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散文两篇

林智宏：

①我的辍学经历

高考中考相继来临，每当到了这个时期，我就想起了自己的辍学经历。

我生长在一个特殊的家庭，身边的亲人只有爷爷和奶奶。1977年，15岁的我初中毕业，奶奶说，能识几个字就行了。其实他们是无力再供我上学了。我就这样离开学校大门之后，再与文化教育无缘亲近了。

那时候，还是农业社。生长在农村的孩子，不上学就得开始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当起了小社员。我所在的生产队，还有两三个跟我一样的同学。我们的个头还没有铁掀把高，记得一位大叔嘲笑我们说，农业社会把你当青柿子收了呢！意思是繁重的农活会累死我们这些少年孩子的。队长给我们安排着力所能及的农活。比如，给玉米地里除草，给棉花苗打药，给队里的大黄牛割草，种麦子的时候牵耧，等等。成年劳力一天10个工分，我们是6个工分。10个工分一个劳动值，一个劳动值当时是3毛钱，按这个比例计算，我们每天能挣一毛八分钱。

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家境的贫寒就像一把无情剑，斩断了我的求学之路。每当星期天的下午，看到有学生背着书包和馍布袋从地头急匆匆的经过，我知道这是去镇里上高中的学生，我心里酸楚楚的，不由得流下了眼泪。辍学之后的前几年，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触摸着满布血泡的双手，我感到命运对自己为什么就这样不公平呢？为了自我满足爱好，我坚持每天晚上看书和写日记。如果攒上一点钱就去买书看。这为我后来能吃上写作这碗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辍学的七八年之后，我干过砖瓦窑上的背砖工，干过建筑队的搬运工，干过盐池的拉泥工，干过农村的油画匠。但是，不管我到了哪里，书本就带到了哪里。写作被也就揣到了哪里。自学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终于，我陆陆续续的在市级报刊上发表文章。

1985年，我的命运发生了变化，首次告别铁掀锄头，招聘来到了一个乡镇机关。转眼十多年又过去了，我终于走进县上的新闻单位，干记者，干编辑，开始实现着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20多年来，我除了本职工作之外，还先后出版过5本册子，近80万字，虽然感到不足，但还是有点成就感的。因为，我毕竟是一个没有文凭的初中毕业后生。

②写祭文

前几天，一位老领导想请我给他病魔缠身的老父亲提前写一个祭文，免得老人去世之后手忙脚乱把这个事情做不好。老人尚未百年就准备这个，按说是有点忌讳，但是细细想来也在情理之中，毕竟，这个程序是迟早都要经过的。再说，让我带他写这个是看得起我这个水平不算高的半老秀才，我受宠若惊，欣然接受。

屈指算来，我写五言体祭文已有七八年的历史了，这些祭文一般都是喷绘上墙接受观众阅览的。我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对于老八股文一窍不通，充其量就是一个半生不熟的新文化人。记得有文豪家写祭文，大都是半古文格式，用词深奥，寓意深刻，耐人品味。而我写的祭文是纯粹的白话文诗歌体，有啥说啥，结合实际，全是老百姓的语言。有人说我写的祭文通俗易懂，一目了然，很接地气，其实，自己的底子自己清楚，我想“斋文”也是“斋”不起来的。所以，我只能发挥自己的新文化语言优势了。好在老百姓还是喜欢这种语言风格的。

我写祭文有一个观点，就是只总结逝者生前的功绩，不提儿女如何孝顺。我认为儿女孝敬父母是理所当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祭文是以子女身份给父母所写，只能追忆父母的功德，不应当在祭文里体现出子女对老人是如何行孝的。再说，一个人的子女如果多了，在关爱老人的程度上免不了参差不齐，如果祭文里表扬这个，就会变相的贬低了那个，这样会给他们之间带来矛盾。至于谁对老人好，谁对老人差，平时村里是都会看在眼里的。因此，到白事里有人提出应该表扬谁谁谁时，我便劝退了其想法，也做了适当的解释。他们听了便认为我说的有道理。

写祭文，是一种人情差事，并非能带来经济利益。顶大就是我这个“烟民”能混几包香烟抽而已。有人说写这个应当收费，我摇头笑笑。还有一位搞周易学的先生给我说，祭文还是尽量少写，这是跟死人打交道的活，伤阳气。可是我这个人面情软，轻易是不会回绝别人的请求。再说，你找你写这个也是高看你，应当得到自尊心的满足。

我掰着手指头算了算，这些年我在全县写五言白话祭文在60篇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