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榆木

我的“高考”

我们那一茬人当年考的是“中专”，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按照当时的提法叫“大、专、院、校”，勉强能粘上个“专”字，“专”有“大专”与“中专”之分，中专还有“高中专”与“初中专”之别，我们是初中专。即初中毕业直接考上的中专。那时与中专一起考试的还有“中师”，即中等师范学校。还有仅吃商品粮（非农业户口）的人才能去上的“中技”，即中等技术学校。

那年月考上中专，就开始吃商品粮，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就是人们常说的”跳出‘农门’”。中专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开始填《干部履历表》，基本情况本人身份一栏填“干部”，听说前些年填“革命干部”。也就是在学校老师挂在嘴边的中专与中技的区别，中技只能填“工人”。

当年能从初中直接考上中专的学生实属凤毛麟角。以一九八二年初中专考试为例，当时县城的考场（教室）无法容纳全县的考生都来参加考试。只能在统一考试前先进行分区预选考试，预选上的学生才能参加统考。记得当年预选比例是1：10，中专录取率1：10。全县上中专分数线的学生总共96名。如果按百名推算，全县初中应届毕业生上万人，正好是百里挑一。

而未能考上中专的学生继续上高中，高中毕业后参加“高考”。有考上本科、专科的，也有上中专、技校的。所以，我今天来蹭一下“高考”，攀一回高枝吧！

我所在的峦庄中学属区办中学，还有黄柏岔、马家坪、桃坪三所乡办中学的初三学生都要到邻区庾岭中学参加预赛考试。当时峦庄到庾岭不通车路。从马峡口到石门塬二、三十里山路崎岖难行。尤其是五道河弯过来弯过去，一条羊肠小路在悬崖与河滩之间蜿蜒穿梭。石门到庾家河有拖拉机路，偶尔也有胆大的司机开着卡车拉人。

出发前一天晚上，母亲就忙着给我准备行囊，煤油灯下，她亲手把提前攒下的拾块钱和2斤粮票装进我的衣兜里，再用针线把袋口缝了几针，生怕我不小心弄丢了或被人偷去。因为我是第一次出“远”门，去以前没去过的地方，母亲想的特别过细，母亲说：“我儿子长大了，要去走天边呀，晚上早些睡，明儿好去给妈考个状元回来！”那天晚上，母亲睡的很晚。她生怕我出门挨饿，连夜发酵面蒸了一笼蒸馍（馒头)，把我背的黄挎包塞得满满的。当我从卡车上跳下车，两个馒头也从挎包里蹦了出来，在地上乱滚，惹得满车箱的人一阵哄笑。

那次预选，我没有辜负母亲的愿望，考了个两个区的第一名。

预选只能算是一道门槛，正式考试还在后边。那年中专考试加试英语，英语是我的短腿。预选考试英语占10分，对我影响不大。正式考试英语占30分，我蒙了1分。如果不加英语，我是全县第一名。但考试没有“如果”，我屈居全县第16名。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全县第一名叫白宏舟，是他占了我的位置。

那一年报志愿是马永成老师在场经管。填自愿的时候，我跟江澜、刘涛、阮仕慧报了农校，还有几个同学报了卫校，只有一个人报了师范。马老师看了很生气，说老师教出来的学生不愿当老师，是看不起老师。说心里话，我们几个没报师范的并不是看不起老师，只是觉得自己脾气不好，不适合当老师，难道我们没报卫校就是看不起医生，看不起护士吗？老师！您误会了。后来，上师范的学生毕业之后回到峦庄中学任教，师生同堂，和老师争职称，抢饭碗，同行师生成了冤家对头，而我们却超然事外，有时当住机会，还能给老师帮个小忙。

记得那年到县上体检是刘化民老师带队，上百里的路程没有班车，刘老师找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天下着雨，道路泥泞，遇到上坡路，拖拉机上不去，我们还要下来推拖拉机爬坡，好不容易翻过元岭，拖拉机才得上劲，一路小跑到小岭子，洪水冲毁了公路，拖拉机在便道又爬不上去，我们又下来把拖拉机，我们才把冒着黑烟的拖拉机推上坡，又急忙把（爬）上车箱，还没来得急坐下，拖拉机突然开动，把我甩了下去，栽了个倒跟头。当时国成有惊觉用腿勾住拖拉机车箱后面的挡板，头却在泥地上拖行。我顾不得痛疼，挣扎着爬起来，追上拖拉机，双手捧起国成的头，跟着拖拉机边跑边喊“快停车！快停！”司机听到喊声，才一脚把车刹死，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埋怨我们是“乡下人，没坐过车！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走路”。可怜国成后脑勺的头皮拖掉了一大片，泥沙“钻”进伤口，黑红的血渗出来沾湿了头发。老师和我们一起，把国成送到西环路陈栋华诊所清创、缝合、包扎，国成还担心影响体检。满头白发的老大夫拍着胸脯打保票说：“若体验不上（过）来找我！”我和国成本来就是好朋友，经过这次历险之后，我们结成生死之交。在之后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上，相互策应，风雨同行，友谊之树长青！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体检。领了一张《体验表》，跟着同学楼上楼下内科外科称体重量血压闻酒闻醋验光辨色把体检表正反两面格格填满，最后一关是主检大夫复检，体检前有人因为瘦小生怕体重不够，专门去车站门口买了半边西瓜吃了；听说有人怕血压高还喝了半瓶子醋；我的表上大都填的“正常”，只有心脏检查一栏填了“二级杂音”，我也不懂啥是“二级杂音”？影响不影响上学？问同学他们也跟我一样，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没得啥”，问了跟没问一样。等到最后由主检大夫复检，主检大夫叫李岩，个头不高，态度和蔼，她用听诊器认真地检查之后，在复查一栏填了个“正常”，在体检表的最后一栏填了两个字“合格”。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压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录取通知书》终于来了，老师捎信叫我到学校去领。我家到学校只有一里多路，这一里多路我却走了整整十年。十年前，我坐在父肩头去学校报名，当时一年级张当芹老师嫌我年龄太小不收，父亲给老师说了许多好话，才勉强把名报上。后来春季生改为秋季生，峦庄小学改为六年制、七年制、八年制，峦庄中学又设“尖子班”……特别是峦庄中学有两位全县有名的好老师，这里的升学率扶摇直上。去年考上十几个，今年又是大丰收！

