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故事

德哥

1979年，那一年，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高考成为我人生中不可忽视的转折点。那一年，县教育局为了提升升学率，在考前的5月初将全县成绩优异的学生集中到县城进行复习。柏市中学文科班仅有两个名额，而我和苏建勋，有幸被推选。后来，名额增加了一个，王大乔得以加入，我们三人并肩同行，共同踏上这段改变命运的旅程。

进县城复习需要缴纳大约五十元的生活费，这对我家来说，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母亲无奈之下，只得向大队信用社借了五十元贷款。就这样，我怀揣着家人的殷切期望和那沉甸甸的债务，踏上了赴县城复习的征程。

男生们统一住在立新小学礼堂的舞台上，上课也在礼堂里。授课的老师们，都是从全县抽调的精英：政治老师兼班主任吴孟吾来自新市中学，他的讲解深入浅出；语文老师姬菊生来自渌田中学，课堂诗意盎然；数学老师黄凌云来自鸭塘铺中学，严谨细致；历史老师刘德芳和地理老师彭凡亚，各自展现着学科的魅力。还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英语老师，可惜我至今想不起他的名字。

老师们教学极其认真，同学们也自觉刻苦。然而，我在复习班的收获却并不如预期。初到县城，虽然学校伙食不错，但生活习惯的差异让我整日水土不服。老师们水平固然高，我却不太适应这种集体冲刺的模式。尤其是数学和英语这两门基础薄弱的学科，短期内提升困难。齐头并进的教学，让我这个偏科生倍感压力。即便是在我的优势学科政治、地理上，也因统一进度难以获得更深的拓展。

唯一的好处是老师们高考信息灵通。记得高考前一天，数学老师讲解的一道解析几何题，竟与高考最后一道大题如出一辙。可惜我当时未加重视，考场上面对那道题时，依然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错过。

高考的日子终于来临——1979年7月7、8、9日，考场设在原城关中学。每天，老师们带领我们步行赴考。第一场语文考试，试卷发下的瞬间，我顿感窒息。卷面密密麻麻，如同展开的《参考消息》，两大页八面，令人眼花缭乱。作文要求将《第二次考试》改写成陈伊玲的故事，我脑子一片混乱，似乎只是生硬地缩写了一遍。古文翻译“韩信点兵”，更是似懂非懂，译得一塌糊涂。语文，我平时从未不及格，这次高考竟只得了45分。后续的政治、历史发挥尚可，分数在及格线上下徘徊。地理本是强项，却也失了手，仅75分。数学题只做出部分，最终27分。英语几乎全靠猜测，得了23分。

那时的高考，绝无如今家长陪考、接送的景象。父母甚至不知我何时考试。考完回家，他们也只是简单问了句“考得怎样”。一个月后，我正在田里劳作，柏市中学宋增稻老师的两个儿子跑到我家报信：“德荣叔，你考上了！上了中专线，275分，比260的线多15分！”填报志愿时，老师根据我的分数，建议只填攸县师范。我依言填了几所师范，最后一个是攸县师范。结果，直到临近十月，才接到攸县师范的录取通知。

在等待通知期间，我还收到了攸县一中高考复习班的录取书。我特意找到原任课老师、当时在一中教书的王老师请教：复读还是去师范？他问我：“你自己有把握复读一年上本科吗？”我摇头坦言没把握。他便说：“你连自己都说没把握，那复读还有什么意义？”我试探着和父母商量，他们听后默默流泪。我知道，父母供我读书不易，考上了不去读实在说不过去。于是，我打消复读念头，决定去攸师。后来听说，我们那届同学有几位在黄丰桥复读，第二年考上了重点本科，心中不免掠过一丝遗憾。

自那以后，我与高考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年我都格外关注高考动态，热衷收集高考题目。起初几年，还会试着做题自测。后来进入教育局工作，年年参与高考监考、保密。再后来担任副局长，负责组织、领导全县高考工作，并指导考生填报志愿。对于高考流程，我可谓了如指掌；在志愿填报指导方面，更堪称专家级别。退休后，我每年仍坚持义务公开讲座辅导，累计指导成千上万的考生和家长，助力无数家庭和学生实现了升学理想。这段高考经历，如同一粒深埋的种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它不仅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轨迹，更让我在之后漫长的人生岁月里，始终与高考紧紧相连，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别样的人生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