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屉里的呜咽

素手牵裙

　　文字/素手牵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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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童年有颜色，我的童年是灰色的。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

母亲说，两岁多的时候，我得了一场大病，连续三天高烧不退，第四天早上，母亲为我穿衣时，发现腿像面条般绵软，再也站不起来了！惊恐万分的母亲急忙找来父亲，赶到县医院医治，经大夫诊断，确诊为小儿麻痹症。只有针灸这一条治疗手段，治不治得好谁也说不准。

贫穷的父母有过短暂的犹豫。治，也许白废钱，我们本就贫困的家庭一定会雪上加霜；不治吧，我将永远走不了路，生活更是不能自理。有一点希望就治吧，不然以后怎么办！

在县城针灸不太现实，一家老小怎么撇得下。经多方打听，找到了郑文生大夫。

郑大夫文革时被批斗得厉害，从济宁市逃亡到滕州市岗头镇奎子村。见文质彬彬的郑大夫被折磨得骨瘦如材，村干部收留了郑大夫夫妇，让他们在村西头的牛棚里住了下来。郑大夫擅长中医医疗，人也宽厚仁慈，为村民治好了几例疑难杂症。

母亲回忆说，郑大夫看到我绵软无力的腿很是同情，表示他会尽力，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没有把握。父亲说，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治不好也不会怪你。郑大夫提前给我父母“打预防针”，说，针灸不是一天两天十天八天的事儿，是慢功，可能得两三年，你们得有心理准备。还有，孩子年龄小，针灸没有不哭的，中途不能因为心疼就放弃，真的疼孩子就得往长远考虑，配合治疗。父母一一应下。询问诊费，郑大夫说，先给孩子治病吧，诊费以后再说。

喝完十五副中药后，开始了针灸治疗。起初的三个月，一周针两次，接着的半年，一周针一次 ，最后半年，两周一次。就这样，一直针了两年多。

　　依稀记得，最后一次扎针，郑大夫给了我一块红炉果子，让我坐在门枕上，他和我的父母说着些什么。后来听父母说，他们求郑大夫再给我多扎些时日，让我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郑大夫说，能恢复成这样就已超乎他的预料，再扎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四岁多的年龄，记忆是支离破碎的。满腿的银针，撕心裂肺的哭嚎，泥泞的小路，却永远烙印在脑海中了。

　　停止扎针后，亲戚邻居前来探望，他们的好奇心大于关心，总盯着我的腿，还让我走几步。每次走不了几步我就会摔倒，膝盖就会摔得鲜血直流。这时，哥哥姐姐就把土霉素片擀成细面，撒在我的伤口上消炎。那时的小伙伴也很没教养，他们叫我“瘸巴子”，还经常故意挑衅，引我走路摔倒，再大声嘲笑取乐。

一走就摔，越怕越摔，这样，我的膝盖新伤压旧伤，从没好过。

八十年代国家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很多头胎是女孩的家长都想方设法办二胎证。个别精明的，把主意打到了我头上。他们把我借去冒充自家的残疾闺女，骗取二胎证。有人来借我，父母觉得能帮忙就帮，从没考虑过我的感受，或者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也是有感受的。

　　那时的我太小，还不知道“死掉”可以免于承受来自外界的伤害。

渐渐地，周遭的一切，让我变得异常敏感、自卑、沉默，却极其要强，要强得从不愿在任何人面前哭泣。

和坏孩子打架，被抓得浑身是血道子，我不哭。我告诉自己，不哭就没有输。

一年级，当他们嘲笑我路都走不稳，还想学爬树时，我每天偷偷练习，不仅学会了爬树，还练就了一门绝技:头朝下，倒着向上爬。二年级，代表学校参加镇里的作文比赛，得了一等奖，校长在大会上隆重表扬。他们望向我的目光里，满是羡慕。三年级， 当他们下腰摔跟头时，我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熟练下腰，还被体育老师选为样板为他们作示范。他们的目光里，有敬佩，也有羞愧。

随着学习成绩越来越好，他们开始讨好我，甘愿当我的小兵。

只是，大人们仍能精准地打击到我:“学习好有什么用，瘸腿，即使考上大学，人家也不会要。”有时也会说:“就你这腿脚，下地干活一根麦茬就能把你绊倒。考不上学，擎死无门！”

那时的我受了极大的委屈也不敢与人对抗，始终没有勇气指着他们鼻子骂。

委屈、愤懑，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愿再与人交往，更不愿在人前走路。那时的我已清楚地知道，人，才是世界上最可怕、最恶毒的东西。

　　回忆起那时的点点滴滴，家人是极其疼我的，他们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那条通往郑大夫家的羊肠小路，不仅见证了春种秋收、寒来暑往，还见证了父母的坚定决心与风雨无阻……但当一颗小小的心被痛苦填满时，便完全失去了感受爱的能力，有什么想法对他们也是不愿讲的。

忆起童年，更多的还是苦涩、孤单、无助。

　　有时我在想，在那么小的年纪就遭受了身心的重创，不仅没有死掉，还能一步步走到今天，活得还挺好，这算不算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