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镇沅：古道茶路与商海风云

鼎一

民国镇沅：古道茶路与商海风云

刘庆鼎



清至民国时期，随着镇沅食盐生产蓬勃发展，按板井等地崛起为重要的盐产中心与商品集散地。外地商贾纷至沓来，马帮往来穿梭，在频繁的商贸活动推动下，镇沅逐渐形成四通八达的古驿道网络。这些古道起初多为土路，为便利通行，商帮与马帮出资在村落周边、险途铺设石板，更于陡峭石崖开凿通道，见证着昔日的繁华。至1935年，镇沅境内留存5条旧县道，虽未砌石、崎岖难行，却承载着区域经济往来的重任。

镇沅的古道网络中，以镇沅至宁洱、墨江、景谷、景东及新平戛洒五条要道为骨干。镇沅至宁洱一线，经瓦桥街、磨黑等地直抵宁洱县城；镇沅至墨江古道串联大园子、新抚等村落，是重要商贸通道；其余线路则分别连接景谷、景东与新平，形成辐射周边的交通脉络。

值得一提的是，镇沅亦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滇藏茶马古道镇沅段从宁洱经大黑树普镇界址碑，穿越梅子街、新抚、恩乐等地延伸至景东；景谷至镇沅、镇沅至景东的古道，同样承载着茶叶等物资的运输重任。有趣的是，镇沅的盐马古道与茶马古道高度重合，茶盐贸易在此交织，勾勒出独特的经济文化图景。

在众多古道中，镇墨（镇沅至墨江）古道尤为关键。它不仅是镇沅茶叶外销的“黄金通道”，更是连接两地经济的重要纽带。马帮驮载着镇沅的茶叶，沿着这条古道翻山越岭，将茶叶经墨江、元江，乃至更广阔的市场。这条古道上，马蹄声与吆喝声曾日夜不息，见证了民国时期镇沅茶叶贸易的兴盛，也成为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

民国时期，景东、景谷、镇沅茶叶产业在滇西南经济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茶叶运输路线上，景谷街、太和街（时属景东），同样是滇中著名产茶区，年产量约12000担，以景谷街为核心集散地，通过“景谷→镇沅→草皮街→景东→龙街、猪街、虎街→南涧→蒙化”的线路，分别运往昆明与下关。镇沅、墨江、元江等地所产“猪羊街茶”则沿古驿道南下，走向沿海贸易市场。

根据1941年陈珍琼所著《茶馆与昆明社会调查》、1942年张肖梅《云南经济》等多部史料记载，镇沅（不含勐大、太和、里崴）与墨江、元江构成重要产茶区，年产量约2400担。这些茶叶以元江“猪羊街”为主要集散地，因而得名“猪羊街茶”，其作为七子茶主要原料，大量销往香港、广州等地。

然而，在镇沅茶叶贸易蓬勃发展的背后，也隐藏着激烈的商业竞争与利益纷争。运销香港的“猪羊街茶”，因“宝和祥”品牌之争，将镇沅、墨江、元江的茶叶推向了舆论焦点。这场纷争背后，折射出民国时期茶叶市场商标争夺与商业利益的激烈博弈。

1915年，石屏人朱国英向政府控诉，称其父于易武漫撒创立“宝和祥”茶牌。在四十余年间，该品牌精选上等茶叶，销往香港、新加坡等地，声名远扬。然而，部分茶商却在石屏、蒙自等地，以次充好，冒用“宝和祥”商标进行低价倾销，致使市场鱼龙混杂，严重损害了品牌的声誉。朱国英的控诉，本意是为了维护家族品牌的尊严与利益，却不料引发了一场更大的风波。

对此，借居蒙自经营出口的乾利贞、祥来号等、福来祥十家蒙自石屏茶商联名反诉。他们指出，“宝和祥”实为石屏茶商于元江猪街、羊街共创的公共品牌，各商号可在品牌前加上某商号监制，以此来区分不同商号的产品。他们以李诲经营的“宝和祥昌记”为例，称其圆茶在香港年销两千余担，销售合同、发货单等证据俱在，足证该品牌的影响力。反观朱国英，年产量仅三、四十担，且未在蒙自等地进行销售，却妄图独占“宝和祥”商标，在他们看来，这是下山摘桃子抢占别人的成果，无异于巧取豪夺。茶商们严正要求朱国英“各守权限、各立商标”，莫要投机垄断，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

这场商标纠纷最终结果已无从考证，如今在港台市场亦难觅“宝和祥”相关老茶的踪影。双方各执一词，真相扑朔迷离。但这场纷争无疑为我们展现了民国时期茶叶市场的复杂局面，它不仅是商标权的争夺，更反映出当时茶叶市场在品牌管理与法律规范上的缺失。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商业竞争日益激烈，而相关的法律制度却未能及时跟上，导致类似的商标纠纷时有发生，“宝和祥”品牌之争，堪称商业竞争中钻法律空子的典型案例 。

《号级古董茶事典——普洱茶溯源與流變》（杨凯著）书影

民国时期镇沅的古道网络与茶叶贸易，是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那些蜿蜒的古道、往来的马帮、飘香的茶叶以及激烈的商战，共同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它不仅见证了镇沅昔日的繁荣与辉煌，更为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区域经济、商业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让我们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探寻那段逝去的岁月，感受其中的独特魅力。

镇沅县全图（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