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鼻祖皋陶与固始：跨越五千年的文明印迹

陈心巨

皋陶与固始：跨越五千年的文明印记

整理：陈心巨

在华夏文明的璀璨星河中，上古“司法鼻祖”皋陶是最为耀眼的星辰之一。作为与尧、舜、禹齐名的“上古四圣”，皋陶辅佐舜、禹两代帝王，制定刑法、推行德政，开创了“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的法治先河，奠定了中华法系“礼法合一”的思想根基，其法治精神与政治智慧至今仍影响深远。众多文献与研究表明，皋陶始封的安国与今日的固始县存在着紧密而深厚的历史关联，这种跨越五千年的文明纽带，在浩瀚的史籍记载、丰富的地方遗存以及历代的尊崇传承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从地方志的记载来看，明嘉靖《固始县志·沿革》明确写下“高阳氏封子庭坚于安”，其中高阳氏即颛顼，庭坚便是皋陶，这是关于皋陶与固始地区关系的较早文字记录。清代《固始县志》进一步指出：“安山在县东北七十里，旧传为古安国都城所在”，安山位于今固始县陈集镇，这一记载将古安国都城的位置具体到了固始县内的特定区域。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安山周边发现多处商周时期聚落遗址，出土的陶器、玉器等文物与古籍中关于皋陶时代的文化特征高度吻合，实物遗迹与文献记载相互佐证，为皋陶早期封地在此的说法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支撑。而在固始县城东北方向的蓼城岗遗址，同样意义非凡。清代《固始县志》载“蓼城岗，县东北七里，古蓼国地，城址犹存” ，明确指出这里是古蓼国都城所在。遗址内发现的夯土台基、灰坑等遗迹，与文献中蓼国都城的规模、建筑特征相吻合，直接证明古蓼国存在于固始地区。鉴于皋陶后裔封于蓼国，蓼城岗遗址的存在侧面佐证了皋陶作为蓼国初代封君与当地的关联，成为皋陶与固始历史渊源的又一关键实证。

在古籍文献方面，宋罗泌所著《路史》记载“庭坚封安”，与明嘉靖《固始县志》中“高阳氏封子庭坚于安”的表述相呼应，不同时代的文献对同一事件的记载相互契合，进一步增强了皋陶封于固始附近安国的可信度。此外，《帝王世纪》《通志·氏族略》等古籍记载，皋陶先被尧帝封为安国侯，后复封为蓼国侯。而固始地区在夏商时期即为蓼国地，《读史方舆纪要》也记载“夏商之世，固始为蓼国地；西周时，蓼、蒋、黄、番等国并立于此”。这些记载表明，固始不仅是皋陶的封地，更是其后裔封国的核心区域，从历史脉络上深刻揭示了皋陶与固始的渊源。

清代固始县的地方建设，更是生动展现了当地对皋陶的尊崇。清康熙二年（1663 年），固始县令包韺见皋陶在固始“向无专祠仅列名官”，深感不足以彰显这位华夏司法奠基者的崇高地位。考虑到皋陶与固始深厚的历史渊源，包韺具详申请后，于县城东关古蓼湾始建“皋陶祠”，并划拨祭田、设立祭产，确保春秋二季祭祀庄重有序。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知县杨汝楫再度重修皋陶祠，他捐出俸禄建造正殿三间，重塑皋陶肃穆庄严的塑像，还亲自撰写《皋陶祠记》，以文载道，不仅确认了皋陶祠的官方地位，更将皋陶的法治精神与德政理念镌刻在固始的文化基因中。

尽管学界对安国的地理位置尚存争议，部分观点认为其中心位置在安徽六安市西部、河南信阳东部及湖北省东北角一带，但综合海量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以及绵延千年的地方文化传承来看，固始县与上古皋陶所封安国之间存在关联的说法，有着不可辩驳的历史依据。皋陶的法治思想与道德教化，早已深深融入固始的山水人文之中，成为当地百姓崇法尚德的精神图腾，也为后人探寻华夏文明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坐标。这片承载着古老记忆的土地，正以其独特的方式，诉说着皋陶与固始跨越五千年的文明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