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尖上的共振

缪宏飞（耕耘者）

　　笔尖上的共振

此刻握笔的指尖仍有细微的颤栗。试卷上老舍、艾青、穆旦的文字在晨光里浮动，忽然想起考前整理的历史相册：1945年抗战胜利时，写下这些文字的青年，或许正与我同龄——只是他们的“考场”是昆明茅草顶的西南联大教室，是上海法租界阁楼的煤油灯，是晋察冀根据地沾着硝烟的木板桌。当2025年的高考题将八十年前的血泪铺展在眼前，我忽然懂得：这场写作，从来不是一道题，而是两代青年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他们在战火里刻下民族的呐喊，而我们，要在和平年代续写同样滚烫的回答。

老舍笔下鼓书艺人“心里直翻腾”的时刻，多像我们备考时无数次欲言又止的犹豫。方宝庆怕的是什么？怕日军刺刀下的噤声，怕街头巷尾无人驻足的苍凉，怕一曲鼓书换不来半片救亡的回音——这多像我们面对“宏大命题”时的惶惑：想在作文里写下“民族精神”，却怕笔触稚嫩；想在志愿表上勾选“冷门专业”，却怕辜负期待；想为社会议题发声，却怕自己的声音轻如鸿毛。

但八十年前的他们让我明白：震颤不是怯懦，而是灵魂对“更辽阔的自己”的第一次叩问。当常书鸿在巴黎博物馆看见敦煌壁画复制品，毅然放弃画室奔赴大漠时，他的步伐一定带着踉跄——就像我们第一次在历史作业里画下淞沪会战地图，彩铅划过纸面的歪斜线条里，藏着对“厚重历史”的敬畏与向往。那些让我们“喉头发紧”的时刻，恰是生命在追问：除了“小我”的坐标轴，是否还有“大我”的星图，值得我们跨越恐惧去仰望？

此刻坐在考场里，忽然懂了：高三反复修改的“家国情怀”作文、凌晨默记的抗战时间线、为一道地理题争得面红耳赤的晚自习，何尝不是一种“震颤”？我们在题海中打磨的每一个词句，都是在练习——练习如何在未来某天，当时代需要我们开口时，能像方宝庆敲响鸳鸯板那样，哪怕声音发颤，也要让属于这代人的第一声枪响，落在民族精神的坐标轴上。

艾青说：“鸟的歌唱，从来不是因为嗓音婉转，而是因为土地在呼唤。”想起考前看《西南联大》纪录片，闻一多先生在防空洞朗诵《死水》，旧照片里他嘴唇干裂起皮，湖北乡音混着防空警报的轰鸣，远不如朗诵比赛的字正腔圆——但镜头扫过教室时，我看见弹幕里飘满“忽然想哭”：原来最动人的声音，从来不是技巧的堆砌，而是一个人把生命揉进文字的赤诚。

这让我想起自己的“不完美”：英语演讲时因紧张卡顿的段落，运动会长跑最后一圈几乎踉跄的步伐，甚至此刻草稿纸上划掉又重写的开头——但八十年前的他们告诉我：真正的力量，藏在“不得不说”的笨拙里。就像敦煌学者在抗战时期用马粪纸临摹壁画，哪怕线条歪斜、色彩斑驳，也要让飞天的飘带在战火中延续；就像我们此刻在试卷上写下不算华丽的句子，只要笔尖沾着对土地的热爱，心里装着对先人的承诺，这份“不完美”的真诚，本就是最好的“歌唱”。

忽然想起班主任考前说：“好的作文，要让阅卷老师看见‘你’在哪里。”此刻我懂了：当我们写“嘶哑的喉咙”，其实是在写每个普通人的真心——就像考场外母亲特意穿的红色旗袍，父亲藏在保温杯里的银耳羹，后桌同学悄悄塞来的润喉糖：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暖与坚持，不正是艾青笔下“对土地最深沉的爱”吗？原来民族精神从来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无数个“不完美”的我们，用尽全力爱着这片土地的模样。

穆旦诗里“带血的手”，让我想起姥爷的旧相册。他总说自己16岁当抗联交通员，冬夜在长白山送信，手冻得粘在枪柄上，撕下一层皮却不敢哼声——“怕哈气结冰，怕脚印暴露”。那时我不懂，直到去年暑假做社区志愿，在40℃高温下登记上千份问卷，指尖被笔尖磨出薄茧，忽然读懂了“带血的手”：原来所有值得守护的美好，从来不会轻轻松松落在掌心。

