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漫忆（76）《口述上海 农村改革创新》一书编写中的那些事

陆卫

《口述上海 农村改革创新（1978——2012）》（全三册）的编写过程及其重要意义，已在往事漫忆（69）《主编<口述上海 农村改革创新>》中有交代。此篇主要补充上文未提及的一些事。



2012年7月，我接下主编此书的任务后，即明确由我确定篇目组稿。我从《金色大地——改革开放以来媒体报道郊区新闻汇编》以及历年的《东方城乡报》中初定了50篇。我选稿的原则是：兼顾典型性、地域性和方面性，并按全局、改革、企业、乡村、文化、党建等分成6个篇章。

口述稿不同于工作总结、调研报告、新闻报道和论文、大事记等，而有自己的不同风格。它的写法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一是讲述式。用第一人称，口语化、通俗化地讲故事、讲过程，行文较为轻松自然，不能搞成学术论文、名词解释那样严谨。

二是准确性。引用的材料、事例、数据等，都要真实可信，有根有据，不能虚构和凭想象。包括口述者当时的职务、事件发生的时间等。

三是历史性。尽可能还原、再现当时的情况。包括一些说法、政策、理论等。不能用今天的语言讲过去的事。比如用“互联网金融”“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微博、微信”“云计算”以及“宅基地置换”“村庄改造”“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等近年来才出现的新名词和术语。也要防止滞后，如1992年开始市场经济，不能再用计划经济的语言等。要知道，我们是在讲述13至23年前的事。照片也是要用当时的。

四是时代性。把握那个年代总体的时代背景。比如第一册讲述的1978—1992年这个时段的时代背景，一个是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时期和上海郊区改革创新的重要发展时期；另一个是国家第七、第八个五年计划实施时期。

五是由于文章较长，一般可分为若干段落，并加小标题。究竟分多少段落可随意，但一定要讲清楚事情的背景、做法、成果、感受等。也可适当讲不足和经验教训。

六是成稿步骤。一般可由这几步组成: 1.回顾梳理，收集相关资料，列出讲述提纲，可适当提供相关参考素材，也可上网查找有关资料；2.上门采访；3.结合口述内容和相关材料写出初稿；4.交口述者修改；5.修改后再送口述者审阅定稿；6.交主编审稿、统稿。如老领导自己写最好，但根据该书的统一格式，也要加上采访和整理者，包括采访日期等。

确定了选题和口述者，但在实际操作中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挑战: 有些典型已面目全非；有的当事人已故，这就要另换口述者，或另换选题。有的因各种原因不愿配合采访等。

在整个编写过程中，时常会有“利空消息”传来。

如负责采访整理农工商一家企业口述稿的记者说，他找过老总，因近年来企业严重亏损，让老总心力憔悴，不愿接受口述。负责采写崇明“发展岛外经济”和“集邮迷阿龚”的那位退休老记，也打起了退堂鼓。原因一是口述者联系不到，那位县里分管领导早已退休回上海失去联系；还有个原来在农场做的阿龚也早已回上海，遍寻不着。虽然这两篇当时报纸上的报道，正是他在崇明县广播电视台工作时写的，但如今被采访者已联系不上，加之他退休多年已很少动笔，身体也不好。还有多名原先答应参与采访和整理的退休老记者，在最后时刻也谢绝了我。

不愿接受采访的原因，除了怕动脑筋嫌烦，还有就是怕原来的同事不快，怕被人认为爱出风头，一起做的工作，功劳却记在一人身上。

而一些年轻记者不愿接受这份工作的原因，一方面是对以前情况不熟悉难以下手，另一方面手头工作量已满，不愿再接新的活。有的在接受任务后不久又找我要求“减负”，把原定3篇的任务改为1篇。



作为主编，我除了负责确定每一册的口述稿选题、审稿、校对以及在采写过程中一些问题的协调等，还直接采访整理了28篇口述稿，其中不乏充当“救场”角色的。

如原上海县马桥乡的这篇口述稿，理应由马桥的“马倌”王书记来讲，可他就是不愿开口，而这个典型是不能少的。最后只能由我这个马桥这个典型的“首席”报道官，来客串马桥口述者了。

又如市农委原主任张燕的那篇口述稿，也是好事多磨。原定的釆访整理者，事后打起了退堂鼓。因为这篇口述稿是第二册的开篇之作，要纵观10年郊区发展，没有对这段历史及农业有足够了解是无处下手的。于是提出还是由我来完成。可此时离规定的初稿完成期限已不到一周，这期间我已安排了两位口述者的采访。而市委党史室还多次来电催缴这篇稿子。于是，只得利用一切时间，开足马力加速完成。终于在连续开了几个“夜车”后如期完稿，并同时发张主任和市党史室审稿。那天，我与张主任约好在青松城老干部活动中心审稿。张主任再次仔细审阅了她的口述稿后，签上了她表示认可的大名。至此，口述稿走完了它的所有流程。

《口述上海 农村改革创新》第二册碰到了第一册未曾遇见的情况。

一是时间紧，因农委组织人事处领导变动等原因，我接到任务时，距离全书要求的截稿时间仅剩七八个月，期间还要完成篇目选定、口述者和采访整理者的落实等。当时，参与第一册釆访整理的骨干大多已退出，而为第一册口述者的落实提供方便的郊区经济促进会，换届后情况也有了变化，加上农委职能处室的调整，这些都对编写和协调工作带来了影响。

二是眼睛不争气。数年前就查出眼底黄斑病变和轻度白内障总不见好，只能让眼睛“省着点用”。而编写工作是离不开用眼的。为此，已回绝了地方志《农村农民卷》的编纂。

三是第一册的主编，主要负责拟出篇目、采访写作、统稿、校改、拟写序言后记等，以及联系市委党史研究室，而第二册编写，还要负责口述者的落实以及协调处理各种问题和矛盾。以前，这类工作是专门有市农委一位副处长负责的。

四是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了有10多位口述者不愿接受采访以及不少口述者失联（如崇明发展岛外经济、农场集邮迷、青浦一骑游申奥女离休干部等）。还有一些原定选题与现实情况发生太大变化（如江南皮影戏表演者故世且无传人、奉贤“昔日“地球村”早已荡然无存无从采访、原“博士娃”近年出现经营困难辉煌不再等），使编写工作无法按计划进行。

此外，一部分稿件质量不够理想。不是回忆录讲述式，而是总结报告式。照片质量差，精度太低。“口述前记”有的过长，要做减法，且内容要紧扣主题。

于是，我们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包括紧急调整篇目，如崇明原定的2篇通过县史志办调整为另外2篇（旅游和创汇农业）；动员有些口述者多承担一些篇目；对一些不符合要求的稿件，作改写等。

第三册是2015年8月开始编著的，本想因眼疾辞去主编一职，留点眼力整理自己的文稿和撰写回忆录等。但有关部门反复好言挽留，让我再坚持一下，说这工作要有连续性。最后只得从命。

从2012年7月开始，至2017年7月第三册面世，无论是口述者、整理者和审阅校改者，都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投入工作，终于使这一全方位、多侧面地再现上海郊区30多年改革创新历史进程和成果，历时5年共3册的“鸿篇巨制”，画上了圆满句号。

这是各方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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