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群己 如是缘起 ，——东西轴心文明的起缘、流变与异同

釆心归源

一、青藏高原与地中海：东西轴心文明的地理缘起

文明的起源并非偶然，而是地理环境、生态条件与人类社会互动的结果。在世界文明的长河中，青藏高原与泛地中海区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两个神奇的区域，如同大地母亲张开的双臂，将人类轴心文明的胚胎紧紧怀抱。

青藏高原，这片被誉为“地球之巅”的高海拔地区，是东亚与南 亚文明的重要地理屏障与资源供给地。青藏高原的存在，改变了东亚地区的气候格局——由于其对季风的调节作用，中国江南地区得以避免北纬 30 度常见的干旱与沙漠化，形成了适宜农耕的湿润环境。同时，青藏高原是世界主要河流的发源地之一，孕育了十条大河；其中长江与黄河流入中国，印度河与恒河则流向南亚。这些大河流域不仅是农业文明的摇篮，也成为了早期文明社会的经济与文化中心，在青藏高原的庇护下，形成了东方的两大文明：

• 青藏高原东麓的华夏文明：长江与黄河的冲积平原为农业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同时也形成了“河—海”相连的地理格局，便于交通与资源的流动。这种地理条件使得中国文明具有较强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农业经济成为其发展的核心动力。
• 青藏高原南麓的古印度文明：印度河与恒河的流域为古印度文明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与肥沃的土壤，支持了复杂的农业体系与城邦化进程。同时，青藏高原的地理屏障也使得古印度文明在早期相对独立，形成了其独特的宗教与哲学体系。

而泛地中海区域，这片被三大洲环绕的海域，面积高达251.2万Km²，东西长4000公里.南北最宽处1800公里！地中海和周边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海洋组合，大西洋—地中海—爱琴海—黑海—亚速海，由大及小，层层嵌套，直布罗陀海峡、土耳其海峡、刻赤海峡，曲径通幽。其海岸线曲折，岛屿众多，形成了“破碎的地理，开放的文明”的地貌，加之周边的两河流域与埃及文明的辐射，形成了一个相对开放且易于交流的文明空间。

这种地理条件不仅促进了贸易与文化的传播，也为文明的多样性与竞争性提供了基础，使得该区域成为了中西文明互动与演进的枢纽。

西方文明的基因密码几乎全部在此淬炼而成，由此，地中海也被称为西方文明的“子宫”。 其中的代表就是两河文明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

• 地中海东部的两河文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由于河流的定期泛滥与肥沃的冲积平原，这里成为了农业文明的重要基地。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与亚述人在两河流域建立了复杂的灌溉系统与城邦制度，形成了以神权为核心的政治体系。但与东亚不同，两河流域的地理条件更加复杂，河流的不可预测性，使其早期文明更加注重对自然的控制与宗教的解释。
• 地中海北部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希腊半岛地理破碎，岛屿众多，但其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得古希腊人更倾向于向外发展，形成了以海洋贸易与殖民扩张为核心的文明模式；而作为后起之秀的位于意大利半岛的罗马文明，得益于地中海的开放性与两河流域的文明积累，逐步发展成为横跨欧亚非的帝国文明。

（注：阿拉伯文明也属于广义的地中海文明，但是其登场比较晚，晚于古老的两河文明、埃及文明，也晚于轴心文明、古典文明；一直到大体上公元7世纪中叶的时候，这个文明才开始出现，秉承“真主安拉.如是唯一. 政教合一.”的文明底蕴，其曙光照耀在阿拉伯半岛。虽然其文化历史也一直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但是本文先关注作为核心的轴心文明，阿拉伯文明 晢且不做表述。）

二、从“天人-群己”认知“如是-缘起”

这两个独特的地理单元中塑造出了人类文明的最早雏形——青藏高原以其独特的地理构造以及亚洲大河文明的发源地，为东亚及南亚文明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而大地中海则以其开放的海域，孕育了西方文明的理性精神与契约意识。这种地理与文明的互动，不仅塑造了轴心文明的精神内核，也决定了其历史演进的大方向。

针对这一山一海所孕育的人类三大轴心文明——起源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两世纪，从精神信仰.文化内涵及治理结构上对人类文明走向有重大影响力的文明——及其衍变关联文明，我们将重点从“天人- 群己”两个层面尝试做一剖析，其中：

