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双龙泉

一杯咖啡两块糖

　　关于知青的文章太多了，但多为个人的、生活片段回忆。而扎旗北京知青集体户简史却不同，是以集体户的视角来叙述那段历史，这也像是一份份社会调查报告。当然，这不是出自专业人员之手，不能要求过高。但由当事人执笔，而且各集体户几乎全体成员都参与其中，这样写“史”，太少见了。

　　“简史”覆盖全过程：自成立起至最后一名成员离开。“简史”简要概括全程中的重要之事，没有过多注重细节。视角更宽、更全面、更客观。

　　“简史”反映了这批北京知青当年的生活状况、思想变化，也折射了当年农村基层党组织、生产队的管理水平，农村集体经济、文教、卫生事业的状态。

　　 知青已成历史，但乡亲们还在那儿。“简史”不仅仅属于知青，也属于扎旗。如入地方志，哪怕是做为附件，也会有价值。

　

—— 张小群

（扎旗巨力河公社中心屯大队知青）

难 忘 双 龙 泉 插 队 岁 月

（ 五十年后七嘴八舌忆当年 ）

　　在我们美丽的地球上，在我们广袤的祖国大地东北方，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那里的山山水水，那里的田野沟壑，那里的乡亲故旧，令我们魂牵梦绕，终生难忘。那就是我们下乡插队的地方——双龙泉。那是我们的一世情缘。

—— 题记

一、离亲人，别故乡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 电视剧《渴望》

　　互联网是上帝赐给中国人最好的礼物。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在它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微信让今天的我们虽然天各一方，却能随时随地互相交谈，乃至见面。得益于此，在我们纪念到双龙泉插队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这些当年曾经生活劳动在一起的同学，才得以在这样一个神奇的平台上，共同回望当年岁月。

我们回望往事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了已经离我们而去的何真、李培都、王志强、王美瑞四位伙伴，想起了失去联系的黄拥平。我们召唤他们的在天之灵，召唤失联多年的伙伴那模糊身影，和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再一起回到五十年前的岁月。这样的时刻一家人一个都不能少。

公元 1968 年夏末的内蒙古扎鲁特旗，雨季还没有完全过去。天气早晚煞有凉意，但是中午的阳光仍然炽烈耀眼。 8 月 30 日这天，已于前天（ 28 日）从通辽到达鲁北的 600 多名北京知识青年，按照知青办分配的各公社大队知青名单，等待明天最后一程抵达目的地。

这 600 多名青年学生是 8 月 26 日上午 10 点从北京站出发，乘坐专列前往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插队落户的。从此，“八二六”这个数字便成了这 600 多名北京人终生不忘的人生印记和彼此共通的符号密码。

香山公社“双龙泉大队”—— 从听到这个名字的那一刻，它就永久地镌刻在了 22 个北京知青心里。

22 个年轻人来自北京七个学校。他们是：来自北京市女八中的何真、张懿、牟燕玉、张晓莹、吴渝瑛、张辉亮、裘玉虹、卢红涛，和邹彩华（北京三十七中）、宫异姬（北京三十六中）；来自北京八中的张世杰、丁贻程、张鸣鹤、王恩洪、王树勤、张振民、吕培谦、李培都、周醒民，以及王恩涛（北京育英中学）、张彦（北京十五中）、王志强（北京武定侯小学）。 10 个女生和 12 个男生，平均年龄 19.5 岁。

谁都不知道当时知青办是按照什么标准分配的人员，那个年代人们都习惯于（或者说不得不）服从组织，听从分配。但想必分配者是考虑到了自愿原则，比如同去的兄弟姐妹、相识要好的同学会分在一个大队。除此之外，因为相互间彼此都不认识，无从挑选。至于分配到什么公社什么大队，因为是闻所未闻，更是对其一无所知。一切安排都是听天由命。人们给未来不可预测的事情冠以“命运”两字，是因为人在命运面前的确毫无选择。

说是听天由命，也不全是。王树勤、丁贻程、王恩洪三人虽然同校同届，但不同班，当时彼此并不熟络。30 日的黄昏，三人无事，在堆满行李的一间空屋里聊天。这时大家已经知道了明天各自的去向。丁贻程和王恩洪去双龙泉大队，王树勤去香山大队，三个人，二比一。在拿不定主意和无所谓的情况下，王树勤应丁、王两人之小邀，改变了去向，第二天也去了双龙泉。

　王恩洪：记得是我和贻程、树勤一起在一间堆着知青行李的房间躺着聊天，当时彼此都不太熟识，好像是我俩建议树勤干脆去双龙泉得了（其实双龙泉是怎么回事当时我们也是一无所知），这么一说他就去了。那时我们的命运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随风飘荡。至于树勤当时是怎么想的，还得问问他自己。所以我说我们 22 人是今生的缘分。

王树勤：恩洪说得不错，当时不知咋的就被策反了。和公社的张副主任一说，他同意了。于是没和任之杰打招呼，把行李装上了去双龙泉的大车，鬼使神差地去了双龙泉。缘份啊！其实过了两天去了趟香山，我后悔了，想回香山。找了那姓张的副主任，他不同意，也就只好做罢。就这样在双龙泉和各位一锅抡了四年马勺。

张辉亮：我到双龙泉也有一点儿偶然。我们 1967 届当时还不是必须分配去插队的，但我也和同学们一样很积极，特别是看到好友晓莹和渝瑛在内蒙插队人员中榜上有名，于是乎渝瑛陪着我跑到锥把胡同 1 号去跟扎旗知青办的人好一通申请，终于如愿以偿被列在女八中到内蒙插队补充的 10 人名单中。看来我和树勤一样，冥冥之中与咱们集体户有缘，与双龙泉有缘哪。

吴渝瑛：@辉亮：下乡时军训解放军问谁报名去，我记得当时是任丽娟、李淑英，还有谁报名我记不得了。谁知道名单下来后她们反悔了，趴在桌上哭。军训班长没完成任务，只好又一次问大家谁去，最后咱们几个说我们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批下来时没有你，这才有咱俩去找的这件事。

张鸣鹤：1968 年到扎旗插队，我对当时到北京动员大家报名的那位扎旗干部所讲的并不感兴趣。之所以报名是因为之前几次分配都没我份儿。北京外文印刷厂、首钢、陕汽还有兵团，出身不好不合格！最后是内蒙插队，看到一起的还有这么多人，我还奇怪：怎么他们不报名到工厂兵团却来插队呢？北京站送行的人山人海，八中还派我们班主任张庆凤老师送我们到扎旗。我跟着大家稀里糊涂就到了通辽到了鲁北。

双龙泉知青下乡的旗帜和纪念物

8 月 31 日这天的清晨，是个晴天。 22 个北京知青分坐两辆马车，女生坐上双龙泉四队侯文友老板子赶的车，男生坐在临时从扎旗发电厂调来的马车（一队派来接人的王海春马车坏了）。把行李码在车底下，人坐在行李上，从鲁北街西头的大车店出发，“咵咵咵”地朝向西方，越过西大梁，奔向了大家茫然不知的归宿，走向了全新的生活。就像旧时男女的包办婚姻，不挑盖头之前，你根本不知道将要和你共度终生的那人儿究竟是什么模样。

　张辉亮：这就是咱们当年从鲁北到村子时打着的旗子。马车一路奔跑，红旗迎凤招展，很有点雄纠纠气昂昂的气概。它今年已整整 50 岁了！陪伴着我们走过了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

转过年来的 1969 年，双龙泉知青小组又陆续来了三位知青。他们是 1969 年 1 月 1 日来的黄拥平（北京八中）和 3 月来的王美瑞（北京塑料工业学校）、吕培燕（北京三十七中）这样，在双龙泉插队的北京知青总共达到了 25 名。

二、最初的日子

双龙泉村位于香山公社以北 12 里地，面积约 63 平方公里，2000 多人口。是一道上下长约 25 里，宽约二三里的美丽山川，沟沟岔岔纵深可达五六里，林木繁茂，土地肥沃，当时在扎旗算是数得上的大村。

香山公社双龙泉村全景

据村里老辈子人说，早先大窑西沟沟口甸子和北河口的两处泉眼，每到下雨天就会喷出雾气，故名双龙泉。最初这里是蒙古人放牧地方，称为“沙子台”，是蒙语“荞麦”的意思，意即种荞麦的地方。大约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左右，当时的东北王张作霖鼓励移民到这个地区开荒种地。开鲁县有位开烧锅的于老板来扎旗投奔警察署的亲属，把双龙泉、大柳树、香山至香山农场一条川以开垦荒地名义买了下来，以后没出五服的本家人便从辽宁朝阳县迁来打理，居住，开荒，种地，招户，到 1949 前后年已有了四十多户。

　　20 世纪 50 年代，从双龙泉到太平山一趟川，全都是原生的榆树林、橡树林和一簇簇的山杏树，漫山遍野的各种灌木花草。村东的小河长年流水，东山常跑下狍子来喝水。人们在窗前抓“傻半斤”（斑翅山鹑，又叫沙半鸡儿），在村西下夹子打野鸡很平常。 50 年代后期，国家也曾组织过内地移民到扎旗来落户，多数都是河北、山东两省农民。 1960 年“大饥荒”时，又有大量外地人逃荒迁入。知青到来时，村中已有三百多户两千多口人。

双龙泉大队分为五个生产队，知青被分在一、二两个队。何真、牟燕玉、吴渝瑛、张辉亮、卢红涛、王美瑞、丁贻程、张鸣鹤、王恩洪、王树勤、李培都、王志强 12 人分在一队；张晓莹、张懿、张彦、裘玉虹、邹彩华、吕培谦、吕培燕、宫异姬、张世杰、张振民、周醒民、王恩涛、黄拥平 13 人分在二队。

五个生产队中的一、二队相对富裕些，这也许体现了分配者对知青的照顾。因为即使在同一个大队，同样的劳动量，同样的劳动强度，不同的生产队之间秋后算账的分值也差别极大，甚至能以倍数相差。这对社员来说似乎关系不太大，因为反正一年到头也别指望从生产队使出现钱来，在温饱线上挣扎，能分到口粮就知足了。但对光杆儿一身的知青就不一样了，虽然有北京的亲属做生存的后盾保底，但是彼此之间的家庭状况并不一样，而且当时也没有人指望家里的资助。

知青大院 —— 我们在双龙泉的家

刚进村时，知青住房尚在修建，是利用大队社宅和供销社后院的一排老房改建的。位于村子中心，单独院，共七间排房，男女生各三间，中间是一间厨房。男生进村后先住了进去，女生屋因为尚未建好，便分别暂住在前院大队部和公社公安特派员薄万田家里。想必这两所住处的选择也是大队对女生人身安全的周到考虑。

　　知青院正当中有三间四不靠的简陋厢房，坐西朝东，据说这里曾是当年村里吃大食堂的所在。靠北一间是我们刚进村时的伙房，南面的两间作为仓房存放我们的粮食和杂物。大队给我们安排了马成祥和李殿珍两位大师傅做饭，他俩都是村里颇有名气的做饭能手。不过时间不久，也就一两个月吧，大家觉得一是不适应，二是得知他们的工分还要由我们承担，于是就辞退了两人，决定由我们自己轮流排班做饭。每班两人，五天一轮，从此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

那时并没有“集体户”这个叫法，而是称作“知青小组”。俗语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25 人中的负责人有张振民、吕培谦、张辉亮、裘玉虹四人，用现在的话说算是“核心”吧。他们负责组织政治学习、和大队交涉相关事宜以及小组内部的生活管理协调。他们都能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这在无政府主义盛行的当时很重要。所以大家都能凝聚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劳动，直到两三年后因为各种原因先后离开双龙泉，最终也没有分开过家。

