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佳，关越：中共、共产国际、日共与抗战时期八路军对敌宣传。

太行人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转发。

作者简介：董佳，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关越,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文章来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2025年第3期

摘要：

对敌宣传作为中共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和国际局势发展息息相关。在全面抗战的不同阶段，国际形势各异，八路军的对敌宣传方法亦不断调整。在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对敌宣传重在突出优待俘虏、以心换心和阶级友爱方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纠正了宣传中的教条化、公式化问题，更加突出对日宣传的针对性、有效性，特别是冈野进等日人的到来给八路军对敌宣传带来新变化。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为之一变，八路军对敌宣传亦进入完善期，中共与日共相互合作并出现“以日宣日”的新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这一过程中积极通过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式，将共产国际和日共等国际资源为我所用，充分显示出中共在抗日战略上的过人之处。而冈野进等日人反战力量的加入，一定程度帮助中共和八路军解决了对敌宣传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伴随这些日人反战力量的加入及整合，中共也进入更宏阔的世界革命体系，具备了在战后影响乃至与国际力量一起重塑日本国内秩序的政治资源优势。而中共在吸纳这些反战日人后，八路军对敌宣传亦兼具中共对日作战、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促进战后日本民主改造等多重意涵。

关键词：

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冈野进；对敌宣传

对敌宣传是战争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参战方政治工作的延续，目的在于瓦解敌军士气、争取敌方反正。在人类战争史上，对敌宣传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特别是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开展对敌宣传是作为“整体战”的一部分存在的。各参战国均利用各种手段团结本国民众、瓦解敌人斗志、拉拢可能盟友。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高度重视对敌宣传，并基于宣传自己、瓦解敌人、化敌为我的理念，不遗余力促进敌军士兵思想转变，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目前学界有关抗战期间中共对敌宣传方面的研究，多见于新闻学、传播学、政治学和日本研究领域，内容偏重中共对敌宣传政策内容、宣传方式、日俘改造过程和日俘改造后的思想变化的描述。总的来看，中共对敌宣传的研究虽成绩斐然，但不足也较为明显，关于对敌宣传“是什么”和“怎么做”的研究较多，但对中共对敌宣传策略跌宕起伏的形成过程关注不够，内容也失之过简；特别是没有考虑到同时期共产国际、日本共产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与中共对敌宣传的关联互动，研究材料亦未充分利用日文、英文等外文资料。基于此，本文拟对抗战时期八路军对敌宣传策略的变化调整进行研究，希望能推动学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拓宽既有研究的视角。

/一、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对敌宣传与策略调整

历史上，中国自古就有对敌宣传的传统。秦末楚汉相争中刘邦以“四面楚歌”动摇项羽军心，淝水之战中前秦军在战时受“秦兵败矣”喊声影响而风声鹤唳、望风而逃，隋文帝灭陈前引述天象灾异等，都是战争史上通过宣传成功制胜的经典案例。苏俄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也非常擅于利用外国战俘进行宣传。列宁在俄国革命期间就主张把外国战俘作为俄国革命的盟友，许多外国战俘参加了苏俄红军的国际部队。后来苏俄又将外国战俘和在俄外国劳动者组织起来，建立俄共（布）中央外国人小组，使其投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

中共深受中国古代兵法“用兵之道，攻心为上”和俄国革命利用战俘宣传的影响。早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周恩来作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党代表就把对敌宣传列入其主持制定的《战时政治宣传大纲》，提出“要宣传敌军俘虏，并安慰之，优待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也把优待敌军俘虏视为对敌军宣传极有效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把阶级划分理论用于瓦解和争取敌军的经验。这种不杀降而化敌为友，通过思想教育转变敌军政治立场的方式，可谓是中共在军事作战中的“王道”，成为中共军队的一项光荣传统。对此，毛泽东曾自信地表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基于此，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试图继续沿用内战时期对敌喊话、散发传单、优待俘虏和医治敌方伤员的方式来瓦解日军斗志，削弱其战斗力，特别是在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寄希望于对敌宣传，希望日本士兵能反对日本法西斯、反对天皇，进行政治革命。1937年9月25日一天之内，中共中央、八路军连续发表《中国共产党告日本陆海空军士兵书》《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认为日本士兵与中国士兵一样，都是农民、劳动者出身，是“像兄弟那样”的阶级同志，呼吁日军士兵调转枪口，打倒日本国内军阀，返回本国进行政治革命。