• 天人：指人与物质世界（自然的天）以及精神世界（观念信仰及精神想象的天）的关系；
• 群己：人类作为个体与集体的相互关系，包含伦理关系.制度治理.社会秩序等。

由此，我们将文章的落脚点放在“如是-缘起”两个关键词，立意如下：

• 如是：无论东西文明的表象有何不同，但其究竟追寻的核心还是 “是”（Being ）——也就是求索真理与实相，只是我们只能近似的逼近真理，所以叫做“如是”；
• 缘起：东西文明追寻“如是”的过程中，因为彼此的缘起不同——包括地理格局、外部冲击、演化路径乃至轴心时代的天启人物的不同，造成了格局态势的不同，但因缘变化又殊途同归。

三.华夏文明：天道如是 以群驭己

华夏文明，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农耕文明之一，其精神内核与社会制度的形成深深植根于对自然规律的观察与思考。青藏高原东麓的地理环境，使得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早早意识到天地寒暑的变化对生存的决定性作用。

不同于其他文明对自然的原始崇拜，华夏文明从一开始就注重对天地运行规律的观察与体悟，形成了独特的“天道”观念。

通过这种大天人观，先民观测和预测天象对人间事务的影响，不仅涉及到天文观测，还与中国古代的哲学、命理、以及国家治理等方面紧密相关。这种观念不仅是一种自然哲学，更是华夏文明的精神支柱与治理基础。

——天道如是：从自然观察到符号化哲学思辨

在上古时期，华夏先民通过长期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总结出二十四节气、28 星宿以及四季更迭的规律。这些观察不仅是上古农耕时代的“硬核科技”，更是对宇宙运行规律的哲学思考。

• 天道系统是整个体系的基础： 华夏文明的天道是建构于大“赤道体系”的实测与抽象——赤道坐标系中，标识天体的位置用去极度与入宿度两个坐标分量来表示；二十八宿中的每个宿都有一颗作为测量其他恒星的标准星，称为距星。中国赤道坐标体系的建立，与中国古人重视观测北极圈恒星的传统密切相关。它通过对天象的观察，总结出自然的规律和节气的变化。这种对天道的理解，为卦象系统和河图洛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持。
• 卦象系统是对天道的符号化表达：作为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氏通过对天地阴阳的体悟，创造了阴爻、阳爻以及卦象系统，将复杂的自然现象简化为符号化的表达。卦象系统以符号化的形式（如八卦、六十四卦）将天道的变化规律与人事、吉凶联系起来，成为一种占卜和预测的工具。卦象的动态变化（如阴阳爻的推演）反映了天象的周期性变化，同时也包含了对人性、社会的哲学思考。
• 河图洛书是对天道的进一步抽象：河出图.洛出书；龙马负图.神龟出书。其实它是一部无字天书——这里的河不是黄河，而是银河；这里的龙马是东方苍龙七宿的房宿，龟则是北方玄武七宿的室宿。 因而，河图洛书通过数字和符号的排列，将天道的规律进一步抽象化和系统化。河图洛书的数字体系与天象、节气、五行等概念相结合，形成了更加复杂的华夏哲学数术体系。

而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易经》，提出“不易”“变易”“简易”三大原则，成为华夏文明理解世界的底层逻辑：

• 不易：指天道的恒常性，即宇宙运行有其规律，正如《易经》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变易：指天地万象的生生不息，强调变化与适应，如《易经》中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
• 简易：指大道至简，万物的本质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把握，如“一阴一阳之谓道”。

这些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早期的哲学体系，还为后来的诸子百家提供了思想源泉。例如，儒家从《易经》中“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的微言大义中，汲取了“居安思危”的治国理念；道家则与《易经》中“一阴一阳之谓道、乐天知命故不扰”等哲学观一脉相承，形成了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观念；即使是韩非子等法家，也受到了易经中类似“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赦法”的启发，通过“明罚敕法”将天道规律与法律制度相结合。

即使放在人类的哲学史上，易经首次系统化的通过二进制符号进行纯理性抽象表达，一直被黑格尔和莱布尼茨等西方顶尖哲学家/科学家家所盛赞，后者也只能称自己为伏羲之后的二进制发明者。