　张辉亮：那时咱们有个生活管理小组，派个集体工啦（如给组里轧碾子什么的），决定组里买点什么，串换其他粮食（如换荞麦）等等。这个小组成员有我和贻程、鸣鹤。

张晓莹：那时“户长”（或叫核心）四人，男生张振民、吕培谦，女生张辉亮、裘玉虹。贻程是司务长，管轧碾子派活儿，借牲口什么的，张张罗罗的。记得一次我发烧，贻程还管给做病号饭（面条）呢。

国家下拨每个知青 290 元安家费，包括每人一套蓝色的棉衣裤。第一年国家负责知青的口粮，每月去香山粮站领。从 1969 年 10 月起，口粮就和社员一样在生产队分了。粮站每年给 3 斤白面的指标（ 国庆节 1 斤，春节 2 斤 ），要用原粮到粮站去换。除此之外，如果生产队不种麦子，那就根本吃不上白面了。

　　那个年代正值“文化大革命”，全国上下轰轰烈烈，一茬接一茬的阶级斗争和名目繁多的运动，全社会充斥着极左狂热的的政治气氛。知青自然也不会置之度外，心里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和解放全人类的政治抱负，虽然已经身处穷山僻壤，但是还在土里刨食的温饱线上诚心实意改造自己，向贫下中农学习，向他们看齐，和他们结合，不管理解不理解。

　 张晓莹：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到双龙泉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在北方的 10 月里，已经穿上蓝棉袄棉裤的我们 22 人排在院子里的旗杆下，合着半导体里播放的天安门广场国庆典礼的国歌，仰头望着头一天刚刚竖起的旗杆上飘扬着的国旗，高声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那一刻，我们仿佛置身于故乡北京天安门广场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全然忘记了我们正身处科尔沁草原深处山沟里的香山公社双龙泉大队 —— 我们集体户的小院子里。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是我 1949 年随父母从伦敦来到北京，长到 20 岁，第一次在北京之外的异乡过的国庆节！

邹彩华：记得咱们刚到村的时候，小组里的文艺骨干还组织大家搞了一台节目，赶鸭子上架，不管会不会大家都有角色。那时大家都很认真，在田间地头背诵，练习。收工了晚饭后又聚在一起合练。“十一”那天我们知青自己放假，在院子里旗杆下面对北京的方向升旗。之后大家一起剁馅、和面、擀皮、包饺子，似乎沒有人分配，大家都配合得很默契。一边包饺子一边听现场直播。下午给社员演节目。

张辉亮：张振民回忆说那天老乡都来了，很热闹。我们女生跳的舞蹈《丰收歌》，还有他打扮成老汉唱《青松岭》插曲，卢红涛打扮成小姑娘演的节目，特受欢迎。

王树勤：“十一”爬大柳树村西香山的有丁贻程、周醒民、王恩涛和我四人。我的微信名“响山”就取自香山上的一个半截子石洞。老乡云：每逢刮大风时洞中发出呜呜的风声，故取名响山，年月久远叫成谐音“香山”了！

王恩洪：这一年年底，大队组织我们全体坐大车去五六十里外的四区敖包营子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马车一阵慢一阵快地在枯黄的草原车辙上行进，远处在一旁随着我们的贫协主席李长春骑着一匹桀骜不驯的生个子马，忽快忽慢，很是让我羡慕。小狗多布拉跟在马车后面颠颠地跑，从那时我才知道小狗跑步会时不时地斜着身子跑。在那个毫无生气没有几户的敖包营子，参观了几个展板，内容忘记了，无非是阶级斗争、忆苦思甜。还到一户蒙族牧民家里喝了一碗奶茶。也是从那次，我才知道牧民喝的奶茶是咸的，是砖茶熬过后再兑上一点牛奶，放点儿盐做成的。那天还刮着大风。

邹彩华：这年的 12 月 26 日，咱们还在村里办了一个纪念毛主席诞辰七十五周年的展览，我和红涛担任讲解。

张辉亮：展览以各历史时期为主线，用的马恩列斯毛的那套照片等资料，是裘玉虹下乡时带来的，张晓莹给补充上了一些版面。这天村里的老师带着小学生来了，许多社员也前来参观，展览效果很不错。

集体户生活的回忆

从学校大门出来，第一次从温暖的家庭和亲人身边离开，用了五天的路程。骤然一步踏进了与北京千里之遥天壤之别的山村里，踏入了完全陌生的社会中。虽然算不上是“天上人间”的变化，但也算是差距巨大。

　　然而初来乍到，大家并没有一丝悲观沮丧的情绪。在当时的思想灌输、教育和政治氛围下，我们这些单纯质朴的北京知青虽然家境出身各不相同，却都能以自立自强、吃苦耐劳的精神面貌以及“少年不识愁滋味”的乐观向上的心态，现实地应对着新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同时也得到了双龙泉乡亲们热情诚心的帮助和各种生活技能的指点。

　吴渝瑛：刚到村里没几天，无休止的连阴雨把房子下漏了。女生宿舍里，大家把所有的东西都摞在桌子上，一直摞到房顶那么高。那天我们就在地上站了一宿。

张辉亮：还有一回雨季屋子漏。咱们女生把大塑料布四个角拴在房顶上接雨（只能挡炕上那一小块），塑料布接雨接得鼓鼓的快撑不住了。几个人扯住一边往另一边一歪，哗……把水倒出去了。当时觉得很好玩，还挺高兴。想想咱们还真是挺乐观的，每天干活儿那么累，晚上回来常常要唱上一阵歌呢。

张鸣鹤：想起了我们那时的生活，收了工回到家，从井里打来一桶凉凉的井水每人倒上一大盆，光着个膀子在外屋地上又擦又洗，洗痛快了恩洪就高歌来一曲《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此情此景实在难忘！恩洪，记得在村里我们常一块唱的歌，其中有一首歌名不记得了，歌词大概是：红梅花儿，百灵花儿，你可别生长在峻峭山上。晚霞笼罩在海面……你知道是什么歌吗？那时候我们还分声部唱来着。

双龙泉：北京的声音

　王恩洪：鸣鹤提到的歌是苏联的童声合唱《哎！红梅花儿》。我记忆最深的歌是那首《江姐》里的“长江流水长又长啊，波浪滚滚向远方”和王树勤一起高唱的情景。我俩的音色相近，合在一起感觉十分悦耳动听。自打 1971 年 8 月雹灾以后，我在村里就基本不再唱歌了，同学们离开后就更不唱了。

张辉亮：1968 年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10 月 26 日下雪了！那时觉得怎这么早就下雪，太奇怪了。咱们住的房子窗子最上边一溜小窗户框子没安玻璃，糊的是报纸，风一刮呼嗒呼嗒响，直往屋里灌风。

王树勤：那年“十一”大队杀了十来头牛，操刀的是四队老段。用钐镰头楞把牛头割下來。每户分了几斤牛肉。我看热闹來着。咱户里杀猪，几次都是我打下手。 咱们进村后，卖给咱们的大肥猪因天热，猪又大，退毛时捂了膛，损失了不少油水。这猪肉㸆成油肉混合物存于小缸中。这土法保存的油水，丰富了一段的伙食。

宫异姬：我记得咱们刚进村时，大队给咱们杀了一头猪，那是我长到16岁第一次看到杀猪。

张鸣鹤：在集体户喂猪的情景还印在脑海里，印象很深。记得到冬天猪养肥了要杀时，心里还真是舍不得！可是没办法，咱们一年炒菜做饭用的油就全靠它了。杀完猪除了猪头下水血脖子肉大伙儿吃了，其他全㸆油，满满一小缸。咱们在村子里好像从没吃过豆油，印象真深呵！

张辉亮：全靠这连油带肉的一个小缸过日子呢。我也从此对用有咸味或熟肉做菜情有独钟，现在都不大喜欢用生肉炒菜吃。记得咱们还吃过牛油呢（是牛水油吧），牛油燉萝卜条，开始真吃不进去。

王恩洪：杀猪后把肥肉㸆成油（其中含有油渣）盛到油缸里，还要放些盐，放在东灶台角上。每次熬菜㧟上一勺放到锅里。我还偷过嘴，趁着没人掀开盖顶往饭碗里㧟一勺（是吃饭的小勺啊）赶紧用米饭盖上，怕人看见。虽然心里虚但嘴里吃着香。

张鸣鹤：记得有一次去香山粮站给咱们知青小组拉粮，可把我冻得够呛！

张 彦：@鹤鹤无名 那次拉粮有培都。他临终前还和我提起过。同甘共苦七八载，一朝惜别两茫茫。转眼已有五年啦！

张振民：那次好像是1969年11月IO日去香山粮站拉粮。我记忆中有我、贻程、呜鹤、李培都。回來时刮起了大风，飘起了鹅毛大雪。知青服都被吹透了那个冷啊！冻得我们大家都说不出话了，可恨那牛车还是慢慢腾腾。正在最艰难时刻，窦大爷让吕培谦骑马送來了羊皮袄。回到集体户女生给我们送上了糖姜水。听老乡讲冻死的人都是笑着的，因为幻觉中他们看到了火堆。那一次也算咱知青一次难忘的生死历练吧！

王树勤：王恩洪，山东人，得真传，蒸得一手好大馒头。就那次的大白糖馒头镇了双龙泉，炒了马成祥的鱿鱼，记忆犹新。

吴渝瑛：我们一直记得王恩洪蒸的馒头，当时还想一个男孩子怎么会做饭呢？让我羡慕不已。

张晓莹：那一咬掉渣的山东戗面大馒头，就上一人一大搪瓷碗的肉炒胡萝卜丝，是每五天改善一次的好饭。真让人难以忘怀！

王恩洪：当年好像是男生多端着碗在厨房站着吃，女生多数打上饭回屋里吃，个别的像何真也常在厨房边与男生聊着天儿吃。夏天大家好像也到屋外找阴凉下蹲着吃。是不是这样呢？

张鸣鹤：天气渐冷，看着市场上的大白菜，不由得又回想起双龙泉的酸菜来了。那时候我们没钱买大缸，老乡出主意编囤子，好像一下编了两个吧？

王恩洪：初冬我们积酸菜，在男生屋里，我用山榆条编的大囤子，在老乡指点下先用牛糞和黄泥再掺上压碎的榆树叶末抹囤里子，再用白菜叶一片压一片贴在里子上，然后一棵棵向里码白菜（白菜先在大锅里滾一下），码满了囤再压上大石头，最后是往囤里加清水。过一两天石头就会把露出水面的菜压入水中，总之不能让菜露出水面来。过十天半个月（主要是看温度决定），白菜在乳酸菌的作用下发好就能吃了。记得当时大家都动手，但女生多男生少，场面挺红火。还是那时的酸菜好吃而且绿色放心。那大囤子酸菜直吃到第二年春天。屋里冷，酸菜囤都结了冰，每次捞酸菜心里都发怵，拔骨头地凉！当年用牛糞抹囤子积酸菜是老乡教给的，说这样才不会漏。我们都理所当然地吃，没有谁提出过异议，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直到如今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原理。

张辉亮：从国家给知青发放生活补助结束后，我们集体户学会了养猪、养鸡、做酱、积酸菜、腌咸菜。还有大队给了我们一块地，印象深刻的是种的苞米套豆角，收获颇丰。苞米收后晾在房顶上，冬天晚上可以炒苞米花解馋了。