同时，中共也依据过去内战对敌宣传经验，一度对多打胜仗和多捉俘虏抱以很高期待。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战役打响前，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在和毛泽东往来电文中曾设想“目前须打胜仗，捉俘虏，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部队在战前动员会上号召八路军士兵多捉日军俘虏。但平型关战役打响后，八路军很快发现这种对敌宣传几乎全无用处，几乎抓不到任何俘虏。如在战斗中，八路军一个电话员沿公路查线时，发现一个半死的日军，躺在被击毁的汽车旁。电话员喊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那个日军不懂中国话，反而扬手一刺刀，刺伤了电话员；还有八路军士兵在打扫战场时去背负受重伤的日军士兵，结果耳朵却被日军士兵给咬伤了。平型关战役后，林彪、聂荣臻在给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的电报中报告说“我自晨至夕激战终日”，“被我包围之敌均被我打死。敌虽负伤亦以刀刺我，死不缴枪”。同年10月26日，陈赓率部设伏日军，战斗虽“伏击成功……但未得到俘虏兵，敌人死不缴枪”。八路军向日军士兵散发的劝降传单，日军亦毫无反应。此时，八路军从平型关战役及零星游击作战的战况中很快意识到，日军不仅武器远较八路军先进，军事作战也极为顽强凶悍，“日敌非拼死不肯缴枪”。面对希望和现实的巨大落差，八路军115师副师长聂荣臻在平型关战役结束后反思说：“那时，我们的战士还把日本侵略军当成内战时期的敌人，以为打狠了就会缴枪，岂不知他们都经过长期训练，受麻醉很深，满脑袋装的都是怎样占领中国，所以即使剩下一个人，也很顽强。”

面对对敌宣传上的困难，八路军迅速做出调整。平型关战役后，林彪命令士兵在战场喊话时使用日语，同时也不再讲“打倒天皇”。10月6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开展敌军政治工作的指示》，发动士兵、宣传队在敌人可能所到之处刷写中日文标语口号，要求各部战士学会用日语呼口号、喊话，并命令各团配备2名、各旅配备1名、各师配备2—3名懂日文的干部，负责开展对敌宣传。在工作机制方面，中共中央亦迅速设立敌军工作委员会，并在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设立敌军工作部，制定优待俘虏政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工作调整后的效果并不明显。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与新西兰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坦言，“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目前收效尚未显著”。1939年周恩来在回忆这一时期对敌宣传时亦表示日军“被我活俘者极少”。

依笔者所见，此时八路军对敌宣传之所以效果有限，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中共、八路军此时对日军认识不深、估计不足，将后者简单等同于内战时的敌人。此前，中共、八路军虽耳闻日军武器装备精良、军事训练严格和作战指挥高效，但对日军及日本国内政治文化缺乏深刻理解。八路军对敌宣传多停留在向敌军散发日文宣传品和教几句“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日语口号，在设计宣传品和喊话内容时也高估日军士兵觉悟，把“推翻日本军阀统治”“建立日本民主政府”“日本劳动大众和被压迫的中国民族团结起来”这样的宏大政治任务和煽动日军反战厌战情绪、瓦解敌军士气这样的具体宣传任务混为一谈，很难引起日军士兵共鸣，甚至助长了对方敌意。

二是日军不仅武器精良，精神上也有高度组织性。这既与日军对中国人的傲慢轻视有关，也与日军多年来向士兵灌输以“忠诚”“勇敢”“服从”为内核的武士道精神密切相关。士兵战死沙场被视为对天皇和国家的尽忠，是军人至高无上的荣誉，而被俘或投降则是可耻、丧失荣誉和没有尊严的行为。他们即便被俘后释放回去也会遭到日军处决，不可能有活的机会。因此，全面抗战爆发初绝大多数日军士兵在战斗没有办法取胜的情况下，都会选择自杀而非投降或被俘。

