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只为跃“农”门

简翁

一心只为跃“农”门

又是一年高考季，题名金榜……。

不管家中有没有考生，社会上的许多人无不关注者。考场外更是热浪滚滚，人潮熙熙，送考的老师、执勤的警察，著旗袍的家长，摇彩旗的志愿者，大车小车横七竖八……

每临此时，我总想起我们那个高考年代。

1977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公社参加通讯员新闻报道工作会议。中午时分，我们从公社大喇叭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出席会议的大多青年人再也坐不住了，欣喜若狂。

消息很快的传遍了街头巷尾，村村庄庄。

回来后，我陷入了深思——

上大学，是我从小就期盼的一个美好愿望。可是，在“文革”期间，上大学靠成份，凭推荐，何况又是外乡人，我自然没有哪个福分。现在，居然可以凭真本事竞争，而又是一种公平的竞争，我何苦而不为呢？然而，遗憾的是我们这一代人读书的时光实在是太凄惨：1965年进入小学，1976年高中毕业，这十余年间恰是“文革”十年。书本上的东西，我们学到的，少得可怜。虽然我在学校算是个“高材生”“优秀生”，但是别人不知道，我难道还不知道自己肚里有多少油水吗？如今，要参与竞争，我有些胆怯。

我的很多同学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无不想挤上第一趟“列车”。

根据父亲的建议，我选考大学，我的妹妹选考中专。而面临考试的时间很紧迫，大家几乎都没有复习的机会，而我也只草草地看了几天。

落榜没有悬念，失败却是真真实实的。妹妹亦如此。同学惊讶，母亲埋怨，自己也很苦恼。一向生性脆弱的我，失声痛哭。我写了一首《自恨二十韵》，诗中写道：

“……

有话无处说，有理无处辩。

只怪子不勤，语数未深研。

一辜父母恩，二辜亲人愿。

夜晚不能寐，白昼食不甜。

……”

好在父亲淡淡地说了句“明年再考”，便有了几分安慰。

1978年春节，我用红纸书写陈毅元帅“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诗句，张贴在门上，以示其志。

我除了考试那天，平时，一直忙于大队的通讯报道、文艺宣传工作，根本无暇复习。

新年正月十几，学校开学，许多社会青年纷纷到学校参加复习，准备再考。其中有我认识的，也有我不认识的。

我呢，一直心神不定。想去学校复习班参加复习，复习费十元钱，现在看来不是个大数目，我却没有勇气开口向父母要，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何等的难！我只好依旧在大队宣传队，白天参加劳动或写稿，晚上回来在家复习。有时，从同学那里借来一些资料看看。

4月初，我高中时的班主任张家锦老师见我没到学校参加复习，托人打听原因。后来，学校的复习班复习资料缺人手刻写，马肇统老师介绍我去刻写。

我每天去得很早，回来很晚。尽管每天刻写没有硬性指标，而我从不懈怠。刻写不过十日，我右手中指肿了，比拇指还粗，铁笔很难握住，刻写的速度也慢下来。我只好不停地活动手指，铁笔捉松些。吃饭时，用筷子也很痛，要不拿勺子，要不试着用左手。我白天在校除了要刻八至十个小时的讲义，晚上回得家来还坚持复习三、四小时。记得那一段时间里，我的眼皮跳得特别厉害，也影响学习效率。

到报名时，我又犯难了。

若报考大学（学文科），但我觉得把握不大。同那些复习生相比，他们的状况肯定比我好。若报考中专也许会好一点，但理化成绩又不行。为了早日摆脱家庭、跳出“农门”，我不得不放弃上大学的梦想，着眼于现实——报考中专。

那时，我给自己制订了学习计划：早上5时起床，跑步后读半个小时的书或背概念，中午看一个小时的语文，晚上做两至三小时的数学、化学或物理两种。我对数学特别感兴趣，几个月里，我做了数以千计的数学题，而且不少题目是有一定难度的，稿纸堆叠起来足有尺把高。学校对我还挺照顾，很多复习资料没有要我花钱。

刻写工作，一直进行到高考前5天。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参加中考时的狼狈相不断地出现在我脑海中。

那年中考时间是安排在7月底。

中考前几天，真不巧：

我又打了场疟疾，一般人是隔一天打一次，而我年年都有一场，且是一天一次，持续5天。病魔折磨得我真有点不堪一击。

其次，父母为生活困窘，小则吵吵闹闹，大则大打出手。尽管当时他们及弟弟已在公社综合厂上班，妹妹也去县城给人带孩子，但微薄的工资仍不够家中开销。因此，家中时常是有上顿无下顿的。我多次从学校回家，家中“锅不动瓢不响”一口吃的都没有，只好喝口水。

