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

闰岘轩

爷 爷

——童年记忆（3）

闰承之

（2025年6月4日）

爷爷是最早从我身边离开的亲人，他死的那年，我八岁。在爷爷去世后的五十多年里，家人很少再提到他。

我记忆中的爷爷

上世纪六十年代，爷爷活着的时候，家里人既怕他又不怕他。怕他，是因为如果惹他生气，他会吹胡子瞪眼，大发雷霆，甚至摔砸东西；不怕他，是因为爷爷在家里不当家，也基本不管事，没有人重视他的意见，当然，他也很少发表意见。那时，我们姐弟四人同姑奶奶和爷爷在樊城老宅生活，爸爸在襄城工作，父母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襄、樊二城中间隔着汉水，当年，江上还没有桥，两岸交通靠轮渡。每周，爸爸、妈妈一起回老宅看望一下老人和孩子；每月，把生活费交给姑奶奶，老宅这边姑奶奶当家。姑奶奶是爷爷的亲妹妹，我们的奶奶早在我父亲十岁时就去世了。在这个特殊结构的家庭里，爷爷是个特殊的存在：他是家里最年长的长辈，却不具有当家作主的权威；他是全家所有人最亲的人，但是，所有的人都跟他亲近不起来。大部分时间，爷爷都在他卧室里躺着，偶尔出来透透风，晒晒太阳，这时才能看见他的“真身”:瘦高的个头，身着一件藏青色的长衫，脚上是一双圆口布鞋。脖子细长，光头白肤，脸颊瘦削，眼袋稍大，目光冷漠，鼻梁高挺，胡须似有似无。走起路来，慢慢悠悠，从容不迫，一派民国市民风格。

爷爷是个寡言的人，很少与人交流。我出生那年，爷爷已经六十多岁，进入晚年，我可能是这一时期与他交流最多的一个家人。听妈妈讲，我幼儿时期，爷爷是带过我的。我姐姐和哥哥，父母没敢让爷爷带，因为爷爷脾气不好，怕吓着他们。我出生时，一哭，两眉之间立刻皱成一个方块，像个汉字，但大家都不认识，于是，请爷爷来看。爷爷凑上前，眯着眼睛仔细辨认，看后没说话；又慢慢把我抱起来，正面再看，不料，一泡热尿撒了他长衫一身，他脱口而出：“哎呀！我的三爷！”从此，爷爷对这个孙子格外亲近。稍大一点，他会把我扛在肩上，骑着他的脖子，四处走动，一边走一边叫道：“三爷来啦！三爷来啦！”这时候，他脸上会露出少有的笑意。从五、六岁开始，我就成了专门给爷爷送饭的“仆童”。爷爷不与大家一块吃饭，一日三餐自己单独吃，由我负责把饭菜送到他的卧室。当然，为他倒夜壶也成了我的职责。

爷爷旧学功底很深，对此，他也很自信，但从不显摆。当年，我们家住的地方是当地的一处老社区，那里的居民绝大多数不识字，爷爷是那里稀有的识文断字的人。邻居想请爷爷代写书信，一般是通过姑奶奶转达，爷爷轻易不答应，一旦答应下来，总能让对方十分满意。一篇书信写下来，满纸正楷，格式讲究，章法得当，气韵满满。不过，爷爷架子很大，与人交流从不照顾对方情绪，常让人陷于尴尬，所以，一般人也不敢找他写信或求教。周围的人都知道爷爷有学问，但都不敢接近他。一次，几个好事的半大小子，不知从哪里找来几个生僻的字，兴致勃勃地跑到家里想考考爷爷，爷爷接过纸片立刻就告诉了答案，将纸片往地上一扔并让他们离开。爷爷望着几个失望而归的孩子，右手捋着下巴似有似无的胡须，自言自语道：“杂种！几个破字还想考老子？！”

1969年春夏之交，一天下午，我家老宅门口，姑奶奶一边择菜，一边和邻居李家二奶奶聊天，我也在旁边。这时，爷爷在理发店剃完头，买了七、八个甜瓜，用他的长衫兜着，满面春光，笑盈盈地走回来。姑奶奶见状，赶快招呼我们姐弟从爷爷手里把甜瓜接过来。爷爷回到屋里，李家二奶奶说：“今天大哥挺高兴的嘛！”姑奶奶和我们姐弟也对那天爷爷的表现挺感意外的。平时，爷爷很少笑脸，更别说往家里买东西。当天傍晚，晚饭做好了，姑奶奶为爷爷盛了一大碗饭菜，照例由我端着送到爷爷的卧室。暮色已经降临，爷爷的房间黑乎乎的，我端着饭菜，喊道：“爷爷！吃饭啰！”没有回应。我以为爷爷睡着了，便走到他的床边叫他，见他躺在床上，眼睛睁着，嘴角流着口水，对我的呼唤不能回应。我赶紧退出卧室，把情况告诉了姑奶奶。姑奶奶进屋查看后，一边让姐姐、哥哥借板车送爷爷到东风医院，一边让我立即跑到妈妈工作的二米厂报告妈妈。当晚，医院初步诊断：爷爷中风了。