第三，中国军民对日军的仇恨报复也让后者对八路军能否落实优待政策心存疑虑。全面抗战爆发后，虽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多次强调要对日军俘虏不杀、不辱，重在对其进行政治争取，但同时各根据地和八路军各部也用日军烧、杀、奸淫、抢掠的事实来动员组织民众。因此，相当一部分八路军战士和边区民众不理解八路军的优待敌军政策，对日军有很强的报复心理。一些八路军战士甚至漠视老百姓随意杀戮战俘，因此，不少日军士兵担心被俘后遭报复而不敢缴枪。

但另一方面，八路军在从战场截获的日军日记、书信中也了解到普通日军士兵其实并无作战意愿，认为战争时间越长，日本国内和日军士兵的厌战情绪愈会增长，坚信日军士兵是可以从政治上争取的。然而，中共此时也清楚意识到日军士兵和过去内战时的国民党士兵明显不同，需要更充分了解日军和日本国内情况，对敌工作要有的放矢，工作目标亦不能过高，“与日军建立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在日军中建立反战堡垒，希望日军大批哗变及大批投入华军”，“在今天尚不可能，尚不是实际”。因此，八路军开始在以下三个方面调整对敌宣传：一是加强对日军进行调查研究，既包括兵力部署、武器配备等军事信息，也包括敌军内部的反战厌战、思家思妻的情绪发展及官兵矛盾；二是印制简洁明了、印刷精美的日文宣传品，宣传生命胜于战死的观念，唤起日军士兵厌战情绪；三是大批放还日俘，八路军考虑到日军凡作战中失联一周以上而后归队者皆枪毙的规定，决定除对个别人员劝留敌后外，其余日俘不论表现如何，一律欢送释放，在敌后居留不超过3天。

然而，中共试图通过上述方式瓦解和削弱日军战斗力的策略，总体而言效果较此前并无明显变化。据八路军内部统计，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仅俘获日军124人，1938年6月至1939年5月虽略有增加，亦不过385人，1939年5月至1940年6月也仅俘获689人，三年合计1198人。面对这种情况，1939年9月主抓八路军政治工作的谭政曾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敌军工作，在两年中，总算是尽了不少的力量，虽然（取）得了部分的成绩，工作方法上也有了创造与改进，但终究在工作的全般意义上仍无多大转机……”1939年12月，周恩来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国抗战情况时亦坦言：“日军因反战而来我军者，虽多次，但究属少数。”直至1940年7月，中共中央在一份党内文件中也承认：“必须认识过去三年在这方面（笔者注：指瓦解敌伪军）的成绩是微弱的。”此时八路军对敌宣传的实际效果，与前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想要让日军士兵调转枪口、进行本国政治革命的战略目标仍距离遥远。

/二、中共、共产国际、冈野进与“以日宣日”的新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938年至1939年中共、八路军对敌宣传迟迟未打开局面之际，日军士兵素质和心理也在发生变化。从1938年开始，日军中现役兵的比例明显下降，大批预备役、后备役士兵被征召入伍，日军整体素质较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初呈迅速下降趋势，日军内各种违反军纪和犯罪、不良行为频发。进入1939年和1940年，日军士气进一步下降，作战不再积极，射击也变得随意，不愿意冲锋，还有的士兵沉湎酗酒和赌博。日军一些士兵在私人信件中甚至说：“困难的时候，真想在战争中输给共产八路军，做他们的俘虏。”上述这些变化为中共瓦解日军提供了现实有利条件。

然而，这种变化只是一种可能。要想把握机遇，把现实有利因素转化为切实的工作效果，中共不仅要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理论方法，还要有熟悉日语知识和日本国情的专门人才，否则就只能是瞎子摸鱼，乱碰一场。恰好在这个时间点，曾长期领导日本革命活动，具有丰富群众运动工作经验的日共领导人冈野进于1940年3月底抵达延安，为中共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冈野进此时到达中国，同中共一直以来的努力有很大关系。还在1938年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即已意识到中国抗战应取得日本内部反战运动响应，从政治和国际宣传上对日本人民进行政治争取，推动日俘和日本国内民众组成对敌宣传的“国际纵队”。翌年，日军大举对敌后进行军事扫荡，中共面临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中共更加急切地希望共产国际能协调日共同中共一起联手开展对敌宣传。1939年12月29日，周恩来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国抗战情势时即直接提出“需要中国和日本共产党方面进行更多的瓦解日寇军队的工作”。

