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昙花开放般的母校～一个老师在【樂山高级中學】经历的岁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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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二月 1955年在新创建【乐山高级中学】校园中，从各县选来的教师、及各地整班转来的高56级4个班与57级4个班，及当年乐高新招的高58级2个班，共10个班学生的共同努力下，乐山高级中学开始了正常的教学活动。这一年也是【乐山高级中学】的教学的起始年。 当56年元旦来临，语文教研组的刘奉麟，万鲁君等老师满怀热情张贴对联迎接元旦时，被奚方校长一句话“不要贴，不要贴，现在不是贴这些的时候！”，而停了下来。 原来“肃反运动 ”即将展开，到1956年1月寒假时，乐山市各直属中学教师都集中于乐山二中，开展“肃反”运动。一开始给人以“严肃的气氛，肃杀的气氛”。吃住都在二中，睡学生的高低床，大寝室。五人为一小组，由肃反领导小组编定，并指定组长，显然有监视者与被监视者的关系。这五人，吃、住、学习都在一起。连上厕所，都得有人随同，是怕有人逃走，怕有人自杀。我们组，物理教师杨东渊年岁比我大些，他住家在离二中很近的土桥街，但他也必须和我们住在一起。刚开始时，他要回家拿点东西，组长带着我们和他一道到了他家，组长倒显得对杨老师放心，对他说：“你进去拿，我们在外面等你。”可杨老师很把稳，很细心，他怕贻人以口实，他不进家门。他就在外面叫出他的妻子来，当着我们四人的面，大声地吩咐他妻子拿什么拿什么。他妻子大概也已知道些情况，表情拘谨地略显紧张，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问，只是去拿出来了杨老师要的东西。杨老师也不再说什么，拿着东西就同我们走了。 都是经过“四大任务”、“镇反”和“思想改造”等运动的人，我也理解杨老师夫妻此时各自会有什么心情，但我们只能默默地同行着，谁也不同谁说话。 在二中的大礼堂（大成殿）听了动员报告。我当时想：为什么建国五年以后，政权显然已十分稳定，却还这样大规模地全国性地“肃反”？虽有些紧张。但我已经经过各次运动，都走过来了，家庭情况，个人历史都是明明白白的，还肃我什么呢？ 开始我倒不太紧张。后来冒出一事让我大大寒栗了一下，那是冷天，大家围着火炉学。一开始是学习批判胡风集团的文件，特别是逐字逐句深刻领会那些按语的精神。运动以后我才知道这按语是毛泽东加的，肃反运动也是他部署的。既然如此，怎能不认真学习，深刻领会，遵照执行“最高指示”嘛！在听读文件和听发言中，我的思想就开了“小差”，手指不自觉地伸入了鼻孔，随着思想的打转而打转。这时校长奚方，也是学校的共产党支部的领导人，可能也是学校肃反的领导人，正好参与我们一个组学习。她本已经够严肃的脸，这时更严肃了。她忽然大声地说: “万鲁君，这是什么场合？这是什么学习？你挖鼻孔，心不在焉！” 我一惊，赶忙把手指从鼻孔拿出来，规规矩矩地坐正身子～一个四川大学毕业、风华正茂的30大几的堂堂男人如幼儿园般被斥训！好在她只指责我“心不在焉”，没有追问我在想什么。然而我还是惊恐起来：是否我已是内定的肃反对象了，今天在大众面前先打打我的态度？ 胡风呀胡风，谁叫你乱提意见，我们遭罪！以后我当然不敢再挖鼻孔了，而且“认真学习，积极发言”。不管如何，肃反是拉开战幕了！乐山哪些人是反革命呢？乐山高级中学谁是反革命呢？当然，我也猜想，或许有人也在揭发检举我呢？ 就这样，悬着心等待着运动的下一步的明朗：谁是反革命、如何肃反？一天，我被通知去开会，差不多全校教职工都到了。气氛当然是相当紧张的，因为运动开展到这个节骨眼上，谁是反革命还未见分晓呢。