我无可奈何，只得忍气吞声。也加深了我必须跳出“农门”的欲望。

中考地点，在百禄公社的百禄小学。还好，那时，我刚刚学会骑自行车，母亲跟庄上的邻居借了一辆自行车，借了手表，借了钱和粮票给我。

7月29日下午，我和高中同班同学刘洪高一同骑车前往距新集公社以东二十余里路的百禄小学。百禄小学在百禄街西头，三〇八公路南，路北便是百禄中学。此时的百禄街像过年一样热闹非凡，我和刘洪高将自行车存放在准备好的教室里，看过考场，便走上百禄街，打听得住旅社要两元一晚，实在舍不得，只买了几块潮排（大烧饼），返回百禄小学。

校园里，这里一簇，那里一拥，带队的老师在给自己的学生们临场指导。我和刘洪高都没有在校复习，便漫无目的地在校园徘徊着，刘还不时地向我问上一两道题目。晚上，不知是谁找来了一张大芦蓆，铺在校园内的一株大柳树底下，我们和其他考生三四人便一齐挤在上面躺下。

夜渐渐地深了，参加考试的学生们陆续地散去，刘和其他几人都顾不得蚊虫的叮咬，疲惫地睡去。我精神亢奋，怎么也睡不着，仰望着天空满天星辰，思绪万千，感慨万分。

“突突突，突突突……”远处的田野，突然传来了手扶拖拉机的声响，而声响越来越大，久久不断，原来是在施干粪。“突突突，突突突……”还在不断地吼叫着，仿佛要打破这万籁俱寂的深夜，为我唤来灿烂的明天。其实，天，还是黑着，手扶拖拉机还在吼叫着；我的心反而更加沉重了，唤起我无数的思索……

突然，我头脑里散出一个奇怪的念头，“天空中，那一颗星是我呢？……”

我眼睁睁地度过了一夜。

天亮了，我和刘洪高来到河边，撩几下水洗了洗脸，啃了些冷潮排，后又来到河边掬了些水压压嗓子。我们的早餐就算用过了。

考场内，一条条位板，长4米，宽不出20公分，板面极不平整，离地面高40－50公分，坐在小板凳上，趴在上面写字极不舒服。居然，也就从这里走出一代一代的人才。

考试时，我的情绪极好。监考老师总是站在我的面前伫立看我做题，还同另一位老师耳语、惊讶、微笑……刘洪高坐在我的前排，考得也不错。但他总是缺少自信，时常想偷看我的答题，而收获甚微。他是在我同学中最不幸运的一个，连续考了四次，成绩均进入分数线，年年参加体检，就是未被录取。我的右手是一个女生，高我一届，她也想从我试卷上得点收获，终未能，且考得很惨。

第一天考后，我的自我感觉极好。

第二天晚上，我们几个人还是睡在大树底下的席子上。半夜，忽然“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几个人依然如故，也许太累了。我就这样，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

考试一结束，我的情绪更加高涨起来，抑制不住的内心喜悦。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一定能考上学校。熟悉的同学问我考得怎样，我却淡淡地说不怎么样。但只要有心观察我，便可得知。那天，我几乎有点发狂，从百禄街一路高歌到新集街。到家后，我大言不惭地对母亲说，为我准备上学的行李包裹吧。

中考后，我回到队里参加劳动，早早晚晚，我又把自家的屋前屋后覆了一些泥，又垫了两间小锅屋的地基，准备来年自己垒两间小锅屋。一切都是那样的轻松自如。然而，那轻松自如的日子并不长久，继而带来的是焦急不安，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竟一点也没有中考的消息。

9月的一天，公社安置办的陈伯伯来我家说，南京来人招工了，按政策我们家可以摊到一个名额，他已把我的名字填报上去，估计现在已到南京。我又是一阵兴奋，兴奋之余更多的是焦虑——

在中考与招工面前，我的理想是读书。真的，那时，我多么想有机会再读点书。真的，我的确是这样想。再则，我对此次中考有较大的把握，再退一步说，即使今年考不上，明年一定要考上。我想，如果能把招工名额让给妹妹去该多好啊？我认真地跟父母交换了我的想法，母亲便带着试试看的心情去公社找陈伯伯，他表示赞同，后悔当初没有先征求我们的意见。

11月初，考试成绩及体检通知下来了，考试成绩同我预测的相差无几。体检时，我因色盲给了一棒，很多专业封死了我的路，只有文科类。如财会、税务，而这类招收的人数少得可怜。唯一的选择只有师范文科类，我回到南京读书的愿望破灭了，只好填写了淮安师范、海州师范。

一个月后，通知终于下来了，我被录取在淮安师范文科班。

母亲把我刻钢板赚来的70多元钱，一直捏在手心，没舍得用一分，全部为我购置了要用的东西：被褥、卫生裤、卫生衣……

我即将开始新的生活。

很快，妹妹的通知也来了，她被分配在南化八化建。

双喜临门，真是双喜临门。

瞬间，我们兄妹俩跳出了“农门”。

当年，和我同班的师范生大多都是为跳“农门”而报考了师范专业，其优势不仅包分配，读书还不花钱，他们当中不乏优秀生。

（此文根据我的自传之二《穷乡僻壤•柳暗花明》改编）

2025年6月初于简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