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生读苏词】 ，No.39 阮郎归·，一年三度过苏台

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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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郎归·一年三度过苏台

苏轼

一年三度过苏台。

清尊长是开。

佳人相问苦相猜。

这回来下来。

情未尽，老先催。

人生真可咍。

他年桃李阿谁栽。

刘郎双鬓衰。

注释：

1. 苏台：姑苏台，苏州名胜，代指苏州。
2. 清尊：酒杯，指宴饮。
3. 咍：感叹词，表无奈苦笑。
4. 刘郎：借刘禹锡“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意，自喻年华老去。

白话翻译：

一年里三次路过苏州旧地，席间酒杯总是不停斟满。佳人再三探问，我心中苦涩难言：这一回又是为何到此？
情意未尽，衰老先至，人生真是一场荒唐的玩笑！待到他年桃李满园，是谁亲手栽种？怕只有我这双鬓斑白的刘郎，空对春风叹白头。

写作背景：

此词作于苏轼中年宦游时期。元丰年间，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后辗转调任多地。词中“一年三度过苏台”暗指其频繁途经苏州的漂泊生涯，融合了身世浮沉之叹与豁达自嘲，体现了其面对逆境的生命智慧。

作品赏析：

苏轼的《阮郎归·一年三度过苏台》，以疏朗笔墨勾勒宦海浮沉的荒诞，于自嘲中透出超脱的生命境界。

宦游轨迹中的存在之思

开篇“一年三度过苏台”以数字“三度”突显空间重复与时间虚耗。清樽频举的宴饮场景本是乐事，却因“佳人相问”显出尴尬——旁人的好奇反衬词人漂泊的无根状态。“这回来下来”的吴语白话，以漫不经心之态掩藏身不由己的苍凉。

笑对荒诞的生命顿悟

下阕“情未尽，老先催”六字如禅家棒喝，直指人生悖论：志趣未酬而衰鬓已秋。“人生真可咍”的“咍”字最见东坡本色，既非愤懑亦非凄婉，而是揉合苦笑与释然的复杂况味。结句化用刘禹锡诗意，将“桃李栽种”的永恒轮回与“刘郎衰鬓”的个体短暂并置，却以“阿谁栽”的轻问消解悲情——桃李属谁已不重要，衰鬓亦不过自然法则。

超然与入世的圆融

全词表面写宦途困顿，实则展现苏轼独有的精神辩证法：

以宴饮之“乐”反写漂泊之“苦”，却无自怜之气；

以刘郎典故作历史观照，却跳出刘禹锡的讥讽与激愤，显露天人合一的通透；

“可咍”二字堪称词眼，将生命荒诞转化为幽默资粮，与《定风波》“也无风雨也无晴”异曲同工。

苏州城的画舫笙歌，在东坡笔下既非沉溺之所，亦非伤心之地，而是照见生命本真的镜台。

写作特点:

苏轼此词以短令写深境，于寻常语中见奇崛，彰显三大艺术特质：

结构：跳脱流转的时空编织
全词打破线性叙事，构建三重时空交响：
当下实境：“三度过苏台”“清尊长开”的宦游循环；
对话切片：“佳人相问”引入他者视角，激活内心矛盾；
未来幻境：“他年桃李”的设问，将个人命运投入历史长河。
尤其结句“刘郎双鬓衰”，以典故勾连中唐与北宋，使小令具史诗般的时空纵深感。

语言：俗雅相生的审美张力
方言淬真：“这回来下来”用吴语口语，鲜活传递宦游者的倦怠感，较传统词语更显生活质态。
雅俗互文：“可咍”取自古语，却形容最世俗的荒诞；“刘郎”典出唐诗，却与“双鬓衰”的白话嫁接，形成文野交融的趣味。
声韵谐谑：选用“开”“猜”“栽”等明亮韵脚包裹沉郁内容，似以笑声包裹叹息，暗合“以乐写哀”的东方美学。

意象：隐喻系统的双重解构
苏轼擅将传统意象转化为哲学符号：
宦海符号：“苏台”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成宦海浮沉的象征；“清樽”从欢饮工具蜕变为生命虚耗的刻度；
生命符号：“桃李”超越刘禹锡原典的政治讽喻，直指万物荣枯的本相；“刘郎”从历史人物泛化为一切时间囚徒的代称。
最妙在“双鬓衰”的具象——白发不仅是衰老证据，更是勘破世相的勋章。

