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在南宁一中百年校庆纪念册上对《一中红旗》如此定义。）</h1> <h1> 《陈说往事》公众号发表了两篇回忆文革前南宁一中的文章，提到我曾参与文革前南宁一中校刊《一中红旗》的工作，我确为《一中红旗》的末代副主编。</h1>曾任《一中红旗》主编的钟庆柏学长的文章回忆了《一中红旗》的“前半生”（庆柏学长1965年毕业离校了），我这篇拙文，回忆《一中红旗》的“后半生”（结局），有遗留、错误之处，请各位校友、《一中红旗》的同仁们指正补充。<br> <h1> 1964年我高中入读南宁一中。开学不久，发现学校教室旁林荫道左边一墙报栏（当年学校有两幅砖彻的墙报栏，第一幅在入校门转入林荫道左边路旁专帖学校各种通告.通知，第二幅在与教室平排的位置）前挤满了围观的同学，我一打听，说是新一期校刋，我读初中的学校，不说校刊，连班刊墙报都未见过，我怀着好奇心挤进去看，墙报最左边的报头画是一个女青年学生，左手抱着毛选，侧面看向右方，栩栩如生，左上方一行美术字“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后来我知道这报头画是邓锐斌学长画的，因为后来我发现锐斌学长报考广州美院时的报名作品有一模一样的画）</h1><h1> 报头画的下方是校刊名称“一中红旗”四个字，其中“一中”两字是隶书，“红旗”两字是仿《红旗》杂志封面的毛体字。墙报图文并茂，文章有多种体裁：有政论（头条社论）、散文、诗歌，更有各种插图，并有美朮园地版画、素描。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版未的专栏“红辣椒”，尤其是画的那一串红辣椒十分醒目。</h1><h1> 我心里想南宁一中的文学氛围真浓！（从我入学报到的第一天就感受到了，广告栏上大红喜报祝贺呂林同学的文章被南宁晚报刋登，旁边贴着的南宁晚报上用红笔圈起呂林同学的文章。后来听说呂林就是《一中红旗》的创办人）。</h1><h1> 从此我也喜欢上了校刋，只要一出版，也挤在同学堆里力争先赌为快，后来得知《一中红旗》全部是同学自己操办，十分佩服校刊编辑部的同学。</h1><h1> 进入一中约两个月后（应该是1964年10月，我1964年11月前的日记在68年的大洪水中被泡烂了无法查到），我突然被通知去校刊工作室开会，去到才知道被入选校刊编辑部任文字编委，当年我们同年级入选的有王珮玲、曾予先、曾世章、雷德琼、卢家齐、易定球、黄嘉竹等人，基本上是每班两个人；初一年级入选的是黄容金、刘美仪 、粟可可。</h1> <h1>（《一中红旗》四任主编，左起：王珮玲、李邦正、陶仲强、钟庆柏）</h1> <h1>（当年《一中红旗》几位大咖合影：左1李邦正、左2钟庆柏、左3邓锐斌、左5陶仲强）</h1> <h1> 得知自己入选《一中红旗》编辑部工作我感到十分意外，因为自己对文学并不十分感兴趣，毕竟我数理化成绩要比语文好得多。我想这大概是根据中考成绩来选人的吧（毕竟我们年级4名中考甲等成绩的同学入选了3人），我觉得其他编委应该与我一样，数理化成绩要比语文好，因为我在学校颁发“三好学生”奖状的舞台上见到了王珮玲、雷德琼等多位编委。</h1> <h1>（我日记中记录了我部分期考成绩，显示我语文成绩并不高。）</h1> <h1> 班主任莫尤忠老师劝我不要参加《一中红旗》工作（文革后他才对我说当年见我出身不好，参与舞文弄墨怕我惹麻烦）。当时我想，参加校刊工作的人员应该是学校研究决定的，我应服从；另外能参加校刊工作能向我佩服已久的编委们学习。于是我就不听莫老师劝告，决定参加校刊工作（直到后来我知道了校刊工作人员的选择只是由编委会决定而发小钟庆柏学长又是前主编，我才明白我是钟学长“走私”</h1><h1>进来的）。</h1> <h1>(钟庆柏、曾予先、江国枢三位《一中红旗》同仁父辈是世交)</h1> <h1> 参加校刊《一中红旗》编辑部的工作后，逐步认识了老编委如龙雨忠、刘唐俊、许呜玲、蒋伯光、潘新光、薛玉莲等，在老编委的指导下慢慢就熟悉了工作。</h1><h1> 编委会每周都有一个值班编委（文字编委担任），每天由值班编委打开工作室门口挂着的投稿箱，当年每个班级都有两个通讯员，编委会定期召开通讯员会议，定期发布征稿啟事，重要题目就指名约稿（包括编委）。</h1><h1> 在李邦正主编的领导下，校刊出版工作正常进行。