吴渝瑛：咱们养过不止一次猪。当时大家收工回来都带些猪草，然后我和鸣鹤帮着喂。一般是我们俩一人在猪圈外，一人在里面。一次母猪在咱们仓房下崽，下了几个以后，我看到有个小崽嘴被什么东西糊上了，把我们急得够呛。老乡说不拿掉那东西它就会死，还说猪下崽时，女的不能看。我问裘玉虹怎么办？裘说咱们进去吧！我，鸣鹤，还有裘玉虹一起进去，把猪嘴上的东西拿掉，这才把它救活。还得紧张地防着母猪咬我们，旁边已经死一个崽了。好惊心动魄的一场战斗！

张辉亮：我们养过一头巴克夏良种母猪。下小猪的时候大家觉得又新奇又兴奋，一会跑过去看看。呀！下了一只。一会儿又跑去看看，哈！又下了一只。好像一共下了11只吧？最后活下来几只记不清了。小猪崽儿长大一点儿了，白白的，腰身很长，圆滚滾的，很漂亮。漂亮的小猪崽儿让我从此有了一个印象——再丑的动物小时候都很漂亮！后来有老乡来商量买咱们的小猪崽儿，咱们一只都不卖。除了自已留的外，送给大柳树等知青集体户了，宁可一分钱不要。

张振民：我一直负责熬猪食喂猪。小组每个人下工都要带猪吃的灰菜什么的。下了小猪咱都留两个，从克郎喂成肥猪，供一年的肉和油。
王树勤：双龙泉各家做醬味道迥异，有的人家的醤里还加中药。我们自己的醤味道纯正，还要感谢裘玉虹等女生。女同胞们辛苦了！

张 懿：1969年时我们基本上融入了当地老乡的生活，自己做大酱积酸菜挖菜窖。做大酱时要先把黄豆、玉米粒炒熟。我记得这方面裘玉虹是一把好手，她弯腰挥动锅铲搅动豆子，满头大汗的样子仿佛仍在眼前。关键是上碾子轧炒好的豆子和玉米粒时，小组沒牲口。男生女生就齐上阵抱杆儿推碾子，一人几圈，轮流推，转得头晕脑胀。下一步是把碾碎的粗豆粉和湿了弄成团，放架子上让它发酵，等长出些白毛毛、红绿点儿后再敲碎碾成粉。裘玉虹请来村里做酱有名的大婶儿帮忙。大家刷好缸，在宿舍外屋找地儿放好。大婶儿来后净了手臂，用盐水和起豆粉来，一盆盆倒入缸里，直到把大缸填到八成满后，用塑料布盖上，再用绳扎好缸口。过二十多天后，掀开一角塑料布看看，哟！颜色变深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再看：嗬！上面泌出了一层酱油。把我们高兴得叫起来。后来我们吃着大碴子饭，就着大葱沾酱，别提多香了！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劳动成果！

张辉亮：张懿说的咱们自已做酱真详细！裘玉虹特别会过日子，特别会张罗做酱，积酸菜，腌葱叶、萝卜什么的。我们这帮女生多半原本不会做家务，但是有热情，还有与生俱来过日子的传统观念吧，认为这些活儿理当由女生来做。所以常常是玉虹张罗，我们紧跟着打下手。记得咱们的酱除了香还很干净。俗话说“井里的蛤蟆醬里的蛆”，酱长蛆应当是常见的事，可咱们做的酱愣没长过蛆！老乡都觉得奇怪。可能是我们比较注意卫生，舀酱的勺子干净，每次舀酱后仔细封好口等等的缘故吧。还有经常要用专用的木棍捣一捣（老乡家用酱扒子捣）。当我在《舌尖上的中国》节目里看到北方做酱是先把豆子炒熟后再做的过程时，心里觉得特别亲切。

张 懿：初到双龙泉过冬是一大问题。知青住的是大队部改的宿舍，吊的顶棚都被屋顶漏雨打坏了。冬天屋角都掛着大冰溜子，房顶还不时往下掉土。女生为了干净，白天还在被子上罩上塑料布，结果湿炕一烧，潮气全捂在里面了。那时年轻，没有生活经验，患上了关节炎。
冬天我们去打柴。记得女生是每人150捆，男生200捆。用柴刀砍下榆树枝，还要续接上两截，然后用树条子拧成要儿捆上，割够10捆就堆一堆。傍晚收工时大家聚成一大捆用粗井绳捆好，一起推着往山下滚，滚到道旁装上牛车拉回家，垛到院里大门旁。眼看着柴垛一天天长高，同学们舒心地笑了。回屋放下柴刀洗手后去伙房吃饭。那晚的小米饭就咸菜，吃得格外香。

我们还去拣过牛粪。开始大家不知应该拣什么样的，记得张振民闹了个笑话，他拣了些又大又沉的湿牛粪回来，结果太阳一晒都是臭的，只能当肥用。后来老乡领着我们去捡那些沟里阳坡上经过日晒雨淋发白轻飘飘的牛粪干，才能回来当柴烧。后来又学着捡羊粪蛋。到冬天宿舍里盘了炉子，烧着羊粪蛋，羊粪蛋冒着蓝蓝的火苗，真暖和。那时我们才有了条件洗洗身子换换衣服。
还有一次到上铺去打柴，太阳快落了。张呜鹤说赶快下山吧，天黑就看不到路了。我和彩华、裘玉虹赶快收工，果真天很快就黑了。回到住宿的屋子里要上炕暖和时，怎么也脱不下鞋了。那时我们还穿着北京买的塑料底条绒面布棉鞋，使劲一脱，连鞋带袜子还有脚趾上的两块皮都掉下来了，冻得都木了，也没觉得疼。

张辉亮：说起打柴火，我还曾经和张振民进行过一次比赛呢。那次是在朴家铺后沟圆蛋子山前的阳坡，咱们小组集体打柴。说好他打的个数得是我打的两倍，男女有别。比赛开始，顾不上杏树剌子扎手，柴刀上下飞舞，砍下几小堆，码好捆上，一个，又一个……时间到，数一下柴火个子，他略胜。但是我不干了，为啥？我是按咱们捆柴火的方法，前后技子穿插相接，柴火个子起码有一根半枝子那么长，个儿大，而他是单棵枝子码在一起，柴火个子短短的，头小尾巴扎煞着，用的枝子少多了！唉，都怨比赛规则定得不明确，只有数量要求，没有质量规定。最终，没有比赛结果……打柴虽然没有比出个输赢，但是热热闹闹的场面，热火朝天的干劲，大伙在一旁打趣，每每想起都觉得很乐。

张 懿：记得挖菜窖时，一队和二队的同学轮流挖，就在女生宿舍前边院角处。三个人在下边，一人负责铲土，另两人拉着麻袋的两头，麻袋微松时，铲上两锹土，这两人便使劲儿拽住麻袋斜着一抻，这堆土便飞上了坑边，上面的人再把土铲远点儿。几天后一房多深的菜窖终于挖成了。白菜放在架子上，萝卜土豆埋在沙土里，再在窖顶搭上檩条，铺上玉米秸盖上土，窑里还搭了梯子便于上下。真是不错的好菜窖。
那年过年，我们学着老乡包了不少的饺子，有酸菜馅的、白菜馅的、萝卜馅的，白面的、荞面的，还炒了不少玉米豆，吃得大伙儿的脸蛋红扑扑的。还用水桶做了冰灯，掛在屋檐下，亮晶晶的。吃饱了就三五成群地到老乡家去拜年。到谁家都是拉着拽着让吃饺子，推说吃饱了也不行：“年轻人过一门坎就要吃一碗儿！”实在推不过了就吃两个，赞道：“您家的饺子真香！”然后就坐到炕里唠嗑，吃炒苞米豆……夜深了，又三五成群，高一脚低一脚地嘻哈着回宿舍睡觉了。

吴渝瑛：每当下雨下雪不能出工时，咱们经常在屋里用秫秸秆儿钉盖帘，还是裘玉虹教会我的。

张辉亮：想想我们那时还真挺能耐，能一开始就有意识主动地去适应自给自足的农村生活。当国家对知青的补助钱、粮停发时，我们已和老乡一样自己养了猪，养了鸡，学会了做酱、积酸菜、腌咸菜，菜里能有点油水，偶尔能吃上个鸡蛋羹，还能吃上饺子呢。

张 懿：大家还记得双龙泉夏天的香瓜特好吃吗？有面甜面甜的，也有脆甜脆甜的，在瓜园可吃个够，但要拿出园子则是要交钱的。有一次咱们几个同学一起去瓜地吃了个够，走时也花了块儿八毛的带了些回家。我至今忘不了那香瓜好吃的味道。可惜后来走南闯北再也没吃到过。那是双龙泉独有的香瓜味儿！

张辉亮：1969 年咱们集体户被评为先进集体。3 月，公社让我代表咱们户去扎旗参会，并在大会上演讲。4 月，又到通辽参加了哲里木盟积代会。在盟积代会上评选咱集体户为省级先进集体，9 月又去长春参会（ 那时哲盟划归吉林省 ）。这是咱们集体户全体的荣誉。

四、生产队劳动的回忆

干农活儿自不必多说了，上山下乡不就是去参加农业劳动，锻炼改造自己，和贫下中农相结合么？大家都积极自觉地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没有任何人督促。

　　头一年到村里时正值秋收，生产队安排我们这些老大不小的白面书生和生产队的妇女、“半拉子”一起上山干活儿。抽莠穂，割谷子、高粱、苞米、荞麦，在地里扒苞米；在场院捎谷穗，给苞米脱粒 …… 男生有的被派去看青、看场。从第二年春天开始，刨茬子、选种、捣粪、上粪、点种、打滚子、打簸梭、耪地、薅地、放垄、耘地、趟地、沤麻、菜园子、瓜园、割地、拉地、打场 …… 慢慢地各种活儿都让我们陆陆续续干上了。

当然，男生看青看场常常是主力，这倒不是因为生产队照顾，主要是因为无论生产队长还是社员都相信知青干事认真，不会监守自盗：主观上是北京人的觉悟高，客观上也是因为知识青年没有自己的小家。

“指点江山”

　张辉亮：记得下乡第一年我们干的第一件农活儿是跟着“半拉子”抽莠穗，根本分不清谷子头和莠子头有什么区别，每抽一根就问一下旁边的社员：这棵是莠子吗？特笨。生怕抽错了。

吴渝瑛：在场院捎谷子的第一天，捎第三个谷个子时我就把左手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给伤了。大家赶紧让我回宿舍了，手上鲜血滴了一路。

王恩洪：第二年春天，地里还没有完全解冻，鸣鹤、树勤和我跟队里男社员在后地刨了三天高粱茬子，累得我真够呛！腰酸得坐在那儿就不想起来了。两只胳膊有如负重千斤。最难受的是双手，左手头一天就起了两个紫红的大血泡。要不是磨破了一个疼得我直皱眉头，我还不知道呢。第二天右手又磨起了大小五个泡，我只得用五个手指头掐住镐把儿。每刨一下钻心地疼。坚持住啊，尽管还是追不上社员，但要坚持。“劳动是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劳累使得我回家后什么也不想干，饭都不想吃，就干躺在热炕上。晚上睡觉，胳膊不知放在哪儿好。

王树勤：我在苗圃干了几个月的活儿。和古清秀、王富贵、潘志祥的哑叔等住在一起。当年肚子里油水缺得厉害！刚进村时杀了三只羊，那时嫌膻，不爱吃。一个多月后，我和张富贵去苗圃看白菜，深夜去了老尹头那儿。老尹头在他看苗圃的小窝棚里用羊油拌酸菜馅的荞麦面蒸餃招待我们。才去一个多月，也顾不得什么客气，吃得那个叫香啊！真是天上美味！难以忘怀。

