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昙花般开放的母校～一个老师在【樂山高级中學】经历的岁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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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动风车的) 旋风

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时间来到了1958年，新的教育方针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

当时我和童湛、杜厚寿是工会委员。我们应该为会员们做点什么事呢？研究后，办了工会俱乐部。我们每天抽空去街上买些鸭爪、鸡头、麻花之类的小吃和酒，下午休息时，人们便来活动室，下棋、打牌、聊天、吃点小吃、喝点小酒。食品按原价出售，而且可以记账，下月发薪后付钱。苏吉康是常客，他的妻子没有工作、又有四～五个子女，负担自然重。他又是喜欢吃点喝点打打牌热闹热闹的人，可是他的身份地位和经济情况，又使他不能像我们一样，常去街上吃点夜宵。因此，俱乐部给了他方便，他便成了常客、也成了欠款户。

这样的俱乐部办了不久，被命令停了。一是，工会不抓会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而是抓“福利”，是受了苏修等国的“福利工会”的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二是，迁就会员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滋长会员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的“罪过”可不小！俱乐部停了，不久我也就未当工会委员了。

其实这学校的工会，如果不管会员的福利，那干什么呢？正因为工会管职工福利，经济困难的苏吉康、胡道一、乐绍先、张文清……才得到到辅助。我的成分是地主的父亲于1957年初病逝，因为我是会员，工会也知道我的经济当时也紧迫，还主动支助我五十元钱作安葬费。福利照顾究竟比只是政治上关怀要实惠些。

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与生活方式，目的是要达到知识分子劳动化。于是原由工友郭志达给教师送水、扫地、煮蛋等事也停止了，改由教师自己去做。也号召师生们自己洗衣被了。那时用水还是从河里去担的，师生有时也去参与担水了……“知识分子劳动化”就是得参与劳动，不仅是脑力劳动，还应有体力劳动。

1958年1~2月间的寒假，全地区中学教职员又集中于乐山卫校，进行学文件，自我检查，互相揭发，狠抓猛斗资产阶级思想与生活作风。

那时我正与刘公勤恋爱，不知自己能否过关，怕累及她，竟中止了和她的通信，足见运动的气势还是不弱的。“积威约之渐”，一谈到集中学习，就不免令人紧张。 不但在会上检查，互提意见，还用大字报去互相揭发，深刻批判，大字报贴得满墙壁都是。这次武亚泉成了重点。

我和武亚泉，从夹江师范到夹江中学，从夹江中学到乐山高级中学，三度同事，应是难得的。但我和他却同事而不同德，相处而不相亲。我们相处多年，相互间也没有正面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我只是觉得他圆滑处世，为人矫情，革命其言调而享乐其生活。说到其它比如他的身世及其思想，并不了解。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大家的意见就集中在他身上了。我也主动的写了批评他的几张大字报。不外乎批评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时武亚泉还没有结婚，也未见他与什么亲人有来往，一个人生活着。他的收入他是用不完的。当我要卖手表来贴补家庭用费时，他却逛市场，买那些地主、资本家出卖的低价格而高档次的手表，衣箱等物，当我必须计划着用钱时，他却可以摆阔。水果买来随意放着，吃不完。他常一手端一杯清茶，一手夹一支香烟，在园中散步，“雍容淡雅”。他喜爱花木，他建议学校培植园林，他去请了个姓张的老花工来种花植树。这应该说是好事，美化了校园。但在那时看来，他却表现了他的“玩物自娱”的一面……总之，大家看来，他口头上是革命化，生活上是享乐化，所以他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至于领导上还掌握了他个人的身世经历的什么资料，我就不得而知。我想有的，不然，为什么他成了重点？ 我这一生中只主动对两个人提过意见，写过大字报。一个是在文革中的贺宗循，一个就是武亚泉。反思起来，我是为国为民，“对革命负责”吗？不是，只是出发于个人爱憎，在“革命运动”的狂涛大浪中去投下石子，推波助浪，这只能留下自己的不安。 人应该是可以有独立的思维，各自的爱好，个人的生活习惯的，只要不违法，不妨害别人，应该是可以自由的吧？然而我这个学过法的人，讲忠恕的人，却去狠狠攻击仅是属于人家的个人生活范畴的事，现在想起来，能心安吗？