爸爸和妈妈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但是，限于当时当地的医疗技术和条件，经过两三个月的救治，终未留住爷爷的生命。爷爷于当年夏天走了，享年七十岁。

作者与弟弟合影（1968年摄）。

妈妈、姐姐、叔叔和爸爸（从左至右）在古隆中留影（1957年摄）。

樊城当铺街老宅（上世纪七十年代摄）。

爸爸笔下的爷爷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父亲和母亲相继退离休，两位一心为党工作的老人一时不知道如何过没有工作的日子。我建议他俩写写回忆录，一是让后人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二是把先辈和个人的人生经验传递给后人。他们真听进去了，留下了近十万字的个人家庭历史资料。如今，每每读来，如二老在世，谆谆教诲，倍感亲切。

知子莫若父，调过来也是成立的，知父莫若子。爸爸笔下的爷爷是什么样的呢？最近，我又翻看了父亲留下的回忆文字。这篇文字记录了家族的渊源、家庭的苦难史和爸爸个人的成长史，其中，关于爷爷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篇幅。爸爸对爷爷的一生和性格特点作了客观描述和分析评价，充满了对爷爷的理解和爱。

爷爷出生在清朝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其父是湖北樊城（现襄阳市樊城区）一家棉粮商号的帮工，家有两子一女，爷爷为长子。爷爷自幼读私塾，接受旧式教育至少十年以上。1916年，爷爷进入当地金融行业，先后在樊城仁义茂钱庄、永兴洪钱庄就业，从学徒、帮工，一路干到管账先生。20岁与奶奶结婚,育有二子，长子即我父亲。1922年后，爷爷经常患病，工作时断时续。家里还有体弱多病、不能劳动的曾祖父和曾祖母，家境日渐困窘。爷爷和奶奶婚后前十年，生育过三个孩子，但都没有成活。1929年，爸爸出生，为这个家庭平添了些许快乐和希望。1935年前后，爷爷完全失业在家，全家经济来源只剩下奶奶在当铺做零工的微薄收入，生活陷入极度贫困。1937年，爸爸的弟弟出生，家庭负担更加沉重。1939年，农历腊月三十，奶奶的身体最终被家庭重负压垮，眼看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她不舍地撒手人寰，年仅37岁。妻子去世，家里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床上有瘫痪的父亲，膝下有一双年幼的儿子，爷爷这时真到了绝望的境地！在爷爷一筹莫展之时，他的妹妹，也就是我们的姑奶奶（她丈夫两年前被抓壮丁，杳无音讯。）伸出援手，回到娘家，与爷爷共同承担起照顾老人、抚养幼子的责任，兄妹联手撑起了一个特殊结构的家庭。

爸爸是怎么看待和评价他父亲的？他写道：“他（指爷爷）一生庸碌、迂腐、孤僻，但性格坚毅，有自尊和傲骨，宁可饿着肚子，也不愿乞求他人。”在爸爸的笔下，爷爷是个悲苦和失败的形象。爷爷一生是庸碌的。他起点很高，一开始就在钱庄里做事，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失业在家，始终都没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和“主心骨”，甚至连自己的妻子去世也无力安葬，靠年仅十岁的幼子磕头求人资助，才买得一副薄棺草草殓葬。爷爷是迂腐的。爷爷在同辈人中，读书不可谓不多，可惜，除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和一手精湛的算盘（计算）技术被人称道外，他学的大部分东西不仅没有帮着他，反而严重地束缚了他，使他在遇到现实问题时茫然无措。爷爷性格孤僻，脾气古怪。爸爸很小的时候就发现爷爷非常固执、孤僻，平时沉默寡言，不善交往，爱生闷气；在极度惆怅忧郁时，嘴里不断地发出“咕咕咕”的嗝声；如遇不顺心的事情，就火冒三丈，乱摔乱砸器物。当然，爸爸在冷静叙述爷爷的庸碌、迂腐和孤僻的同时，力图找出造成如此结果的客观原因，并努力挖掘爷爷身上的可贵品质，如百折不挠的坚毅性格、宁死不辱的尊严气节、人穷志高的清高品格，等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爷爷一家已经从马道口的窝棚搬进了当铺街姑奶奶家旧屋基础上重修的瓦房，爷爷、姑奶奶、叔叔和我们姐弟四人在这里生活，姑奶奶在这里当家。爸爸、妈妈在他们工作的单位住，是全家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姑奶奶带领老宅老小纺织麻绳补贴家用。1949年至1969年二十年，对爷爷一生来说，算是一段难得的太平日子，无饥寒之忧，有弄孙之乐，但是，厄运并没有放过他。1961年夏，爷爷的次子，也就是我们的叔叔，在他工作单位组织的活动中意外溺亡，年仅24岁。老年丧子，爷爷经历了人生又一大不幸。然而，痛苦的不止爷爷一人，更为痛苦的是姑奶奶，因为早在二十二年前奶奶去世时，爷爷已经把两岁的叔叔过继给姑奶奶了，并改姓姑奶奶夫家姓，叔叔也是姑奶奶的儿子。真是一对苦命的兄妹！

