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雨轩散文:《七十年代的山区集市》(792#)

昨夜星辰

网络图片2025~6~8日9:01分制作 七十年代的山区集市曾建开/文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山区，集市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场所，更是一个浓缩了社会变迁、文化传承和生活智慧的特殊空间。那时的山区集市，承载着人们对物质生活的朴素追求，也见证着计划经济时代农村社会的独特面貌。本文将带您穿越时光，回到那个物资匮乏却人情味浓厚的年代，探寻七十年代山区集市的组织方式、交易形态、社会功能以及它在时代变革中的命运轨迹，从而理解这一传统经济形式如何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集市的时空坐标 在七十年代的山区，集市并非每日开放，而是遵循着古老的“逢集”传统，按照农历日期循环开市。黄岩县城关县城的集市定在每月各旬的三、六、九日，路桥镇逢三、八，院桥逢五、十，沙埠逢一、六，头陀逢四、八，屿下逢二、七……这种错落有致的安排既避免了相邻集市间的竞争，又方便了周边村民根据各自需求选择赶集地点。这种时间安排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山区人民世代积累的生活智慧——它考虑到了农民的生产周期、交通条件和商品流通需求，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区域经济网络。 集市的地理位置往往选择在山区与平原的交汇处，如张辛庄这样“三面环山，一边面向平原”的村庄。这类地点既便于山区村民下山交易，也方便平原地区的商贩进山贩卖。集市通常设在村口的大片空场和连接村子的宽敞街道上，沿街两侧原本设有粮店、小百货商店、杂货铺、药店等固定商铺，但在七十年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许多店铺因政治运动而关闭，集市活动也受到严格限制。尽管如此，山区人民对集市的需求从未消失，只是转入了更为隐蔽的形式。 赶集的日子，天还未亮，山路上便已人影绰绰。远道的村民“老早便动身”，步伐“急匆匆”地，形成了“远路，赶早集”的俗语。他们或肩挑背扛自家产的山货、农产品，或怀揣着省吃俭用攒下的几分钱，沿着蜿蜒的山路向集市进发。这种艰辛的赶集之路，既是物质匮乏年代的无奈选择，也体现了山区人民坚韧不拔的生活态度。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年代，步行是主要的赶集方式，偶尔能看到推着独轮车或赶着毛驴的村民，那已是相当“现代化”的运输工具了。 集市上的百态人生 走进七十年代的山区集市，首先冲击感官的是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黄花鱼啊！便宜了！”“捎个榸子吧！过年必备！”这样的吆喝构成了集市独特的声景。集市上的摊位虽简陋却分类明确：一边是山货区，摆满了村民从深山采摘的野生菌类、药材、山核桃等特产；另一边是日用品区，陈列着针头线脑、纽扣发卡、木梳、搪瓷缸、铁皮调羹等生活必需品。这些商品大多出自个体小商贩之手，他们“肩挑商品去赶集”，货担由一层层木格箱构成，里面放着各种小商品，犹如一个个移动的微型百货店。 在计划经济主导的七十年代，国营百货公司和供销社走的是“集体道路”，而小商贩则被视为“走个体道路”，政策上对他们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态度。因此，个体商贩很难获得国家分配的紧俏货物，只能经营一些“土”货或日用小百货。他们的生意与农民收入息息相关——“遇上农业生产年情稍好，农民庄稼有了收入，尤其是临近过年，他们的生意也相应好些”。像老黄这样一家九口靠一人做小生意养家糊口的情况并不少见，生活常常“捉襟见肘”，连吃的米都“三天两头”买，有时还接济不上。 集市不仅是交易场所，也是山区重要的社交空间。农闲时节，村民们可以“从街这头逛到街那头”，举着“糖葫芦”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孩子们尤其喜欢冬天的集市，因为“不但街上的‘热闹’你可以看个够，手里的‘糖葫芦’也格外耀眼”。若碰到耍猴的地摊，孩子们会一看就是大半天，“任凭父亲一遍一遍地喊我们走”，常常“置若罔闻”，气得父亲没收“糖葫芦”或用“小偷来了”吓唬他们。这种亲子互动，构成了七十年代山区集市特有的温情画面。 集市上的纠纷解决也体现着乡土社会的特点。一旦发现小偷，“全街的人都会行动起来，抓小偷”，整个街面都会大乱。被抓的小偷“一旦被发现后，便会拼命地逃跑，实在跑不掉时，便会面朝下，爬在地上，任由你打骂围观”，直到派出所民警来了带走小偷，人们才会散去。这种集体惩戒机制，反映了当时山区社会朴素的正义观念和自治传统。 特殊年代的交易困境 七十年代的山区集市运作在政治与经济的夹缝中。文革期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个体工商户受到批判、打击”，许多小商贩“进货的渠道被切断，摊位被取消”。更严峻的是，一些地区的革委会认为“集市是资本主义，它干扰了人们‘农业学大寨’”，直接“取消了全县乡镇的所有集市”。这种政策不仅影响了小商贩的生计，也给山区农民带来了极大不便——“他们种植的农产品无法到集市上交易，他们也无法从集市上买到自己所需要的生活用品”。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山区集市的交易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或半公开状态。一些商贩改为走村串户的“货郎”形式，摇着拨浪鼓，“游乡串村并哼着兜揽生意且押韵的小调招徕顾客”。这种流动商贩虽然规避了官方对固定集市的限制，但经营更为艰辛——“每天不管风霜雨雪都要挑着沉重的货担，自城里步行着赶往三十里外的乡镇集市，去卖货或去更远的地方进货”。在“坑洼不平的泥泞小路上行走”，一不小心就会滑倒，“货担往往会被甩出几米远”。 