这一次运动，应该说是属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运动，然而武亚泉却从此交上了“厄运”。 运动后回校不久，又开展一个新的运动：干部轮流上山下乡劳动一年。自然又是学习文件，开会讨论，深入认识，表示决心。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又一“英明指示”。“知识分子劳动化”嘛。按指示，干部轮流上山下乡劳动，工资照发，为期一年，逐年轮换，人人都应下去。

经过学习，我觉得这一举措是好的。干部下去，除受到劳动锻炼外，我认为将使干部更接近人民，了解人民，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何况是一年一轮换，人人都要下去，工资照发，归来照样工作，这就使人不会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了。 学习后，人人表决心，人人写申请，都坚决申请第一批下放。 我当然也写了申请。我想我能第一批下放就好，早一点去“脱胎换骨”。而且我还有一点私心：这些年来的教学工作与经历，实在未免有时感到劳累与紧张，特别是由于紧张，又更感劳累，下去劳动换换环境，也许可以松弛一下。

结果本校批准了三个人第一批“光荣上山下乡”。教师武亚泉；职员校医谢宝华，女；工人是巫朝珠，女，还未满二十岁，未婚。为什么批准的是这三个人，我们自然不得而知。 反正他们享受到“光荣”，特别举行会餐为他们送行，鸣放鞭炮、他们戴上了“光荣花”。

他们内心是什么感受，自然不会有人知道，当然要表现得为“获得如此机会”而高兴。武亚泉和巫朝珠都未结婚，没有拖累与挂念，就整装待发。可是谢宝华却打起了退堂鼓。送行酒她吃了，光荣花她戴了，她却提出申请不去了，请求让她以后再去。她为什么要申请不去呢？ 她的丈夫徐学谦是我在四川大学的同班同学，这时在乐山一中作教师，他们有三个子女，都还小，除他们夫妻外，别无人照应。徐学谦考虑到，谢宝华一走，他怎么办？于是他坚决地不同意谢宝华走。谢宝华呢，她可能考虑到，学校领导了解她的家庭情况，也许不会下放她的，所以她为了响应号召，也写了争取第一批下放的申请，她万万也想不到竟会批准了她。这边她已喝了送行酒，戴了光荣花，势在必行；那边丈夫又坚决不同意她去，她考虑实际情况，又觉得“行不得也”。她真为难，她真正抛不下嗷嗷待哺的三个孩子。于是她提出了不去的申请。

当然领导也有考虑：你谢宝华可以自己要不去就不去，其他人效尤又怎么办？这岂不有损政策的威严，有碍运动的开展；而且这是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呀！于是决定她非去不可，如果不去，按自动离职处理。谢宝华终于没有去，也终于按自动离职处理，连离职费也一点没有，回了家。从此她成了家庭妇女，公社化时成了社员，又穿上“农袍”。以后她的生活是苦是乐，就说不清了，反正背个黑牌子。“拨乱反正”后，她也谋求过“平反”复职，但你是“自动”离职的呀！平什么反？所以她就终乎农民——由于徐学谦的关系，退休人员活动时还有时见到她，她却不谈这段往事了。注1.

武亚泉和巫朝珠结果不是下乡到农民中去，是上山到了二峨山农场劳动。他们劳动的具体情况不知如何，这“上山下乡”对他们的影响也不知如何。有人说类似劳改，因为“右派分子”也有在二峨山农场劳改的。这说法是否过分了呢？我拿不准。

一年后巫朝珠果然按期回来，也果然干原来的工作，当工人，养猪。然而已是大跃进带来的“困难时期”，人都没有吃的，哪有猪饲料？就用人的大便喂猪。人本身就非常缺乏营养，大便又还有什么养分。因此，猪是越养越瘦，以至于死亡。巫朝珠也受到批评。于是她便离职了，去了新疆。又适值“伊犁事件”，饥民越境“叛逃”，据说是“苏修”哄骗我国四万多人越境而去苏联，巫朝珠就是其中的一个“叛逃分子”。又据说她入了苏联国籍，当了工人，还进修读了中等技校。又有人说她后来以侨民身份回来过？ 她留给我的印象是：矮矮胖胖的身材，憨厚的笑容，但当她用人粪熬猪饲料时，在臭气的熏蒸中，又总是苦着脸。我就想：“她能不走吗？”

