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痂痕里的泣血往事

落霞孤鹜

幼时的我，总把世界想象成永不褪色的鎏金童话。阳光所及之处，玫瑰自在绽放，每个明天都盛满蜜糖般的甜，这份天真在踏入初中那年戛然而止——“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裹挟着动荡与不安席卷而来。 　　在那个特殊年代，家中嗜书如命的兄长，为我推开了一扇通往广阔世界的精神桃园。托尔斯泰笔下《战争与和平》的宏大画卷，让我窥见历史洪流中人性的璀璨与脆弱；保尔•柯察金如炽焰般的信念，灼烧着我少年懵懂的灵魂；巴尔扎克勾勒的《欧也妮•葛朗台》，撕开了人性深处贪婪的暗角；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则以振聋发聩的诘问，将世界的复杂与深邃，第一次呈现在我眼前。高尔基说，童年邂逅的书籍，是命运镌刻的路标。那些跃动的铅字，如同一束束微光，在我心中汇聚成火，点燃了对未来的无限遐想。 　　那时，我常蹲在黔西老宅的门槛上，看着阳光把城墙角的泥浆路晒出暖香，内心的憧憬如同春日野草般疯长，思绪早已飞向远方。我幻想着自己成为驰骋疆场、保家卫国的将军；法庭上公正无私维护正义的法官；或是手持教鞭，在讲台上探索真理的教授；又或是紧握笔杆，用文字传递真相的记者。这些带着晨露的憧憬，被我小心埋进心田，在动荡岁月里倔强生长。然而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那些潜藏在暗处的荆棘，终究在某个清晨破土而出。所有绚丽的梦想被无情刺破，我踉跄着被推入未知的深渊，前方迷雾弥漫，唯有书籍赋予的微光，在黑暗中忽明忽暗地闪烁。 　　1973年的风带着樟脑丸味吹进初中教室，当征兵通知贴在一中教学楼墙壁上时，我摸着袖口磨出的毛边，觉得离将军梦只剩体检站那道门槛。可当我攥着户口本挤到征兵办，却听见“年龄不够”的答复轻飘飘落下。转身就看见与我同龄的县委副书记的儿子在走廊上拍着新军装，绣着五角星的军用挎包在日光里晃得刺眼——后来才知，那道门槛的高度，是由权力来丈量的。 　　往后三年，征兵条件像皮影戏的幕布，在我眼前不断变幻：1973年说“不招高中生，只收初中生”，落榜生居然穿上了军装；1974年改称“要知青，不要在校生”，为了创造当兵条件，1975年高中毕业，我卷起铺盖一头扎进全县最边远山区甘棠区柏杨公社茨罗坝大队宋家寨生产队的泥土里。 　　在上山下乡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度过了七百多个与黄土较劲的日夜。清晨挑着露水未干的竹筐下田，黄昏背着沉甸甸的农具归来，插秧时泥浆漫过膝盖，割谷时稻芒划破手掌，薅玉米时叶片刮出细密血痕，背粪筐压得脊梁生疼。为了多挣工分，什么活都干，每天以透支身体为代价超极限拼命地干活，连修水利的重活都咬牙顶上，每道裂痕里都嵌着泥土，每处结痂下都藏着血痕。《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扉页被汗水浸得发皱，当掌心的血泡在麻绳与锄把间反复磨破时，保尔的箴言总在耳畔回响："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这些滚烫的字句，如同淬火的钢刀，将"以表现换推荐"的执念烙进骨髓。每个挑灯夜读的寒夜，每滴烈日下的汗珠，都化作对未来的炽热期盼。在我的苦苦期盼中，1976年的寒冬来得格外凛冽。征兵处的窗玻璃蒙着白霜，我深一脚浅一脚跋涉在去公社报名的途中，积雪没过膝盖，好不容易来到公社报名处，却被屋内飘出的话语冻僵在原地："今年只招在职职工。"这一纸新规，像把钝刀生生剜去所有憧憬，让多少知青在雪地里站成了冰雕，又将多少个挑灯夜读、挥汗如雨的日子，碾碎成无法兑现的泡影，而那些在工厂里喝茶看报的年轻人压根想不到那一年会成为登上军列的幸运儿。 　　当从军报国的梦想破灭，恢复高考的消息如惊蛰的雷，滚过工厂车间，犹如大海中翻船看见一只救生圈，茫茫长夜中瞥见了一线曙光。为了备战高考，我争分夺秒，轮到上夜班时，我用岗位操作手册掩盖怀里的世界名著，像藏着见不得光的秘密，在无数个难熬的夜班里，我不仅啃高考复习书籍，更多的是啃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莎士比亚的人间悲剧。那些跃动的文字如同电流，将中国古典诗词的墨香、欧洲文学的浪漫，尽数注入我渴望知识的血脉。我感觉自己正蜕变为搏击风雨的海燕，誓要撕碎命运的枷锁，冲进那梦寐以求的象牙塔。可当我蓄势待发兴高采烈去报名时，却被主管工业的副书记堵在门口：“党员得带头扎根工厂。”他鹰隼般的目光死死锁住我，生硬的语气暗示出不可更改的意志，指间的烟蒂忽明忽暗，烟灰落在我言辞恳切的申请书上，烫出狰狞的焦黑，那一刻，我听见自己破碎的大学梦，正发出细若游丝的哀鸣。 　　心有不甘的我次年又偷偷报了名，可准考证刚拿到手，就接到厂里“不准参加高考”的通知。1979年的夏季，我第三次硬着头皮叩响副书记家朱红的木门，从日头西斜坐到华灯初上，喉咙里预演了千百遍的恳求化作掌心冷汗。直到夜色吞没最后一丝天光，副书记才回到家，听完我的诉求，不紧不慢从公文包抽出一张盖着红章的文件，“十年内厂工禁考”的字眼像钢钉般扎进视网膜。离开时，走在那条黑暗、狭窄、似乎没有尽头的令我终生难忘的巷道中，每一步都像踩在灌满铅的沼泽里，我听见自己心跳震得耳膜生疼。