湘江。但是突破湘江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湘江东岸各阻击战场上,红军伤亡惨重,横尸遍野;红军突破湘江后,湘江水已成血海,整个江面密密麻麻漂浮的都是红军的遗体,民间到处流传民谣:“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可见战场拼杀何等惨烈,红军伤亡何等惨重!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8.6万人,湘江战役红军兵力损失大半,突破湘江后,仅剩下3万余人,负责后卫的红34师六千多人,几乎全军覆没。</p> <p class="ql-block">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中,红34师背负着最悲壮的使命---全军总后卫,誉称“绝命后卫师”,承担着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的重任。师长陈树湘带领全师在灌阳县境内,阻击尾追红军主力的敌人,与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重兵殊死拼杀,全师官兵勇英无畏,顽强搏杀,杀敌无数,象钉子般铆在阵地上,死守阵地三天四夜,有效地阻止了敌人的追击,为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渡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最终战至弹尽粮绝,被国民党军重重包围,被迫撤退突围,全师六千多人,仅剩下800人,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张凯、团长吕官印、苏达清、团政委蔡中、彭竹峰分别在各自阵地上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当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命令红34师撤退时,前往湘江的退路已被敌人全部切断,追赶红军主力部队渡过湘江,已经绝望,师长陈树湘果断收拢所剩的大部分是伤残的几百人,重新部署,带领余部北返湘南打游击。途中遭遇敌人截击,便化整为零,继续北返。陈树湘突围到湖南江华,再次遭遇地方民团袭击,因重伤被俘,在敌人用担架抬着,押解去向上司报功请赏途中,陈树湘毅然决然地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用年仅29岁的生命,践行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p> <p class="ql-block">面对滔滔流逝的湘江水,目睹中央红军突破湘江指挥部旧址红军堂和红军突破湘江纪念馆及其有关遗物、实景、资料,聆听解说员饱含感情的湘江战役惨烈情景的介绍,老友们无不神情凝重,思绪万千,产生诸多联想与感悟……</p> <p class="ql-block">感悟之一,湘江战役,红军何以造成如此重大的伤亡?其实湘江战役爆发前,有三次机会可以利用。如果利用了,必将避免或大大减轻红军在阻击战场和渡过湘江的惨重伤亡。</p><p class="ql-block">一是采纳毛泽东的主张“转向”别处,避开敌人布好的口袋阵。早在湘江战役前,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被红军突破时,蒋介石已掌握了红军在长征初期确定的转移去向,是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便急于构筑凭借湘江天险的第四道封锁线,布好了桂北灌阳、兴安、全州“铁三角”口袋阵等侯红军到来。在湘南红军长征途中,毛泽东、朱德合写了《出路在哪里》,就对红军的去向问题进行反复探讨。湘江战役几天前,中革军委在湘南道县,再次就是否从桂北突破湘江,展开了激烈争论。毛泽东认为,湘江至漓水的百里地带,是红军的危除地带,也是蒋介石歼灭红军的理想地带,力陈西渡湘江的危险性,主张转向别处,避开从桂北渡过湘江。然而中革军委的主要决策人博古、李德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红军向桂北进发渡过湘江。</p> <p class="ql-block">二是应该利用蒋介石与桂系、湘系军队之间矛盾所产生的拦截红军防线的缺口,抢渡湘江。湘江战役爆发前夕,蒋介石调集湘系、桂系军队与中央军共同组成剿灭红军的第四道防线,有意让湘军、桂军打头阵,而中央军跟在后面督战,等湘军桂军与红军打得胶着难分之际,再指挥中央军上去收拾残局,既剿灭了红军,又消耗了湘、桂系地方军的实力,更能顺势占领湘、桂军的地盘,实现“一石三鸟”、一举三得的目的。湘军的何键和桂军的李宗仁、白崇禧,对蒋介石的小技俩心知肚明,不愿上当,均不愿与红军死拼,只要红军不在自己地盘久驻,便可留下缺口,虚放几枪驱离便是。于是被公认为小诸葛的桂军白崇禧,伺机撤兵湘江,恰巧利用红军先头小股部队攻打灌阳南边的龙虎关,便立马电报蒋介石,说红军想往南跑,需把守湘江的五个师兵力调过来防守,蒋介石竟然立即同意,桂军立刻撤离湘江约7天之久,这就等于为红军渡湘江敞开了大门。但此时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博古、李德,却反应迟缓,不仅没有强行军,抓住机会指挥红军抢渡湘江,反而让中革军委二个纵队在途中的道县莫名其妙的停留了3天,使渡江的大好机会白白流失过去了。</p> <p class="ql-block">三是应该充分利用红军南北阻击战之间的安全地带,组织快速渡过湘江。蒋介石识破了白崇禧的小九九,发现湘江防线出现漏洞,立即命令桂军回防湘江,同时命令湘军南进补防湘江漏洞。红军先头部队率先抢占了湘江沿线的四个渡口,并在南北两线同时展开阻击,此时中间60多公里的湘江沿线地带,有3天宝贵时间可以安全抢渡湘江。但红军采取“大搬家”式的长征转移,拖着坛坛罐罐缓慢行进,因辎重拖累,中央纵队距湘江70公里的路程,竟然走了4天,不仅增加了红军阻击部队的压力和伤亡,更可惜的是再次丧失了可用于抢渡湘江的良机。