我们这代人没见过战火，但“疼痛”从未缺席：为环保调研跑烂的运动鞋，给山区孩子备课到凌晨的黑眼圈，甚至是高考前久坐僵硬的腰背——这些“和平年代的疼痛”，本质上和八十年前的血泪一样，都是生命与理想碰撞的火花。就像敦煌修复师用显微镜修补壁画，哪怕眼睛酸胀、手指颤抖，也要让千年颜料重新绽放；就像我们此刻在草稿纸上划掉第N个病句，哪怕大脑发懵、手腕酸痛，也要让青春在试卷上留下最认真的注脚——所谓“带血的拥抱”，从来不是刻意吃苦，而是当我们爱上某片土地、某个时代，便心甘情愿为它熬红双眼、磨破手掌。

交卷铃响前的最后一刻，阳光正掠过教室后墙的标语：“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忽然想起西南联大校歌里的“中兴业，须人杰”——八十年前，他们在战火里唱“须人杰”，八十年后，轮到我们接过这支歌。或许此刻的我们仍会为未来迷茫，或许前行路上还会有无数次跌倒，但只要记得：当年那只“用嘶哑喉咙歌唱”的鸟，是为了让后来者能在蓝天下自由呼吸；当年那只“带血的手”，是为了让我们能安心握住课本——那么，当我们合上笔盖的瞬间，便懂得：民族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图腾，而是一代又一代人，在自己的时代里，用尽全力去做“不得不做”的事。

走出考场时，风掀起校服衣角。回头看见教学楼顶的“刚毅坚卓”校匾，忽然想起试卷上的三则材料：老舍的鼓书、艾青的飞鸟、穆旦的手掌。原来八十年前的他们，早已把答案写进了时光——那是哪怕喉头流血也要歌唱的倔强，是哪怕手掌带伤也要拥抱土地的赤诚，是哪怕身处黑暗也要为后人点亮星光的信念。而今天的我们，正用笔下的文字告诉他们：这份信念，已穿过八十年风雨，落在了我们这代人的掌纹里。

此刻抬眼，天边的云正聚成船的形状。我知道，属于我们的航程才刚刚开始——但只要记住，我们的笔尖曾接过他们的血泪，我们的心跳曾和民族的脉搏同频，那么无论未来遇到什么，都不会害怕。因为有些东西，早已在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里，刻进了属于中国青年的精神基因：

永远记得，为何出发；永远懂得，与谁共振。

清晨的阳光斜切过考场窗棂时，我指尖的汗渍正慢慢洇开草稿纸边缘的折痕。试卷上老舍的鼓书、艾青的飞鸟、穆旦的手掌，忽然像从八十年前的烽火里抖落的碎片，带着硝烟的温热，轻轻落在我握笔的虎口——原来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三则材料，早已在字缝里藏着震颤：它们诞生于抗战的枪林弹雨，此刻又在纪念胜利80周年的节点上，向我们这代人递来一支带体温的笔。

这是我第一次以“考生”身份“下水”。笔尖悬在“民族精神”四个字上方时，忽然想起昨夜整理的老照片：1945年重庆街头，举着“抗战胜利”标语的青年，手腕上的袖口磨出毛边，却把拳头攥得发白——那时的他们，或许和我一般大。而此刻我的考场桌面，铅笔划痕里还留着前桌写的“加油”，窗外的香樟叶正沙沙扫过“刚毅坚卓”的校牌：原来八十年的时光，早就在这些细节里悄悄重叠——他们在战火里写就的呐喊，此刻正等着我用一张答卷，续上半阙和平年代的回声。

纸页上的文字忽然活了过来：老舍笔下鼓书艺人“心里直翻腾”的犹豫，多像我此刻起笔前的忐忑；艾青“嘶哑喉咙”里的悲壮，又何尝不是每个试图触碰宏大命题的年轻人，心里那份怕“写轻了”的郑重。但当笔尖终于落下，划过“以血为墨”四个字时，忽然懂了：这场写作从来不是“做题”，而是两代青年隔着时光的河，互递的一封未拆封的信——他们在信里种下民族的魂，而我们，正用带橡皮屑的青春，给这魂，续上一段带体温的注脚。

此刻阳光正好落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考场横幅上，油墨味混着后桌传来的风油精气息，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原来所谓“弘扬民族精神”，从来不是课本上的空泛字眼，而是当我看见试卷上的“带血的手”时，会想起姥爷藏在樟木箱底的旧军章；是当我写下“嘶哑的歌唱”时，会听见历史课本里，西南联大师生在防空洞里的读书声，正从纸页深处，轻轻漫过我此刻微微发颤的笔尖。

这第一笔，我替八十年前的他们落定；这篇文章，我替此刻的自己作答——原来“下水”从来不是冒险，而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跳，调至和民族记忆同频的那一刻，每个字，都会成为渡向未来的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