自此，在不易上求索变易的大天人观，华夏这一追求天人本源的易学文明，在轴心时代之后，形成了儒表法内、道家相济的文化范式。可以说，《易经》不仅是万经之首，更是华夏之文明的精神基因。 甚至连文明这个词也源自《周易·贲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天人合一：从宇宙观到精神信仰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宇宙观。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天道不仅是自然规律，更是宇宙的根本法则，具有超越性的意义。这种思想体现在古代的政治、文化与宗教中，形成了“天人感应”的独特理论。

例如，中医认为人体有12条正经和8条奇经，构成了一个与自然相通的网络系统。经络连接人体的脏腑、器官和体表，通过气血运行维持人体的健康；人体的穴位数量与一年的天数（365天）相对应，象征着人体与自然界的运行周期相协调。每个穴位的命名和位置都与自然现象或季节变化有关。

同时，政统.民意也要与天道相合——《尚书》中提到“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将天道与人道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统治者的德行直接影响天道的运转。可以说，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

与西方文明中对人格化神的崇拜不同，华夏文明信仰的是无形无迹但又有章可循的天道。这种信仰不是简单的宗教崇拜，而是一种哲学化的思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无论是孔子提出“知天命”，还是老子强调的“道法自然”、庄子追求的“逍遥游”等。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文明的精神内核，影响后世数千年的文化发展。

——以群驭己：从集体主义到 天下国家范式

自从周代的宗法制度将家族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华夏已经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雏形。而儒家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念，则将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治理相结合，体现了华夏文明“以群驭己”的思想。

秦代的中央集权制度、汉代的察举制、隋唐的科举制等，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设计的。这些制度虽然形式各异，但都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形成了独特的东方治理模式，具体体现在：

• 政治结构的集权化：秦始皇确立了皇帝制度，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绝对的权力。汉代以后，中央政府通过各级官僚机构对地方进行管理，地方官员由中央任命，权力集中于中央。
• 经济管理的集中化：从土地制度而言，秦汉时期的“均田制”，已经通过土地的集中管理来确保国家对资源的控制；而历朝历代基本通过统一的赋税和徭役制度，将地方的财富和劳动力集中到中央，用于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同时，中央政府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确保经济活动的标准化和集中化。
• 社会治理的严密化：一般中央政府通过户籍制度对人口进行管理，确保国家对劳动力和赋税的控制。另外，中央政府掌握军队的指挥权，地方军队由中央派遣和管理，确保了国家对军事力量的集中控制。

四、古印度文明：心物一元 群己分层

古印度文明位于青藏高原南麓，作为其文明发源地的恒河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之一，由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和梅克纳河冲积而成；这一地区地势低洼，水网密布，适合水稻种植。而界内的印度河流域，则气候温润，物产丰富，河流冲积平原肥沃，适合农业和酋邦化发展。这些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古印度人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精神世界的探索中。

——心物一元：人类精神超越之冠

与一般文明的不同，古印度文明强调对于彼岸的关照与世俗的超越，构建出了一个壮阔斑斓的神性世界。作为思辨的核心要则，古印度认为心物是一元的；华夏文明话语体系中的“天人关系”变成了古印度文明的“心物关系”——我们讲的是合一关系，但还是两个客体.只是彼此要映射呼应；而古印度讲的是一元关系，下手就是要破除二元分裂，在不可言说中求悟彼岸世界。

心物一元以真如缘起为理念，强调真心本净， 一念无明，生起身心世界；也就是“ 一念无明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粗 ”(其中三细指业相.转相.现相；六粗指智相.相续相.执取相.计名字相.起业相. 业系苦相）， 三细六粗与外尘量子纠缠，又生成山河大地，世人从此纠缠于我执法执，烦恼欲海从此开启。