此后无数个夜班后，我总踉跄着走向厂区后面的河堤。月光把演算纸的碎屑镀成银箔，看着它们打着旋漂过地质队河桥洞时，《史记》里“子胥鸱夷”的记载突然鲜活起来——原来跨越两千年的幽愤，仍在现世的河道里打着宿命的漩涡。 　　或许是经历的坎坷太多，长期以来，我始终对“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同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这句话持怀疑态度，认为它不过是抚慰人心的心灵鸡汤。因为在我身上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经历，不得不让人坚信这句话缺乏现实依据。1979年的下半年，县里从各单位抽调人员充实公检法队伍，我有幸同时被检察院和公安局选中。由于公安局长亲自点名要我，还特意登门和父亲说好敲定，出于这份诚意，我最终选择入职公安局，并顺利完成报到，开始了为期一周多的工作。然而好景不长，还是这位领导的干预，一纸调令被撤回，原本已归档的个人材料也被退回原单位。给出的理由简单而无奈——“企业新生力量不能抽走”。这次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现实中的机遇一旦错过，并不会自动出现所谓的“替代窗口”。 　　母亲曾在深夜对着我的“八字”摇头，煤油灯把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像片被风吹皱的叶。可我偏不信命，我把《平凡的世界》里少平在矿灯下阅读的执着刻进心里，将书中“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的句子抄在床头边。我那时多么渴求我所处的时代能有一个畅快清新，让人们的文化因素和智力素质都能受到同一尺度检验的公平竞争的自由环境。只可惜那时还不懂，有些争取如同在荒原上追逐流沙，有些奋斗恰似逆水行舟困于漩涡。 　　有一次整理旧物翻到父亲的南下干部证，牛皮封面烫金的“为人民服务”已斑驳成模糊的暗纹。这位在枪林弹雨里没皱过眉的老党员，曾在我多次被卡时只说了句：“路要自己走才稳当。”可他没告诉我，有些路的路基是用权力浇筑的，赤脚走上去，每一步都像踩在碎玻璃上。 　　记得长兄曾送我一本《基督山伯爵》，书中“等待与希望”的箴言被我郑重地画上波浪线。那些蛰伏岁月里咀嚼过的不甘与坚守，终被时光酿成甘霖。1992年，我踩着成人高考的末班车叩开贵州大学的门扉时，镜中鬓角已悄然钻出银丝。开学那日，我坐在教室后排，看阳光穿透彩绘玻璃，在课桌上泼洒出细碎的金斑。恍惚间，十七岁那年征兵办走廊里的光景与眼前重叠——同样的光线，曾照亮别人帽徽上闪耀的五角星，却独独将我遗落在命运的转角。而此刻，蛰伏多年的种子终于破土，证明天道从不负苦心人。 　　回想那些年，我攥着被汗水浸透的考学申请书无数次叩响副书记家的门，但总是听到他用同一句话搪塞："以后机会多得是。"他坐在真皮沙发上吞云吐雾的模样，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看客。青春如同指间流沙，人生能有几个十年供人挥霍？满腔热血经得起几回浇灭？在一次次失望中我渐渐懂得，逆境里从不缺抱负与才华，缺的是能穿透阶层壁垒的伯乐之眼。岁月如刀，一寸寸削去我的锐气。直到1997年，命运的齿轮突然转向。幸得贵人相助，我终于迈进检察院的大门。报到那日，我久久伫立在办公楼前，白墙青砖映着崭新的春秋制服，却遮不住脑门上“工人身份”的烙印。当我连续三年将调研材料质量做到位居全省前三，奖状证书铺满桌面，“全省检察系统最佳调研能手” 的奖杯熠熠生辉；当我撰写的文章频繁登上《检察日报》《法制日报》《工人日报》等国家级报刊。原以为这样的成绩能打破桎梏，然而组织部门的批函却始终如冰冷的枷锁：“工人不得提拔重用。”短短九个字，将所有努力锁进体制的缝隙。那些挑灯夜战的日子，那些被墨水染蓝的指尖，终究抵不过一张身份标签。热血在胸腔里渐渐冷却，理想蒙上了厚厚的尘埃，只留下一声沉重的叹息，在现实的围城中久久回荡。 　　退休前最后一次评职级待遇，我抱着二十多本获奖证书站在组织部门口，听见里面传来张姓的揶揄笑声：“太天真了，还真有人信‘惟才是举’啊。”那天的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根被风吹弯的草茎，忽然想起插队时在山坳里看见的野玫瑰——它们被巨石压着，却从裂缝里开出了血红色的花。 　　如今已经退了休的我常坐在阳台上看黔西城的灯火，那些高低错落的光带里，藏着我被折叠的青春：征兵办的木门、工厂的铁窗、考场外的警戒线，还有无数次加班晚归时，在办公楼玻璃上看见自己的影子——头发已花白，却还在对着电脑屏幕改报告，台灯把影子投在文件上，像只困在方格纸里的蝶。 　　或许命运早有隐喻：当我在宋家寨生产队插队落户读《钢铁》时，总为保尔的坚韧落泪，却没读懂“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的真意——原来真正的英雄主义，不是打败所有不公，而是在认清生活的本质后，仍把破碎的理想揣在怀里，像揣着颗不肯熄灭的火种，在生命的褶皱里，一点点焐热岁月的冰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