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 初见港客

赤紫

六七十年代的风里，港澳的牵挂是划破困境的星芒。一张薄薄的侨汇单跨越山海而来，化作屋檐下新添的瓦片、灶台上飘香的米粮；一封带着海味的书信展开时，泛黄纸页间藏着的港币折痕，竟能将生活的褶皱轻轻熨烫。那些被接济浸润的岁月，困窘里长出温柔的翅膀，让每个寒夜都相信，远方的月光终会凝成窗前的糖。

六十年代，我们一家居住在南方边陲小镇，一次，街坊家的房屋突发火灾，整屋烧得精光，所幸人都平安。没过多久，只见那家人领着一位洋气的妇人，用人工木板拉车推着满满一车衣物和生活用品，从老街门口一路往巷子里走，不少街坊都出来观望。

那时我还小，跟着一群小朋友好奇地一路跟着走到他们家，才知道那妇人是＂港客＂，他们家的姑姑。姑姑得知家里失火，立刻从香港带着大批物资赶来救助。记得香港姑姑看到我们一群小朋友围在门口，特意从行李里拿出一罐从未见过的易拉罐液体，吩咐用开水兑开，给每个小朋友分一小杯。那时连一粒糖都难得吃上，这杯奶白色的冲饮甘香甜美，滋味实在难忘。后来才知是＂鹰唛炼奶＂。

小时候，爸爸常说起他年轻时和亲人去香港谋生的事，他的几个亲人留在香港生活后便断了联系。那时小镇上，谁家要是被邮差光顾得最频繁，往往意味着这家有海外关系，或是收到汇款单，或是收到包裹单。这种带着港澳或外国气息的“侨汇”，让拥有海外亲友的家庭成了众人羡慕的对象，仿佛自带高人一等的光环，格外受街坊推崇。

民间曾流传这样的找对象说法：七十年代“港客”吃香，八十年代“军人”吃香。我的一位高中女同学，当年在崇拜“港客”的心理驱使下，高中一毕业就嫁给了一位比她年长许多、几乎与她父亲同辈的＂港客＂老头，后来她就移居了香港。

直至1978年，我家迎来第一位“港客”。妈妈吩咐姐姐和我去广州火车站接人。记得我和姐姐提前一天骑了近二十公里单车到县城的白焦河岸，买了两张通宵电动船票前往广州。抵达时天刚亮，我们先从码头坐早班巴士到火车站，下车后在车水马龙的站前逛了逛，感觉城市马路很宽，人很多，跟我们小镇比气派多了。

路上店铺林立，多想可以进去看看，姐姐却一路走一路提醒我，今天的正经事是接人，我们径直来到火车站出境大厅外，就是一个小广场，通道两侧早已站满接人的人群，大家都伸长脖子盼着亲人。上午十点左右，只见拖家带口、提着大包小包的旅客陆续从香港方向入境广州。初次见面的人们大多拿着照片辨认，眼神里满是期待。我们要接的是姐姐的未来家公，也是姐姐与他在家乡的儿子自确定恋爱关系第二次的回乡，第一次是多年前与儿子的相认。未来姐夫因上班不能前往，便由我陪着姐姐来照应。此前我看过香港邮寄来的信里夹的照片，此刻正盯着大厅出口处。

忽然，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出现在台阶上，他穿着金色贴身反领衬衣，高大身形配着微凸的小腹，国字脸透着精神气。我和姐姐对视一眼，立刻迎上去。姐姐唤了声“振叔”，振叔身后还跟着年轻的哥俩。见面时，姐指着我向振叔介绍：“我妹妹！”振叔也抬手示意身旁两人：“阿广的大弟、二弟。”我站在一旁，觉得姐的未来家公自带“老板”气场，而两位小叔子比我年纪似少几岁，却生得仪表堂堂，恍惚像从香港电影里走出来的小明星。

出于初次见面的拘谨，我礼貌地朝他们点头微笑，他们却格外亲切随和，瞬间让气氛轻松了几分。

离开火车站，我们一行五人走进广州一家广式餐馆，振叔点完菜后，大家闲聊了几句。等菜上桌，其中一碟烧肉（叉烧）刚端来，咱＂港客＂尝过嫌太肥，顺手将碟子移到了我面前。我夹起一块送入口中，只觉滋味妙不可言。那时平日难得见肉，哪里顾得上肥瘦？不知不觉一块接一块吃起来。结账时，振叔忽然发现那碟叉烧竟被吃得精光，先是瞪大眼睛满脸震惊，继而笑着直摇头。打那以后，他们便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猪妹”。

平日里腼腆寡言的我，餐桌上的不自然，竟能有这么大的胃口？记忆中的过往，家中的米粮每月未到下旬就告罄，我与姐小小年纪便承担起到处找亲戚借钱粮，那劳苦过后腹内饥肠辘辘有多难捱，那种饥饿真是令人刻骨铭心。这回总算让油水充足地滋润了一回肠道。

回到家乡，振叔父子三人拖着回乡的背囊，里头的物品很快就分完了。大部分都给了他在乡下的姐姐，姐姐是农民，夫妻俩养育六个儿女，之前还有我的未来姐夫，一大家子共九口人，全靠姑妈夫妻含辛茹苦拉扯大，家里光景艰难，正需接济。背囊里有衣服鞋袜，还有食物罐头。

次日逢雨，姐正不在家，振叔见到我时，我穿着件破旧的雨衣，雨漏从列缝倾泻到脚踝。他走近说：“走，带我去你们小镇的商店。”我一愣，随他到了百货商店。他让售货员拿伞，那时的伞清一色是黑色。“来两把！”接着转到布匹柜台：“要块好布料。”见售货员拿出“的确良”，我忙说：“姐之前送过我一件粉色的确良了。”“那是单衣，冷天穿的‘的斜’要不要？”见我没吭声，他便让售货员裁了两条裤料的灰色“的斜”布，叮嘱道：“回去你和你姐一人一把伞，一人做一条裤。”

又过了一日，振叔的一位发小找上门来。几十年未见的老同学相聊甚欢，临分别时，振叔从裤兜里掏出500元人民币塞给发小，那时100港币仅能兑换二十多元人民币，他这举动显得格外慷慨。

自那以后，他们父子常大包小包回乡。一次我和姐姐送他回港，在往广州的船上发现振叔的袜子竟破了个大口子，我俩很是疑惑。振叔叹了口气：“家乡太穷了，实在不忍心看大家缺衣少食。看到邻屋男孩冷天穿一双断了一折的胶拖鞋，脚趾红肿长出了冻疮，临走时把脚上穿的袜子送他了。这破袜子还是‘阿广’（未来姐夫）临时拿给我替换的呢！”

时过境迁，八十年代初，姐姐婚后移居澳门，振叔也渐渐少回乡下。一九九〇年，我因公差机会到香港，第一时间给振叔致电。得知我来，他十分高兴。约见当日，他早早出门，在九龙牛头角站等我，说要带我回他家，一起见见老二老三，再逛街聚餐。

到他家时，眼前景象打破了我多年来对他的想象——这位总爱慷他人之慨的人，竟住在狭小的政府居屋里，不过一房连厅。屋内没有香港电视里常见的精致装潢，只有简易家具，看来他也不过是香港一介普通草民罢。

作者/1990年于香港与振叔及姐夫二弟

返程路上，我感慨万千。当年振叔同许多香港同胞一样，省吃俭用接济家乡亲人，送钱送物帮大家熬过苦日子。这份心意何其不易，又何其令人动容。

文图 赤紫（八九十年代珍贵照片）

谢谢 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