然而，共产国际的态度却颇耐人寻味。此时共产国际仅口头表示将动员日本国内民众开展反法西斯反战争工作，加大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力度，但在实际行动方面却并不愿让日共帮助中共做瓦解日军的宣传。笔者认为，此时共产国际态度冷淡的原因，似与苏联正在与日本政府密商《苏日中立条约》，不愿刺激日方，进而引发日军北犯有关。因此，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一直采取消极迂回方式，即通过鼓励各国共产党援助日本国内革命者、支持日本国内进步运动的方式来迟滞日本侵略，帮助中国抗战。

然而，至1939年底，面对日军不断强化对敌后根据地的武力扫荡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强烈要求，共产国际不得不于1940年1月24日、25日、27日、29日、31日和2月1日、3日连续开会讨论中共与日共、印度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党的联系和配合问题。不过，在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周恩来1939年12月29日请求的答复中，仍再次重申共产国际各支部“展开最广泛的同情和援助中国人民的运动”的旧调；另一方面又反过来要求中共按照国际援助程序向日本、印度、印度支那共产党提供援助，且特别申明要“首先援助日本共产党”，并强调“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挑选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实施这一决定”。不仅如此，共产国际执委会还向中共特别强调“应当把瓦解日本后方和日本军队、扩大和加强日本和在华日军中的反战运动、加强日本共产党等项工作看作是自己的重要事情”，“认真地个别考察和挑选被俘日本人和在华日本共产党人，以培训他们在日本和日本军队中做党的工作。”稍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再度做出决议，要求中共“必须给日本内部的反战运动底发展以一切方法的援助，必须确立中日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亲密联结以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显而易见，中共和共产国际在中共和日共“谁应帮助谁”或“谁先支持谁”的问题上明显存在分歧。从中共角度说，显然应是共产国际派代表或号召日本共产党来帮助中共“进行更多瓦解日寇军队的工作”，而不是反过来让中共协助日共开展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而共产国际或许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同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冈野进商量后，决定派后者回国加强日本国内反战运动。在这一背景下，1940年2月25日冈野进便随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蔡畅、陈琮英、陈郁、师哲等一道乘机飞赴中国，并按计划准备从延安经上海转赴日本。

然而，当3月26日冈野进飞抵延安后，令共产国际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以返日路途十分危险为由，极力劝说冈野进留在延安，并邀请其协助八路军开展对敌宣传工作。冈野进似乎是考虑到此时回国尚无法取得与国内组织的联系及返日归途安全的原因，最终决定接受毛泽东建议，参加八路军对日俘、日军及日本国内民众的反战宣传。

事实上，毛泽东向冈野进发出邀请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早有联合进步日人一同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构想。早在1937年12月，毛泽东即有组织一支以被俘日兵为主体的“国际纵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想法。1938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成员时亦意味深长地表示，“获得日本国内人民的援助”是缩短抗日持久战的重要条件之一。而在现实条件下，八路军对敌宣传亦急需能讲流利日语且熟悉日本国情的专门人才。因此，当日共领导人冈野进在这个时候到来时，对中共不啻是一场“及时雨”，故而极力争取该日共领导人的支持配合。