山区集市的商品结构也反映了那个年代的特殊性。由于物资匮乏，集市上交易的多数是生活必需品和初级农产品，工业品极为稀缺。一位跟随父亲赶集的少年回忆道：“老黄摊位上好多是一分钱不到的纽扣和针头线脑等小百货，大嫂、大娘们经常挑来拣去，货物被翻得零乱不堪，有时一番‘挑剔’后还不一定买”。这种精打细算的购物行为，是物质匮乏时代的生存智慧。 交易方式上，现金交易与以物易物并存。许多农民需要“等到集市当天卖了自家的农副产品后”，才有钱购买生活用品。信用交易也以朴素的形式存在——“有些老顾客没有现钱，老黄都乐意地给予赊欠”。这种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信用关系，维系着山区集市的正常运转。 舌尖上的集市记忆 七十年代山区集市的饮食文化简单却充满乡土特色。赶集的人“大都天不亮就起来了”，很多人“赶集是没吃早饭的”，于是集市上的小吃摊成为解决温饱的重要去处。李村集上有三样著名小吃：朝天锅、猪血灌肠和炒凉粉，它们“各具特色，独有风味，制作奇特”。朝天锅尤其具有历史底蕴，其形式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代，在七十年代的集市上，它是一口深底锅架在带炉子的方桌中央，锅内炖煮着各种猪下货，食客围坐四周，摊主站在中央招呼，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市井饮食图。 对于赶集的农民家庭而言，在集市上吃一顿饭是难得的享受。一位作者回忆父亲带他去赶集时，“中午饭时到了时，父亲便会把我领到供销社里，要上五毛钱的‘羊角蜜’”，那是一种“包着糖炸出的，半月牙型的‘面果子’”。父亲自己则“要上三两老白干散酒，倒在碗里，未喝酒之前，还会念叨一句，‘羊角蜜下酒，幸福天天有’”。这种简单的饮食享受，成为艰苦岁月中难得的慰藉。 值得注意的是，七十年代山区集市的饮食消费也受到经济条件的严格限制。多数家庭只能偶尔在集市上消费，平时则自带干粮。那位父亲“喝过酒后，会带着我往家赶，七八里的路程，我们都会天黑透了，还到不了家”，甚至“离家还有半里路时，父亲说什么也不愿意走了，大冬天的，非要靠在大树上凉快凉快”。这种因经济拮据而导致的饮酒行为，反映了当时山区人民面对生活压力时的无奈选择。 随着时代变迁，山区集市的饮食文化也在演变。改革开放后，那位父亲的“喝酒的场所，也由供销社转移到了‘卤肉摊’”，“此时，‘卤肉摊’上，父亲会秤上半斤猪头肉，要上两块钱的花生米，酒已是从家里带去的瓶装酒了”。这种变化，折射出农村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时代变革中的集市命运 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中国的山区乡村，集市作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迎来了新生。各级政府“十分关心和支持个体工商户这项工作，为发展商贸，放开政策积极鼓励有经营能力的人申请登记个体商贩，发放营业执照并千方百计拓宽商业经营渠道搞活市场”。这一政策转变使得“个体工商户和其它各行各业一样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然后小商品市场也应运而生，市场内物品丰富、琳琅满目”。 曾经在集市上辛苦谋生的老商贩们，见证了这场历史性变革。“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地一座座商城崛地而起，我国市场日益繁荣，经济迅速发展”。那些“一生辛勤赶集”的老商贩若地下有知，“一定会对现今繁荣兴旺的市场感到无比欣慰”。从肩挑货担步行数十里赶集，到固定摊位的合法经营；从针头线脑的小本生意，到丰富多样的商品供应；从被限制改造的对象，到受到政策鼓励的市场主体——山区集市的变迁，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一个缩影。 进入二十一世纪，传统集市在现代化浪潮中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一方面，随着超市和电商的普及，“不出村便什么都能买到了”；另一方面，人们开始怀念集市特有的“热闹”与人情味，一些地区创新推出了“共富集市”文明实践品牌，通过“双向代购+文化惠民+文明实践”模式，为传统集市注入新活力。这些现代集市不仅保留了传统的交易功能，还增加了文艺演出、健康义诊、义务理发、政策宣讲等便民服务，形成了“六个一”活动矩阵。 更有创意的是，一些地方将传统集市与乡村旅游结合，打造“乡愁集市”项目。贵州黔西南州兴义市万峰林的双生村，“土黄色的墙面上张贴六七十年代的海报，路边村民用传统方式打着糍粑，屋内妇女手工织布，男人手工编织工艺品”。这种怀旧场景不仅吸引了游客，也让当地村民通过开办特色商铺、乡村客栈等方式增加收入，实现了“村名变股民、变艺人、变商人”的转变。正如一位回乡者感叹：“城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少了鸟语花香，多了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双生村的‘乡愁集市’才是人们真正想要的生活”。 七十年代的山区集市，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特殊经济形态，已经逐渐淡出当代生活。但它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和社会功能，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创新形式得到延续。从“赶集经济+”的发展模式到“乡愁集市”的文化重构，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正在书写山区集市的新篇章。这种变迁告诉我们：经济形式会随时代而变，但人们对社区交往、文化认同和生活意义的需求却是永恒的。 (408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