境界：悲欣交集的禅意升华
此词开创宋词新境：
苦乐圆融：上阕宴饮与漂泊并置，下阕衰鬓与桃李同框，消解二元对立。
自嘲成智：“可咍”不是消极认命，而是以幽默超越困境，近于佛家“游戏三昧”。
历史顿悟：结句用典却无怨怼，将个人际遇融入“桃李-刘郎”的永恒循环，抵达庄子“齐物”之境。
这种“以世法写禅心”的手法，比传统哀婉词风更显从容，为后世提供精神资源。

历代名家点评:

明·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

“三度过苏台”数字中藏无限感慨，“刘郎双鬓衰”较刘梦得原诗更透沧桑。东坡吐纳，自在仙凡间。

清·刘熙载《艺概》

“情未尽，老先催”六字道尽人间困踬。然以“可咍”收束，便从泥淖中拔身凌霄，此仙才手段。

近代·龙榆生《东坡乐府笺》

结拍化用唐诗如盐入水。“阿谁栽”一问，非怨非怒，乃对造物者的幽默诘问，最见赤子之心。

现代·王水照《苏轼评传》

此词展现东坡“苦难审美化”的至高境界。苏州的三度足迹，终在词中凝为跨越千年的生命叩问——当桃李逢春而刘郎白发，恰是永恒与短暂的和解之时。

写作背景延申：

《醉落魄·苏州阊门留别》作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十月。

政治处境与调任缘由：
自熙宁四年（1071年）因激烈反对王安石新法，苏轼自请外放，离开京城汴梁（今开封），担任杭州通判（副职）。
在杭州三年期间，他虽努力为地方民生做事，但也亲眼目睹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产生的诸多流弊（如青苗法、免役法），内心充满忧虑和不满，与中央新党执政集团的矛盾并未消解。
熙宁七年九月，苏轼接到朝廷调令，从杭州通判升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正职）。表面看是升迁，但密州地处偏远（当时属京东东路），土地贫瘠，旱灾、蝗灾频发，民生凋敝，财政困难，且远离政治中心，实则是被继续“边缘化”。这并非苏轼理想中的“用世”之地。

行程与离别契机：
苏轼接到调令后，需离开杭州北上赴任。他选择先赴湖州（与知州李常会晤），再北上经苏州、润州（今镇江）、扬州等地。
十月，苏轼抵达苏州。苏州是当时东南繁华的大都市，也是许多官员、文人雅士聚集之地。苏轼在此地有许多故交好友。
在离开苏州继续北行之际，苏州的友人（主要是时任苏州知州的王诲，以及当地名士）在苏州城西北的著名城门——阊门附近设宴，为他饯行。阊门是苏州通往西北方向的重要门户，在此设宴送别，极具象征意义。

心境与词作触发：
漂泊感加剧：此次调任密州，意味着苏轼离故乡四川眉山（在西南）更远（密州在东北），离政治中心汴梁也依然遥远。杭州三年已感漂泊，此番北上，前路茫茫，不知何日是归期，“人生到处萍漂泊”之感油然而生。
理想受挫与自省：外放数年，抱负难伸，目睹新法弊端却无力改变，身心俱疲（“多病多愁”）。密州的艰苦环境更非施展抱负的理想之地。这促使他深刻反思当初的选择（“须信从来错”），这“错”既可能指踏入仕途卷入政治漩涡，也可能指未能更早抽身或采取不同策略。
离别的催化：苏州的饯别宴，是温暖友情的体现，但也再次提醒他聚散无常（“分携如昨”、“偶然相聚还离索”）。眼前的美酒佳肴、挚友深情，与即将面对的密州荒凉、孤独行程形成巨大反差，强烈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思乡之情和对归隐自由的渴望（“故山犹负平生约”，“长羡归飞鹤”）。
“沦落人”的共鸣：参与饯别的友人中，不少也是因政见不合或各种原因而外放或闲居的士大夫。席间，同病相怜之感弥漫，“天涯同是伤沦落”不仅是安慰友人，更是彼此共同命运的真实写照。

参加饯别的主要人员考证及与苏轼的故事：

虽然词序中没有明确列出所有参与者，但根据苏轼此时期的行踪、书信、相关史料及他人记载，可以推断出最有可能且重要的参与者：
王诲 (字规父)：关键人物，饯别宴的组织者。
身份：时任苏州知州。他是苏轼的同年进士（嘉祐二年，1057年，与苏轼、苏辙、曾巩等同榜），有深厚的同窗之谊。
与苏轼的交游：两人关系密切，交往频繁。在杭州期间，苏轼就与在苏州的王诲多有书信往来和诗词唱和。苏轼此次途经苏州，作为地方长官和同年好友的王诲，于情于理都会热情接待并设宴饯行。王诲本人也非新党核心，对苏轼的处境应能深切理解。
故事佐证：苏轼后来在密州写的《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词序中提到：“余去岁在东武（密州），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苏辙）。今年，子由相从彭门（徐州）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 这里的“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被认为很可能就是追忆一年前在苏州王诲为他饯别时的情景（“丝竹”指宴席上的音乐）。王诲是苏轼心中重要的“中年亲友”。