丁贻程：从苗圃往上一队地附近有个泡子。记得干完活儿渴极了，几个人跑到了泡子边上，用手绢蒙在碗口上把水过滤一下，手绢上滤出几只蠕动着的小红虫，再把碗里的水直接喝了。事后也沒听说谁闹肚子。看来此水比现在的三类水要好些！
有一次也是这个泡子，咱们一囗气抓了几百只青蛙，大小不等。回来在厨房扒皮，弄了好几个小时。是怎么做着吃的忘了。还有一次，在泡子附近的地里干活儿，好像大伙正在休息，不知谁低声说了一声“狍子”！只见一只狍子直对着人群跑过来，离人们只有几米了狍子才突然停住。然后转过身跑了。

王恩洪：水里的小红线虫我记得是一队在大窑西沟 180 亩地干活儿时，中午歇晌吃饭，打的园子屋旁井水喝，那水里就有小红线虫。大窑西沟离村里十多里地没法带水，咱们都喝了，我是喝完之后才知道水里有虫子的。

吴渝瑛：红色小线虫我喝进嘴里过。当时太渴了，根本来不及考虑，顺嘴直接就进到胃里。离开双龙泉，不知道从哪年开始，我多次打过虫子。我经常想起那条红线虫。

张辉亮：女生还干过沤麻的活儿，不过没下水是在岸上。沤麻真叫那个恶臭！有好几道工序。当时我想我的妈呀，纳鞋底的那一小缕麻得来真是不容易！（麻倒是一点儿也不臭）。搓麻绳很好玩。妇女们“呸”往手心里啐口吐沫，有的在大腿上搓，有的在小腿上搓。我们学了半天，搓得腿红红的，但麻绳上的劲儿还是不如老乡的紧。

卢红涛：秋天下地干活儿就喜欢挨着苞米地。中午收工了，有人钻到苞米地里去掰苞米，有人在附近找干树枝，在地头堆起细柴点着火，把苞米连皮囫囵个放在火堆里，一会儿功夫就飘出了诱人的鲜苞米香味儿。现在还能想起那舌尖上的味道。

张辉亮：对啊！到上铺那边去干活儿十多里地，中午回不来队长允许烧苞米吃，叫做吃全国粮票。有时没等烧熟就吃，还把没吃完的苞米粒儿撮下来装兜里，边走边吃，吃得满嘴黢黑。没成熟的豆子烧着吃也是可香了！

张 懿：记得好像是 1970 年秋天，庄稼长得特好。鲁北中学的学生下乡来帮秋收。为了躲开与我逆行挥镰的学生我割伤了自己的右小腿，当时骨头都看见了。那个学生大喊起来，我这才觉出疼，一下就瘫坐在地上了。带队的老师用消炎粉撒在我伤口上，两包都没够，伤口比嘴都大。用手绢绑上后，队长让看青的张彦把我抱上毛驴车，扶着我，把我送回了知青宿舍。那时没有医疗条件，人们都忙着收秋，也无法送我去医院缝合，至今右腿上落下一个大疤。
1969 年春，有一次二队在村北的后地里给麦子拔草，从早干到晚。中午好像是带饭在地里吃的。太阳下山时干到地头收工了，大家站起来直直腰，突然我一下坐在地上起不来了。裘玉虹伸手拉我，我们笑着说累死了！我还是起不来，后来两个女生拉起我，我才感到两条腿脚根本都没知觉，不听使唤了。女生架着我回的家。

双龙泉：铲地

　　张晓莹：刚去双龙泉时，咱们还去大西沟砍过锄杠。寻找“苦榴儿”（学名似为白蜡树）。记得那次有男生女生各几人。那时大西沟封山，大伙小心翼翼躲着看山人，鬼鬼祟崇的。

王恩洪：当年每到秋天，男生往往被派去看青、看场。深秋时节天气寒冷，夜里就在收割后的旷野里幕天席地躺在谷垛里或是玉米秸里。那时幸亏有白茬皮袄，裹在身上既抗风保暖，又抗地里的茬子扎，非常皮实！但是现在想起来有些困惑：那白茬子皮袄是哪来的呢？肯定不是我们知青的，是队长借给我们的？是他们派我们看青的，心疼我们？

王树勤：第一年看白菜是我和张富贵去的。他提供了一件吊了面的皮大衣。很讲究的。 双龙泉不适合咱们，冬天的冷劲儿就够呛！当初逃离，这冷劲儿就是主要原因之一，发愁打柴火！我在双龙泉晚上看场时，没手表只能看南方夜空中的大小三星來约摸时间。现在大小三星咋看不见了呢？

王恩洪：夜里看青看场全仗看三星估摸时间。三星应该是十一二月到三四月都能看到。先从东南方出来，经过头顶，从西南方落下去，下去时都大后半夜了。最是双龙泉当年的星空璀璨袭人，伴着对青春的留恋印刻在我们的记忆里。

王树勤：1971 年冬天我在五队当会计。一次公差，去鲁北把做零活儿的曹木匠叫回來。回村时刚走到炮台山，车老板说他有事要再回去一趟，让我先替他赶一会儿车。这样一辆车四条牛加上一根破鞭杆交到我手上了。我不知深浅就答应了。接下来这一天时间就是我和这四条牛拉的车，孤零零地走在回双龙泉的山路上。要知道我从来没独自赶过车，何况还是七十多里的山路。冬天下过雪，四周一片白茫茫，顺着路往前慢慢走吧。直到晚上天黑才逛游到家。原来车老板坐别人的车早就回村了。我的车晚了三个多小时。车一下东梁，那四条牛疯了一样向村口的井跑去，渴的！幸亏老板子不放心，在村口等着。如果那天來了寒流，刮起白毛旋风，我非冻死在路上什么地方。后怕得很啊！

五、各施才能 雁过留声

下乡两年后，大队开始陆续启用知青担任了生产队会计、村小学教师、赤脚医生、生产队保管等工作，在这之前各小队也安排知青担任过菜园会计等活计。

　　这些受过当时中国最优质最规范的中学教育、甚至距大学只有一步之遥的知青们，在被迫荒废了 4 年学业之后，分别在各自的岗位上显露出自己的才能和价值，为双龙泉的教育卫生等多项事业做出了贡献。甚至他们的举止坐卧，他们的衣着穿戴，他们的言谈话语，他们的气质做派，都给双龙泉乡亲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对于那些充满着好奇心的年轻人和孩子们，使他们在边远闭塞的山村看到了来自首都北京的另一类人，继而从他们身上仿佛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这既是一种无形的启蒙，又是一种榜样的力量。至今仍然让当年接触过知青的乡亲念念不忘。

双龙泉：学习

　张振民：1971 年秋季我跟贾庆丰校长提议搞了一次学校高年级学生拉练活动。从双龙泉徒步走到新发屯，吃了午饭后再返回双龙泉。打着校旗，一路歌声嘹亮。学生们既感到新鲜又兴奋无比。这是双龙泉小学校开天辟地第一次军事拉练。侯淀滨，你还有印象吗？咱们双龙泉小学还参加过一次香山公社各小学田径运动会。我们班王铁匠儿子王贵臣，老柳家儿子柳海滨都是拿分功臣。裘玉虹对这件事记得挺清楚。自从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参加到学校教师队伍中后，小学校就更有生气了。还记得我利用晚间时间给汪老师等一些本村教师开数学讲座。老师们之间关系很融洽。

侯淀滨：当然记得！知青入校后，双龙泉的教育变化是前所未有的。你所提议的拉练和运动会一直坚持了多年。我这里代表双龙泉的百姓谢谢你们这些北京知青们！

韩凤池：您说的那次拉练，我参加了。学生每人打了行李背包，左志是队长。我们在双龙泉誓师后出发，途经大柳树、磨石梁、白音宝力稿、中心屯，下午到达五道井子，入住各户。一路上有很多活动设计，记忆深刻！

张晓莹：我替裘玉虹代三年级课时，一块儿带队去香山开运动会。我班张志跳远一蹦越过沙坑跳到外面去了！把大家惊着了，因此得了第一名。

韩凤池：@Zxy 您是替裘老师代课教的我们班么？只记得是在东山脚下的土坯房里。您教的一篇课文名为《革命小将陆荣根》，说的是揪出陶铸的壮举。四十多年过去了，您当时教课的独特声音还在！
学校搬到西台子之后，大概是 1975 年春季，举办了一次大型运动会。是知青们帮助搞的，有些村民也参加了。我印象很深。运动会期两天，由知青们主持。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了那么多的新鲜词汇，如：预赛，半决赛，决赛，点录处 ……。高音喇叭里都是知青的北京声音！那时李培都、张鸣鹤、丁贻程、王恩涛、裘玉虹、彭志信等老师都在校。

张鸣鹤：1974 年我从宣传队回村在学校当了老师。先是教五六年级，八九月份双龙泉学校成立了初中部，李培都和我教初中班，他教数学和物理，我教语文和化学。按说学化学离不开做实验，可在双龙泉别说没有做实验需要的化学试剂和材料，比如硫酸、盐酸、高锰酸钾，还有酚酞、石蕊等等，就连酒精灯、试管、烧杯、量筒、量杯这些最基本的器皿都没有。记得每次回北京我都要抽时间到外面商店转转，看看能买些什么东西带回学校，以便在上课时给学生们讲课演示演示，好让他们对什么是化学反应有个直观的印象。三年初中班的教学，我和大家一起培养了双龙泉学校第一批初中毕业生。毕业后他们有的继续深造后，又回到双龙泉学校当老师；也有的走出了双龙泉参加了工作，成为单位的骨干。总之他们都成了社会上有用的人才，这是让我感到很欣慰的事情。

双龙泉：实验

　张 懿：1970 年冬天我和几个女生到香山，认识了公社的农技员王庆禄夫妻俩。两口子很年轻，他们是同学也是同事，有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聊天谈到了农业育种和海南島的国家育种场以及植物生长刺激素。他们的事业心很强。在他们的引导和启发下，我给农科院写了信。后来农科院给我寄来了多穗高梁种和矮壮株多穗玉米种。张振民、裘玉虹和我到郝队长家去游说，得到队里的大力支持，给了村南头二队菜园的一块地，还派了老园头和几个老农帮我种。
1971 年开春，犁地、播种，我都参与了，跟几位老农一起干，同时队里还让我管菜园的账。后来庄稼长出来了，一尺长的小苗长得绿油油的，还特壮。引得每天都有些老农在这块庄稼地头转悠、议论。我也抱着无限的希望。亏得下雹子那次双龙泉只砸了一条线，并没碰到这块地。到 8 月 26 日我离开双龙泉时，它们已长到一人多高，掛穗了。不知后来收成如何，甚念。
我和卢红涛（或者裘玉虹，记不清了）到鲁北一国营农场去取的 5406 生长刺激素菌种。那位技术员还教我接种并给了我一些资料。我又找鲁北一中的陈老师借来了学校实验室的烧杯和酒精灯。回村后我和裘玉虹就用甲醛（即福尔马林）把女生宿舍消了消毒，接上种，培育出了菌苗，并把菌苗放到装有青饲料的大缸里封好口。果不其然发酵了，猪很爱吃，那阵猪长得又快又壮。后来我在部队时把这段经历写在学毛选的心得中，领导让我在全站直机关学毛选大会上讲演，受到好评。沈阳军区前进报记者还采访了我。我把咱集体户的优秀事迹好好地宣传了一番！

张辉亮：@我思故我在  遵嘱，把当年抄录的《药性赋》拍了两张（吴大夫帮我装订，封皮写上“四百味，读者记”）。现在看那时的字怎么写得那么难看？倒是挺认真的。当年背下来的一些现在已全不会了。

吴大夫是个很好的人。起码做到了对社员很热心，对病人随叫随到，有求必应，无论刮风下雨，无论白天黑天。虽然医术不算多高超，可是村里一般病症都能应付，中医西医全能招呼，符合现在说的全科医生吧！对我自然很好，手把手教，非常有耐心，我很敬重他。当年“八二六”一书投稿我曾写到了他。