</p> <p class="ql-block">感悟之二,湘江战役红军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湘江战役红军“失败说”,主要基于湘江战役导致红军由8万多人减员到3万多人,使红军损失太大,是红军成立以来历次战役,打得最惨,损失最重,减员最多的一次。当人们对一场战役胜与败的结果认识不一时,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是看敌我双方的战役意图目的是否达到。湘江战役红军方面的作战意图目的,是突破敌人第四道防线,渡过湘江。为此,中革军委正式下达了政治动员令,经过五天五夜的苦战,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突破了敌人第四道防线的围追堵截,渡过了湘江,实现了作战意图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湘江战役红军胜利了。另外,湘江战役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作战,兵力悬殊,最终突破敌人防线,渡过湘江,是以少胜多。而国民党军方面,蒋介石原本欲达到“一石三鸟”的目标,结果不仅红军没有被全歼于湘江以东,而且湘、桂系地方军也保住了自己的地盘,除造成战斗各方大量人员伤亡外,蒋介石的主要作战目的无一达成。但是,湘江战役红军伤亡大半,减员数万,相较于过大的损失,即使说红军胜利了,也只是“惨胜”!</p> <p class="ql-block">感悟之三,如何领悟湘江战役红军突破湘江的伟大战略意义?湘江战役作为红军成立以来遭受最大损失的一场战役,既可歌可泣,又可悲可叹,同时也可让我们依稀从管中窥豹,殷鉴未来。它至少有两个伟大的战略意义。</p><p class="ql-block">一是为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红军留下了最宝贵的种子与涅槃重生的机会。红军渡过湘江仅剩3万人,但这3万人的价值与能量,是不能用数量来衡量的,他们是真正经历血雨腥风、枪林弹雨、九死一生、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他们是革命的火种,再用长征的“播种机”,无论播撒到哪里,都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使革命成为星火燎原之势。如果没有这3万人,也许中共、中国军队和现代中国的历史要改写。有了这3万人,才有万里长征的胜利和二年后甘肃会宁的三军会师,才有陕北延安根据地及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和统一战线建立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才有新中国的建立、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民富国强。</p> <p class="ql-block">二是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从而开启中共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提供了契机。湘江战役给红军造成的惨重损失,在党内和红军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对临时中央“三人团”,尤其是核心决策者博古、李德拒不听取他人意见,一言堂、僵化教条的军事指挥,再联系第五次反“围剿”,因指挥不利而失败,长征途中,不善利用敌人派系之间矛盾,不根据敌情变化而调整长征行军方向,硬闯敌人已经布好的包围圈,拖着辎重长征,行军缓慢,缺乏机动,贻误战机,最终导致惨重损失,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不满情绪。</p><p class="ql-block">中央红军在闯过第三道封锁线后,既定的开赴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长征转移方向,已被蒋介石所熟知,并已据此在湘江布下第四道封锁线,给红军以重创。红军突破湘江后,蒋介石又在湘西布下新的口袋,等待红军再次“入瓮”。此时“红军出路在哪里”?已成为再次摆在红军面前的重大决择。中共中央在桂湘黔交界处的通道县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不能再向湘西去让敌人请君入瓮,要转向贵州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站稳脚跟,打几个胜仗,争取主动权。博古、李德仍以是中央长征初期的决定为由,坚持继续向湘西进发,会合红二、六军团。李德向毛泽东大发雷霆,激烈争吵,气愤地离开会场。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大多数中央领导成员,均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从而形成了“通道转兵”,前进贵州的共识,实现了红军长征一次重要的转折。在接下来的中央黎平、猴场会议上,毛泽东的军事主张继续得到大家支持,并使红军被动的局面渐有扭转。</p> <p class="ql-block">湘江战役的残酷现实、红军长征面临的艰险局势和博古、李德因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既而痛心疾首,但同时又束手无策,固执己见的现状,使调整中央决策核心的倾向与现实需求若隐若现;在此期间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积极主动做工作,使遵义会议的思想与组组准备水到渠成,于是湘江战役后一个多月,1935年1月15-17日,决定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遵义会议,在贵州遵义正式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伟大的历史性转折。</p> <p class="ql-block">作者 杨化龙 2025.6.8于南京</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