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王朝体系下的忠臣样板（六）

吃牛的草

六

离离之草，春风吹又生。

或说，是重生。但此草，已不是原来的那草。

庆历新政的失败，对于富弼内心的冲击，无疑是深刻的。值当壮年，君王知遇，师友道同，正是大展拳脚的大好时机。却不想，你种下十二分的努力，收获的却是零和乃至负减的结果。这样的现实荒谬，自然是最能引发人生价值反省的。

远离京城的富弼，又会想到些什么呢？

从新政改革的领导核心，外放到地方主官，在政治道路上，富弼无疑是走了一趟下坡路。下坡，貌似脚下可生风。但于政治而言，却是风波恶。好在王朝那时的政治，是中国历史相对开明的一个时期。或许是得益于王朝不杀文官的祖训传统，当然更是因为宋仁宗的仁厚，特别是王朝的高级官员，通常不用惊恐于掉脑袋杀全家诛九族的无名恐惧，于是对于起起落落是政治生涯，通常心态还是会相对豁然。而京官外放，大多也只是皇权政治的一时权衡，并不代表着官员个人政治生涯的终结。许多的时候，只要皇帝想起你需要你，你就又可以回到原来政治核心的位置。这样的政治氛围，在历代王朝中，也是不多见的。

也因如此，北宋时期的不少高层官员，哪怕是离京外放乃或职务贬免，基本上还是能在心态上保持着某种士人情怀，不至于因恐惧或失落而崩坏。庆历六年，离京后才一年的范仲淹，就在其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写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文见性，可见其时心境。而对于性格更为沉静内敛的富弼而言，可以想象，应该在一番思索杂陈后，心境调整亦可见一般。

庆历七年(1047年)五月，富弼以资政殿学士加给事中知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从郓州调任青州。宋王朝的官员，官职与差谴是分行的，你干的知州（知府）的工作，但官职却是可以不停地变化。甚至不乏以宰相官职干知州差谴的，也就是所谓的使相。

距离新政失败外放离京已两年有余，富弼想必已经明白，一个王朝庞大的运行，不是一般人想能改变就能改变的。王朝的兴衰，亦如天地万物，生生死死起起落落。既然这其中规律是不能改变的，那有何必揪心耿耿于此呢。所谓天命所归，天道循环，之于王朝周期宿命一旦内心认可，那做臣子的，只须按照规矩忠心办事就可以了。这样的价值推导，二者之间是有着必然因果逻辑的。可以说，知青州的富弼，虽然在某些执念想法上已有变化，但对于王朝的忠心戮力，基本已满血复活。

彼时，王朝的兵事已缓，而王朝的内政，最为直面刺痛棘手的，莫过于民（兵）变及黄患。而在知青州的任上，富弼就先后遇到了这两件事情。君王天下事，臣忠应担当。从来，为王朝解决棘手问题，是臣子表达忠心的最好方式。

庆历年间，王朝的土地垄断已相当厉害，“富者有弥望之田，穷者无立锥之地。”这样的用词已见诸于大臣的奏章之上。土地垄断的结果，自然就是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若再遇有灾荒年头，民变起义也就屡见不鲜了。更是“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欧阳修语）。有数据统计，宋朝前后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而富弼主管的青州，就遭遇到了这样一次兵变起义的影响。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 河北贝州的王则，本是涿州的农民，逃荒到贝州，后应募到宋军中当兵。大概是受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价值影响，一直有“彼可取而代之”的非常想法。而贝、冀等州民间秘传弥勒教，有“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的传说。于是王则就利用弥勒教的传说，传播变革世道的舆论，并利用弥勒教和德州、齐州的士兵、农民取得了联系。河北和山东串联之后，王则对起事事先作了部署，准备在庆历八年新正元旦，趁官吏们庆贺新年时，各地同时起兵，攻取河北。由于这个计划事前被泄露，王则不得不在庆历七年十一月冬至节，提前发动起义。

当州官们去天庆观拜谒时，王则率领起义士兵打开兵库，夺得武器；打开监狱，释放囚犯。贝州就这么被义军攻陷了。王则占领贝州后，建国号“安阳”，称“东平郡王”。王霸事业虽未成功，先建国封王过把瘾先。每个人大概都有一个皇帝梦，只要有机会，当皇帝的心情总是迫不及待的。只是，北宋王朝气数未尽，起义军坚持了两个多月就给剿灭了。王则的皇帝梦也就这样破碎了。

此前，山东，齐州(今济南)禁兵打算响应。不知是富弼影响大，还是眼线多，有人居然向在青州的富弼密报了这件事。谋篡之事无小事，可齐州禁兵不归他统领。无疑，这是一个烫手山芋，不管是为不忠，管了那是越权，而王朝的君王乃至臣僚最忌讳这种越俎代庖的事情，特别是在兵事上。富弼，又该如何选择呢？