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与社会经历的人，能无各种猜想吗？会议是校长奚方主持。她宣布今天来开会的都是属于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应该放下各种各样的包袱，开展对反革命的斗争。 天啊，我多幸运，我已经算是毛泽东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了！ 接着，敌我阵线分明了。我只知道我们乐高中抓出了周纯智，乐一中抓出了王世鸿，经过揭发定性，进行批斗。也许是怕人们由于私情观念而批斗不狠，于是周纯智交乐一中去批斗，而我们乐高中则批斗王世鸿。 周纯智是反革命，我确实是感到惊诧的。他是才从大学毕业出来教书不久的，由峨眉调来乐高中教语文的，二十多岁的青年教师。才来不久，我们还很不熟悉他的身世经历。在揭发过程中，知情人（其实多是组织上根据档案让他们了解一些情况）举出他的“反革命罪证”，要他坦白交待时，我才知道一些模糊的情况：原来他家是耶稣教徒，有“里通外国”的罪嫌，而周纯智有卷入的可能，于是提出他的可疑事迹，要他坦白交待。至于我这个已被列入“百分之九十五”而“披装上阵”的斗士，实在射不出什么子弹去，因为我对周纯智实在太陌生了，去揭发他什么呢？于是只有助阵呐喊的份，跟着大伙喊喊：“你说，你说！”“拒不交待，死路一条！”“砸烂你的花岗石脑袋！” 王世鸿则是在定性后交给我们批判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他。我总觉得敌人应该是狠毒凶恶的，或者是奸猾残忍的，而王世鸿竟不挂敌人的相。他个子不高，瘦瘦的，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一脸迂酸气的夫子相。交待时的迂酸就使人发笑。我不知道他是经文官考试还是另有门路，解放前他竟作过一任县长（这大概是他成为反革命的主因）。我也不知道他是经过什么途径，又作了乐一中的语文教师——竟然是个反革命！在课堂上王世鸿讲《药》这篇鲁迅的短篇小说时，曾用白色纸团涂上红水，讲到康大叔把人血馒头递给华老栓时，他突然将那染红了的纸团亮出来：“你们看，就这‘人血馒头’！”学生们哄然大笑，听课的领导和教师也笑不可仰。在评课会上说他使用不当，招致了反效果，可还是肯定他用教具以达到直观生动的效果是可取的。而现在呢，却要追问他的动机：“你是否蓄意破坏革命烈士牺牲的悲剧性？”“你有意玷污烈士的鲜血！”“应该是引导学生对烈士的牺牲感到悲愤，你为何使他们发笑？”……他固然辩解，可迂讷的言辞怎么辩得明，解得开，倒又要引得我们想发笑。可怎么敢笑，这是阶级斗争呀！ 人们只好掩鼻低头暗笑，有的实在忍不住，只好到厕所去了。 这样斗，我们又不了解王世鸿的任何情况，能斗出个什么名堂呢？既然“反革命”已被抓出，斗争取得胜利，大家也就该欢庆欢庆了。首先是拆散了王世鸿被斗，不知他心情如何。我们这时的心情，至少是我的心情，却感到宽松了。 最后，周纯智因仅凭家里有基督徒难于定、罪，就调到青神中学去当老师。而王世鸿是一中的、′，不知结局如何。我，寒栗了一阵，终于度过了春寒。 1956年，那时的教学秩序比较正常，比较稳定，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基本上没有波及学生。教学与课外活动，均正常开展。班级间，年级间，师生间，学校间，学校与外单位间，时有篮、排球赛，那时乐高中的学生球队在乐山可以说是无敌的。而学校里则以56级1班的球队最为出色。他们班有个学生～叶春泉，因为他高长，绰号叶灯杆，他后来还是国家篮球队的队员呢。我们教师队也时而和他们对阵，但是不只是败，而且常是惨败。我们教师队也有年纪较轻而球打得好的，如杨志哉，如李复春，如蒋仲达，可是人数不足时，我也上场应战。我自然不是对手，焉得不败！