进入高三年级后退出编辑部工作的钟庆柏、邓锐斌等学长经常在繁忙的备考课程中抽身前来编辑部指导工作。老编委如龙雨忠、潘新光、刘唐俊、薛玉莲等都是校刊的中坚力量。</h1> <h1>（我与李邦正学长合影于2018年7月）</h1> <h1>（插队时江国枢、王珮玲与邓锐斌学长曾在西林县相遇。）</h1> <h1>（当年雷务甲为学校画的巨幅毛主席像，画面上的“人间正道是沧桑”正是刘唐俊用油画笔仿描的毛体字。）</h1> <h1> 刘唐俊是美术字大师更是《一中红旗》的核心支柱之一。报头画下面的刊名就是他写的，“红旗”两字仿《红旗》杂志的毛体字惟妙惟肖。</h1><h1> 每期主编们定下稿排好文章顺序后交到他手上，他在一张白纸上画出版面设计图，根据篇幅就安排好标题、文字插图位置然后交给抄写组的编委们抄写，抄写完后让绘画组画上插图、题花，最后由他以各种字体（隶书、仿宋、黑体、魏体等）写上标题。墙报完成后又是他带领大家把墙报贴上墙报栏。</h1><h1> 我与刘唐俊（还有薛玉莲）后来参加同一派的红卫兵组织，负责红卫兵组织的文字宣传，两年时间向他们学习写字，自己写的字也进步不少，这是后话。 刘唐俊还是《一中红旗》的“内务大臣”，校刊出版的笔墨纸张颜料等一应物品，都是由他去领取。每次都是他列好清单去校总务处领取，我多次陪他去领取，去到后总务处的老师都是二话没说照单发给，从中可看出校领导对校刊工作的支持。</h1><h1> 除了正常的出版工作外，《一中红旗》还举办过画展、师生书法作品展（书法作品用绳子牵挂在林荫道的大树间），当年书法作品中，赵天宙的“瘦金书”给我印象尤深。</h1><h1> 《一中红旗》的工作在南宁市各中学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记得当年二中、四中校刊的工作人员都来一中参观交流过（我们也组队前往二中、四中参观学习）。</h1> <h1>（我日记中记录的《一中红旗》工作的点点滴滴。）</h1> <h1> 在参加编辑工作中，我发觉李邦正主编在有意培养我，我在编辑部完成了修改稿件的任务后，见其他文字编委完成任务后都离开了，我也想回班级教室（毕竟我还担任班长工作），李邦正主编把我留下来，说要陪同抄写、绘画编委，以鼓舞士气。每期的审稿定稿都带着我工作，并讲解其中的要点让我一定要掌握，明确告诉我以后要担任编委会的负责人。我想起我在进入编委会时班主任莫尤忠老师的吩咐千万不要担任负责人，我极力推辞。</h1> <h1>（我日记中记录的《一中红旗》工作的点点滴滴。）</h1> <h1> 1965年8月，李邦正他们一些老编委巳进入高三，按规定（不知是谁的规定，应该是惯例吧？）进入高三后就应该退出校刊编委会的工作。于是在编委会工作会议上宣布了新的工作班子名单，王珮玲任主编，虽然我已极力推辞，李邦正还是任我为副主编（我印像中上一届并无副主编）。 </h1> <h1>（我65年8月的日记）</h1> <h1> 新一届编委在李邦正主编及其他老编委的帮扶下逐步适应了校刊的出版工作，校刊正常出版。</h1><h1>进入1965年后学校的政治气氛逐渐转变，2月份学校开始进行“四清”运动动员（待8月份工作组进场后改名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下称“社教”运动）。</h1><h1>工作组进场后发动师生写大字报，揭发校领导、班主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学校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气氛日益浓重。</h1><h1> 到了十月份，我们编委工作会议破天荒来了一位“社教”工作组的同志参加（校刊的编委工作会议，学校领导、甚至老师从未有人来参加）。不过，工作组的同志不是来指导校刊出版工作的，而是来派任务的，他拿出一叠稿纸说，这是前段时间师生们大字报摘录，要编委会按校刊的格式整出专辑。后来我们共出了三期（当然是贴在学校公告拦，不影响校刊出版）。</h1><h1> 就在校刊出版工作基本正常进行时，我却听到了不正常的声音：1965年十月份一天中午，刘唐俊等几个老编委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是李邦正跟他们商量，计划要在高一年级找一批新生力量，首先将王××、曾××赶出编委会，留下我过渡一下，待高一同学接上手后再婉言将我辞退。