佛教的诞生，标志着这种超越精神探索的最高成就。其核心教义有三：

• 中观（Madhyamaka）：“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强调“性空”与“缘起”，认为一切现象本质上无自性，依赖因缘而生，无独立不变的本体；“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其核心是破除执着，证悟空性，超越二元对立，达到究竟智慧。按龙树菩萨之中论，全篇剖析（包含语言体系的）有为法的虚妄性；这颇似克里特人说“我是骗子”——此话从逻辑上若真则假、若假则真；推而广之，人类语言与能所二分俱为戏论。如果用西方最新逻辑哲学来印证，就是任何一个逻辑体系中，不可能兼得完备性和自恰性； 换而言之，我们理性思维认证的过程，要么虚假（无法自洽）、要么认怂（无法完备），基于二元的理性逻辑失效的边界，智慧就诞生了；中观对此下了如是判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 唯识（Yogācāra）：“一切唯识，依他起性，遍计执性，圆成实性”。主张“万法唯识”，认为世界是心识的变现，强调心识的主导作用——这有点类似于现代量子力学所言，借由主体的意识观察测度，不确定的波函数才量子坍塌.进而形成了相对确定的外相世界。唯识之核心是转识成智，通过认识心识的本质，超越虚妄分别，证得实相境界。唯识以接近现代科学逻辑分析的方式，剖析万法.抽丝剥茧，对人类精神心理世界做了详尽的说明，远超后代西方所知。如世亲菩萨依唯识见地，造五类百法之说——本论依色法（11类）、心王法（8类）、心所法（51类）、心不相应法（24类）和无为法（6类）；这五个类别对一切法进行了归类，划分而得百类 ，并叙述了其间的关系：最胜（心王法）——相应（心所法）——所显影（色法）——分位差别（不相应行法）——所显示（无为法），由此凸显了万法唯识之理，进而得出补特伽罗无我、法无我的结论，
• 如来藏（Tathāgatagarbha）：“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如来藏者，即是众生心”，认为众生内在本具如来藏（佛性），其核心是显发如来藏，超越烦恼与无明，觉悟自身与诸佛无二无别。

若是黄叶止啼.非要用现代术语做个类比，大概可以这么比量：唯识，重于阐明心物一元在类量子纠缠层面的心识认知&五蕴转换；中观，重于阐释类量子真空下，万物波粒二象的瞬间质能转换.心物缘起与熵变耗散；而如来藏，则有点类似于拔众生本具真如宝藏之“弦”（借用当代的弦理论名相），来发扬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弦生万物 万物归弦）之实相。

凡人心识，概由四步逆转，便可转化为心物一元的涅槃之智：

颠倒梦想心~睡眠意识~掉举昏沉 随境逐流~智性泯然 根为尘累；

二元对立心~攀缘意识~人非我是 认客为主~尘缚本觉 根尘相对；

处胎纯我心~独头意识~制心一处 卓然物外~止观双运 观照意根；

廓然无我心~客观意识~遍知正觉 出入无碍~了了灵知 自觉圣智。

总之，释氏一代圣教破除一切我执法执——"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业种之因，如是相生"；同时，强调我、佛性、众生平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另外，佛学所代表的东方智慧高峰，已经可以在当代最新科学中找到印证——比如，因陀罗网（帝释天之网）印证于量子纠缠实验室中相隔千里的光子同步振动，芥子纳须弥印证于全息宇宙理论中黑洞信息悖论的解答...... 更不用说，其己超越言语的彼岸教诲，清晰地认识到了人类言语的边界及逻辑的悖论，所以释迦摩尼说“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说一字”；而这种超越名相的智慧，在几乎同时代的东方也有回应——“多言数穷 不如守中〞。西方有圣人、东方有圣人，其心通也、其道亦为一矣。

——群己分层：千年种姓制度的悲歌

作为悖论的是，强调众生平等的佛教，并未能打破种姓制度的桎梏，反被当时的统治者借着曲解业力受报的教义、继续推行不平等的种姓制度。随着雅利安人的入侵，种姓制度逐渐固化，佛教在印度后世也逐渐势微、几于趋向消亡。印度文明的精神追求，与社会实践之间形成了某种割裂。这种割裂，使得印度文明在后期发展中，逐渐失去了应有的活力。

这种种姓制度最早可追溯至吠陀时代（约公元前 1500 年）。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后，为巩固统治和维持社会秩序，逐渐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等级。这些等级最初基于职业分工，后来演变为一种 rigid的社会制度，与宗教信仰（如因果报应、业力轮回）结合，被赋予神圣化色彩。种姓制度将社会分为四个主要等级（varna）：

