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启蒙教育之回忆

知之行之

吾启蒙教育之回忆

本文为什么要取这个题目？不是笔者顾弄弦虚，更不是本人有什么学问。而是因为本文要叙述的事情时间比较久远，都是半个世纪以前乃至一个花甲以前的事。故此，取了这么一个题目。不知妥否，敬请指教。

将时针拨回到1962年的8月下旬的某一天，父亲带着我走进了小板小学老师办公的那间房子，父亲说明了要让我入学的来意。老师问我，多大了，我说六岁（其实是六岁半）。接着又问了父母叫什么名字？家里有几口人？家住哪里？等一些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然后，老师又拿出一本有各种图案的书，指着问我这是什么颜色？那是什么形状？我都作了回答。面试合格。老师让我到时候来报名上学。小板小学是小板区的中心小学，是全区最好的完小。但是，我没有在这里入学。

为什么没有去小板小学读书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家和小板小学隔着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木桥，木桥由立在河中间的两个高约六米的大木架作支撑，加上用杉树拼成的三块木跳板搭建而成，桥面宽的一米，人在桥上走，摇晃得十分厉害，遇到天雪下雨，就更难行走。加上我先天恐高。还有学生从桥上掉下去先例。所以，在正式上学的时候，父亲作出了放弃小板小学的决定。

作为新生，我上的是红光生产大队的小学。其实大队根本就没有学校。我真的也不知道我就读的那个学校叫什么名字。我自己习惯在练习本封面上学校那一栏，填上鲁台小学。鲁家台，这个红光大队第四生产队的小湾子里几家民房，是伴随我走过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美好时光的地方。有人要问，这是不是私塾吗？还真不是私塾。也不同于现在的民办学校。它是生产大队集体办的学校。但是，由于当吋的经济条件所限，大队没有专门的校舍，把教室安排在农户的家中。当时也称为民办学校。老师是本大队公民，没有工资，报酬是和本生产队的同等劳力比靠工分。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让适令儿童都有学上都有书读的权宜之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也彰显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上学的时候两个人选好组合，一个出桌子，一个出凳子。除了书本费自理外，学校不收一分钱。与现在义务教育相比，可以称得上免费教育。

一年级，是在鲁老师家里读的。鲁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是一个读过很多私书的人，家庭比较殷实。生产大队让他把房子的堂屋和一个房间拿出来当教室。为了便于管理，堂屋和房间之间的木质鼓皮全部拆了。房间里坐一年级学生，堂屋里坐四年级学生。鲁老师一个人带两个班，给这个班讲课时，另一个班就做作业。两边交替进行。其实，一年级也在听四年级的课，四年级也在听一年级的课。有时老师在体罚四年级同学的时候，一年级也在旁边看热闹。

上课下课的时间是统一的，下课的时候，老师就说一声下课，学生就蜂涌而出，到外面自由玩耍。要上课了，老师就摇着带柄的小铜铃，让学生进教室。一间私房两个班级，一个带课老师。这就是我认识的学校。有人可能要问，还有二年级和三年级在哪里呢？他们在笫三生产队由另外一个老师在带。

一年级的课本只有《语文》和《算朮》。我清楚的记得，语文课本的前二十几页都是拼音。老师一个字都没有讲，让我们直接翻了过去。从山石田土上下来去，开始认字。因为老师不懂汉语拼音，所以我们就没学汉语拼音。可见我们的学习是何等的粗放。乃至在以后的日子，我无法用音序查字典，被迫学会了《四角号码词典》的使用方法。直到上了大学，我学会了英语的国际音标，却不懂汉语拼音，真是一大悲哀。

读二年级的时候，又换了一个老师，他是我同宗的一位堂叔。老师换了，上课的地方也换了。我们搬到了和鲁老师同湾的一个富农的家里，这家的堂屋就成了我们的教室。这一年老师要我们几个同学加入少先队，但这个学校没有少先组织。按上下级关系，我们所在的金星公社有一所公办小学。有一天，老师就带着我们几个入队的同学，走了五六里的小路，到金星公社的鱼嘴小学，参加庄严的入队仪式。

三年级，我们加一门副课，那就是写大字，即用毛笔写字。这就涉及到笔墨纸砚，毛笔买来划开后可以直接使用，墨，我们当时用的是墨条，要买一个砚盘，加水在砚盘内磨墨。纸，是到集镇上买一张白纸，裁成32开大，装订成双层写字本，买印刷的标准引本套进双层纸内，照胡芦画瓢。每天中午写十六个大字六十四个小字，内容就是《百家姓》。因此，我们那代人都会背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学校（读书的地方）大约离家两里多路，都是泥巴小路。晴天还好走，雨天路难行，上学摔跤是常有的事。冬天早上地面结冰好走，中午放学的时候，冰化了，棉鞋底就会粘上很多泥巴，垫很高了就容易崴脚，所以走几步就要用树枝把鞋底的泥巴拨掉。走起路来十分不便。夏天上学基本上是赤脚，中午上学的时候，路面被太阳晒得汤脚，就尽量走路边的草皮，草皮又有一些硬茬刺脚。走起路来就一蹲一蹲的。