张辉亮：冬天村里得病的人很多，每天光打针就得在村子里跑上两三圈。针头针管用完了就向老乡要一碗开水，来回抽着冲洗后再接着用。老天眷顾！倒也没有发生过感染和意外，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农村当时就这医疗条件啊！
有一次差点就因为青霉素过敏发生医疗事故。这事让我终身难忘，也因此再使青霉素时格外小心。那是 1971 年 3 月 17 日给孙国琪母亲打青霉素，发生了过敏反应。她在春节前曾因感冒发烧呼吸道感染打过好几盒青霉素，这天她来说再打两针。因时隔不到一周，我就没做过敏试验给打了。结果一小会儿她就手脚嘴唇发麻，手和巩膜发红，头晕恶心。我立刻想到这是过敏反应，赶快采取抢救措施，按照吴大夫指令给她胸前皮下注射了两支强尔心（她有高血压不宜注射肾上腺素），后又注射了一支。又针刺人中、双合谷、劳宫等穴位。当时我还在给别人打着点滴，心想她如果再不缓解，就赶快拔下来给她扎上静脉给药。谢天谢地！她总算很快就缓过来了。如果出了医疗事故可就人命关天了！从此牢牢把握住即使打过青霉素，停药超过 3 天后再打必须做过敏试验！而且还要注意看批号，个别人对不同批次的药也会发生反应。也因此更加努力向吴、王大夫学，多看书了。

王恩洪：在那个缺医少药、极端贫困的年代，人命不值钱，老乡有病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老百姓多数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只等要命。现在回想当年，有多少因病弃医不该死去的人啊！为了给乡亲减轻病痛，我们也只有敢干才行。好在我们有知识有文化，从相对发达和文明的城市而来。虽然没学过医，但有文化和良好教育的基础，又肯动脑筋，善于向师傅吴、王大夫学习。另外当年的百姓也是老天眷顾，生命力强，皮实，经折腾。现在想来后怕的事多了，什么打针输液缝合接骨，还有小手术，电针…… 我们哪曾有过系统的学习培养？针头针管忙了就用开水涮涮，人用青霉素没有就用兽用的，自已制作蒸馏锅做蒸馏水，还做柴胡液静脉注射！天哪，现在想想真是可怕！简直好比鲁宾逊在荒岛上求生一样的“自力更生”。但我面对的都是人啊！一条条生命啊！
老天有眼，还真没出过事儿！而且救了许多人命。徐缝衣匠不到周岁小孩肺炎心衰濒死，他不去医院。我冒险静滴了毒毛旋花紫甙K，这是剧毒药必须严格掌握剂量，何况是这么小的孩子。我守在一旁心突突跳生怕出意外死在我手里。谢天谢地！孩子竟活过来了。张福海才几个月的女孩肺炎咳痰不出卡在嗓子里满脸青紫，眼瞅要憋死，没别的办法，我嘴对嘴把她的痰吸出来，感动得张福海一个大老爷们在一旁直哭，嘴里哎呀呀，哎呀呀不停…… 条件不好，我们只有用我们的责任心和人性中的美善做人做事。

韩凤池：@辉亮  我对你的记忆很深的。那时，由于出身上的原因，对你们只能投以“默默的注视”，把人事记在心里。你和恩洪老师，是有恩于双龙泉的。是你们用青春和热血守候村庄的健康，是知青用知识和文化，浇灌了这片荒芜的土地！

丁贻程：说起恩洪的医术来，我深有体会。大概是1973～1974 年，我在山上一个阴坡砍柴，脚下还有雪。脚滑一下沒站住，柴刀砍在了左手小姆指上，马上鲜血淋漓，赶紧下山去找到恩洪。当时缝了有三四针，血止住了。过了几个月回北京时去丰盛医院，按摩了几次，大夫说缝合得不错。

韩凤池：双龙泉实行“菜票”出自知青！破天荒地成为了双龙泉村各队之间的通用“货币”。原来都是本队菜园先“赊账”待秋后算账，或用鸡蛋兑换，各小队菜园子在交换上是有“壁垒”的。此事值得浓墨重彩！这是张世杰老师在二队菜园子工作期间的创举！

张世杰：发行菜票是从二队开始的，有段时间我在二队菜园子干活儿记账。我刻版印刷，盖上我的私章方为有效，用以在菜园里买菜，到年底时结账。后来一队效仿，再就推广到全大队流通，年底统一结算。相当于双龙泉一种“地方货币”吧。由此让我在实践中懂得了什么是货币的产生，从以物易物到以币易物，也让我懂得诚信和契约是社会发展的基石。说来这也是读书累积使然。其实很简单，从小上学就讲过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从以物易物渐进演化到以贝壳、刀币、纸币……。诚信是文明的基础，虚假是万恶之源！

卢红涛：有一次救火。我和恩涛可巧在火场附近，听到前面乱哄哄的说着火了，我俩赶紧跑过去看，靠小队仓库这边邻居家的柴火垛全着了，火势挺猛。恩涛让我赶紧回去叫同学，他马上抄起一个大扫帚爬到邻居和仓库的墙上扑火。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回知青院儿，呼喊着大家快去救火！

张 懿：我记得那次救火。当时咱集体户的人拿盆的拿盆，拿桶的拿桶，从家里端着水往外跑，都很勇敢。整个救火场地以知青为主，真是不畏风险往前冲。还有几个同学站在院墙上，大家往上传水，递给他，他就往一队粮仓顶上泼，保护集体粮仓。当时好像有张呜鹤、张振民，还有谁？都站在高处呢。大火烤得身上热得很，脸都是烫的。救了大概两个多小时终于灭了。

张辉亮：裘玉虹那天还跟我回忆起那次咱们救火的事。她直纳闷儿，说我：你下乡时那么瘦小，可是救火时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劲儿，一下子就把我扛到了高处，我接过大伙递过的水盆，赶紧往着火的地方泼。
王恩洪：那天是1971年的4月25日晚上11点多钟，一队仓库东面孙吉祥家的柴火垛着起了奇怪的大火。万幸！当时没有一点儿风。在大家奋不顾身的抢救下，除去孙家的柴火垛，其他没损失什么。特别是小队的两仓谷子没有遭到一点儿损失。这两仓谷子有五六万斤，价值五千多元钱。当年可是保命的“战备粮”啊！

张晓莹：还有一次救火。睡梦中听到院里人声嘈杂，有人喊：“四队着火啦！”我们马上披上衣服，抓起脸盆，冲出门去。周边人家水缸里的水用光了，危急时刻不知谁说“回去舀泔水”。在大家齐心协力下，大火终于被扑灭了。用泔水灭火也算是双龙泉知青一大新鲜事。
吴渝瑛：我记得咱们还在大队部临街那面山墙的黑板上出过板报。我还写过呢，好像是轮流写。

张振民：我写过一篇，大意是呼吁大家别再刨树疙瘩了，要给子孙后代留下青山。那时村里常有深夜往鲁北偷运疙瘩卖的小驴车。写完后心里很紧张，因为这肯定要招有些人不高兴。当时确有人来问是谁写的。我很清楚记得吴渝瑛当面回应说是她写的，在那个论成分的年代她实际是保护了我，很让我感动。现在想想都是当年农村经济没有搞好，老乡穷啊！咱们知青也算是在那时为双龙泉进了箴言。

张 懿：原先村里的广播喇叭只广播大队的通知，后来咱们在大队部办广播站，有好几个同学参加，一开始只能给社员念报纸上的新闻和社论。我回家探亲时到西单新华书店买了两张样板戏的胶盘带回双龙泉。这样每次广播就先放《东方红》做开始曲，再念新闻，最后放样板戏，蛮像那么回事！那时村里没有收音机，社员们感到很新鲜，很爱听，有的甚至端着饭碗蹲在大队部院里来听。好在军训时我在女八中广播室干过，也是熟能生巧，不费劲。有时忘了还有人提醒，谁有空谁就拿钥匙去开门放。

六、集体户趣事

插队时的劳动虽然艰苦，生活虽然贫乏，心情虽然苦闷，但是都锁不住人性中与生俱来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向往。毕竟我们风华正茂，还都那么年轻。像一首歌唱的那样“山大挡不住云彩，树大挡不住风，神仙挡不住人想人”，困苦也挡不住我们热爱生活的本能。苦中作乐，以苦为乐的乐观生活态度在知青小组的前期还是主流。于是留下了不少生活中有趣的难忘记忆。

　王恩洪：1971 年春节各小队出节目在大队部文艺演出。一队是我组织，二队好像是裘玉虹组织的。那次并没有知青上台表演节目。《老两口学毛选》是一队出的节目。范景龙演老头子，于玖玲演老婆子，受到了社员的好评。

张晓莹：说起演节目，想起春节村里的“社戏”。四队由天山（阿鲁科尔沁旗）來的老段家兄妹演的评戏《红灯记》。他们仨主演李玉和、李铁梅和李奶奶，还邀我临时客串邻居奶奶。戏中邻居奶奶掩护铁梅打柜子里钻出来时还有两句唱词儿。我记得这两句词儿是“穷不帮穷谁照应？两根苦瓜一根藤……”调儿还挺难拿的，扯嗓子学了半天才学会。

张 懿：每次遇到事我都会想起何真。有一次在女生宿舍里遇到俩小男生不知为什么事儿打架，其中一个拿起条帚打过去，刚好从何真头旁飞过，在场所有人都吓傻了。只见何真头一偏，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就跟没事人似的！真把我惊呆了。她那个坐镇不乱的劲头儿让我佩服不已，至今不忘。

张鸣鹤：更多是记得下地干活儿收工回来在外屋，每人倒上一盆刚从井里打来哇凉哇凉的井水，光着个上身洗呀擦呀的。高兴了我们几个还来个二重唱！恩洪、树勤和我，还有谁？是张彦？人都愿意记住那些苦中作乐的事儿。我还记得自己一件尴尬的糗事儿。一次下工回来在厨房吃饭，干活儿的时候不知哪下儿把裤子屁股那块刮了个大口子，加上旧裤子的布也快糟了。我自己一点儿没发觉，还一边吃一边说笑呢。可能大家都瞅见了不好意思说，最后还是裘玉虹忍不住了，说鸣鹤你的裤子破了！我一摸，哎呀！当时给我羞得端着饭碗赶紧跑回男生屋了。

王恩洪：在男生屋里有一天好像是外面下雨，没上工。我在炕上躺着看书，只听得贻程在屋里站着高声念一本歌本的歌名：“万岁万岁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毛主席”“毛主席万万岁”“想念毛主席”“毛主席我们想念你”…… 翻来覆去的都是“毛主席……”，让我想起数学的排列组合。把我给乐得够呛！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滑稽可笑。

张晓莹： 忘记是插队的第几年了，一天半夜，睡熟的我们被外面“轰”的一声惊醒，隔窗只見一股烟尘在院子中腾起，跑出去一看，原来是连续几天雨，土坯垒起的库房不堪重负，轰然坍塌。所以才有了我们踩着秫秸杆拍下的照片。

　王树勤：那晚房塌了，“忽咚”一声低沉的响动，动静不小。当时我就惊醒了，只不过没弄明白怎么回事，躺炕上没吱声。一会儿听到窸窸窣窣开门钌铞的声音，恩洪进屋了，哆哆嗦嗦声音都变了，说半夜梦中好像有人叫“王恩洪”！他惊醒了。这时“忽通”一声，尘土飞扬，都能从房顶見到星星。他跑出来开门回到大屋。房塌声、开门声我听得很清晰。