• 婆罗门（Brahmin）：负责宗教祭祀与知识传承，地位最高。
• 刹帝利（Kshatriya）：统治者与武士，掌管军事和行政。
• 吠舍（Vaishya）：普通民众，从事农业、商业等生产活动。
• 首陀罗（Shudra）：从事劳作的底层阶级，几乎没有社会权力。

此外，还有“不可接触者”（贱民，Dalit），被排除在种姓之外，从事最底层的工作。种姓制度严格限制婚姻、职业和社会交往，导致社会流动性极低。

尽管现代印度法律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在某些地区和传统习俗中，种姓观念仍然存在，对社会关系、婚姻和职业选择仍有影响。

五、古希腊-罗马文明：我思我在 以己塑群

现在让我们移步地中海，看看这个西方文明的子宫。世界上很难找出一个地方，如同大地中海（含东部的两河流域）如此历经千年而犹丰富多彩——从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到罗马帝国的霸权、从伊斯兰与基督教的碰撞到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从上帝应允希伯来人的迦南之地到耶路撒冷的三教圣地.........四千年间，地中海扮演了文明的熔炉、权力的角斗场与思想的传播枢纽。生活在这里的腓尼基人，最早建立跨地中海商路，将黎巴嫩的雪松、塞浦路斯的铜矿、埃及的莎草纸输送到希腊、北非，催生了最早的“全球化”雏形；希腊的哲学、罗马的法律、犹太教的一神崇拜、基督教的形成......不同的思想与宗教在这里碰撞，孵化了西方世界的信仰与价值观。更不用说，在野心家的眼中，谁控制了地中海，谁就掌握了欧亚非的咽喉。

环地中海，尤其是古希腊-罗马文明，一直在神权与王权、科学与理性、人权与契约、独立与盲从、自由与奴役等方面，进行了千年的探索，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勾勾连连、明明暗暗，半由人意的努力、半由历史的幸运，最终结成了当今作为主流的欧美文明之果。

——我思我在：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的变奏互动

放眼历史，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发端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与发扬于古罗马的宗教信仰，如何相爱相杀、相互联动，最终碰撞出了当今科学主义的火花。

首先看下古希腊理性精神的核心要义：借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宣扬，古希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传统：通过理性思考和逻辑推理，试图理解宇宙、自然和人类的本质；其核心追求是：

• 理性与逻辑——追求知识的普遍性和确定性，强调通过推理和论证来解释世界。
• 实证与观察——科学方法开始萌芽，如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学和实验精神。
• 自然法则——相信世界有规律可循，可以通过理性探索发现。

吊诡的是，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相对，当时贵族阶层信奉的奥林匹斯教是一种现世原始宗教——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德之神，相反，这些神祇全都具有人的所有缺点和邪恶，偷盗、嫉妒、强奸、杀戮等等无恶不作…… 一直到罗马帝国，西方兼顾天堂.道德和世俗的宗教观念，才得以登堂入室。

话分两支，再看看古罗马宗教信仰的特色：基督教是在犹太教一神论的基础上，凭由耶稣的教导（爱、宽恕、普世救赎等），虽吸收了犹太教的救赎思想，但突破了“选民”观念，主张所有人皆可得救；并且，基督教是一种略带悲怆的宗教——人类因亚当和夏娃的堕落，天生带有原罪；因而，通过信仰耶稣的牺牲与复活，获得灵魂的救赎。

可以说，在欧洲中世纪的上千年，一直是神权压制王权、宗教压制理性的；一直到十字军东征，借着骑士们从伊斯兰帝国带回来的希腊先哲的著作译本，欧洲才从千年黑暗中重新看到了理性的光明——哪怕这种精神正是发轫于地中海这片土地上。尤其在文化复兴之后，欧洲学者重新研究古希腊哲学和科学，推动了对自然和人类理性的探索；而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继承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结合实验方法，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

西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部神权～人性互动史。从古至今，在人们探寻人神联系的过程中，不同的思想不断发生碰撞。这种碰撞推动了文艺复兴、大航海、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促使西方不断走向现代化。宗教信仰与理性精神的关系，经历了从合作到冲突再到相对独立的演变，共同塑造了西方文明的独特面貌。