我走进学校大门，放眼这熟悉而美丽的校园，一排排整齐的敎室，一张张朴实的笑脸，还有那晨风中琅琅的读书声……我取了《通知书》，又在校园里流连……到处转悠的时候，发现学校院墙角的一堆石头被搬人走了，它们被搬去以后作何用途？石头们的不同际遇与同学们的不同命运好有一比！思索再三，感慨系之，才酝酿出我那篇巜石头记》。

到学校拿到了巜通知书》，还要到乡政府开户口（户籍）证明。我跟江澜两个人揍了五毛二分钱，买了一盒红公主香烟，到乡政府找文书开证明。乡文书名叫王国华，是个军转干部，听说原来在部队上当过独立营教导员，因为言行傲慢不得人待见才下到公社当了个文书。现在公社已改为乡政府，文书还是老文书。乡文书办公室紧靠乡长室，一间房子，中间一隔，半间住宿，半间办公，隔断边留了个小门，门上挂着个白布门帘，门帘上印着一颗红边五角星，五角星上方拱形排列“峦庄乡政府”五个红字，五角星下方印了个“（2）”，也是红颜色。门帘左边靠墙摆了一张木条椅，门帘右边放了一张办公桌，办公桌后面安放着一张2号办公椅，王国华斜靠在椅背上，挺着肚子，大不列列的，摆出一副当官的架式，说话慢吞吞的，见是两个学生娃找他开证明，搭拉着的眼皮翻了一下，江澜赶紧从兜里掏烟，拆开金箔纸，抽出一根烟，双方递过去，可能是初次给人发烟的缘故吧，发烟的动作显得很生硬。王国华没有用手去接烟，厚墩墩的嘴唇往前呶了一下，示意把烟放在办公桌边上。江澜把那根抽出来的纸烟放在办公桌边上，又把那盒红公主装进裤兜里，我连忙把巜录取通知书》递过去，王国华把手慢慢抬起来，手背向外一甩，做了个“拿走”的动作，打着官腔，慢条斯理地说：“先拿回去！让小队、大队分别加注意见，逐级上报……”我俩愣了一会儿，都象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得悻悻而归。

刚出乡政府大门没走多远，遇到班主任周永康老师迎面走来，我们上前给老师打招呼，顺口把我俩到乡上开证明文书不给开的的事一五一十给周老师说了。周老师一听哈哈一笑，“把巜通知书》给我！”我俩把巜通知书》递给周老师，周老师接过巜通知书》，径直走进乡政府大门，不大一会儿工夫，就拿着两张盖着公章的户籍证明连同两份《通知书》一并交给我们，嘱咐我俩“把这装好，不敢弄丢了”。我俩“千恩万谢”，与周老师挥手作别。

记得到粮站办粮油关系的时候，要先交一百多斤粮食，父亲背了一大袋小麦交到粮站还不够，母亲又回去背了大半袋子包谷，不巧遇到下班时间，保管员叫母亲把粮食背回去，下午再来交，母亲央求他把这点包谷收了！”保管员急着下班要关仓库大门，“再不出去，我拿脚踢呀！”他一边喝斥一边抬起脚掌想要踢人，母亲只好连滚带爬把那大半袋包谷拖出仓库大门。等了半下午，保管员才打着饱嗝，喷着酒气，哼着“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掼掼打打地过完秤，勉强把粮收了，大姐又给补交了几十斤粮票，才把粮食关系（转移单）办出来。

时间过得飞快，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尽管母亲为了我受苦受累受气，但她还是打心眼里高兴啊。在那个年月里，有什么事比儿子“金榜题名”更让她欢欣呢？为了祈求菩萨保佑儿子将来有个好前程，母亲烧了“满斗香”。还请说书先生说了三天（其实是三个晚上）书。这在我们家，甚至我们村都是破天荒的。之前没有过，因为我是我们村在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第一个考上学的。之后也没见过，因为我从此以后就离开了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走天边”（母亲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