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花的美篇

梨花

父亲的勋章

河北省雄县的老房子布满时光的刻痕，青瓦上的苔藓漫过了半面墙。十四岁的父亲攥着母亲塞进行囊的干馒头，光着脚，毅然踏上通往天津的土路。作坊里潮湿的霉味，至今仍萦绕在父亲的记忆中。粗粝的篦齿在掌心磨出血痕，深夜，他蜷缩在堆满竹料的阁楼里，望着漏进月光的窗棂，想家的情绪油然而生。直到某个清晨，他揣着结痂的手掌跌跌撞撞奔回家，屋檐下的老槐树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他未曾说出口的委屈。

十七岁的父亲在征兵处挺起胸膛，军装裹住的不只是少年单薄的脊梁，更是一颗滚烫的报国心。那时他还不知道，三年后，炮火会席卷这片土地。荣成战斗打响时，冻土混着血水凝成暗红色冰碴，踩上去咯吱作响，他第一次知道子弹擦过耳边的声响像尖锐的哨鸣。永清战场上，战友的鲜血浸透了他的袖口，温热的液体很快变得冰凉。胜芳保卫战的寒夜，他抱着冻僵的枪杆数过千颗寒星，睫毛上的霜花模糊了远处的火光。

最惨烈的是半塔保卫战。敌人的炮弹掀起的气浪裹着砖石扑面而来，他被掀翻时看到战友遗落的马扎凳在硝烟中摇晃。等硝烟稍稍散去，他爬向重伤的班长，发现对方的手指正死死抠住马扎凳的木条——那是战前老乡送的物件，凳面刻着“徐田勤用”。班长最后在他耳边气若游丝地说：“替我活下去……还有这凳子，留个念想。”平津战役结束后，父亲才从战壕里捡回这把变形的马扎凳。他用刺刀削去焦黑的木屑，将刻痕重新描深。从此这凳子再没离开过他，成了背包里最轻却最沉的“辎重”。

1949年10月1日的阳光，至今仍映在父亲湿润的眼底。天安门广场上，他挺直腰杆，听着毛主席那句“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那一刻，他想起倒在血泊里的战友，想起荣成的冰碴、永清的冻土，所有的牺牲都在这声宣告里有了答案。往后无数个黄昏，他总爱坐在马扎凳上，用带着雄县口音的腔调重复这句话。每当这时，佝偻的脊背会突然挺直，浑浊的双眼重新燃起当年的炽热，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荣耀的时刻。

战争结束后，父亲脱下军装，回归平凡的生活，但他对家人的爱，如同他对祖国的忠诚一样，深沉而坚定。他将军功章锁进樟木箱，却把军人的风骨熔进了柴米油盐。母亲的哮喘在冬天格外严重，某个暴雪夜，父亲背着她趟过齐膝深的积雪去医院，泥水浸透了他的裤腿，却把母亲护得严严实实。那辆叮当作响的公车，载着体弱的母亲驶过三十载春秋。清晨，厨房的灯总会准时亮起，氤氲的热气中，他精心熬煮着润肺的梨汤，还会特意撇去表面的浮沫，那专注的神情，仿佛在呵护着世间最珍贵的宝贝；深夜归来，他推着车走在昏黄的路灯下，母亲靠在他背上打盹，他尽量走得平稳，不让一丝颠簸惊扰到母亲，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

家里的每样物件都带着部队的印记：叠成豆腐块的被褥，摆放如列队士兵的拖鞋，就连父亲剥好的橘子瓣，都整整齐齐码在白瓷碟里。每一个静谧的深夜，等我们姐妹沉入梦乡，总会有一束昏黄的光轻轻探进房门。父亲戴着老花镜，佝偻着脊背，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他弯下腰，将我们蹬散的被子重新掖好，边角仔细压在床垫下；又把横七竖八的拖鞋摆正，鞋头朝着统一的方向，仿佛在整理一支小小的“鞋队”。做完这一切，他才直起腰，轻轻舒一口气，带着满足的笑意，蹑手蹑脚地离开房间。

92岁的父亲躺在重症监护室，心电监护仪的滴答声中，他艰难地转动眼珠寻找我。当他气息奄奄说出:“我的奖章呢”，干枯的手指在空中虚抓，仿佛要握住那些凝固在岁月里的荣光。那枚镌刻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字样的奖章，是国家对他浴血奋战的褒奖，也是他最珍视的宝贝。后来在普通病房，隔着探视窗，我大声告诉他外面正在举行抗战胜利纪念阅兵。他浑浊的眼睛突然亮起，像被点燃的篝火，急切地拍打着玻璃：“把奖章拿来！让我带着它们看！”那一刻，白发苍苍的老人仿佛又变回了那个在战场上冲锋的少年，而窗外的阳光正好落在他颤抖的手背上。

2023年的雪落得格外早。这一年，父亲以百岁高龄永远地闭上了双眼。病房里，呼吸机的嗡鸣渐渐弱下去，就像他讲了一辈子的战斗故事，终于到了终章。我们把那枚最珍贵的奖章别在他胸前，他安详的面容上，依稀还带着阅兵时的自豪。如今，马扎凳摆在书房窗前，凳面的“徐田勤用”刻痕已被岁月磨得温润，却始终清晰如昨。每当月光漫过刻痕，老屋檐下的风铃声仿佛又在耳畔响起。恍惚间，我看见年轻的父亲背着行囊走向远方，又看见年迈的他坐在马扎凳上，用带着雄县口音的腔调，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同胞们……”那声音穿过硝烟与岁月，永远回响在我们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