张 懿：我怎么记得当时“轰”的一响把女生惊醒了，大家从宿舍跑出一看，见王恩洪从小屋里跑出来直奔男生宿舍。还有谁问里头还有人吗？有人说，没了，就王恩洪一人。当时好像半夜 12 点多。

张鸣鹤：看来还是老天在保佑恩洪，房子都塌了愣是头顶上的一块没有掉下来，这件事我还有印象，牢牢记在脑子里。双龙泉的事，我现在好像是得了选择性失忆症，有些事却忘得干干净净的。

王树勤：1971 年有一天咱村的几人去大柳树男生处喝酒聊天，当时聊天出错的，罚喝五加皮酒。这酒不好喝，有股子怪味儿。我记得太清楚了！挺晚了坐着小驴车回来。王恩涛拉着手风琴，一路唱着《红河谷》回村。我印象极深。大柳树知青推崇《红河谷》，那时唱这歌无人给他们上纲上线。还有一次在香山，吃一箱韩长龄从蚕厂拿回来的蚕蛾子，把翅膀一揪，在锅里一炒，味道还真不错！有股大虾的味儿，美味！蛾子肚里有卵，吃起來咔咔的，我永远忘不了。

丁贻程：天黑了，看不清。他们说是北京寄来的虾仁，在锅里炒了一会儿，端上来一吃还真是虾米味，等每个人都吃了几口，他们才告诉说是蚕蛾子！

王恩洪：1969 或 1970 年的夏秋季，咱们出民工在大柳树老乡家住，修香山通往白音宝力稿的路，黑山头那段。 那次修路从大柳树住处到工地得走差不多十来里路。还记得和蒙族的民工为了地段的接头处应该属于谁，起了纠纷，争吵起来。忘记是哪村的知青哇里哇啦和操着蒙古话的民工一通面对面地大声嚷嚷了一阵儿才平息了风波。我既好奇又钦佩那位知青，问他怎么会的蒙古话？他说什么蒙古话！我那是乱说，反正他们说的蒙语咱也听不懂，我说的他也不懂，大声嚷嚷呗！把我服得五体投地的，这招儿真叫高！

张鸣鹤：双龙泉出现 UFO 的事当年好像没人说过，不记得了。东梁后“狐狸炼丹”我倒见过几次。看青的时候就看远处像打信号弹一样，有时是绿色的，有时是红色的。可是那光亮上升的速度又不像信号弹，不知是什么？我说是不是有特务在发信号？一块儿看青的姚国财说是狐狸炼丹，经常有。我想也是，这里能有什么机密的事让特务老来发信号弹？

王恩洪：我在双龙泉生活十三年，当了十年赤脚医生，一直在乡亲堆里滚，确实经历过不少“狐仙”“兔仙”之类的事。但凡是我在场，或被人叫过去，就都停止了。当事人非常忌讳我在当面。农村许多人对这类事坚信不疑，你怎么跟他讲科学他也不明白。但是我自己从未看见过什么“仙儿”。我对这类病人当做“癔症”，用针灸强刺激。吴大夫虽然也同意我的看法，但我看他有时也是将信将疑。毕竟农村没有受到过系统的科学知识教育，中国的传统又是基于朴素的自然主义，对许多限于科学知识水平而无法解释的自然和社会现象，只能是用鬼神迷信来理解了。

吴渝瑛：迟到的感谢。我在双龙泉有段时间烂脚，组长张义大哥让我一个人在东梁后间玉米苗。每天起床下地很痛苦，脚越来越肿，我的鞋已经穿不上了。一天走过男生宿舍，突然从窗户飞出一双鞋来落在我脚下，显然是他们中某一个人扔给我的，但是那时候没好意思问。事隔49年了，在这里珍重地道一声谢谢！同时我也想问一声是哪位心好人啊？

王恩洪：@海啸  水土不服趾脚炎，两足肿胀履难穿。难中飞落男生鞋，出自东屋窗里边。感念情埋内心间，欲言又止五十年。人生若只如初见，再不腼腆默无言。

吴渝瑛：有一次咱们从上舖往回拉柴火，装车时装得车后重，车辕轻，为了保持平衡，需要车前加重，当时也没什么东西可用。王恩洪自认为他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哪知当他上去时非但没把车搞平衡，反而把他吊起来了，车继续向后倾斜着前行，那个滑稽场面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吴渝瑛：村里过年有包饺子里面放硬币习惯，也就是讨个吉利，希望来年日子能好过一些。一次过年，老窦家二闺女请我去她家吃饺子。那天是初二，我想不能去，万一把人家福气吃了怎么办？一直叫了好几天。初五那天实在没办法，我就硬着头皮去了，心想不会那么巧吧？谁知道吃了没几个，硬币还是让我吃到了！当我咬到硬币时，老窦全家人都沮丧着脸看我，当时我很尴尬。半天还是老窦开口说，嗨，没事，谁吃到都一样，有福气，有福气。后来我虽然探亲回来给他们带过糖，那也感觉弥补不了我的“过失”。他们家生活一直不好，会不会怪罪我把他们的福气吃掉了？这件事印在我的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

王树勤：三队老尹头在苗圃种了两铺炕那么大面积的大烟，每年熬些黑色油状物，装在空铁皮雪花膏盒里。有时挖给讨要的人一些治个头疼脑热、肚疼拉稀什么的。他不直说这是大烟膏，管大烟花叫“美翘”！挺好听！不错的老头儿。

张辉亮：对，苗圃老尹头那里种有大烟花，听说红色的花治红痢疾，白色的花治白痢疾。那时我才认识大烟花，真漂亮！

七、劳燕分飞 伤别离

从 1970 年年中起，集体户全体知青都在生产队一线参加农业劳动的局面有了改变。在上级要求发挥知识青年作用的指示精神和当时开展各项政治运动迫切需要文化人才的形势下，从旗里到公社、大队，开始陆续启用知识青年担任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生产队会计保管，同时陆续抽调知青作为各类宣传队、工作组成员，以及体育竞赛、文艺演出等等活动的骨干。也就从这一年起开始有了同学离开双龙泉迁往内地投奔父母或亲属。

　　1969 年，王美瑞只在集体户呆了一个多月便于当年 4 月返回了北京等待分配工作（她是中专毕业生）。

这一年的 5 月底，周醒民离开了双龙泉，转户到他父母所在的化工部河南五七干校去了。

1970 年 8 月，张辉亮到广新堡参加了赤脚医生培训班，回村后担任了大队赤脚医生。

1970 年 9 月，张振民和裘玉虹去东山小学校教书，担任了民办教师。

1970 年 10 月，张鸣鹤担任了四队会计。

1970 年 12 月底，吴渝瑛、何真、张世杰、李培都、张彦等抽到旗里参加“一打三反”宣传队。先在义和公社，后吴渝瑛、李培都到旗里的气象站。张彦二期在扎旗粮库搞运动。

　　张晓莹：1970 年知青们参加“挖肃”运动在鲁北中学集训。我当时正在鲁北搞画展，去看吴渝瑛、何真她们，被留了下来参加知青大合唱。唱的是电影《青松岭》插曲《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向前方》，我和大柳树的乐进巍担任领唱。还有《地道战》里的《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李蕴清唱）、胡宜之的《敢教日月换新天》，李振常担任朗诵指挥。那次在鲁北电影院的演出轰动了全旗。

1971 年 3 月，王恩洪担任了一队保管，9 月接任了赤脚医生。

　　1971 年 4 月，王树勤担任五队会计，其间去旗里协助筹备展览。

1971 年 5 月，宫异姬转回北京。

1971 年 5 月，张晓莹去比赛篮球，10 月回来后去小河西水库广播站。

　张晓莹：那次带学生去香山开运动会，接到通知让我去代表公社打篮球。不用干活儿了，还管吃管住！对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知青来说，真是奢侈得很哪。乐不思蜀啦！

张晓莹：《毛主席派人来》《远飞的大雁》《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这三首歌是当年我在小河西水库当广播员时一张黑色胶木唱片里的歌曲。那时只要我一放，就有许多知青民工跑来说：再放一遍，再放一遍！每次至少放三遍！

1971 年 7 月，卢红涛和邹彩华招工去了乌兰浩特八一军马场。

　　1971 年 8 月，张辉亮和张懿招工去了乌兰浩特八一军马场。

1971 年 12 月，张彦招工去通化钢铁厂。

1971 年 12 月，吕培谦招工去长春吉林省第一建筑公司。
时间到了 1971 年底，集体户已有九位同学离开了双龙泉，离开了扎旗转往外地。另有几位长期辗转在鲁北的工作组、宣传队里，村中已难看到他们的身影。

随着职务的变化和人员的来来去去，二十多人在一起生活劳动的日子便如春天的冰河开始融化裂解。双龙泉集体户知青热热闹闹、朝夕相处、全家福的日子在这一年里结束了。

吴渝瑛 1972 年 4 月去吉林白求恩医科大学读书，1975 年毕业后分配到巨力河公社卫生院。

张鸣鹤 1972 年 5 月去了宣传队。被派去帮忙清查马哈吐的乱账，一年后回村到东山小学担任了民办教师。

牟燕玉也在这一年去东山小学担任了民办教师。

丁贻程 1972 年最晚一个参加了军宣队。地点在离鲁北仅几里地的哈勒包冷，时长一年余。队长是吉林省军区的一位参谋，还有两个班长，另有两名天津知青，北京知青就他一人，内容是整顿建立大队党支部。

　　丁贻程：记得我跟队长说：“我连团员都不是，怎么作党员的工作？”队长说：“你们几个比这村的党员水平都高，要是我早发展你们入党了。”

丁贻程从军宣队回双龙泉后担任了村里的民办教师。

　　何真 1972 年春天转到河北磁县下庄店中学当数学老师。

王恩涛、卢红涛 7 月在双龙泉结婚，后分别在双龙泉学校担任民办教师和负责大队计划生育工作。

王树勤 1972 年 8 月底转去山西。

黄拥平 1972 年因精神和身体原因转回广州父母处。

张晓莹 1972 年 12 月招工到通辽铁路医院。

张世杰 1972 年 12 月通辽师院读书。

张振民 1972 年 12 月去扎旗体委。

王志强 1973 年冬招工去扎旗联合屯煤矿。

吕培燕 1974 年到通辽师范学校扎旗分校学习，1976 年毕业分回双龙泉学校任公办教师。1979 年调往湖北十堰。

　　丁贻程：集体户从老知青院搬到后街五队队部时，户里还有玉虹、燕玉、培都、鸣鹤和我五个人。四间北房。西头两间，一间仓房只放些秕子之类，鸡能飞到里边下蛋，每天可捡到几个鸡蛋；另一间是女生屋。东头两间，一间厨房、一间男生屋。

牟燕玉 1974 年转户去了河南。

　　裘玉虹 1976 年 7 月离开双龙泉回京。

王恩涛、卢红涛 1976 年 9 月离开双龙泉回京。

张鸣鹤 1977 年 2 月离开双龙泉回京。

　张鸣鹤：现在的年轻人写个回忆都充满了愉快，什么“幸福的童年”啦，什么回忆“一次快乐的假期”啦，等等。可是让我自己来回忆插队的日子，可不是那么好玩的事。往事虽然还历历在目，可是并不幸福愉快，更多的是痛苦！我的青春年华，我人生中重要的时间，就在那里悄悄流逝了。

丁贻程：我是 1977 年 8 月 26 日离开双龙泉的。我回京时，户里只有培都和我了。渝瑛闻讯后，不辞辛苦从巨力河卫生院赶回村，帮我收拾行李，帮培都安排今后一个人的生活。幸亏大家临走时都没拿多少粮，我走时囤子里大约还有三四千斤小米，够培都吃几年。