彼时，宦官张从训恰好来到青州公干。皇帝身边人的到来，让坐如针毡的富弼顿时有了具体选择方向与解决手段，于是，富弼说动张从训骑马赶往齐州，假装公干却暗中先发制于人，试图响应者措手不及功败垂成，被捕杀百余人。

得闻此事已了，富弼立刻上书，弹劾自己所犯专擅之罪，请求处罚。庆历八年三月，宋仁宗在京城召见了富弼，不仅没处罚他，还授他礼部侍郎之职，当然，富弼一如既往没有接受。

事关王朝兴亡，必须责无旁贷。不得不说，富弼在这件事处理上，之于一个王朝大臣的角度，是要给予点赞的。除了体现其在大事上机变不拘泥的决断能力，更重要的是，向宋仁宗表达了他的忠心可鉴。

那个寒冷至心的庆历五年春，亦已过去了三年多。时光能改变太多的东西，包括彼此的温度，自然君臣面见，另有一番温暖。封官加爵，是君王给予臣子的温暖，而臣子的忠心，是臣子给君王的温暖。对于王朝的君王而言， 忠心从来都是作为臣子最重要的品质。没有忠心，能力等于零。甚至是能力愈大危险愈大。当然，在王朝的价值体系里，一个能被公认的忠臣，仅有对君王忠心还是不够的，必须还有另一个重要支撑点：爱民。所谓事君如父，爱民如子。不过，不同于现在文明倡导平等的公民意识，这种忠、爱，是建立在非平等的基石上，王朝的价值体系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上下，是维持整个体系不变的前提要素。

　　是的，作为王朝的忠臣典范，仅有忠心是不够的。而知青州的富弼，有幸达成了圆满。但有时荒谬的是，对官员有幸，对老百姓往往却是不幸的。

皇祐元年(1049年)，黄河在今河南濮阳一带决口，河北一带流民往东奔走，有数十万人奔涌至青州境内。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还没关系，但奔流从决口而出，那就麻烦大了。

黄患，基于当时水利技术的原因，对于王朝而言，一直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几乎黄河的历史上所有泛溢过的地方，北宋时期均有河决的记载。在北宋的167年里，就有54个黄河泛滥爆发年份，平均每3年一次。当然，由于北宋的疆域关系，黄泛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王朝对西北辽夏采取消极防守的战略屏障，造成王朝对治理黄河不够主动积极，甚至不乏有“黄河御敌论”的论调，难免有放任自流的意味。人命固然关天，但在王朝的价值天平上，与国土安全相比又是不值一提的。

逃患，对于追求生存本能的多数灾民而言，大多只是盲目地跟着人群流动。本能的恐惧让他们相信，人愈多的地方总是愈安全的。也正是这种本能从众惯态，一旦在某一地区发生大规模灾难，就很容易形成集中式流民，让救灾实施变得愈加困难。面对当蜂涌而来灾民，富弼知道，他的人生仕途又迎来一次大考。

青州衙门内，往来匆匆。富弼眉头紧锁，当各处灾民的公文材料紧急汇总过来后，富弼明白，救灾如救火，事及数十万人生死，作为青州主官，虽然大多灾民不是青州的百姓，但既然来到青州，不管肯定是不行了。

“伏念人生好事，难得入手，今方遇之，幸乐成此志也。”是的，救民于水火，没有比这更大的好事了。哪怕是王朝的价值体系内，这也值得称颂的大好事。当然，富弼是见过大世面的，遇有这等大事，光有想法是不行的。好心也会办坏事，这事如果办坏了，不仅事关声誉，还牵涉到了数十万灾民的生命安危。

于是，在这次青州救灾中，富弼除了一腔热情涌，更是十二分周全考虑。前人救灾的经验知识，部属的建议意见，以及自身的观察思量，富弼作出了一套实际可操作的赈灾方案，并通过自己的行政权力，立即在全州内予以推行实施。

首先，富弼考虑，以前“聚民城郭”的救灾方式虽然便于统一管理，节省人力物力，不过也容易发生“疫疾”“蹈藉”“粥不及时”的弊端，于是，果断改变以往做法，采取了分散式赈灾新方式，“散处其人，以便薪水”，结果发现，成效很好，值得推广。

当然，这种新方式需要举全州之力进行，于是富弼把青州所有的大小官员，不管事在职的，还是“前资、待缺”，甚至是“寄居者”，都“赋以禄”，把他们发动起来，派他们分赴流民聚集的地方,督促安置工作，并“书其劳”，待“他日为奏请受赏”。 此外，他还每隔五日特意派人持酒肉去慰劳。