那时的课外活动时间，球场上总是生龙活虎的。 我教的56级4班（夹江班）的文艺活动则搞得较好。有个叫吕松榕的学生，言谈带女子气，喜爱文艺，也善于组织，他一直是文娱班委。在夹中他就组织过不少节目参加学校的和校外的一些活动。就在我参与演京剧《杀奢》逗得满堂大笑时，吕松榕组织、导演并参与演出的话剧，却真正赢得了满堂喝彩声，我认为这个吕松榕是要去攻研文艺的，但他却学了医，成为医生。是否他也怕搞文艺的风浪太大了呢？ 1956年乐山高级中学送出了首批毕业生，那时他们百分之八十以上考上大专，我也感到高兴与自豪。他们之成材，固然有诸多原因，可我不能不欣慰于我教过他们。两三年前，我去成都于女儿家小住，信步漫游，从玉林小区走到了川师。我就去看我教过五年于乐高56级4班毕业的车士琦。她是川师物理系教授，也已退休了。她一见到我，简直高兴极了。她又马上抓起电话通知向思平，叫他过来。向思平也是56级4班毕业的，任川师化学系系主任。他正吃饭，端着饭碗就过来了。他们马上拨电话通知他们56级4班在成都的同学，电子科技大学的教授张焱群，西北中学的校长夏应铨，以及吴志高（工程师）、董惠莲（医生）等人，约定于星期日在塔子山公园聚会，“陪万老师玩一天”。注1. 而首批56级毕业生中，【乐山高级中学】还向省、国家输送了一位兰球天才、体育健将叶春泉～乐山人喊的叶灯杆，为四川蓝球获得1959年全国全运会冠軍居功至伟，四川蓝球队也一度代表国家参加各种国际比赛。 这些，让我这个平凡的中学教师，此时感受到很大的欣慰！ 1956年的暑假，乐山高级中学招生高59级6个班，其中一班为干部班。 各县份中学乘暑期接着开始了“肃反”运动，这场由“胡风集团”带来的厄运不知又会砸到哪些八杆子够不着的教师头上？ 料峭春寒 1957年全中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运动”。 一开始，我们的政治理论教员惠正洁，找了我和刘奉麟，向我们宣传了帮助党整风的重大意义，希望我们畅所欲言，而且就征询我们有什么意见。我能肯定，惠正洁是带着善意来征询我们的意见的。因为她是党员，又是政治理论教员，她是完成党交给她的任务。这时连党中央的宣传部长陆定一也没有预测到局势的变化，也不知道“引蛇出洞”的策略，惠正洁自然更不会知道。而且她本人也响应党的号召，大鸣大放不知她说了些什么，不知她本人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听说她后来也被划成了右派。不过我和刘奉麟的经历和处境，都使我们不能不谨言慎行。我们除了歌颂之词外，没有说什么。 这时如各级工会，各民主党派也活跃起来。响应党的号召嘛，纷纷各自召开座谈会，组织人们向党提意见。现在想起来，我庆幸于没有去参加。向如升（我校数学教师）就被邀请去参加过这样的会。因为他也是无党派人士，三五反中受冲击很大，可能认为他会鸣放点什么。而向如升是惊弓之鸟，他敢说什么，还不是歌颂而已。后来提及此事，他咋了咋舌，说：“幸好那时我没有头脑发热。” 不去参加这些座谈会就免事了呢？不。还有学校的座谈会，而且是要求轮流发言，记下发言要点。我们语文组是一个小组。这时语文教研组长已经是贺宗循了，座谈会由他主持，他就叫我作记录。尽管贺宗循后来抱着“宁左勿右”的观点，事事看风向，顺着“领导”的意旨办事，不惜践踏别人，以保自己，但这时他接任教研组长不久，他也不会料到“整风”会急转而变为“反右斗争”的。所以他按学校领导的安排，组织语文组同事们座谈。我这个记录呢，责任就是尽可能实录下大家的发言。但我没有速记能力，只能记录下发言要点，我尽可能进行概括，记录下发言人的主旨。我当然更不知道“引蛇出洞”的“策略”，也只想能忠实地记下人们的意见，希望能传达到中央，使中央“集思广益”，治国安邦。如果当时我能知道我记录的文字后来竟是定不定右派的“罪证”，该多好啊，我可能少记或不记这些“罪证”啊！然而我们又知道什么是“右派”言论啊！左、中、右的划分究竟有什么客观准绳？