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考文与我国现今的算术学科

李保田 老教材库

说起狄考文，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了解，进而说有一位来华传教士影响了我们现今的算术学科，则更是令人疑惑，但这却是真实的存在。1863年7月，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夫妇漂洋过海，辗转来到了山东登州（今蓬莱），并克服种种困难，于1864年创办了教会学校“登州蒙养学堂”。 后经数年的发展，逐渐形成规模，于1873年更名“登州男子高等学堂”（一说为登州高等学堂）,1877年又更名“登州文会馆”。 1882年，文会馆已被公认为大学,1884年美国长老会本部正式颁发证书，承认文会馆为大学。登州文会馆也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教会大学, 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它应该也是中国的第一所现代大学。他所编纂的校本教材《笔算数学》，是我国第一次出现阿拉伯数字的教材，改变了我国只有珠算的算学格局，为当时以珠算为主的算学打开了另一扇大门，开启了我国使用阿拉伯数字计数、以笔算作为算术主要课程的先河，并开创了“笔算”学科，直接影响了我国算术学科的走向。 狄考文夫妇在登州最先遇到的困难是语言不通，但他们凭借信仰和毅力,只用一年多时间便熟练掌握了当地语言。在筹办学校时，由于民众普遍对外国人有抵触情绪，一般官绅子弟都不愿进教会学校读书，至1864年，只招收到了6名读不起书的贫家子弟,狄考文免费供其食宿、衣物、书籍和学习用品，终使学校勉强得以开学，为更容易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同，便入乡随俗将学校取名为“蒙养学堂”。办学初期举步维艰，"自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二年设学九载，教习五易，共收生徒八十五名，而学满六年者仅四人"(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第21页，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年)。1872年起，狄考文在"蒙养学堂"的基础上扩大校舍，增加课程，定前3年为备斋，后6年为正斋。并及时调整了招生策略，开始重点招收基督徒家庭、官绅富裕家庭子弟、及年龄稍长且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学生。学生素质为之提高；在教学内容上，保留了一些儒学经典；教学方法上,为了照顾中西方阅读方式的不同，编写了数学教材《笔算数学》，课文语言采白话文，而且还有方言，应用题所选的背景，都是学生身边的事，算术运算设计了横、竖两种版式,使学生既能理解题意,又可以很快适应西方现代教育。又考虑到儒学经典晦涩难懂，编写教材时采用了“白话”和“文言”两种版本。他还鼓励优秀学生参加蓬莱县考并取得好成绩，在当地民众中逐渐赢得了声誉，前来求学者日益增多。1876年，第一批三名学生的十年学习期满，且成绩优秀，狄考文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颁发了文凭。毕业典礼的同时，蒙养学堂改名为"文会馆"，
1877年，第一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召开，狄考文成功的办学经验得到与会者的广泛认可，在大会作了题为《基督教会与教育》的演讲，“强调教会学校对中国基督教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教育在培养把西方文明的科学、艺术引进中国的人才方面，十分重要”，“教育在中国是晋升到上等阶层的最佳途径”等，呼吁基督教会应把教育列为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基督教教会应把教育列为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教育史》孙培青华东师大出版社2019年第四版308页）1890年，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狄考文当选为首任会长，兼任出版委员会主席。 对于狄考文在登州的教学实践，近年来有许多学者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教会大学，就是狄考文当年创办的登州高等学堂。如学者吴骁所著《谁是中国第一所大学》的观点就极具代表性。文章认为，蒙养学堂1873年前后添设“高等科”，“分置正、备两斋，正斋视高等学堂之程度，即隐括中学于内。备斋视高等小学堂之程度，而隐括蒙学于内”，学堂的英文名称也随之而更改为登州高等学堂。此时，登州高等学堂的实际程度已与当时西方的高级中学大致相当，还附带开设了相当一部分大学课程。正斋学生进行了大量自然科学实验，实验课的内容甚至比狄考文早年在美国读大学时所见的还要多。1877年1月，登州高等学堂第一届3名学生毕业，狄考文在为他们举办隆重的毕业典礼的同时，将学堂名称正式更改为文会学馆（简称文会馆），“因此馆将天下至要之学汇聚于兹，取以文会友之意也”。后来，由文会馆沿革演变而来的齐鲁大学，便将这三人视为该校的第一届校友。
