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班主任

天天

　　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1973到1983的10年间，我曾有过8位班主任老师，而朱宝琴成为我人生中的第一位班主任，着实有点偶然，也是我的幸运。

　　早在1960年，继广大农村地区普遍成立了人民公社之后，城市里的人民公社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1966年的“五七指示”，对此后十几年的社会运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要求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各地为了深入落实“指示”精神，继“五七干校”和“五七道路”之后，又纷纷建起了“五七小学”。 1970年，我所在平山区向阳公社，也建立了名为“联利小学”的五七小学。

　　1973年春，我和二十几个邻居家的孩子走出各自家门，成了朱家庄五七小学的学生，而朱家庄五七小学，其实是位于数公里以外的南地联利小学的一个班。1974年因学制改革，一年级我们用一年半的时间读了三个学期，先后有过两位班主任，分别是朱宝琴和陆保英老师，她们风格迥异的教学方式，在我读书生涯的起点，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上世纪六十年代，朱宝琴接受了九年义务制教育，虽然说读书时的成绩不错，但毕业后因为没有上山下乡去做知青，所以一直待业在家。毕业后第二年，她嫁给了一位老实巴交的本钢发电厂工人。又过了三年，他们在电厂附近的朱家庄买了套小房子，成了我家的邻居。于是，夫妇俩人带着两个孩子，一家四口在这里过起了寻常百姓的生活。朱家庄虽然民风淳朴，但普遍有点排外的陋习，因见她家徒四壁，她丈夫又是个楞头愣脑的外乡人，因此颇有一些人看不起她和她的丈夫。

我上“五七小学”时，刚好赶上已有两年教龄的陆保英老师被调到联利小学进修培训，只好再找一个文化好又没工作的“闲人”来做我们的老师，而朱宝琴正好符合这个条件，于是，她便成了我读书生涯里的第一位班主任。当时，很多家长都担心，一个一点教学经验都没有的素人，给一群懵懂的孩子们当老师，她能胜任吗？但当时就这条件，谁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也只能接受这个无法改变的现实。

朱老师那个时候约二十七八岁年纪，面色微黄，梳着两根麻花辫儿，斜垂肩上。那时候的两门主课，语文和算术，都由班主任一个人承担。 她上课没什么技巧，但很认真，她一定笃信“勤能补拙，熟能生巧”的道理，每次上完课，总要留一大堆课后作业，这让刚上小学的孩子们很难适应，有时候连我这种学习特别努力的学生都不能按时完成。 对完不成作业的同学，她每次都会很严厉地训斥，甚至罚站。但我则是例外，每当我因完不成作业而惴惴不安时，她总会宽慰地笑着对我说：“像你这么自觉又上进的孩子，偶尔没完成作业，一定是有不得已的原因，而且也不会因此而影响学习进步。”确实，我一上学就很努力，因学习成绩突出，又老实稳重，所以上学仅一个月后，她就让我当了班长兼学习委员。

按照那时的教育方针要求，中小学都改成了半日制。上午放学回家吃了中饭，我几乎每天都会背着书包去她家里，在她家做完作业后，就陪着她两岁多的儿子玩儿，她则忙着批改学生的作业。这样过了两个多月，突然有一天，她满脸严肃地对我说：“以后，你别天天来我家写作业了。”听了这话，我一头雾水，后来我才知道，是有人向居委会反应，说朱老师公权私用，让她的学生给她带孩子。哎，社会真是复杂啊，明明是一种和谐相处、真诚相待的师生关系，但在许多人眼里，却成了问题。 但我并没有受什么影响，一直和朱老师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

上学还不满两学期，学习的大环境又突然发生了变化。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教育战线又树立了几位“反潮流小将”，一时间，“反潮流精神”风糜全国。朱老师一方面要为我们这些被搞得晕头转向的孩子们宣讲“造反有理”，不要做“5分＋绵羊”的学生，一方面还要尽力维护课堂秩序，让我们学好文化课。 有一次她传达上级文件，当念到“学生不是师道尊言的奴隶，老师在课堂上不能对学生拍桌子，瞪眼睛”时，停顿一下，而这时的课堂已乱作一团，朱老师不得不猛拍了一下桌子，然后瞪着眼睛说：“你们这样下去，不学无术，将来怎么能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祖国建设者？又怎么能成为有理想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然后，我看到她瞪着的眼睛里含着泪花。情绪的变化并没影响她继续认真地给我们上课，也没影响她又给我们留了一大堆的课后作业。

莺飞草长，斗转星移，转眼到了1974年春，陆保英老师带着“砸碎陈旧教育观念”的精神，意气风发地返回了朱家庄小学，而朱宝琴老师只能带着无尽的留恋，黯然地离开她热爱的教学事业。培训后的陆老师，确实领会了当时的教育方针，经常组织我们到街道、农田、及部队营区参加义务劳动，到市里参加各种集会活动。记得有一次到电影院看样板戏《杜鹃山》，同一部电影竟然连续放了两场，吚吚呀呀地一个上午，真是墨迹得让人想吐。

为了庆祝我们向阳公社成立十三周年，公社的中心小学组织一场文艺演出，陆老师让我与崔天君同学搭档，排练一个“对口词”节目，就是一人一句地交替朗诵，配合大幅度的肢体表演的那种形式。比如，嘴里说着“红旗漫卷舞东风”，同时两手要在空中做一个红旗飘飘的动作，然后跺一下右脚，腾空后紧跟着再做一个垫步。边说边跳真不容易，学了几天，动作仍然很不协调。到登台表演时，陆老师一直在台下用手比划着指挥我俩，很像提线木偶，想来真有点滑稽。

从陆老师执掌“帅印”以后，朱家庄的大人们不再抱怨他们自己的“五七”小学，不再抱怨他们的孩子们课业太重，纷纷夸赞陆老师，说她的工作能力更出色。 1974年9月，我们从五七小学毕业，去了五公里开外的振工街小学。

　　1983年我上大学后，寒暑假回朱家庄时还能见到朱老师，但1985年后，朱家庄整体动迁到了南地，老邻居都各奔东西，再也没见到过她。我曾多次问过我姐姐朱老师的情况，今年初姐姐告诉我说：“偶尔还能遇见到她，现在，你的朱老师已经步履蹒跚，看上去已经是一个驼背的老人了，而且她脾气不好，经常会和邻居们闹矛盾。”

或许，朱老师在许多人眼里根本就不曾是一位老师，或许，她因生活艰难而变成了一个在别人眼里有些怪癖的人，或许，给我做班主任的那年，是她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一年......但不管怎样，她身上曾经发出的那束光，照亮过我蒙昧的心灵，让我在人生的学业道路上，更加认同“业精于勤而荒于嬉”的道理。在我心里，朱老师一直是一位难以忘怀的长者，我时常会想起她曾给过我的鼓励，以及对我诚实做人的影响。

陆老师的事业是否辉煌到她退休，我不得而知。如今再回想起那次让我尴尬得像提线木偶的对口词表演时，我突然觉得，她当年的职业经历，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提线木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