吴渝瑛：贻程走时，我回村里去送他到旗里。那天因为要离开村里了，他算账算到将近凌晨两点。很辛苦。

王恩洪：记得吴渝瑛去我家看我的女儿小辛，给她带来一床红色的缎子被面。这床被面孩子妈给小辛做了一个大斗篷，一个小被子。后来的老二也用上了。最后又给小辛的女儿改成小被子，直用到她大了用不了。

吴渝瑛：我去那次还在你家住了一晚上，是去你那里买一种妇科药，我们医院没有。

李培都 1978 年考入通辽师范学院，8 月离开了双龙泉。至此，北京知青集体户结束了它整整 10 年的生命，从双龙泉村彻底消失了。

　　王恩洪 1981 年 4 月举家离开双龙泉，去了北京怀柔县。至此，北京知青全部离开了双龙泉。

八、情系双龙泉

虽然北京知青先后离开了双龙泉，但是双龙泉在他们的心里却无一不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永生挥之不去。他们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留在了那里，在那里激情过，幸福过，苦过，累过，迷茫过，苦闷过，思念过，哭过，笑过，爱过，恨过，痛过，唱过…… 纵然时光过去了多少年，各自后来的生活道路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风风雨雨，蜿蜒曲折，依然冲刷不掉他们对双龙泉岁月的怀念，犹如藕虽断但丝还相连。

　　正是心怀这种情愫，在离开了双龙泉多年之后，很多人再次回到村里寻觅当年的足迹，当年的故居，当年的乡亲，寻觅自己的青春遗迹。除去吕培燕、牟燕玉身处外地，黄拥平失去联系之外，其他人都曾在不同时期，或结伴或单独回去探望过双龙泉，受到了乡亲们热情的欢迎和接待。人数最多一次是 2003 年的 7 月，十六位知青一起结伴重返双龙泉。大家给双龙泉学校带去了一些学习用具，东西不多，聊表心意。瓜子不饱是仁（人）心。

虽然身在北京，虽然许多人已年逾古稀，但大家时常彼此通过微信和每年的聚会互相谈论打听双龙泉的信息，关心着双龙泉的变化，关心着乡亲们如今的生活，关切着那些青年时代在一起干活的同龄人，那些相识相处过的农民朋友如今的情况。把微信群冠以“双龙泉大队”的名字，还把当年在村里一起成长的伙伴潘志祥、侯淀滨和教过的学生韩凤池请进了微信群里互道桑麻。有的人至今和村里的乡亲保持着联系。

王恩洪与吴大夫

　王树勤：感谢双龙泉人！那年月养活了我们这班人。不管到何地，和外人提起插队來，我都特别说明，双龙泉人厚道，善良。2003 年回村告别时，培谦提议大家向双龙泉躹躬！深深印在脑中。

王树勤：@我思故我在 双龙泉下雨了吗？我记得前些时你讲扎旗大旱，心中惦记。老天爷，行行好吧！为双龙泉乡亲们祈福！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王恩洪：据悉到今晨鲁北镇还没下雨！悲哀啊！掉几个小雨点，今年山坡地不行了。水浇地还可以。（转自潘志祥微信回信）

张鸣鹤：刚才问了王少春，她说今年五月份下了一场雨，人们把地都种上了。前两天又下雨了，苗情还行。

王恩洪：扎旗气候差异很大，相邻村镇往往不一样，记得 1971 年双龙泉被雹子砸得绝了收成，但别的地方却无大碍。

王树勤：1971 年 7 月 29 号那场雹子把我的插队梦彻底砸垮了。明白了一定要离开双龙泉，另谋出路！那段日子内心是极其苦闷的。很久以后还时常做恶梦。

王恩洪：@响山 潘志祥刚发微信说“双龙泉 21 号下了四指雨。很好”！

王树勤： @我思故我在   看你转发的表格，扎旗几处气温都 40 多摄氏度！比北京热多了。咱那时太阳地干活儿，挺热的。树阴下凉快，晚上凉快，好睡觉。

王恩洪：咱那时好像没这么热过。不过那时根本无暇顾及气温多少度，只是一个热。那时社会视农民为草芥，谁关心你农村多少度? 怕热起大早上山干活儿不嘞。

王树勤：看着王恩洪对双龙泉山山水水、对那片土地、那段生活的描述，我想哭！咱们共患难的哥儿们用美好的心灵怀念那几年双龙泉的岁月，双龙泉的山山水水！

王恩洪：内蒙于我心中只有双龙泉。双龙泉的岁月虽然艰涩而漫长，然而留在心底的却不是苦难，而是在知青小组最初三年的美好时光。

王恩洪：扎旗潘志祥发来的：这里己到零下 11 摄氏度。昨天下中雪一天，今天才出太阳。晴天有太阳真好。

张晓莹：看你转发的潘志祥的信息，耳边响起了在那个边远的山村踏雪在村道上行走，脚下咔嚓咔嚓的声音。仿佛就在眼前！

王树勤：插队时抓一只羊 10 元钱，现在买一只羊要 1000 多元呢。

王恩洪：插队时小队一年打的粮食不如现在种粮大户一家打得多呢！那时咱们干一年分红的钱不够现在一顿稍微讲究点儿的饭钱！那时万元户是富豪，现在万元户得吃低保！天翻地覆慨而慷啊！

张 懿：我在村里呆得时间较短，留下的都是对各位的好印象，有趣的事情。比如王恩涛的小提琴拉得不错，卢红涛竟会纳鞋底，吕培谦饭做得不错，丁贻程可会管家了。同学们都很聪明也很好。最吓人的就是灶房塌了，王恩洪跑出来了。咱们小组总的来说相当不错。谁也没欺负过谁，友爱团结，照顾弱小。使我在以后的人生中遇到挫折时，都会不时想起大家，感到温暖。愿友谊地久天长。

王恩洪：这首《牧民歌唱共产党》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扎旗广播站作为开始曲，成天大喇叭播放，我去鲁北办药总是听着这支歌进入街里，觉得很好听。也许是印象太深了，至今一听到这支歌脑中还能够浮现出我赶着小驴车从炮台山下的土路进入鲁北大街时的景象和心情。

宫异姬：王大哥看到您发的扎鲁特美丽的风景照感慨万千，不由得想起知青题材的电视剧《年轮》的主题歌“高高的白桦林有我们的青春在流淌”。美丽的扎鲁特有我们的青春、汗水、美好的记忆……

王恩洪：@玉兔东升  扎旗确实比以前更美了，更绿了，村村通上了水泥路，通了电，被砍光的山也长出了树棵子……“那里留下的青春和汗水以及美好的记忆都深深印在了心上”，说得好！

王恩洪：我在乘坐从布拉格维申斯克开往哈巴罗夫斯克的列车上，看着窗外茂密浓郁的白桦林、松林、橡树林和一条条欢唱着的清澈小河，还有盛开着五颜六色的厚厚实实的花草灌木，像绿色厚实的毛毯一样铺在大地上，那美丽安谧的自然风光让我不由得想到了双龙泉，想到早年的双龙泉一定也是这样的一幅景象，绝不比这里差。但是“人定胜天”，人民公社，大跃进，农业学大寨…… 一系列无法无天、对自然界毫无敬畏、毫无道德底线的政策和行为摧毁了大自然和人性中的真善美。

王树勤：扎旗是个好地界儿。唯独这人类不是个东西！

宫异姬：响山大哥 扎鲁特确实是一个水草丰美的好地方啊!

王恩洪： @随意   西藏的星空让我回想起当年双龙泉的夜空，丝毫不亚于西藏。我和鸣鹤、培都，还有我独自秋冬夜间看青、看场院、出夜诊都能看到头顶上近在咫尺星光璀璨洁净如洗的夜空。在那个精神被禁锢压抑的年代，望着那样美丽的星星，令人浮想联翩。不知鸣鹤尚有记忆否？培都己升华天堂，与繁星同在共舞了。

张鸣鹤：@我思故我在 @随意 双龙泉的夜空真的不亚于西藏，我深有同感。特别是在东梁后看青印象深刻。满天星星，不时还有山梁那边打出来到天空中的又像信号弹，又像什么灯光的东西。原还以为有特务，记得姚国财对我说是狐狸炼丹，到现在我也百思不解。

王恩洪：视频中那白雪皑皑的群山和湛蓝的天空使我回想起下乡头一年的冬天，大队派人看山。我和四队的刘路（说话磕巴，愣愣乎乎，家很穷，母是蒙族）去大西沟的平顶山巡山，在山顶上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幅景象。只是扎旗的山没有这样高大陡峻。还有他们是在娱乐抒情，而我们却是在挣扎谋生。

张鸣鹤：我们双龙泉的野山杏都让大家给刨没了！也包括我们！唉。

王恩洪：别伤心，你看扎旗的山杏树不是在逐渐恢复么？视频中虽然不是双龙泉的山但离得也不太远。只要不打柴，不刨疙瘩，慢慢会恢复的。

王树勤：潘志祥，咱们是一个队的。我当了一年五队会计，后生病1972 年 8 月转到山西了。心中愧对五队的乡亲们。“响山”是我对双龙泉的回忆。王树勤是我的本名。

潘志祥：你昵称“响山”，看來你对香山双龙泉感情特深，没忘了这个穷山沟，穷哥们，谢谢您！

王恩洪：与潘志祥探讨扎旗农民的致富，发展出路，结果是“没招儿”。“种粮不值钱，今年即使四角钱一斤也没人收购，粮库都满满当当的了。农民只能把玉米撂在露天里。出外打工找不到活儿，一无技术二无人才，只能守着那几亩地，随大流，别人种啥我种啥，越种得多越卖不上价……”但那里温饱已不成问题，比起我们在时是强多了！可是社会在发展，还能和三四十年前的时代相比吗？

王恩洪： @潘志祥 重阳节扎旗有什么活动吗？鲁北街也是老年人多多吗？各村里年轻人少了吧？都离村出外打工了吧？

潘志祥：@我思故我在  今逢重阳六级风，老头老婆已貓冬。农村青年想打工，老板挥手已绝情。这里发展没创意，大家一齐都发懵。

王恩洪： 写得好！但是扎旗靠什么产业的税收来支撑全旗那么大的民生支出呢？

侯淀滨：主要税收都在扎哈淖尔，那里的煤炭产业和铝产业是扎旗收人的主要来源。年缴税 10 亿元以上。

王恩洪：看来扎旗财政收入一多半依赖煤炭收入？财政风险太大了。煤炭价格一下降就够呛，有些像俄罗斯的经济结构。

王恩洪：我看这就是国家为扎旗农村农民翻身制定的路径 —— 通过长期不变的土地承包权的转让、集约“消灭农民”！只有“消灭"了广大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使他们转移到二三产业，农田做到大规模集约化经营，农村才能谈得上真正富裕。（消灭农民可不是消灭肉体哦，是消灭身份）。但是这个过程又是长期的，艰难的。

潘志祥：农村没啥热闹，有一点笑料人们传得都知道了。唉，农村农业我可爱的农民，过去太苦太无聊啦。

王恩洪：我想只要别遇上天灾人祸，社会安定，上面别再瞎折腾，农民的日子还好过。他们自有他们的快乐、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满足、他们的幸福。我想起自己那十三年的农民时光，至今并没留下生活劳动苦不堪言的记忆，不然我不会那样怀恋双龙泉。苦的是心里的创伤和精神上的压抑。但那和农村、农民没有关系。

潘志祥：社会在进步历史在前进。今天经过无数的苦难终于有了幸福生活，农民都比较滿意。纵向比，较比 20 世纪 60～70 年代不知好了多少倍，老百姓已经很满足，他们並沒有太高的要求。当然不能橫向比，比南街村，比城市近郊农村差得还太远。我们只能和自己过去比，知足常乐，能忍自安，这叫自知自明。