归结来说，西方文明思辨成熟的核心标志，就是法国 17 世纪哲学家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之命题。由此，区别于从华夏的本源论、印度的唯识论，西方文明开创了延续至今的本体论哲学基石。这一命题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怀疑一切（包括感官、经验甚至上帝的存在），找到一个不可动摇的真理基础。笛卡尔认为，即使怀疑一切，怀疑本身也必须有一个怀疑的主体——“我”；因此，只要“我在思考”，就必然存在一个进行思考的“我”。这一命题标志着从神学向理性哲学的转变——确立了“理性是知识的唯一来源”的思想，也为后世科学方法提供了哲学支持——客观世界可以通过理性分析和实证研究被理解的。

假设借用世亲菩萨所造之五位百法，大概可以做这么一个施设：东方哲学/佛学更关注“心法”.“心所有法”与“无为法”——即心灵的本质状态、精神的超越思辩，试图通过修行超越二元对立，达到对“生命真心”的觉悟。而西方哲学/科学则更关注“色法”和“心不相应行法”——即本体思维对物质世界的逻辑认定、数理勾连、推演实证、抽象概念之构建，试图通过理性分析理解器物世界的规律。

总之，从中世纪之后的西方文明的底层逻辑来看，无论是天（外部世界）.还是人（人类主体），都要通过本体的理性规定，进行“我”的理性逻辑认定，才能判断这个本体的存在；不同于华夏文明在不变中（道）把握生生之易的变化；西方文明的重心，是在纷杂变化的外界中，把握本体思维认定逻辑方式的不变性与无谬性。

——以己塑群：个人自由、契约精神对于集权的制约

历经千年，经过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洗礼，西方社会治理理念的愈发倾向于以己塑群——“分散权力、个体优先、契约规范”。与东方大一统的政治模式不同，个体自由与契约精神在其历史演进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宗教改革则通过强化个人与神的直接关系，进一步推动了世俗社会中个人主义的发展。

最终，这些思想与实践共同塑造了以法治为基础、以个人自由为核心、以契约关系为纽带的社会治理模式，成为西方文明乃至当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在这其中，我们可以梳理出重要的五个动因要素：

• 古罗马的法律传统与个人权利：罗马法强调法律的普遍性与契约的约束力，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注重保护个人财产权与自由。这种法律精神为后世提供了制度化的框架，使契约精神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石。
• 中世纪的分裂与地方自治：与东方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不同，欧洲自古罗马衰落以来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种政治格局使得中央权力难以绝对垄断，地方自治与多元治理模式得以发展。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城市自治以及教会独立，都体现了权力的分散性与契约关系的重要性。地方贵族与国王之间基于契约的权力制衡，也间接推动了契约精神的深化。
• 宗教改革与个人自由的强化：宗教改革是西方社会治理理念演变的重要转折点。新教思想强调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契约关系，弱化了教会的中介作用，这进一步强化了个人主义与自由观念。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和加尔文的预定论，都将个体置于道德与信仰的核心位置，推动了个人自由的宗教伦理化。同时，宗教改革后教权与世俗权力的分离，也为法治传统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 启蒙运动与理性契约的系统化：启蒙运动将个人自由、契约精神与法治传统提升到理性与普遍原则的高度。思想家如洛克、卢梭和康德等人，以理性为基础，提出“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同意，而个体权利是社会秩序的起点。这种理论将宗教改革的个人主义与古罗马的法治传统相结合，形成了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底层逻辑。
• 近现代的制度化与实践：欧洲的分裂状态和多元文化背景，使社会治理理念更倾向于通过制度而非权力来维系秩序。英国的《大宪章》（1215 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 年）和法国的《人权宣言》（1789 年），都是以法律形式确立个人自由与契约精神的典范。这些制度化实践最终形成了现代民主法治的框架，即通过法律保障个人自由，通过契约规范社会关系，通过分权制衡防止权力滥用。

当然，随着当代西方个人主义与民主制度的张力松弛，这种社会治理也有危机发生。个人主义虽强调个体自由与权利，但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不平等加剧、身份认同危机和环境问题凸显，使得个人利益与集体福祉的平衡难以维系。民主制度则面临政治极化、信息碎片化和民粹主义的冲击，选举过程中的“赢家通吃”机制与社会多元化需求之间产生张力，导致政策代表性不足与治理效率低下。此外，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加剧了群体分裂与认知分化，削弱了民主共识的基础。