</h1> <h1> (下左：我65年8月的日记 下右：我65年10月的日记) </h1> <h1> 老编委想不通李邦正撤换王、曾的理由，于是猜想是否李追求她们俩人失败后记恨？当时我也想不通，是赞同老编委的猜想的。</h1><h1> 到了1965年12月份，学校的“社教”运动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在班上任的团支部副书记、班长职务无过被撤，成为“四清下台学生干部”。学校里早就风传：《一中红旗》的主编都是出身不好的。这时我心里明白了，大家错怪李邦正主编了，李邦正并非因绯闻而记恨王××、曾××，而是得“社教”工作组指令要对《一中红旗》编辑部进行“清队”工作。要将校刊的领导权改组。</h1><h1> 但是李邦正所说的高一替换人选一直没见到位（高一年级的赵天宙、钟俊东在初三时就是编委），高一年级只增加了雷务甲一人（雷务甲加入后很快成为校刊的核心力量，担任绘画组组长，这是后话）。</h1> <h1>（左：当年刘唐俊在书写，雷务甲在作画，右：我与他俩的合影）</h1> <h1>（左起：江国枢、雷务甲、刘唐俊，摄于2019年1月）</h1> <h1> 我从此不再将《一中红旗》的工作放在心上，平时基本不去编辑部工作室，一心等着“社教”工作组的撤职。</h1><h1> 可是直至工作组撤走，都未见到撤职通知。可能考虑反对意见太大，强硬撤换会影响到校刊的出版工作，并且还有一个学期王××、我、曾××（这三人都是出身不好的）等就要进入高三了，将会自动退出编委便没有实施撤换。</h1><h1> 我对校刊不关心，引起其他编委的意见，在一次工作会议上，大家对我提出批评意见，我虚心接受，心想在未撤职之前应负起责任与大家一起搞好校刊工作。</h1> <h1>（我66年2月的日记）</h1> <h1> 进入到1965年十月，南宁一中的“社教”运动已进入高潮，经“社教”工作组的教育，全校师生阶级斗争观念不断增强，校园内政治气氛日益浓厚。这种气氛也反映到校刊工作上，同学们的来稿政治性多了，文艺性少了，抒情性的诗歌更是绝了影。就是分配给我写的社论，我也是大版大版地抄写“两报一刊”的文章，至使新墙报前围观的同学越来越少，只在篇末的“红辣椒”前还有不少的围观者。</h1><h1> 至后来，“红辣椒”的文章也开始上纲上线了。记得有一篇题目是《杀馒头与冲大局》，当年一些同学把吃馒头叫做杀馒头，讽刺一些爱显摆的人叫做“充（是充不是冲）大局”，文章把杀字和冲字抽出来上纲上线认为杀字充满土匪习气，冲字联系到革命先烈冲锋陷阵，说是侮辱了革命先烈。许多同学看后心里不满但都不敢作声，私下里偷偷对我发泄：《一中红旗》怎能出这种文章？我无言以对。</h1><h1> 1965年5月，我们搞了全校师生书法展览并正常出版了一期校刊墙报。</h1><h1> 1966年6月接到停课搞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轰轰烈烈的文革风暴也刮向了南宁一中，校刊墙报栏上贴满了充满革命烈火的大字报，从此再无校刊墙报的身影，曾风糜校园的校刊《一中红旗》无疾而终。</h1><h1> 南宁一中校刊《一中红旗》是一块领导、老师不干涉，学生自由发挥的文学艺术园地，她提高了全校同学对文学艺术的兴趣，让参与其中的编委们自身的各项水平都能得到提高，我自己就受益不浅。</h1><h1> 十分怀念在《一中红旗》的岁月。</h1> <h1>(原《一中红旗》同仁合影于2018年7月)</h1> <h1>(原《一中红旗》同仁合影于2019年12月)</h1><br> <h1>附：几位《一中红旗》同仁的作品</h1> <h1>（李邦正2018年出版的集邮纪念册） </h1> <h1>潘新光大师近年制作了1.8米×60米的“新产业工人”长幅画卷。</h1><h1>下面是局部截图：</h1> <h1>赵天宙后来定居美国，开办了自己的工作室，事业有长足的发展。</h1><h1>下面是他近年来的画作：</h1> <h1>多才多艺的曾予先，不但文字功底了得，钢琴演奏水平达到专业级，还是一名油画家：</h1> <h1>曾予先的两幅油画作品。</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