而武亚泉呢，一年后再没有回高级中学了，我们也就再也没有一道相处了。 有人说，他劳动满一年后，调去沙湾中学，降了薪，未上课，管图书。有人说，后来他调去了安谷中学。有人说，他已结婚，妻子是地主分子，摆小百货摊营生。一次儿子万永长路过里仁街，看见围斗一个人，正是武老师娘 。

车仕琦（武亚泉是她的班主任）说，她在乐山见过武老师一次。他衣着较破旧，背着他晚年才得的儿子，背单竟是破棉被。他凄苦地说：“不知我能活到这孩子成人么？”

1978年有一次我去乐山县人民政府礼堂开会，遇见了他。多年不见，相逢竟也感触良多。我也不便问他的处境。他告诉我，他在安谷中学教高三的语文，请我借一本参考资料给他。第二天我就给他带了去。我诧异，他怎么改教语文了。后来我教补习班，有一个安谷的学生，问他的语文老师是不是武亚泉，他说不是，而且说没有姓武的语文老师。他想了想说，守门的老头倒好像姓武。这留给我一个谜。 一次，我在北塔街遇见他，他骑着自行车，他说他养了一些鸡，进城来买点饲料。他老多了，境遇也似乎很艰难。 1985年后我见到他的时候就较多了，有时在街上，有时在公共汽车上，有时在他的家里。他一直没有自己的住房，在里仁街的一职中的左侧租房而居。房子是平房，临街，只一间铺面，后面一间卧室，很不宽敞。他妻子还利用铺面烧个炉子，卖抄手面条，武老师还相帮着。我们有个退休老同志的桥牌组，组长曹文龙是一职中的退休校长，我们的活动地点就在一职中。我去打桥牌，就时常去他的屋子里坐坐，和他摆谈摆谈。他谈他的病，肺气肿，肺心病，经常住院。他说说不一定哪一次住进医院就再也回不来了。果然他已头发掉光，满脸病容，说话上气不接下气。他谈他的一子一女，他庆幸终于抚养他们长大成人，但他们没有读更多的书，没什么学历，就业困难。他谈到他的住房，他妻子在城里原有房产，可现在要不回来，他又没有分到住宅，买么，又买不起。我也不免为之唏嘘，劝他看开些。

后来他的住地搞修建，他的住房要拆，不知他迁居什么地方去了，我又见不到他了。

1995年，夹江中学高一班的学生于中秋聚于夹江千佛宾馆，为毕业四十年后的团聚欢庆。他们也恭请所有教过他们的老师。武亚泉是他们的班主任，当然要请他前来一聚。他们来乐山访问，得知他在金花巷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已迁居其中，他们前去找着他的住宅，可是他不久前已经病逝了。

武亚泉从人世间消失了，可是他在我的脑子里不会消失。

大跃进之一～夜征沙湾。

1957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达到颠峰，提出了经济上苏联要赶上美国、中国要超过英国口号，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运动乘势掀起，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而且是“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钢铁生产一年内妥翻几番”，“十五年超英赶美”，“消灭工农差别，提前实现共产先主义”……多么鼓舞人心的宏伟规划、宏伟蓝图哟！全国人民好像都注了兴奋剂。

开学后九月的一天晚上，全校师生在乐山川剧院看现代川剧《丁佑君》。大家正集中精力看戏时，我校语文教师、共产党员杨志哉登上舞台，宣布：“高级中学师生们，马上到外面集合，有要事安排！”“一切行动听指挥”，于是剧院里一片座椅碰击声，一片脚步声，一片私语声，人们拥出了剧院。 出得剧院，排好队伍，杨志哉宣布：学校接到紧急任务，为了支援沙湾大炼钢铁的需要，马上回学校运送杠炭到沙湾去。这时，谁还会有二话可说，走！ 回到学校，拿上扁担，箢篼，到指定地点领取杠炭。学校知道大家劳动力不强，要运送七十里路，叫大家量力而行，能运多少就运多少。大家也就自己去装。 出发时已是晚上十时以后。 分班前进、班主任带领本班，教师随授课班级走，要注意学生纪律，照顾学生安全。事实上一上路大家就走散了，各自奔向沙湾，还有什么队形，还有什么班级。

到了加农乡，不少同学倒在一家人户的屋檐下休息，就睡着了。我呢，也禁不着就放下担子，坐到地上，也禁不着睡眼惺忪，打起瞌睡来。然而我毕竟得警醒，我不能让同学们久睡在露天之下。我得打起精神，叫醒大家起来继续前进。