据说已经“反右”了，才订出了若干条“右派言论”，谁放出了这样的言论，就可定为右派。因此，有的人言论再多，不一定是“右派”，还可能是“左派”；有的人言论虽少，也可定“右派”，我们怎么能够事先知道这些啊？我们只是按照“帮助党整风”的意图“大鸣大放”，提提自己的意见。所以我这个记录就尽可能忠实地记下了大家的发言，我现在即使后悔，又何济于事。何况我也发了言，由贺宗循作了记录。而我的发言后来也被批判，因为也是“右派言论”，要不是余继泰更右些，被定为“右派”，占据了“百分之五”的位置，“右派分子”就将是我了。 下面不妨较详细写写这些情况，存留下“反右斗争”的惊涛骇浪，给自己给社会一些沉思。 我就先写写余继泰。他被打成“右派”，自杀了，妻再婚，无子女，我不知道他尚有什么亲友会忆念及他，反正他是淹没了。可是在我的脚步声中，却伴和着他的脚步声，我忘记不了他！余继泰老师原在犍为中学任教，乐山城区人。乐山高级中学创建之始，从各校抽调骨干教师，余老师便调来任教高58级语文。我们同一教研组，同一办公室办公，就逐渐相识了。我向来不爱打听别人私事，因此，他的家族、学历、经历，我都不知道。他比我年长，随和、幽默，有时讥评人和事时很带锋芒。他有时也于晚上和我们一道去关帝庙等处吃夜宵，他也和我一样不喝酒，因为他有痔疮。他吃得很少，纯粹是陪同我们去走玩。在这次“大鸣大放”的座谈会上他说了些什么呢？我是记录，我记下了他发言的要点。 他对“肃反”的一些作法提了意见。他认为，谁是反革命，有关部门应是有材料有证据的，不应对谁都怀疑。编什么五人小组，互相监督，弄得人人自危，难道反革命分子去大小便也会进行反革命活动吗？他说，搞了长时间的运动，把周纯智作为反革命分子抓出来批斗，斗得他身心交瘁，结果呢，又说他不是反革命。这样作未免太不重视一个人应有的人格了。 他显得很激愤，好像肃反时批斗的不是周纯智，而是他，他要吐出怨气。 我一边记，我内心认为他说得对。但也浮现一些想法：“肃反”可是由毛泽东发动的呀。 而我的发言开始简略叙述了早前发生在夾江师范校的“万泽郁事件”，然后谈我思想上未解的疙瘩。 1、逮捕万泽郁后，应该有了解，有查证，有审判，有判决，然而无任何讯问，无一纸裁定，无一言宣判，就关押了一个中学教师，就开除了一个中学教师。当然不仅万泽郁未服，夹江师范其他教师也未服。于是遂有“思想改造”时大家的思想情绪。 2、由于思想改造时，大家对“万泽郁事件”提了不少意见，大会组织上说是要复查此事。当时连我也非常感激，万泽郁更是等着复查结果，并提出了申述。然而始终未见什么复查迹象，于是“万泽郁事件”的是非曲直，始终是个谜，我们的思想上就始终留下疙瘩。 我最后是希望健全无产阶级法制。后来我受到严厉的批判，说我攻击无产阶级法制，宣扬资产阶级法制，上纲为梦想资本主义社会复辟。天呀，典型的“右派言论”！要不是余继泰占了“百分之五”的位置，“右派”舍我其谁？文革清队时，我才知道我被划为“中右”，即“内控的右派分子”，赫然入案存档，我却一直蒙在鼓里，仍然希望又沐春风呢！ 我记得那时同受批判的还有戴良材的“有职无权论”。戴良材是非党员教导主任，像我在夹江师范时一样，可能遇事掣肘，难于自己决断。不知他谈了些什么，便上纲为“有职无权论”的“右派言论”，因为这是在攻击共产党员的独断专行，揽权自重。戴良材被划为“中右”没有，我不知道。 就这样，领导在善意地组织我们“鸣放”，我们也都忠诚地“鸣放”，我们舒心如沐春风一般。 哪知反右斗争”大旗一举，接着就千军万马冲锋上阵，“右派”纷纷落马。我们这基层的“反右派斗争”运动开始于暑假，全地区各中学教职员集中于乐山高级中学和乐山一中学习，大字报，大会小会，深入揭发，彻底批判。气温有时高达三十四五度，火热的天气，火热的斗争，自然有些人是火热的心，也自然有的人不寒而栗，我就是一个。 一次，高级中学组开会讨论对“右派”的定性问题，要求大家谈认识，提看法。这次我没有谨言慎行，我发了言。