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溅长安

金易

风雨溅长安

——从用人之弊看安史之乱的稳定之殇

金易

西安的朱雀大街曾见证过盛唐最璀璨的光芒——驼铃摇碎胡商的琉璃盏，仕女簪着牡丹步摇掠过朱雀门，三省衙署的朱漆门扉内，谏官的廷争与宰相的筹谋织就着帝国的心跳。然而天宝十四载（755年）冬，渔阳鼙鼓撕裂了这幅画卷。当安禄山的十五万边军踏破黄河冰面时，人们才惊觉：这座曾被视作"天可汗"心脏的长安都城，早已在用人失察与稳定失序的双重侵蚀下，埋下了倾覆的伏笔。至763年后唐代宗平复安史之乱，北方各地已不再是歌舞升平繁荣盛世，变成了几乎是人口锐减经济凋敝赤壁千里的焦土。

一、用人之弊：从“野无遗贤”到“尾大不掉”。

唐玄宗执政前期，曾以"求贤若渴"著称。他亲手擢拔姚崇、宋璟、张九龄等贤相，这些能臣以“开元盛世”为答卷，印证了“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的智慧。但当玄宗沉溺于“小邑犹藏万家室”的承平幻梦时，用人逻辑悄然转向——从“选贤任能”异化为“任人唯亲”，从“制度约束”滑向“权力放纵”。

李林甫的专权是这一转变的关键节点。这位被称为“口蜜腹剑”的宰相，深谙“利出一孔”的统治术：为杜绝边将入相威胁自身地位，他公然宣称“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刻意提拔目不识丁的胡将担任节度使。安禄山正是在这种畸形逻辑下，以“善事左右”的谄媚获得信任，最终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控近三分之一的帝国兵力。更讽刺的是，当有人提醒“禄山必反”时，李林甫竟以“禄山目不识书，岂能反”搪塞，将帝国的安全系于一人之愚。

杨国忠的崛起则暴露了权力监督的彻底失效。这位靠杨贵妃裙带关系上位的宰相，将朝廷变为“私宅衙门”：为巩固权位，他强征蜀地丝帛引发民怨，为打击异己，他构陷安禄山“私藏兵器”却反被对方先发制人。当杨国忠在长安街头强夺商旅货物时，当他的亲信在军中克扣粮饷时，帝国的官僚体系早已沦为权力寻租的工具。这种“上无制约，下无监督”的用人生态，最终养出了安禄山这样的“巨蠹”——他一面在玄宗面前表演“臣愚钝，恐为朝廷所疑”的忠顺，一面在范阳囤积粮草、私铸兵器，将帝国的东北边陲变成了“独立王国”。

二、稳定之殇：从“制度韧性”到“系统崩溃”。

安史之乱的破坏力之所以空前，不仅在于军事上的摧枯拉朽，更在于它摧毁了唐朝赖以稳定的三大支柱：制度、经济与社会认同。

唐初的制度设计堪称精密。均田制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府兵制实现了“兵农合一”，三省六部制构建了权力制衡体系。这些制度共同构成了帝国的“稳定器”：农民有田可耕则不乱，士兵有业可守则不叛，朝堂有章可循则不紊。但到了天宝年间，均田制因土地兼并瓦解，府兵制因兵役繁重崩溃，取而代之的募兵制使边将与士兵形成了“兵为将有”的私人依附关系。当安禄山手握十五万“同罗、奚、契丹”的“义儿军”时，这些士兵效忠的对象早已不是长安的皇帝，而是他们的“义父”。

经济命脉的断裂加速了帝国的崩溃。安史之乱持续八年，北方“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曾经“扬一益二”的扬州被焚为焦土，关中平原“宫室焚烧，十不存一”。更要命的是，为平叛而横征暴敛的政策，彻底动摇了统治基础。为了筹集军费，朝廷加征“间架税”（房产税）、“除陌钱”（交易税），甚至强征民间马匹。当百姓发现“赋税比叛军更重”时，便有了“贼来如梳，兵来如篦”的绝望叹息。

社会认同的撕裂则是最致命的打击。唐朝前期推行的“华夷一家”政策，曾让胡汉民众共享盛世荣光。但李林甫为杜绝边将入相而重用胡将的政策，本质上是将边疆防御的信任完全寄托于“胡人”，这种短视的“种族分治”埋下了祸根。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起兵时，故意宣称“胡人代汉”，竟意外得到了部分边民的响应。更讽刺的是，当郭子仪、李光弼等汉将率军平叛时，他们不仅要对抗叛军，还要安抚因战乱流离的百姓——这些百姓或许不会记得，二十年前他们的父辈还在为“天可汗”的荣光欢呼。

三、风雨后的反思：稳定从来不是天上掉的。

安史之乱的硝烟散去时，长安已非昨日模样。曾经“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朱雀门，见证了藩镇割据的刀光剑影；曾经“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关中平原，沦为藩镇混战的战场。这场持续八年的叛乱，不仅让唐朝由盛转衰，更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警示：国家之稳，不在天命，而在人事；用人之要，不在听话，而在制衡；稳定之基，不在武力，而在制度。

今天的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或许更能理解“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的深意。一个国家的稳定，需要制度的刚性约束来防止权力滥用，需要选人用人的公心来确保队伍纯洁，更需要对民生疾苦的敬畏来凝聚民心。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言：“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信，赏罚分明，此为治也。”安史之乱的教训告诉我们：当用人沦为权力的游戏，当稳定成为口号的空壳，再强大的帝国再辉煌的盛世也会在风雨中飘摇崩塌。由大及小，治国如此，企业管理亦然！

长安的风雨早已停歇，但历史的回声从未消散。那座曾被叛军攻破的城墙，如今已成为西安的地标；那场改变了帝国命运的叛乱，至今仍在提醒我们：治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用人如履薄冰，慎终如始；稳定如大厦之基，须臾不可偏废。以史为鉴，居安思危，当一个帝国强大到无人能敌时，更要警惕来自内部的蛀虫，更要杜绝产生这些蛀虫的温床，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言，“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这或许就是安史之乱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它用最惨痛的方式，诠释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国家的兴衰，终究系于人心；而人心的向背，从来都取决于用人的公道与治国的智慧。

202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