事实上，冈野进留在延安后，对八路军对敌宣传也提出了重要改进建议。冈野进指出八路军不应单纯突出优待宽待战俘的政策，而应把对敌宣传工作的重心放低，从解决日军士兵最基本的需求出发，才能让日军士兵理解并加入中共的反战工作。于是，1940年6月9日，八路军总政治部根据冈野进建议，向全军发布《总政治部关于敌伪军宣传工作的指示》。该指示要求各部对敌宣传应“抓住目前日本士兵的情绪，以激动敌军士兵反战情绪、思乡思家情绪，减弱其战斗意志，增长其悲观懈怠的情绪”。不久，冈野进又结合日军心理再提出用事实说明战争前途和现在战况、宣传“身家性命要紧”思想及发放慰问袋和咏唱日本歌曲等宣传建议，增加日本士兵思归和厌战悲观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中共虽一方面挽留冈野进留延，但另一方面也不愿因冈野进长期停留延安而引起共产国际的猜忌和不满。因此，中共试图在改进对敌宣传和圆融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上找到一个平衡点，即既要利用冈野进来加强八路军的对日宣传，又能满足共产国际加强日本国内反战运动的要求。在这方面，改造日俘，实现日俘与八路军联合，借此推动日本国内反战运动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极好的结合点。为此周恩来在1940年3月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回到延安的当月，即发表文章提出将“瓦解日军”和“援助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结合起来，指出“我们要首先注意到援助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尤其是瓦解日军的工作，我们要使中国的抗战与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联系起来”。一个月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又专门下发《中央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开门见山第一句话亦称，加强对敌军工作是“决定抗战胜利和引起日本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必须以最大的毅力与坚持性来进行这个工作”，并要求与敌作战之晋东南地区、晋察冀军区和120师分别选送3名思想进步的日俘来延安进行长期受训，以“引导其政治上的接近”。

巧的是，此时中共将日俘通过改造进而化敌为友的想法，恰好与刚抵达延安不久的冈野进不谋而合。留在延安后，冈野进曾向八路军敌工部长王学文建议把敌后日俘集中起来，建立一所学校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据冈野进自称，他提出建立这所学校的目的，一方面是配合八路军的对敌宣传，另一方面就是从战后日本民主政治建设考虑，为战后日共培养干部队伍，并指出“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王学文对此深以为然。于是，中共和冈野进在改造利用日俘问题上一拍即合。

1940年10月，“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在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王学文直接推动下正式成立。校长由冈野进担任，学校教员均为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的中国人，其中包括时任八路军敌工部部长王学文、敌军工作训练队主任教员江右书、法学专家何思敬等中共负责改造日俘的一线人员。

必须指出的是，面对二战时期最顽固的敌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对日俘的改造并非易事，学员思想转变也非一日之功。为实现日俘政治立场的转变，“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充分尊重日俘学员语言文化差异，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性善”和马克思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两种思想资源，开设“中国问题讲座”“联共（布）党史”“政治常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日本问题”“时事问题”等课程，以情感与理论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及树立优秀先进典型的方式，推动日俘由“鬼”向“人”的转变。八路军这种尊重、说服的方式，对感化和转变日俘发挥着重要作用。据冈野进回忆，他在参加对日俘学员改造时“感受最深的是八路军对日俘的关心爱护，很少政治说教”，有时“八路军旅团长把日俘带到自己家，请他吃饭。日俘的伙食也比八路军来得好，还有行动的自由。……甚至还有八路军兵士自愿给日本兵输血的美丽情景。……日俘在延安街上买东西，也比普通卖的更便宜些”。1944年一名在延安的美军飞行员说：“我完全不懂中共为什么和怎么会对日俘以如此宽待。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永远都不会接受一个日俘。但是他们对日俘好像是爱上日俘一样。对此，我完全不明白，但是中共真的就这样做了!……他们似乎并没有把日俘当作是敌人，而像是朋友和邻居。”