王恩洪：今晚《新闻联播》报道通辽市奈曼旗农村土地承包再延三十年获农民安心。我想这确是对广大农民利益有所保障的政策。土地是农民的保命物，也是他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财产，过去政府随意剥夺他们的财产权，真是对不起养育了他们的农民啊。

韩凤池：今年夏天，我们（侯淀滨、潘志祥）陪同张世杰一家回双龙泉，我曾嘱咐村长、书记，要留下来影像资料，知青们都已 70 岁了，不是年年都能回来的，以后次数会更少！留住资料，记住历史，告诉后人。

王恩洪：现在想来老潘书记真的很不容易！很了不起！他是位正直、淳朴、宽厚、开明的农村基层干部，称得上“不忘初心”的共产党员，农村的好带头人！再回双龙泉时我也要去他坟上献朵花，烧张纸，以示对他老人家的敬仰之情。

王恩洪：去年我跟群里大家开了个愚人节玩笑，说扎旗布置各乡镇村撰写村志，还谎制了一份双龙泉村的书面邀请函，说得有鼻子有眼儿，大家还真信了。玩笑归玩笑，我早有双龙泉应该留有一份村史的想法，甚至想去双龙泉住些日子，遍访历史当事人，记录他们的口述，撰写双龙泉村史。现在看来有你们的共识，也许愿望能够成真。

王恩洪：这是《北京日报》。北京市援蒙通辽市的旗县中不包括扎旗，看来扎旗不是贫困县。

韩凤池：@我思故我在  与我旗毗邻的阿鲁科尔沁旗、科左中旗、科右中旗等都是国家级贫困县，唯有扎旗不是！

九、50 年后的反思与寄语

　张鸣鹤：在我无处可去的时候，双龙泉接纳了我，所以我感恩双龙泉！感恩双龙泉的乡亲！

丁贻程：身不由己或无奈！

邹彩华：刻骨铭心的记忆 —— 在双龙泉生活的几年，无论是学习、劳动以及知青集体户的生活 …… 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吴渝瑛：双龙泉用她那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我们，拥有了这段宝贵的经历，在后来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任何艰难困苦，我都能坦然面对。这段亲身体验的感受，将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挥之不去。

卢红涛：时代把十七八岁从没离开过爹娘的我们拉到了千里之外的双龙泉。我们天真无邪，又天不怕地不怕。八年啊！我们经历了在北京不可能经历的，同时也学到了在北京不可能学到的。这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无法忘记。双龙泉是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张晓莹：很庆幸我们这代人一生中能有这样一段和大自然、土地、乡村及中国农民如此近距离接触的岁月，让我们从中获得了吃苦耐劳、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克服困难以及和人民群众打交道的能力，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却受益终身，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国家。

王恩洪：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空前绝后的青春浩劫，一次逆历史发展的反动。我诅咒它像诅咒文革一样；我蔑视“青春无悔”中散发着的虚伪和愚昧味道，我相信当年大部分人的选择都是出于无奈或被愚弄的结果，否则无法解释之后想方设法的纷纷逃离。但我热爱、怀念双龙泉和那里的人们，他们陪伴我共同度过贫困艰难孤独的岁月。我嘱咐女儿：在那个时候默默把爸爸的骨灰撒到双龙泉的东山上，让我“在那边”永远和双龙泉相望。

张世杰：下乡插队至今 50 年了。儿孙们问起这段历史，我们该说什么呢？历史是不该遗忘的！但怎样回顾，评价却是各不相同的。……
从哪儿说起呢？记得我从小就学过高玉宝《我要读书》这段控诉旧社会的洗脑课。也幸福地读过了小学，考上了北京八中。并有幸上了全市教育改革第一个 10 年制实验班。经过五年的苦读，却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高考前因病休学了。不幸赶上 1966 年，游荡的幽灵大发作。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只是大多当事者迷。所谓以史为鉴的前提是知史，知真史！红wb、军训、知青下乡等在第三帝国的希特勒时代就曾发生过。这都是有书可查的，甚至如“漂亮的城市姑娘扰乱了农民的生活”……等不堪回首的描述也历历在目。如此看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真的不是史无前例的！那时我家八口人，爸爸被审查，不知人在何方。家中老少三代就靠妈妈的那点工资为生。上学无门，我成了新高玉宝。参军、上工厂没我的份。我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整个一个无产者。不偷不抢，整天张着嘴吃闲饭，除了卖血别无他路。记得鲁迅先生曾说过，不要听那些乌七八糟的鸟导师的教诲。他告诫年轻人：人生第一生存，第二温饱，第三发展。他所谓的生存不是苟活，温饱不是奢华，发展不是放纵。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启迪。当时我的表姨为了不让孩子从小就失学，变成新的高玉宝，背井离乡出国留学。现在小我十几岁的表弟已成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我却为了生存和温饱，打起铺盖卷，带上仅有的数理化、俄语教科书来到了扎鲁特我的第二故乡。是无悔？是无奈？

裘玉虹：在双龙泉下乡的八年中，艰苦的生活锻炼了我，使我学会了怎样面对困难挫折，学会了许多生活生存的技能与本领，同时也和集体户的知青们一起为双龙泉的发展建设献出了汗水与才智，这段经历使我一生难忘，终生受益。

张振民：几十年前的双龙泉生活景象仿佛就在昨天。在那里我们付出了汗水和智慧，也收获了乡亲们的哺育和关爱，增长了见识也增强了战胜艰苦的意志和品质。为我们以后的发展如同小苗施了底肥。双龙泉是我第二个故乡，虽然不能常回去但心中永远在惦念着她。愿双龙泉在新农村的建设中越來越美越富裕！

张辉亮：从繁华都市到穷乡僻壤，从稚气未脱的学生到面朝黄土的知青，人生的第一场历练如此真实而严酷——痛，并收获着。既然磨难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让它成为我们人生的一笔丰厚的财富吧！

王恩涛：不是故乡，不是归属地。青春献给了你——这并不富饶的扎鲁特旗。歧途来到了这里，梦境挽回了过去。尽管不想再见到你，但还是把你记在心里!

张 懿：到双龙泉插队不仅使我受到了艰苦劳动和生活的锻练，更亲眼目睹了社会最低层最贫困人的生活。虽然下乡的三年在我以后不断变换的生活中，在我生命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时光，也是很迷茫，是被命运推着走的时光，但是这段经历也启发了我：在人的生活中不应只有善良和唯命是从，也要有努力抗争，不服输！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意念后来在我的生活中一次次得到了印证。

宫异姬：在双龙泉的日日夜夜让我终生难忘。那年我才十六岁，什么事都不懂，更别说什么社会经验啦。但是我生活在一个温暖的集体户中。我得到了哥哥姐姐们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照顾。帮我洗衣服，生病时给我做病号饭，下地干活我跟不上，大家接我，上山砍柴帮我。办病退手续时，我人在北京，扎旗所有的手续都是集体户的朋友们鼎力相助…… 这一桩桩一件件往事令我终生难忘。大家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怎么去生活，怎么去工作，怎么去善待他人。从大家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终生受益，也为我回京参加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五十年啦，双龙泉—— 忘不掉的记忆 。我们的集体户是一个正能量的集体，在发光发热。生活在这样的集体户中是我此生的福气。

王树勤：我在双龙泉的插队岁月永远不会忘记！多少话语难以说起，借用莱蒙托夫的一首小诗表达一下吧：
不是，我这样热爱着的并不是你，/ 你的美丽的容颜也打动不了我的心；/ 我是在你身上爱着我往昔的痛苦，/ 还有那我的早已经消逝了的青春。

张 彦：插队三年，各位哥哥姐姐对我的关心、爱护，永生难忘！有生之年定当报答！唯有双龙泉老一辈的乡亲们无以回报，但是我永远忘不了他们！

知青大院里的男生

我们走在大路上

后 记

受托执笔编写双龙泉集体户的回忆文章之后，我才发觉这对我其实不是件容易事！时隔这么多年，当年我既不是核心，也不爱打听和参与组里的事（做家务除外）别人的事，甚至时常游离于户外，我怎么可能有反映当年集体户全貌的站位来写这篇文章？

　　我想起作家从维熙的一段话：“有的人愿意回忆幸福，有的人愿意咀嚼苦难。这是由于人的生存状态不同而产生的强烈反差。我属于后者，这不是我的选择而是历史的安排。不知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近梦，所有的梦境都非常遥远：在大山山腹中挖煤，在风雪驿路中跋涉；在一片无边无际的芦花荡中，衣衫褴褛的我背负着重荷蹒跚而行。按说，恶梦醒来之后，是不愿意反复回味那充满血色的梦境的 —— 我属于一个例外。不仅难以割舍更深残梦，还对那片掩埋了我青春岁月的土地，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
　　

　　我们当然没有像他那样悲惨不堪的经历，上山下乡知青也与被劳改右派的境遇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但是那时户里大家的思想、心情、脾气秉性各不相同，应该也是由于各自的“生存状态不同而产生的”。只是在那个压抑人性禁锢思想的年代，不得不委曲求全罢了。我不了解任何人内心的所思所想，更不了解任何人真实的心理感受，就像别人不了解我一样。

　　但是总之，我们集体户的同学心地都很善良，心灵都很健康，性格都很温顺质朴，生活都很节俭勤勉，接受的都是同一教育。我想这便是集体户大家能够相依为命从兴到衰没有分家存在了十年的基础（个别例外对集体户并没产生影响），集体户在大家心里留下的大都是美好温馨的回忆。

　　思忖良久，我想只能采取归纳大伙儿的微信，分一分类，用时间轴串起来的办法，就像一个厨师，把大家各自带来的食材择净，放到锅里，稍加作料，熬一锅烩菜端上来，起个菜名叫做“七嘴八舌忆当年”，力求轻松、诙谐些，完事（亲自参与这次群中回忆的知青有一队七人，二队八人，“七嘴八舌”倒也名至实归）。这样做能尽量避免以一己之见偏盖了大家的感受，毕竟这是一篇我们集体的回忆。至于这锅烩菜味道如何？掌勺人不知道大家品尝后会有怎样的看法，众口难调么。我的认识和水平也就这样了。

　　我想到过，因为这都是大家自己曾经说过（写过）的话，难免再看时少了新鲜感，甚至会产生老人絮叨之嫌。如果是那样，这篇就算是个聊天儿笔录，可是大家人人有责的哟！

好在这篇东西也只限于在我们之间的范围传看，并不是去用于发表、刊登，倒也无妨，如同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一个道理。

或者我们的儿孙好奇心不知哪时骤起，想看看这些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过去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也未可知。

王恩洪 写于 2018 年 4 月 22 日

【 附注 】 参与本文写作的还有从双龙泉村走向扎旗领导岗位的三位同龄人。他们是：

潘志祥，历任双龙泉大队书记、香山公社公安特派员、香山公社党委书记、罕山乡党委书记、旗农业开发办主任、旗农业局局长、旗政协调研员。
侯淀滨，历任双龙泉学校校长，香山中学，巨日合中学教师、旗政府秘书办公室副主任、黄花山镇党委书记、副旗长，旗人大副主任。
韩凤池，1979 年考入通辽财贸学校学习、1981 年参加工作于扎旗烟酒公司财务、1990 年起历任旗委秘书、文秘主任、政研室主任、扎旗科技局局长。

本文选自

内蒙古扎鲁特旗北京知青集体创作的

《 集体户简史 》一书

文中老照片全部为双龙泉知青的珍藏

图文编辑 / 一杯咖啡两块糖

2025 . 06 . 06 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