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回到了课桌前

霜天红叶

      1985年9月2号，38岁的我抱着刚刚领到的一大摞课本，又重新坐在了课桌前。但心中却没有了第一次踏入大学校园时的那份欣喜与荣耀。取而代之的，是百感交集，是思绪万千，是实实在在压在心头的重担。我伏案沉思，试图在这静谧的午后，寻觅这份压力的源头。

      时光回溯到17年前，1968年11月19号，作为六六届高三的我，以知青的身份，将要离开那个被特殊年代撕扯得支离破碎的家，踏上前往偏远农村的征途，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二十多辆满载着年轻梦想的卡车，在市委大门前缓缓待发，引擎的轰鸣声与心中的不可知交织在一起。只有母亲，那位默默承受了太多苦难的女人，前来为我送行。父亲，因是起义人员，头顶着“历史反革命”的沉重帽子，又因医术精湛，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恶名，只能在学习班默默承受审查，无法前来。车启动的那一刻，我陡然意识到我的学生时代就此结束了。​​​

　　商城县上石桥东北，一个与固始县接壤的地方，被称作商城北大荒的乡村，成了我青春岁月的第二站。我和我的同学们，很快便与当地的老乡们打成一片，共同经历了风雨，共同挥洒了汗水。两年的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1970年冬，我因篮球特长，被选拔为县篮球队队员，并因此得以进城，在县百货公司工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那特定年代的环境中，我，一个喜欢写写画画的老高中生，成了县百货公司里不可多得的文化人。无论是撰写发言稿、办黑板报，还是整理文字材料，我都乐此不疲，也因此沾沾自喜过，入党、提干、结婚、生子享受着那份无忧无虑的时光。以至于1973年大学恢复办学，1977恢复高考我竟然都没有再回到课桌前的愿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同一缕春风，吹散了笼罩在中华大地上的阴霾，迎来了我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在全面复查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大背景下，我父亲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彻底平反。
     1980年底，一纸调令，如同命运的转折点，将我和我的一家从商城百货公司调回到了我父亲的工作单位——信阳卫生学校。离开商城那天百货公司派了一辆卡车为我搬家送行。我的爱人和孩子已经先期在卫校落户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于我，对于我的家，一切如同做梦一般。我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但当时的我，却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时代的洪流推着向前。
    

      信阳卫校，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再次成为了我生活的舞台。1962年，我随父亲的调动来到了信阳，结识了信阳卫校。那时的我，在卫校篮球场上挥洒过汗水，在卫校图书馆里饱览过群书，在卫校我结识了许多叔叔阿姨和小伙伴。然而，从下乡商城的知青到就职在县城工作，整整12年的时光，我虽时不时回来过，但那都是来去匆匆，卫校竟渐渐成了我的陌生之地。如今我成了信阳卫校的一员。昔日的叔叔阿姨，有的老了许多，有的已不知去向；昔日喊我哥哥的小伙伴们，有的竟在这里当上了老师！

      更让我陌生的是我在教务科当办事员的新工作。经商与从教，隔行如隔山！我深知，要想在这所全国重点中专里立足，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我竭尽全力的投入到新的工作中，还曾憧憬着有朝一日能走上讲台，传授知识，启迪智慧。然而，很快我就意识到，我那高中学历在这所人才济济的学校里，显得如此单薄，如此无力。我最不适应的，还是周边人对我的称谓，由在商城时的“小陈”变为“老师”。我配得上这个称号吗？着实讲，我毫无底气。在我的心目中，上讲台给学生上课，那才是真正的老师。于是，重新回到课桌前，提高自己的学历，力争上讲台，成了我日益强烈的愿望。
       1982年，我接手了班主任工作，开始了管教学生的旅程。每天，耳边频率最多的声音就是“老师”，这简单的两个字，却承载着太多的责任与期望。几乎每天晚上，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就仿佛有一种声音在问我：你是你心目中那样的真正的老师吗？这个问题，如同一块巨石，压在我的心头，让我无法释怀。
      1985年，学校给了我一个报考电大的指标，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重回课桌前的绝佳机会。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争分夺秒，放弃了所有的娱乐与休闲，不下棋了，不打球了，也不看电视了。我挤出了所有能挤出的时间，重拾起闲置了19年的高中课本，开始了备考。那一个多月里，科室的领导与同事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他们尽可能少地给我派工作，让我能够专心备考。我的爱人，更是封闭了家里的电视，为我创造了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的两个孩子，也兴冲冲地誓言要跟我比看谁更用功，他们的纯真与热情，让我倍感温暖与动力。我的一个同事，开玩笑地说：“你不要叫陈哲工了，改名叫陈用功吧。”这句话，虽然带着几分调侃，但却是对我那段日子最真实的写照。

      终于，我接到了电大录取通知书。学校在经费紧张、行管人员不富裕的情况下，批准我脱产两年去学习。那一刻，我激动不已，仿佛看到了未来的曙光。我的父母连连嘱托：要珍惜，要获得真学问。我的爱人反复声明：努力去吧，家务活我兜着！我的两个孩子雀跃欢呼：要与我展开学习竞赛。我频频点头，一一承诺，心中充满了感激与决心。
      我又坐在了课桌前，收起了放飞的回忆，将思绪拉回到现实。我深知，面临两年的学生生活，准确说是80个教学周，这将是38岁的我完成不负教师盛名的转身。我感到实实在在的压力，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待。我告诉自己，无论前路多么艰难，我都要勇往直前，不负韶华，不负众望。
      两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专科毕业证，如愿以偿地走上了讲台。那一刻，它见证了我的努力与坚持，也见证了我的成长与蜕变。

     1991年，我再次回到了课桌前，开始了新的学习旅程。三年后，我拿到了开封师范学院（现在的河南大学）政教系函授本科毕业证书。那一刻，我深知，我的人生又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