事实上，八路军及“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之所以对日俘学员如此优待，目的在于消除其不信任和敌意，以瓦解敌人斗志、削弱其战斗力。在此过程中，八路军对那些已改造好且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日俘，只要本人自愿提出，即将其纳入八路军对敌宣传的队伍。中共与这些改造好的日俘也不再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是建立起一种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亲切地称呼后者为“同志”。这些新参加八路军对敌宣传的日本同志，由于熟知日人心理，宣传素材也多取材于日俘或投诚日本士兵的告白、信函、日记等，因而写成的宣传品内容真实可靠，帮助八路军解决了过去对敌宣传品中内容空洞、政治色彩重、语言生硬和文法错误等问题。中共对敌宣传品经这些日人重新编写修改后，无论是宣传内容还是印刷等技术层面，都较过去有巨大进步，更符合日本国情，更贴近日军士兵心理，更有利于调动日军士兵的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敌工部逐渐与这些敌后反战日人建立起信任关系，前者开始将撰写宣传品内容等任务交给后者负责。至1941年初百团大战结束后，八路军129师等精锐部队的对敌宣传品已基本由日本人编写。1941年底，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在一封发给各根据地的工作指示中表示“使用改造好的日俘做敌军工作是一种很有效的宣传方式”，要求各地按当地情况认真落实，并将各地反应电告中央。1943年初，刘少奇更在一份给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介绍华北对敌斗争经验的电报中，称赞这些日人“对我们帮助极大”“特别对我们做敌军工作、争取俘虏工作帮助更大”“用已转变的老俘虏去争取新俘虏，是不困难的”，进而向陈毅、张云逸建议“望你们切实注意这个工作，并信赖他们”。

/三、中共、日人反战组织的调整与培养日本革命者

必须指出的是，前述中共与冈野进合作建立“延安日本工农学校”，虽对中共和日共都有好处，但这种做法却和共产国际派冈野进经华赴日的初衷并不一致。事实上，共产国际对冈野进抵延后参加日俘改造及八路军对敌宣传等工作颇为不快。就在冈野进到达延安后3个月，7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即对中共没有很好执行前述共产国际关于“援助日本国内反战运动”决议一事进行批评，称“从陈林（笔者注，指任弼时）和李奎（笔者注，指冈野进）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所承担的建立联系的任务的重要性估计不足。集中力量为前线培训干部是需要的，也是重要的，但这是中国党的内部任务。而我们给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来和李奎身上加了额外任务，这就是帮助我们同东方的党建立联系。”除此之外，共产国际还再次催促中共中央尽快建立同日本国内共产党组织的联系，并点名由冈野进担任日共方面执行该工作的负责人。

对于共产国际的上述批评和催促，中共一方面进行解释安抚，在回电中向季米特洛夫表示，已从1939年共产国际寄给中共的5万美元中专门拨付5000美元供冈野进专用，言外之意对中共与日本等东方共产党组织的联系工作并未束之高阁，而是仍在推进。但另一方面，其实中共也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推进此事，因为中共此时正需要集中处理1940年以来连续出现的汪伪政权成立、国民政府投降风险加大、国共摩擦加剧及筹备中共七大等更重要、更紧迫的工作。不过，即便如此，中共还是出于安抚共产国际的考虑，试图再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加强东方共产党组织联系等工作向前推进一步。在此情况下，建立有组织的敌后日人反战团体，推动日本国内民众及日本国内各方面反战运动发展，遂进入中共和八路军的视线。

关于敌后日人反战组织的建立，最早发端于敌后日俘的自发行为。还在1939年11月的时候，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等参加八路军的几名原日俘就在八路军支持下建立了敌后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日本士兵觉醒联盟”。1940年7月7日，在延安的原日本士兵森健在冈野进指导下又成立了总部设于重庆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组织虽同时在敌后进行反战工作，但其组织体制却各行其是，并不统一。

进入1941年，中共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迅速将对敌工作重点转向宣传日本国内出现的各种困难和团结联合所有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悲观情绪持续增加。在此背景下，1942年8月，根据地日本反战人士在延安先后召开“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人反战团体大会”。其中，华北日人反战团体大会统一了华北日人反战力量，成立华北反战同盟统一机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为实现华北反战团体名称的统一，大会决定把敌后“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更名为“日本士兵反战同盟”，并将该组织置于“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领导下。同时，大会通过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工作方针书》确定为敌后日人反战运动的行动纲领。