我认为“右派”尽管“向党进攻”，“性质恶劣”，但只表现为言论，属思想认识范畴，应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也有人附和了我的看法。可是奚方校长严厉地告诉大家：“右派分子”代表资产阶级向党进攻，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已经是敌我矛盾了，“右派分子”是敌人了。只是如果认罪态度好，一般戴上“右派帽子”，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奚方自然不能自己这样为右派定性，肯定是上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下达了，“右派”是敌人了。 我不禁暗自咋舌，要是被打成右派就糟了，幸好有规定，恩宽，只能划百分之五的人为右派，既已把余继泰列为右派，我可幸免了。却令人不可思虑与难为情哟，昨日还共同工作，握手言欢，亲热地同志相呼，今天就成了我们的敌人！我对余继泰应怎样才能树立起敌我观念来呢？ 既然“敌人”就在眼前，就得听候号令冲锋杀敌，批判的大字报贴满墙壁，批判的声浪震荡在会场上，也许又是怕人们敌情观念不浓，对敌人仇恨不深，斗争火力不猛，又像肃反一样，余继泰交别的学校去斗，我们则斗乐山初一中的一个姓汪的“右派”。不知是巧合还是有必然性的原因，我接触过的“右派分子”不是语文教师，就是法律界的朋友。我则兼二者而有之，只把我列入“中右”，是饶恕了我，也是我的幸运。我又“宿命论”了。可是他们众多人的遭遇，也应归之于“宿命”吗？更迷信一点，也只能怨他们遇到了“煞星”。 我们分组斗争的“右派分子”姓汪，是乐山初一中的语文教师，比我年轻许多，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竟又是巧合，他和肃反时我们斗争的那个乐山一中的“反革命分子”语文教师王世鸿一样，斯文而迂酸。他竟好像不知他成了“右派分子”，已经是人民的“敌人”，他也竟好像不知什么言论这时应该算是“右派言论”。他辩解时，还像语文教师一样在向大家讲解，诠释，力求表达他们的“右派言论”的本意，发言的动机，不“反党”，不“反人民”……大家一把他的言论上纲上线地分析，说他恶毒地“向党攻击”，是不折不扣的“右派言论”时，他就越争论，越脸红，越口吃，越是带些文诌诌的词语，透出迂酸味来。大家忍不住想笑，赶忙“打他的态度”：“你巧辩！”“你还在散布‘右派’言论！”“你不认罪没有好下场！”……我这时倒不是想笑，竟想为之一哭了。他太天真，天真得根本丝毫不知道自己竟变成人民的“敌人”了。这个“汪右派”后来的结局我不知道，但愿他活到“平反”。 但是“余右派”的结局我就太清楚了，闭眼沉思，恍如昨日。余继泰老师为人随和，谈吐幽默，但从他在“整风”时的发言来看，他却又性情刚直。肃反时并没有斗他，他对那时的恣意损毁人格的作法，还感到义愤，现在他要看到满墙壁的批斗他的大字报，他要听到令他感到屈辱的众口汹汹的指责以至辱骂声，他将是什么心情啊？可以想象，他想辩，何容你辩！他想争，岂容你争！他得憋住一肚子委屈，他得憋住一肚子怨气，他得憋住一肚子怒火，一天，一天，一时，一时，一分，一分，一秒，一秒…… 他可以向谁倾吐一下自己的心情呢？在号召划清敌我界线之时，在号召向右派猛烈斗争之时，谁敢去亲敌甚至通敌呢？我们这时，别说再去约余继泰同往关帝庙吃夜宵，把酒畅谈，别说再和他研究教材，就是和他相遇时如果点首示意也是危险的事了。作为“敌人”的他，被孤立起来了。在茫茫人海中，他向谁去倾吐自己的心情啊！ 他可以得到一点亲人的安慰吧！他没有子女。他妻子唐××也是中学教师，也同在一处学习。夫妻又怎么样？得站稳立场，划清界线！别说给予他安慰，还得对他进行揭发斗争才是，不然，你岂不是站在“右派分子”的立场了吗？你岂不是站在和共产党敌对的立场了吗？这还了得！唐老师不敢和余继泰亲近了，又何言“安慰”？一旦之间，完全非自己意料所及，亲人成了仇人，内心将是何等悲痛！ 