现在我也不大回忆得起是怎么拖拉到了沙湾的。反正到时已是破晓时分。到达了目的地当然高兴，我也终于把我担的杠炭如数运到。

大跃进之二～福禄大战钢铁。

紧接着是大战福禄镇。这次不是一夜，而是一个多月 ，这次不是一个学校，而是高级中学，乐山一中和乐山师范的师生，加上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组成的浩浩荡荡千人以上的大军。

这次不是去支援大炼钢铁，而是去参与炼铁炼钢。

一声令下，“大战钢铁”，我们就马上停课出发。一切应服从于“中心任务”，书本可以暂时放下，学习可以暂时放下！

福禄镇离乐山比沙湾还远几十里，当然得去住在那里。当时不通车，还得背着被包拎着用具走路。从一大早出发，走得快的，下午或近晚上到达，走得慢的，掌灯后才拢。这次我被分在“收容队”，走在最后，收容掉队的学生大都是女生，到达福禄时，已是夜半，虽早就饥肠辘辘，却早已双腿酸痛、疲倦得眼晴已睁不开了。

第二天早，我们来到了镇外的大渡河岸边，这里一字儿排立着12座高大的土高炉，我们的任务是要让它们生产出成吨的铁水。

其操作是: 先往高炉里放入杠炭，杠炭上加一层焦炭，焦炭上加一层铁矿石，再加适当的石灰。这时烧燃杠炭，杠炭的火力又烧燃焦炭，焦炭的火力就炼熔铁矿石。炼熔的铁矿石成了液体，铁的比重大，沉入高炉底层，矿渣熔液浮于铁熔液上面。先将矿渣先引流出去，剩下引出的便是铁熔液，冷却即是生铁了。如是不断地加一层焦炭，加一层铁矿石，不断地炼，就可以不断出铁了～这叫土法炼铁。为了实现今年生产四千多万吨钢铁的任务，于是就来个“土法上马”了。

这看来简单的事，其实并不简单。

先说高炉上。由于高炉一旦升火便不能熄火，必须连续不停地冶炼，于是炉上工作的人要三班倒，至少得两班。炉前要一个会炼铁的炉前工，他掌握火候，及时通出炉渣，放铁水。高炉上要两个人，负莱及时配料加料。由于这土高炉是用风箱吹氧助燃，风箱要人工来拉，拉风箱要一定速度，费力气，要三人一起才拉得动，而且要至少两组人轮换。这样一加起来，每个土高炉每班要至少九个人，三班要二十七个人。十二个高炉总共就要有三百二十几个人。即使炉前工和加料工可同时照看两个或三个炉子，也得有三百来左右的人呀！因此，对这“土法上马”高炉，就必须用“人民群众大战钢铁”的办法。

还不只此。开矿供给矿石要人，运铁矿石要人；开煤矿炼焦炭要人，运输也要人。还有，入炉的铁矿石和焦炭，大小有一定的规格，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全靠人工捣碎～这算是最轻松的活路，全是女生操作。

我参加什么工种呢？

我去新华运过铁矿石，从矿山上挑到船里，再水运到福禄。

我去煤焦厂挑过焦炭，来回三四十里挑到福禄。

这活路虽然艰苦，我还可量力而行，不挑得太多，要歇歇就歇歇，还可应付。

最吃力要算拉风箱了。高炉里不断地燃着熊熊的火，要将铁矿石炼成熔液，当然要不断地输入空气（氧气）助燃。这土高炉没有鼓风机，就只有凭人力来拉风箱了。风箱的大小则和高炉的大小成正比例。这福禄又希望多出产铁，一口气修了这十二个大高炉，也就赶制了十二个木质的大风箱，长一米多，直径三四十厘米。这风箱容积大，要把大体积的空气压入炉内，得多大力气呀！何况做得粗糙（都是赶任务做的，有的木料是新从山里伐的树，还是湿的），摩擦系数很大，又增加了拉的难度。而且又要求拉时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否则炉火不旺，炼不出铁。我却多次带着学生去拉风箱，真是苦极了。对于我们这“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现在却要拉动这压力在几百斤以上的风箱，好难！我们是两组轮换，每组三人，也是燃着香定时轮换。开始还可支持，后来两臂疲乏麻木以至疼痛，拉着时真可是“度秒如年”呢，苦没有什么，我们多么希望炼出铁来呀！ 每次我们都眼巴巴地望着炉前工通炉子，盼望炉子里流出铁水来。