同时，他还劝民粟官廪,纷纷出粮，广其地，尽其力，使流民安住就食。说白了，大家有力出力，有粮出粮，上下同心，先救活灾民再说。当然，你们的付出，都不会白白付出的，放心，功劳薄都会记上你们的。

到了十月份，富弼还下令开放山泽，供民取用。富弼指令所属各州县,“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时值秋深，正是收获季，山野田间林木菜蔬，流民取之，可自力更生。

而即便如此，灾民饿死特别是病死还是不少，为防瘟疫，富弼下令建立义冢，埋葬尸体。流民有死亡者，便以大冢安葬，称为“丛冢”，富弼亲写祭文悼念。

此外，富弼还考虑到流民易于生变，于是提出提出募民为兵，以兵代赈。招募一万人为兵，指挥教以武技，分派到青、莱等七州去。

次年夏天，青州一带小麦丰收，富弼根据灾民归家路程的远近，发给不同数量的粮食,遣返他们各自回家。据记载，这次赈灾救活了50余万的难民。

可以说，相对于单一的开仓放粮，富弼的赈灾方式，部署周密、行之有效，关键是能让尽可能多的灾民活下来。于是，天下传以为式。富弼赈灾模式，成了可推广当时及后世典型样本。直至明清时，很多地方仍还在大体沿用。

史载，四百多年后，明成化二年（1466年），李昂知青州。也遇到富弼当年遇到的水患流民事件，于是李昂招募流民开垦荒地，缓征赋税；见饥民衣食无着，毅然开仓济民，数量不足，就拿出上缴的粮食补充；并动员富户设粥棚，救活了许多灾民。

结果上司究责，李昂说:“民既生全，罪复何憾?”便自动上书请罪。朝廷认为李昂动用税粮救灾等同于上缴官府，特加奖励。李昂担心大灾后百姓不能耕种，亲自巡行田间，供给耕牛和种粮；对孤苦无依者，为其盖房居住。民众赞道:“没想到今天又见到富公了。”

富公，即富弼。富弼身后数百年，青州百姓依然记得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能让一个地方的百姓记住你数百年，记住数百年你的好，那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不得不说，就在这救民如水火的关键期间，也有所谓的“好心人”劝富弼不要多管这些事，对他说:“此非弭谤自全之计也。”赈灾吃力不讨好，万一出了乱子，反而成了政敌攻击的口实，这可不是安全自保的办法啊。

还好，富弼的脑子还是清醒的，没有让利益绑架了其价值观。人命关天，不仅仅是王朝体制，所有的政治人物，在非战争情况下，如果没有把民众的生命放在其政治道德之上，那这样的政治人物，都是邪恶的，或者说是万恶不赦的。

当宋仁宗派使臣对富弼赈灾成绩进行褒奖时，富弼依旧还是那副居功不要赏的老样子，并并让使臣转告皇帝：“恤灾赈乏，臣之职也！“

不过，对于这件事情，富弼内心还是颇为自得的，在给欧阳修信中写道：“某在青州作得一实头事，全活数万人，大胜如二十四考在中书也。”中书二十四考，一般是指久居高官的意思。救人比当大官更重要更快乐，如果那些当大官都秉承这种价值的话，不管如何，也算是老百姓的福分了。

的确，在青州的富弼，虽然远离王朝的政治中心，但一些大事逢就的圆满，也让富弼离京后原本某些价值疑惑的失意，得到了一个自然顺章的过渡。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过渡，是一种大臣向老臣的转变，老是老成持重的老。

而在这自然顺章的过渡中，富弼会不会想起恩师范仲淹，想起他们一起共事改革的种种？有诗词唱和来往，或可说心心相印。只是，相对于富弼，大概是年龄经历关系，看似阔达的范仲淹，其内里心境与富弼相比，感觉还是有某种程度的差别。庆历六年，就在两人离京后一年，范仲淹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通篇家国为任，情怀满满，但最后一句：噫！微斯人，吾谁与归？顿感寂寞彻骨。

皇佑二年（1050年）底，富弼离任，范仲淹知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途中去世，年六十四。追赠兵部尚书、楚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被后世称之为北宋第一名臣的范仲淹，终于翻到人生的终篇。但对于后世而言，他的故事传奇刚刚开始。

熙宁元年（1068年），在富弼离开青州十八年后，欧阳修以兵部尚书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三位新政改革核心人物，都在青州当过主官，都为青州做了不少实事好事。后人为纪念三人，在青州建有三贤祠，至今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