在学校，口渴了就去房东家的水缸里舀水渴，方便就是农家的茅坑。一切都是就地取材。

四年级，我们又加了一门珠算课，说起珠算，老师只教了我们一个加减法和一位数的乘除法。知道七上二起五进一，三一三十一，五二配作四之类的口诀所表述的意思。算是入了个门。若干年后，我到棉花站当合同工，问题表现出来了。棉花收购码单计算是四位小数的乘除法，要用除法去检验乘法是否正确。而我的加减法都只能免强应付，乘除法就免为其难了，因此只能做一些码单的统计工作。现在说出来也令人蒙羞。

读完四年级，称为初小毕业。五年级六年级称高级小学。本大队的学校只有初小，没有高小。这年是1966年，我们被转到小板小学就读。这时的小板河已修建了一座节制闸，人车可以方便通行了。

小板小学座落在小板集镇的最东端。小板集镇只有一条街，呈轭头弯状。我们上学要从街的南端一直走到街的最东端。而学校教室的走廊正对着街的中间，街走完，我们就进了学校。小板过去的街道很窄，早晨卖菜的、卖柴伙的、卖鱼的等，都把要卖的东西摆在街面上，加上赶集的人又很多。所以每天早晨上学，我们都在熙熙攘攘的人群挤来挤去。那时的集体建筑都不占用农田。学校有三栋红砖瓦房，呈措箕口状建在县河的大堤上。靠北的那一栋的中间是老师的办公室兼寝室。学校有一个土操場，操場的东边有一棵枣树，枣树的枝丫间插着一根碗口粗的楠竹，这就一个简易的爬杆。学校没有围墙和大门，行人可以随意穿行其间。不过绝大多数路人都会选择从教室北面的道路上通过，不轻易进入学校穿插。学校的老师除了少数老人外，大多数都是师范毕业的年轻人。师资力量比较雄厚。

小板小学每个年级有两个复式班，我们被分在五（1）班。班主任是罗老师，他是一个和霭可亲的慈祥老人，他爱生如子爱岗敬业。一直都被社会所爱戴。这个班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是街道居民的子女。他们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和泼爱动，具有的知识面明显比我们宽。我们深深地感到了知识的欠缺，和学习的差距。我的堂叔老师是一个六年级的小学毕业生，作为一个全科老师，把我们带到初小毕业，已经尽力了。我十分敬佩他，他也不容易。而四年累积的差距却是现实的存在。

就在这一年“文化大革命”暴发了。原有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开学时我们发了《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五门书。实际只有语文和数学上课，其他一律不讲。整天就是批判读书做官论，批判读书无用论，搞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毛选做好人好事，读背《老三篇》。老师边被批判，边教学。很少作业。每个学期大慨有一到两次考试。学习好坏没有人去过问，没有人去比较。

记得一次搞开门办学，让我们把桌椅搬到我们生产队的公房内上课，其间把一个归国华侨请来给我们讲忆苦思甜，讲他逃难国外的经历。其实这位华侨就在学校附近开牙科，我们下乡开门办学，他就下乡给我们讲课。

再就是搞学军活动。一天学校要求我们每人带一个小背包，一把木制红缨枪，一个柳树枝编制帽子，到学校参加军训拉练。我们就是这一身游击队的穿戴，拉到野外去练步伐传口令，老师还时不时的放一个鞭炮，让我们卧倒隐蔽。可以算是现在研学活动的简易版吧。

还有吃忆苦饭，下乡听老贫讲忆苦报告，帮贫下中农打扫卫生，抬水做家务等等活动，都穿插在教学活动中。这就是学生不但要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这就是那时讲的不能读死书，不能死读书。

到1968年7月小学毕业了。当时初中、高中都停办了。我们回到农村回到了我们的家。

说到这里，各位看官，您是否觉得那个时代的学习条件过于简陋，学习生活太艰苦呢？但，过去我们不觉得苦，现回顾同样不认为苦。在我们的心里一切都是那么的理所当然，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因为我们不能用现时的条件去要求过去，正如我们不能以当今的时代去苛求古人。过去物质匮乏，生活艰苦，学习条件差。但老师没有教我们自私，没有用高官厚禄去引诱我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学习，我们没有埋怨，没有焦虑，更没有人去寻死觅活。也许这其中有其值得传承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