汉江上的纤夫（十九世纪末）。

老樊城的街市（十九世纪末）。

樊城汉江上桅杆林立（十九世纪末）。

回过头再看爷爷

爷爷离开这个世界已经56年了，爸爸离开这个世界也16年了，当年往爷爷身上撒尿的我，也已经被自己的孙子撒尿了。说话间，第五代人已出现在世界上。作为爷爷的孙子和作为孙子的爷爷，似乎应该对先人有个认识，对后人有个交代。

历史是面镜子，时间愈久，镜子则愈明亮。爷爷去世56年后，回过头来再看他，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

爷爷饱经历史沧桑。他出生在清朝光绪年间，五年前的甲午海战，中国被东邻小国日本打败，清王朝迅速衰落。1904年，爷爷五岁时，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废除，中国士人升迁的通道断了。1911年，爷爷十二岁时，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延续2133年的中国封建帝制。翌年，民国建立，大皇帝没了，各地出现了很多“小皇帝”，划地为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1927年，爷爷二十八岁，国民政府成立，国共对峙十年。1937年，爷爷三十八岁，日本侵华，抗战全面爆发，民族危亡，生灵涂炭。1945年，爷爷四十六岁，抗战胜利，好景不长，第二年，国共内战。1949年，爷爷五十岁，新中国成立，享受了后面二十年的太平日子。

爷爷饱尝人间辛酸。人生三大不幸，爷爷占了两份：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实际上，爷爷的第三大不幸，也是最大的不幸，是青年失业。作为家里的主要经济收入者，爷爷从二十三岁开始疾病缠身，时时面临失业的威胁；三十六岁时，完全失业。失业之后，干过面条加工、沿街叫卖、粮油零售、麻绳纺织等营生。1937年，家里借钱买了一台手工压面机，从来没有干过重体力活的爷爷得亲自压面。爸爸回忆，他经常看见爷爷累得满头大汗，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白天躲日本飞机轰炸，晚上压十几斤面条，次日赶到傍晚天快黑时挑到街上去叫卖。爷爷挑着面条在前面走，爸爸背着杆秤紧跟在爷爷后面。钱庄的管帐先生，沦落成挑着担子卖面条的人。爷爷不仅受到外人的讥笑，还常常遭到亲戚的白眼和嫌弃。

爷爷深受旧教育影响。前文说到，爷爷自幼上私塾，接受旧式教育不下十年。这十年具体学了哪些东西，现在已无法考证，但是，用十年时间接受旧式教育，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应该都学过。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爷爷算得上一个有文化的人了。可惜，这十年的旧式教育，不仅没有让他赢得人生的辉煌，一定程度上，却为他打上了命运悲剧的底色。中国旧式教育是根据科举制度设计的，当时，科举已经废除，旧式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均失去了方向和作用，也就是说，学生学的东西已经没有用，现实社会需要的东西又没有学。在当时人们的眼里，特别是社会底层，这些饱读诗书的人，自然成了“书呆子”“迂夫子”，被人瞧不起。旧式教育也让爷爷成了一个在急剧变革时代的保守的人。爷爷很尊崇旧礼教，即便家里揭不开锅，满脑子还是旧规矩。长幼有序，男女有别，谁要忽略了礼数，他是会发脾气的。爷爷对现代技术持排斥态度，他一生拒绝照相，认为摄影技术是洋人摄人心魄的妖术，所以，我们家里没有一张爷爷的照片。

纵观爷爷一生，其经历的时代变迁可谓之大，其承受的人间苦难可谓之多，但是，这些都没有让他放弃和逃避。单从这一点看，爷爷就值得后人尊敬。爷爷能做到这一点，说明他的内心非常强大。旧式教育没能让他获得认识世界的现代方法，优秀传统文化却让他拥有一颗强大的心灵。他能够放下钱庄管账先生的身段，挑着担子沿街叫卖面条，为全家人的生存而奋斗，说明它具有极强的责任感和坚韧不拔的品格。他身居窝棚，还能够为羞于住窝棚的儿子讲刘备三顾茅庐、寒窑出公卿的故事，说明他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他能够面对世人的冷嘲热讽不卑不亢，面对亲戚的轻慢白眼拂袖而去，说明他有强烈的自尊和骨气。临终之前，他理发修面，还给家人买来甜瓜，说明他对家和家人充满爱！

爷爷是一个饱经历史沧桑的人，一个饱尝人间辛酸的人，一个深受旧教育影响的人，一个满腹经纶却穷困潦倒的人，是二十世纪动荡中国底层顽强挣扎的一介城市平民。

爷爷一生默默无闻，连照片也无一张，此文算是为他老人家绘制的一帧图像，立此存照。

岘山高，汉水长。

祖孙朝阳江水桥。

一江襄水向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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