进入1943年，太平洋战场形势出现有利于盟国的军事逆转，“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随着盟国对日作战形势的变化，“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的组织和任务亦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即该组织不仅要代表日军士兵的反战要求，而且应反映日本国内民众的利益和诉求，提出更重要的政治目标。在这种情况下，1943年5月31日，冈野进在给《解放日报》的一封信中即表示：“目前日本共产党的当务之急是结束战争并建立人民政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把在海外的日本人动员和组织起来。而且这个人民阵线要比战前法国的人民阵线无论是规模还是范围都要更大。”一个月后，7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也提出“发展日人反战同盟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发展朝鲜人民的抗日武装队伍及抗日团体，使这一切力量变成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强有力友军”。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冈野进和毛泽东相继对同一问题进行表态，且均表达想要加快发展敌后日人反战同盟的共同看法。显然，中共和冈野进已就敌后日人反战组织的扩大发展形成思想共识，唯一所缺的不过是何时及如何建立符合形势发展需要的新的敌后日人政治组织的一种催化剂而已。

巧的是，就在1943年夏，苏联建立的德国人反法西斯组织“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盟”恰好在此时发挥了助推器的作用。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苏德战场出现逆转，关押在苏联战俘营的德国官兵越来越多。为瓦解德军，苏联先后于是年7月和9月建立德国人组成的反法西斯组织“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盟”。前者是二战期间德国反法西斯的政治和组织中心，由德国共产党倡议并在苏联境内建立；后者则由苏联战场上的德国被俘军官和将军组成，旨在摆脱成为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德国，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德国。上述这两个组织均由联共（布）中央国际部领导。其中，据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透露，斯大林和他本人均认为“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应在未来盟国分割占领德国情况下承担组织德国重建的政治任务。稍后6月至7月，联共（布）又以“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为样本，有意让意共、匈共、罗共在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轴心国成员战败后仿效建立，并依托该组织培养训练革命干部。由此可见，“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德国军官联盟”等组织的作用，显然不止于对敌宣传工作，而是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在战后重建德国的政治职能，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联共（布）也有意把这种组织形式向其他国家进行推广输出。考虑到同时联共（布）与中共、日共的密切联系，我们也大致可推断认为，联共（布）亦应同时向中共、日共进行上述情况通报，甚至提出类似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自“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盟”成立后，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迅速对这两个组织进行持续跟踪报道，是年7月22日、7月24日、7月28日、8月4日、8月5日和9月22日先后6次发表相关报道和评论文章，其发表数量之多、频率之高，极不寻常。从中不难发现中共对上述两组织成立的重视。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中共似有可能受苏联成立“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盟”启发，决定以这两个组织为样本建立新的符合形势发展的敌后日人政治组织。无独有偶，冈野进也同时向延安日人提出与上述“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类似的旨在反对日本对中国侵略、争取日本人民解放和建立日本人民民主新政权的政治目标。为达成这个目标，冈氏号召日本国内全体人民、日军士兵和日本海外侨民必须首先团结起来。而作为这一工作的前提，在华的敌后日人反战组织应首先行动起来。

于是，在中共领导和八路军支持下，1944年1月各根据地共同召开华北日人反战同盟扩大执委会。大会经讨论，决定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并把“反对战争”“反对军部”“建立民主日本”确定为联盟三大任务，冈野进、森健、杉本一夫三人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实际领导人。此时“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当务之急是为从事战时反战运动和战后日本重建训练日本革命干部，其中又以团结联合在华日人及唤醒日本国内民众反战运动为重中之重。联盟成员发展也不仅包括八路军、新四军中的日俘，未来还计划扩大到所有在海外及日本国内的日本民众。由上可见，“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成立及其目标任务，其实已超出了八路军对敌宣传的边界，而兼具支持中共敌后抗战和进行战后日本民主改造的多重意涵。这一点在1944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致各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一份工作指示中讲得很清楚，即“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是培养日本革命力量的基础，“确定今后原则上不释放日本俘虏”且今后各地的所有日俘，“在可能情况下，一律送来延安，以便进行有系统的教育”，并向各地八路军、新四军相关部门强调同“日本同志”共事合作及帮助这些“日本同志”进步的重要性，指出这项工作“不仅为我军今日抗战所必须，而且是为我们国际共产党人替将来日本革命准备干部不可推诿的责任”。