一天，忽然听说余继泰老师自杀了！领导上说他“不愿改悔，带着花岗岩脑袋自绝于人民”！他怎么就自杀了啊？有人说，时值星期六，他得到准许，可以回家住宿，这可见还是把他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他去约他妻子唐老师一同回家，唐老师拒绝了，要划清界线呀，如果一同回家，怎么说得清将会对她提出的许多问题呢？余老师又向唐老师要几角钱，好在路上吃点东西，可是唐老师竟然又冷峻地拒绝了。这就未免太绝情了！人们分析说，人走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生之留恋啊！所以他自杀了。我们当然是不准去看自杀现场的，更不用说去凭吊。我们语文教研组的组长贺宗循随同去了现场。他向我们透露了一点情况。余老师是自缢身亡的，自杀前他写了大字幅：“公理何在，正义何存！” 这是无言的表达、他向人们表白了他死亡的原因，表达了他控诉的心情。他还用说什么呢？ 余继泰老师、这位如束星北一样为别人打抱不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此刚烈地走了！自然也没有等到后来对他的平反、昭雪。 1957年9月，由四中合并来的3个高中班编为乐高的高58级3班, 高59级1班、7班，高级中学原59级1班的干部班撤消打散分在各班。原四中教高中的老师陈代珉、黄可芳、杜厚寿、蒋仲达、童维才、吴慕康也一并调入乐高。而且又从峨眉调来苏吉康、王政良、陈方正、陈志贤等老师。 苏吉康是回族，(民)盟会员，在“反右斗争”中火线入党，调来乐山高级中学便担任教导主任。 　　“反右斗争”是否涉及学生呢？当然涉及学生，当时有规定，在中学生中不划右派。由这可见，也是认为中学生也有左、右之分。肯定也有学生有“右派言论”，只是念其年轻，“发落从宽”。我只记几件我知道的事。 1、高58级有个学生叫李明清，夹江人，出身贫农，学校中唯一的学生预备共产党员，班干部，团干部，三好学生，真算得上响当当的“根红苗正”，“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如果有人要说他“反党”，定是诬蔑陷害。可谁知他竟成了该划而恩宽不划的中学生中的“右派”呢！结果是停止共产党的预备期，撤销所任的团中、班上的职务，后来大学也没有录取他，由他回家去吧。 2、高59级有个学生叫史君杰，也是夹江人，父亲史道五是夹江木城的富绅，解放前不久病逝，哥哥史君纲于四川大学毕业，解放后不知什么“罪恶”，被镇压了。史曾将流沙河的诗句“一枝枝直立，有如利剑，指向篮天。”抄录了来交给他的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苏庆湘，希望登在壁报上。苏庆湘老师竟也和我一样忽略了对学生要有阶级分析，要贯彻阶级路线，要进行阶级斗争。他觉得史君杰幼稚，做法不对，登上壁报更是不妥，就留下了他的稿子。不知是谁，出于何种目的，去向领导汇报了这件事。结果是严厉批判史君杰，指责他借评述流沙河的诗来发泄自己的阶级仇恨，“向党进攻”。 史君杰后来被开除学籍，苏庆湘受批评。史君杰是又一个没有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却享受了“右派分子”的待遇的中学生。十多年后他曾来高级中学要求平反，学校承认不应开除他，可是他能恢复学籍重来读书吗？他还得继续吃着开除学籍带给他的恶果。注2. 注1.“料峭春寒”一文写作于1997年，前2～3年则为1994~1995年间。 注2. 缩编整理【如此人生】P586~607中的“料峭春寒”。 66级PWK(彭文康) 2025年6月6日 　　后排左9便是向如升老师，左10王政良老师。 　　万鲁君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