登州文会馆在中国教育史上创造了众多“第一”——第一套全面、系统的自然科学课程，第一批通行全国的新式教科书，第一个使用阿拉伯数字等西方现代数学符号，第一个引进X射线理论知识，第一个使用发动机、亮起电灯、制造电子钟，第一个使用白话文教学和写作，第一个引进西方现代音乐声学理论，第一首学堂乐歌，第一个发展学生自治组织……
文章还认为，登州文会馆不仅仅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当时，文会馆拥有“中国最多和最好的物理、化学仪器设备”，与同时代的“美国普通大学一样好”。曾先后担任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曾盛赞文会馆为“伟大的山东灯塔”，认为“中国任何高等学校都没有像狄考文博士创建的登州文会馆那样进行完全的科学教育”，为此，在1897年京师大学堂尚在筹备之时，他就一次性地聘请了12名文会馆毕业生前去任教（目前能核实姓名的有8人），其所聘西学教习中只有1人不是文会馆的毕业生。 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在省城济南筹办山东大学堂（次年改为山东高等学堂），并聘请登州文会馆第二任馆主赫士来堂担任总教习，赫士亲率18名文会馆师生受聘前来，并以文会馆的办学实践为蓝本，制定各种管理及教学制度，只用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让山东大学堂成功开学，成为全国各省大学堂创建工作的突出典范。
至20世纪初，在登州文会馆“领有毕业凭照，效力于教界、学界者，以三百数。踪迹所至，遍十六行省”，北至东北，南达云南。除了京师大学堂与山东大学堂之外，在圣约翰大学、南洋公学、震旦大学、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堂、金陵大学、江南高等学堂、两江师范学堂、浙江高等学堂、之江大学、雅礼大学、河南高等学堂、云南优级师范学堂等全国各地的多所高校（包括它们的前身在内），均有文会馆毕业生在其中任教，在这些地区的近代高等教育事业逐渐兴起与初步发展的过程中，输出了大量宝贵的人才资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光明日报》2015年11月3日-吴骁） 狄考文当时所设的课程，前文已作介绍，其课程所对应的非宗教教材有：
备斋第一年：孟子上、诗经选读一、二、分字心算（对应教材不详）、笔算数学上。
第二年：诗经指略下、诗经选读三、四、孟子下、唐诗、笔算数学中、地理志略（对应教材不详）、乐法启蒙（对应教材不详）。
第三年：《大学》、《中庸》、笔算数学下、重学（对应教材不详）、地理志略（对应教材不详）。
正斋第一年：书经、诗经、论语、策论经义（对应教材不详）、代数备旨。
第二年：礼记、书经、孟子、形学备旨、圆锥曲线、万国通鉴。
第三年：礼记三、诗经、大学、中庸、八线备旨、测绘学、格物力、水气、热)（对应教材不详）、省身指掌（对应教材不详）。
第四年：左传/礼记、书经、地法、航海法、格物声、光、电、地石学（对应教材不详）。
第五年：左传礼记、代形合参、物理测算（对应教材不详）、化学（对应教材不详）、廿一史约编（对应教材不详）、动植物学（对应教材不详）。
第六年：易经、系辞、微积分、化学辨质（对应教材不详）、天文揭要（对应教材不详）、富国策（对应教材不详）。”
至于课程所对应的其它教材，现今已不可详考，有资料显示其所编教材有“《要理问答》、《心算数学》、《笔算数学》、《形学备旨》和《振兴实学记》等”，（《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顾长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6页）其中《要理问答》和《振兴实学记》对应的是哪一门课程尚不可知。还有资料显示狄考文以及后来与其学生编译的教材有《代数备旨》、《形学备旨》、《心算数学、》《笔算数学》及《官话课本》等共计50多种,而具体种类尚需要再行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其中确为狄考文所编的《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这几种教材，尤其是《笔算数学》，不但在在当时，而且对后来的算术学科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流行达半个世纪之久，至今尚有不少遗存，上海美华书馆总监费启鸿在谈到这本书时，认为“无法统计这本书的销量”,“整个帝国都在使用”。 狄考文所编纂的《笔算数学》，为当时以珠算为主的算学打开了另一扇大门，开启了我国使用阿拉伯数字计数、以笔算作为算术主要课程的先河。他所创立的文会馆，培养出了一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在教育、实业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推动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发挥了积极影响，也为他赢得了“19世纪来华传教士教育家领军人物”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