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刍议

秦岭老叟

　　六月的风裹挟着灼热，年复一年地席卷着整个社会的神经末梢。当蝉鸣尚未攀上树梢，一种更为喧嚣的集体躁动已然在神州大地蔓延——高考，这个被镀上神圣金边的现代仪式，早已超越教育评价的原始功能，演变为牵动数亿人目光的社会奇观。考场外的警戒线划分出两个泾渭分明的世界：线内是笔尖与试卷的沙沙私语，线外是无数双攥紧的拳头和灼热的目光，共同构成一幅荒诞又真实的时代浮世绘。

我曾是这场仪式的虔诚信徒。当准考证在胸前微微发烫，考卷如命运判决书般摊开时，突然惊觉这方寸考桌竟承载着如此沉重的隐喻：那些凌晨四点与参考书相对无言的时刻，那些被红笔圈画得支离破碎的摸拟试卷，更有父母眼巴巴盼着“苦尽甘来”的殷切眼神——所有关于未来的想象都被压缩成答题卡上规整的黑色方块。笔尖悬停的瞬间，忽然觉得这窄窄的一纸试卷，竟载着千万斤重的期冀与未来！

这场全民狂欢背后，某种集体无意识正悄然滋长。当985、211成为丈量灵魂的游标卡尺，当“清北率”变成衡量办学质量的唯一圭臬，教育生态已然扭曲成可怕的数字游戏。我们精心培育的究竟是完整的人，还是批量生产的“答题器”？那些本该在球场上跃动的身影，在画室挥洒的才情，在实验室迸发的奇思，都被囚禁在教辅资料的铁笼里。更吊诡的是，这种异化过程被包装成“奋斗哲学”，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遗产。

考场外的表演性陪考更构成现代教育剧场的精彩桥段。母亲们身着“旗开得胜”的旗袍在烈日下站成行为艺术，父亲们手持“金榜题名”的横幅演练着集体祷告，补习机构在社交媒体直播“押题神话”——这些仪式化的集体癔症，暴露出整个社会对确定性的病态渴求。殊不知，最珍贵的教育本应发生在没有摄像头的日常：是父亲晚餐时随手递来的科普杂志，是母亲在低分试卷上写的“比上次进步了两分”，是老师批改作业时的一句温馨鼓励。

当最后一科收卷铃响，某种更为深刻的考试才刚刚开始。那些在应试训练中萎缩的想象力，被标准答案禁锢的批判思维，以及从未有机会舒展的个性萌芽，都需要在后高考时代进行艰难的重建。试卷可以测量知识的储量，却永远无法评估生命的质量——后者需要放在更广阔的时间维度里，用经历、反思与成长来缓慢赋分。

教育的终极命题从来不是制造完美的答题机器，而是培养完整的人。在这个意义上，高考不过是人生长卷的某个章节批注，并不能视作未来成与败的注码，而是在青春正好时体悟一遍竭尽全力。当我们终将走出这个被过度赋魅的考场，才会发现：真正决定生命轨迹的，是那些无法被量化考核的品质——在挫折前保持好奇的能力，在平庸中守护热爱的定力，以及在漫长岁月里始终不灭的自我生长的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