与此同时，中共和八路军也对“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在对敌宣传方面给予充分信任和高度期待。这一点在1944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和军委政治部的一份内部文件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该文件指出：“（对敌宣传）以多归日人反战同盟去做为有利，敌军工作部主要应集中力量作伪军工作，而对敌军工作则着重指导（日本）反战同盟的活动。”同年6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一份关于敌军工作的内部工作指示中更进一步指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做对敌宣传工作比中共自己来做要好得多，并径直命令各地八路军、新四军“今后的敌军工作，应该要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原名反战同盟）及日人干部去进行。各级政治部的敌工部门，则集中力量进行伪军工作，对敌军工作，只居于方针的领导与协助解决实际困难的地位”。

事实上，中共对敌宣传在这些日人帮助下也确实取得越来越大的成果。据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敌工部负责人刘国霖回忆，1943年绝大多数日军士兵都知道八路军不杀俘虏，此时日本人也不要宁死不屈了，打得差不多了，就缴枪不杀了。很多日军士兵也不再视被俘为一件无法接受的事情。在八路军中的日军士兵，1940年自动投诚的占7%，1942年这一数字猛增到38%，至1943年进一步提高到48%。此外，据八路军军史记载，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至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场上共俘获日军6213名，另有746名日军投诚。有学者经分析指出，日军投诚人数方面，全面抗战第七年日军投诚数量比前两年投诚总和还多，第八年日军投诚数量更多于前四年投诚总和。除此之外，抗战后期日军士兵内部的逃亡、自杀事件也不断增多，士兵反抗长官、拒绝执行命令的事件也不断发生，日军战斗力不断减退。毫无疑问，这些变化都和中共对敌宣传密切相关。而没有这些日本共产党人和日本反战人士的不懈努力，八路军对敌宣传成果的实现则是不可想象的。这些日本反战人士了解日军士兵的思乡、语言、风俗习惯，通过向日军据点喊话、通信、通电话、送慰问袋，把宣传内容通过情感和生活化的内容直接渗入日军士兵易于接受的主题，使日军士兵产生一定的亲近感。与同时期国民党利用日俘开展宣传的混乱低效相比，中共的对敌宣传在敌后日人反战人士帮助下，不仅提高了中共对日宣传的影响力，还推动敌后反战运动不断扩大，培养出一批具有左翼进步思想的日本革命干部，对同时期盟国改造日俘也提供重要经验借鉴。

/四、结论

现代战争是由军事战、信息战、经济战、宣传战等合成的一场全面战。其中，宣传战既可以鼓舞己方信心，也可以瓦解敌人士气，因而在现代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对敌宣传要在战争中产生预期效果，就必须因时制宜、因势制宜、因人制宜，反之则宽严皆误。从前文可知，中共在革命战争中高度重视对敌宣传，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瓦解和争取敌军的工作经验，到抗战时期又在适应战争变化中得到进一步完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共曾一度试图沿用内战时宣传经验，以为依靠优待俘虏、争取俘虏就可以瓦解异国敌人，让敌人崩溃在即、不打自垮，这种想法显然是过于乐观了。由于缺乏对日军和日本国情的了解，这一时期八路军对敌宣传虽做出多次调整，但效果始终不彰。无疑仅靠自己，中共无法解决问题，于是只能换一种思路，从外部引入援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敏锐把握日军及日本国内动向，积极借助共产国际和日共力量，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冀图出现敌我力量对比有利于己方的变化。应该说，这种深刻洞察失道寡助历史规律、积极调动国内外优势资源来为我所用的方式，正是中共在战略上的过人之处。在此过程中，虽然共产国际和冈野进等各有盘算，特别是前者还一度与中共存有分歧，但从客观意义上而言，共产国际和冈野进等国际因素的加入，的确给中共提供了一种突破对敌宣传困境的可能，并在事实上不仅使中共对日军和日本情况变得“耳聪目明”，还帮助八路军一定程度解决了对敌宣传“讲不好”“传不出”“信不过”的问题，形成了“以日宣日”的对敌宣传新路径。更重要的是，这些日人反战力量的加入，亦赋予中共一种在战后影响乃至与国际力量一起重塑日本国内秩序的政治资源优势，使八路军对敌宣传实际超出原有框架，而同时兼具对日作战、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实现战后日本民主改造的多重意涵，并对同期盟国对日心理战及战后远东革命形势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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