刘述 (字孝叔)：重要的参与者，苏轼的政坛盟友与挚友。
身份：著名直臣，曾任侍御史。因激烈反对新法（与苏轼立场一致），在熙宁三年（1070年）被贬为江州知州，后提举崇禧观（闲职），当时正闲居苏州。
与苏轼的交游：两人政治立场相同，惺惺相惜。苏轼在杭州时，与在苏州的刘述就有密切交往。刘述是苏轼非常敬重的前辈和战友。
故事佐证：苏轼在杭州时，曾多次到苏州拜访刘述，有诗作唱和。如《过永乐，文长老已卒》诗中提到“苏州刘孝叔居士，多施余药”。更重要的是，苏轼在离开杭州前（熙宁七年九月），曾专门到湖州与李常会面，而李常也是反对新法被贬的官员。途经苏州时，与同样因反对新法被贬、闲居在此的刘述相聚，共同感慨“天涯沦落”，是极其自然且必然的。刘述是“同是伤沦落”的典型代表。

钱藻 (字醇老)、钱顗 (字安道)、钱世雄 (字济明) 等钱氏子弟及苏州当地名士：
身份：钱氏是苏州望族。钱藻时任婺州知州，但其家族根基在苏州，他本人可能与苏轼同路或也在苏州。钱顗也是反对新法的直臣，熙宁三年因弹劾王安石被贬，此时很可能也在苏州或附近。钱世雄是后辈，但与苏轼交往甚密，后来苏轼贬黄州、晚年居常州时，钱世雄都是重要的帮助者和朋友。
与苏轼的交游：苏轼与钱氏家族成员交往密切。钱藻、钱顗都是苏轼的挚友，政治立场相近。钱世雄对苏轼更是执弟子礼。
故事佐证：苏轼在杭州和离杭北上的诗文中，多次提到与钱氏兄弟的交往。如《次韵钱穆父》等。钱顗因反对新法被贬的经历，与刘述类似，同属“沦落人”。在苏州的钱氏家族成员及依附于他们的地方名士，作为王诲的座上宾参与饯别苏轼，是顺理成章的。


闾丘孝终 (字公显)：可能的参与者，苏轼的故交。
身份：曾任黄州知州。当时已致仕，退居苏州，建有著名的“醉眠亭”（苏轼后来为之作《醉眠亭》诗）。
与苏轼的交游：两人是旧识。苏轼后来在黄州写的《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小序中明确提到：“余谪居黄州，时张梦得（偓佺）谪居筠州，与余往来黄冈。时与闾丘公显游焉。” 可见他们早有交情。闾丘公显在苏州退隐，苏轼路过，很可能拜访并受邀参加宴会。
关联性：苏轼此词牌名《醉落魄》，与闾丘公显的“醉眠亭”在“醉”字意境上有某种微妙的关联（虽非直接证据，但增加了可能性）。作为退隐苏州的名士，参与知州王诲为苏轼举办的饯别宴是合理的。

总结饯别场景：

熙宁七年十月，在苏州繁华的阊门附近，苏州知州、苏轼的同年好友王诲主持了一场盛大的饯别宴。席间，聚集了因反对新法而闲居苏州的元老刘述、苏州名门望族钱氏的代表人物（如钱藻、钱顗、钱世雄等）以及可能包括退隐于此的故交闾丘孝终等在内的苏州名士。这些参与者，或与苏轼有同科之谊，或有相同的政治遭遇（被贬、外放、闲居），或是文坛挚友。酒宴之上，面对即将远赴荒僻密州的苏轼，众人同感宦海沉浮、身世飘零。“天涯同是伤沦落”成为席间最真实的情感共鸣。这场充满温情又弥漫着失意与感慨的饯别，直接触发了苏轼内心积郁已久的漂泊之叹、思乡之愁、对仕途的反思以及对归隐自由的强烈渴望，最终凝结成了这首饱含人生况味的《醉落魄·苏州阊门留别》。

2025.06.06于千朵莲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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