终于一天，一个高炉前的人们欢呼起来：“出铁了！出铁了！”他们的高炉终于炼出了几斤“铁”，后来尽管人们抱着更大的希望投入更大的精力，可以后这批高炉再没有出过铁，而且听说那次出的铁也只是含有一些铁的矿渣混合体而已。

正当大家一愁莫展之时，传来喜讯，指挥长（听说是一个贫农出身并不懂炼铁炼钢的乡镇干部）外出开会取经，带回来了节能、高效的小高炉的图纸，立即要修建五十座，投入生产。

果然，指挥部就作出决定，下达命令，三天之内按图纸修建五十座小高炉，立即开火投建，是“多、快、好、省”中，先“多、快”起来。

三个学校的师生立即动员起来，分头施工。首先是备料，需要耐火砖、黄泥土、砖石。耐火砖不够，说是暂时也可以用一般的砖代替。黄泥土有的是，由师范校师生去挖。可惜发生了一件惨事，泥土垮方，压死了一个学生。是他们在挖泥土时，为了“跃进”，为了抢速度，就采取在山崖下面向里深挖去，让崖体凹进去，这时再从外面挖上层崖体的泥土，就可大片大片的垮下，省时省力，效果很好。殊不知，谁也没有料到，当他们挖到一定深度时，人还没有退出，崖就塌方，不幸打死了一个同学。

大家为这悲痛，要战斗就会有牺牲，化悲恸为力量，继续为“四千七百吨钢铁”而战斗。死了的学生自个安息去吧！

黄泥土的问题解决了，砖呢，新烧当然不行，三天之内要建成呀，就连到别处去调运也来不及呢。于是指挥部果决地采取了紧急措施，叫学生到街上去拆砖房，不管谁的，见砖就拆。福禄在古时是一个防边民作乱的重镇，有城墙，还有九个城门呢，镇上街道较多，居民也多。这一措施果然有效，学生接受命令，就上街去，见有砖的建筑就拆，见砖就运回。“钢铁元帅要升帐”，“这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谁敢违抗！谁能说这是擅自破坏民宅？既是“人民公社”已经“全民所有”，“一切应为全民服务”，“一切应从大局出发”呀。果然，学生们的行动一无阻拦。人们都知道这是指挥部的命令，此时此刻此地，也就是最高权威的命令了，谁还敢说什么呢？

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拆到了武器库，武器都现出来了，才赶忙停拆，补好。“多、快、好、省”果然显现出了“大跃进”的雄壮气势，“边备料、边施工、边设计”，昼夜不停地战斗，第三天真是就建成了五十座小高炉，像行军步阵一样，整整齐齐地，威武雄壮地，挺立在方正的大田里。

真是，只要发挥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出来呢？

我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冲刺性的战斗。我们在已入深秋的午夜里，在寒风瑟瑟的田野里，赤着脚踩在冰凉的黄土浆里，要一脚一脚地把黄泥踩得极细极绒。这样的黄泥建成的小高炉，才又坚实又光滑美观。我们没有打瞌睡，因为整个工地火把通明，人声鼎沸，指挥部又不时表扬这个，表扬那个，形成了热火朝天的“跃进”场面，我们再也没有睡意了——何况还有一顿令人惬意的午夜加餐——三两米饭加一点蔬菜。

就这样，三天修建了五十座“节能高效”的小高炉。然而还是令人不解，这五十座小高炉，直至我们离开福禄回校，竟没有一个炉子点火投产，一直萧瑟在寒风里。

一场在福禄的大战钢铁运动，投入了天量的物质、财力、人力，还付出了一条生命，却没有任何一点产出！

能持续吗？这暴殄天物的行为终将得到了上苍的惩罚。注2.

注1. 徐学谦老师是我在乐一中初中时我们的地理课的老师，对我特别关照。当时隐约知道他的家在王浩儿农村，原来爱人曾是我读乐山高级中学的校医。

注2.缩编整理万老师【如此人生】P607～682“旋风”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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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9日

　　母校【樂山高级中學】旁流淌的竹公溪。

　　1958年土高炉炼铁。～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