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中“南北分卷”的由来

无尘

科举制度中“南北分卷”的由来

古代中国从夏朝始，基本上定都在北方。在很长时期内，北方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到西晋末年，司马氏朝廷腐败，遭八王之乱，中央政权崩溃，胡人乘乱而入，践踏中原，战火四起。中原士人、官僚、百姓被迫大举南迁，史称 “永嘉南渡”。

有眼光、有能力南迁的，首先是士族官宦人家。他们掌握着文化、政治资源，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因此，他们侨居江南后，自然引领社会风尚，主导了南方社会的重构，他们将传统儒家文化与江南本土文化和地域特色相融合，为文化找到新的生长点，使江南成为文化高地。

唐玄宗末年（公元755年），发生 “安史之乱”，引发第二次南迁潮；北宋（公元1127年）发生 “靖康之变”， 引发第三次南迁。

这三次战乱，中原地区惨遭荼毒，赤地千里，人烟断绝。而大规模的南迁，将中原先进的技术、文化带入南方，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重心南移，加之江南优越的自然条件，经济快速发展。到南宋时，就有 “苏湖熟，天下足”之说。在思想、文化上，南方明显处于领先地位。

隋文帝时期（581–604 年），杨坚废除九品中正制，下令 “分科举人”，开启科举制度的雏形。隋炀帝大业二年（606 年），杨广正式设立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诞生。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科举制度打开了“寒门”通往官宦阶层的通道，“朝为田舍郞，暮登天子堂”成为天下读书人的梦想。科举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不论贵贱，一视同仁，相对于“九品中正”的门阀政治，要公正多了。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南、北文化不均衡的问题。由于政治中心在北方，统治者也以北方人为主，在科举制度实行之初，北方士子得近水楼台之利，更快、更普遍地响应这种可以改变命运的考试制度，因此中考者北方人占多数。直到唐初，进士中北方人占70%。

但到了唐代以后，由于南迁的文化精英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世代积累，加之经济繁荣推动教育普及，南方书院林立（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士人数量激增，南方文化的“后发优势”显现出来，科举竞争力显著提升。而北方则因为战争频仍，经济衰退，民生凋敝，教育体系遭破坏，士人数量锐减，科举优势逐渐丧失。科考中南方人中举率逐渐超过北方。到北宋中后期，仅江西、福建进士就占全国 50% 以上；南宋理宗时期进士榜中南方占比竟超过 90%。

这种现实的不平衡，引起北方士子的不满情绪。而南、北之争的矛盾，也必然反映到统治阶层。到北宋时期，发生了 “逐路取人” 与 “凭才取人” 的争论，代表人物是山西人司马光和江西人欧阳修。司马光站在北方人的立场，主张 “逐路取人”，即按“路”（相当于后来的“省”）分配录取名额，以照顾北方地区；欧阳修则站在南方人的立场，认为应该 “凭才取人”，依据考生的才能高低进行录取，不应考虑地域因素。客观地说，“凭才取人”从道理上讲没有错，但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必然要考量地区平衡的问题。因此争论的结果，司马光的 “逐路取人” 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占了上风。北宋后期为北方五路（河北、河东、陕西等）设立单独考场，按固定名额录取，确保北方士人有入仕机会。

但实际上，南方士子因总体成绩优秀，在考场上依然占上风。到了明代，南方进士占比超过 70%。南、北的地区差异引发的矛盾逐渐突出。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暴发了“南北榜案”。

洪武三十年科举，是朱元璋在位的最后一次科考。朱元璋命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官，白信蹈为副主考官。考试结果放榜后，引起哗然：从榜首到榜末的 51 名进士，以及后来殿试的状元，全是南方考生，北方举人全军覆没。这一结果引起北方举子强烈不满，他们认为主考官是南方人，有意偏袒南方举子。北方考生联名抗议，指责主考 “偏私南方”。朱朱元璋让翰林院待讲张信复查。张信抽查了北方考生的试卷后认为，北方考生的试卷文理不佳，且有犯禁忌之语。因此当维持考试结果。北方士人极为不满，有北方官员状告张信与刘三吾暗中勾结，刘三吾嘱张信挑选北方考生中比较差的试卷上呈皇上。朱元璋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戏弄，大怒，严令彻查此事。在皇上的亲自督办下，主考官刘三吾因甚得朱元璋器重，又已年迈，被扣上 “蓝玉余党”的帽子，免死戍边；白信蹈及复查官张信等一众考官二十多人皆被凌迟处死。所选贡士全部罢黜，状元被处死。当年五月，朱元璋亲自阅卷，选定了 61 名贡士，从第一名的韩克忠到最后一名，全是北方人。同一场科考出了两个榜，一个全是南方人，是为南榜；另一个全是北方人，是为北榜。如此极端的做法，堪为奇谈。这就是所谓的“南北榜案”。

“南北榜案” ，是科举制度中南、北矛盾的一次大暴发，也使统治者意识到平衡科举中的地区差事关社会稳定，不可掉以轻心。此后，明朝开始重视科举中的地域平衡。洪熙元年（1425年），内阁首辅杨士奇提出南北分卷建议，规定会试中南方取十分之六，北方取十分之四。宣德二年（1427年），宣宗正式确立南北分卷考试，并加入中卷，以百名为率，南卷取55%，北卷取35%，中卷取10%，至此，分卷制成为科举定例。

科考的分卷制延续到到清代，并被进一步细化，按省分配，兼顾边疆与文化落后地区（如为云南、贵州单设 “边省卷”）。 朝廷还通过 “增加学额”“特赐进士” 等方式扶持北方，康熙曾为陕西、甘肃单独设立科举考场。雍正时期河南、山东的进士名额显著增加。

分卷制尽可能照顾到不同地区的平衡，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南、北文化差异的问题。明清时期江南进士数量仍占优势，如清代 114 名状元中，江苏 49 人、浙江 20 人，尤其是苏州、杭州一带，形成 “状元之乡”。文化上的优势，自然也转化成学术中心，如兴起于清代、对后世颇有影响的“乾嘉学派”，就以江南士人为主。

科举不仅是选才制度，更是一个超大帝国控制地方的治理手段。通过分地取士，朝廷确保各区域精英进入官僚体系，同时又保持相对的平衡，防止南方士人垄断政权，避免出现 “南人治南、北人治北” 的地方割据倾向，以维护国家统一的文化心理基础。但是在中国这个民族众多、区域广阔、发展不均衡的国家，程序公平与地域差别的矛盾，永远无法消弥，只能是努力在二者之间找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