可以说，传统社会治理理念难以应对复杂性与多样性并存的现代问题，而个人主义的过度膨胀又导致社会凝聚力的下降。要解决这一困境，需要超越单一的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视角，构建更具包容性与适应性的治理模式，以实现个体权利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动态平衡。

六.结语：缘起殊途 如是同归

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人类文明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对对于天人关系、群己关系的求索与实践。站在风雷激荡的当代时点，需要我们以一种更加包容的态度整合不同机缘的文明范式。

——回溯长河 东西交融

三大轴心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并非孤立发展，而是通过思想交流、文化互动与科技融合，形成了一个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网络。

从华夏后世的思想史看，古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遇并非简单的替代或叠加，而是经历了深刻的本土化过程。以天台宗为例，其“一心三观”的理论体系，将道家“道法自然”思想与佛教法华思想相结合，体现了中国哲学上对于“性”与“空”的独特理解。而惠能创立的中国禅宗，则将右印度佛教的“顿悟”理念与中国儒家的“仁义”思想融合，形成了“即心即佛. 出世入世不二”的独特路径。王阳明的心学更进一步将儒家理学的伦理体系与佛教的“无我”思想相结合，提出“知行合一”的哲学命题，实现了对“心”的本质性探讨。正如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所指出的——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并非简单的外来移植，而是通过与中国哲学的对话，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与思想体系。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道”思想，强调对天文规律的观察与历法的制定，这种对自然规律的探究与古希腊-罗马的理性科学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宇宙体系在中世纪通过阿拉伯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历法体系相结合，推动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精确化与科学化。例如，唐代僧人一行所著《大衍历》便吸收了印度历法的精确计算方法，同时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天道观，体现了科学与天道的深度结合。这种跨文明的科学交流不仅丰富了中国科技的内涵。诚如钱穆在《中国思想史》中所强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并非完全排斥理性，而是通过“天人合一”的伦理框架，赋予科学以人文关怀。

三大轴心文明的融合历程展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与多样性。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对话，到古希腊-罗马理性科学主义与中国天道的结合，再到现代西方科学对东方伦理的吸收，这种跨文明的历史互动不仅丰富了各自的思想体系，更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框架。

——如是缘起 殊途同归

回望历史长河，西方文明经历了从古罗马的法律传统到中世纪的地方自治，再到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的洗礼，逐步形成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民主法治体系。而东方文明则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中，通过儒家伦理与科层制度的结合，构建了大一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尽管路径不同，但两者都在追求社会的整体利益与个体的自由发展之间寻找平衡——西方文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个体的独立与自主，通过契约精神与民主制度构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框架；而东方文明则以集体主义为基，注重家国同构与社会和谐，强调责任与义务的平衡。

表面上，这两种文明的治理理念不同，但其本质都是对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如何实现公平、稳定与繁荣——的回应。这种深层的共性，正是中西文明能够对话与借鉴的基础。

当前，西方个人主义的过度膨胀与民主制度的效率低下，东方集体主义面临的现代化挑战与治理模式的更新需求，都折射出单一文明范式在应对全球化与技术变革时的局限性。西方文明需要从东方的集体主义智慧中汲取力量，以应对社会分裂与环境危机；东方文明则可以从西方的个人主义与法治传统中获得启示，以完善其社会治理模式。唯有在对话与交流中，打破文明的界限，摆脱丛林法则的囚徒困境，才能殊途同归、找到适合未来的治理之道。

同时，当代科学也需要借鉴其他文明探索天人究竟的智慧结晶，比如，华严经中有言，要认知事物的真相，要从十个如是进行分析——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它提醒我们，现象与本质、个体与整体、因与果之间是相互依存、平等统一的关系，这为现代科学的复杂问题提供了深刻的思考框架。由此，我们可以在物质与精神、科学与宗教之间找到更加和谐的平衡点，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入更多的智慧与包容性。

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如是、如是、缘起如是、缘起法如是、天人群己矣。

2025 年 6 月 3 日星期二 余新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