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27年的兴与衰 艰苦奋斗的脱贫之路

志华

　知青27年兴与衰的经历，就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从贫穷走向开始富裕的脱贫之路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回忆起新中国建立后1955-1981年青年上山下乡二十七年来的这段特殊时期，是知青从兴起到衰退的历程，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从贫穷中走出、迈向从此开始繁华富强的脱贫之路。在上山下乡的二十七年中，我国度过了天荒地灾、熬过了饥饿和粮食关，城市大大缓解了就业的压力，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浩劫，迎来了1978年改革开放的思想大解放，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劳动力返向城市的大回流，开始了新的曙光，大返城结束了这个特殊的知青时代。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与粮食的紧张有关，与建国初期人口的急骤扩大所造成的就业压力有关。

追朔到上千年的10世纪，为了应对人口增长和农业发展对粮食的需求，西欧兴起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开垦森林、沼泽和荒地，改造未利用的土地，将其转化为可耕地，并从内向性垦荒蔓延到外向性拓荒，扩大耕地面积以实行农业的大扩张。西欧开展的这一土地开荒运动，推动了粮食的大增长和农耕技术的不断改进，奠定了后西欧农业经济的发展轮廓，为西欧封建文明的存在、发展、变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垦荒运动为欧州的强大持续了数个世纪，出现了英法帝国。

从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千疮百孔，贫穷落后，经济困难，百废待兴，全国每年以2000万人口的速度增长，粮食供应紧张。特别是旧社会遗留下来庞大的失业群体急需安置，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苏联1954年推行了垦荒运动，20万城市青年移民到哈萨克斯坦等地开垦2250万公顷土地，短期内缓解了粮食危机，苏联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给了我国很好的启示。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这个概念，成为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实际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始于1954年，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这年的8月9日，北京杨华、李秉衡等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申请远赴关东边疆的北大荒去垦荒，11月份获得了北京市团委的批准与鼓励。1955年10月15日，上海组成了一支由98名热血青年赴江西德安九仙岭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加上吕玉兰，董加耕、邢燕子、侯俊等下乡垦荒种地典型模范在中国青年报中的宣传报道，随后兴起了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1958年10月4日和5日，上海二百名青年几经转车，徒步翻山越岭近五十华里，到江西最为偏僻的山沟东固山垦殖场安营扎寨，开荒种粮，垦荒植树。1958年，有着南泥湾359旅大生产运动“光荣传统”的王震将军，再次率领了10万复转官兵挺进北大荒，掀起了垦区大规模开发建设的高潮，之后大批支边青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城市知青组成的百万大军相继投身垦区开发建设。经过三代人的艰苦奋斗，黑龙江垦区已成为我国耕地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综合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和粮食战略后备基地。他们都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

　　1955年毛泽东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拉开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随后北京第二、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河北、山东的二千名青年，也志愿以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黑龙江垦区；上海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全国各地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全面的奏响了，并持续的坚持了下来。于是，出现了61、63和65届“前老三届”知青、66至68届“老三届”知青，69至73届“新五届”知青，74至78届“后五届”知青，27年来前后共达二千三百多万的知青上山下乡。知青支边支农，垦荒造林，为中国困难时期的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的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知青下放并不是文革时期的发明，文革只是持续再加上激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的“红卫兵造反运动”使上山下乡曾一度停止，学校的“停课闹革命”严重地冲击和造成了各地经济建设的停滞和倒退，造成了全国66-68连续三届上千万的初、高中学生不能毕业的大难题。激进时期出现了激进的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在小、初中六届毕业生同时毕业同时分配的政策上，中央提出了“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实际上面向工矿和基层的只是极少数），于是才有了1968和1969年集中上山下乡的高潮。1968年百万青年学生的集中下放，造成了各地的国营农场垦殖场、建设兵团满负荷的接纳，在无奈之下，中央又推出了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出现了一种新的上山下乡模式。青年学生的插队落户模式不同于国营农场模式，它没有后勤，没有食堂，插队知青就面临着一个非过不可的“生活关”，造成了一些尚未成年又在当地没有亲属帮助的青年学生所处的生存困难，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不良影响，加速了上山下乡运动的衰退。农村插队落户的下放模式加速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衰亡，造成了家长、知青、农村、国家的四个“不满意”。

　　文革对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激进错误的导向，产生了严重的恶果：文革期间成百上千万青年学生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新出现了青年学生去农村山区插队落户的新模式，这一模式与知青上山下乡的初衷改变了，毕业的小初中学生已不是去农村垦荒种地，农村依旧还是原来的农田，把青年学生分配到农村去而是去分吃农民碗里的粮食，极不正常地加大了城市的矛盾向农村的转移。各地山村角落超负荷的接纳城市青年，带来了许许多多的负面影响，出现了插队知青的口粮欠缺、得不到基本温饱、医疗无保障、住房和日常生活困难、大龄未婚、让知青前景绝望。1978年冬云南知青“我们是知青，不是农工”，“要求返城”的请愿和罢工，后发展到集体的卧轨事件惊动了中央。针对知青插队落户问题还出现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不是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那我们的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的质疑，李庆霖“告御状”的上访信件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致使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缩小下乡范围，部分城市不再动员下乡。各大城市开始允许知青们以各种名义逐步返回城市，比如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等等。1980年5月8日，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明确提出了“不再搞上山下乡”，北京等城市率先停办了上山下乡。1981年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在行政上正式宣告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这样，一场历经二十七年的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终结了，遗留下来的是一部中国特殊时期的知青兴衰史。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知青中的大部分通过各种途径，陆陆续续的回了城，但由于政策的限制，或家庭等诸因素的影响，仍有一小部分知青想回仍回不了城，遗留在当地艰难的生活着。回城后的知青依然面临着再就业，没有文凭的再学习，没有专业技能的再下岗，低工资高消费，知青一生的道路㰞㰞㞹㞹。在国家有愧于知青一代人的待遇情况下，如今己年迈的知青依然无怨不屈不挠，顽强、坚毅、宽容、和谐的活着，经历了上山下乡艰苦磨练的知青，是中国最可敬可爰、最坚毅顽强的一代人。

　　知青时代早已落寞消亡，知青的这一代人正在老去，艰难的活着，但留给历史的是人们无穷的反思！

1.青年上山开荒造林下乡垦荒种地，收获的是粮食和森林。为什么明明是年青的一代人在国家困难时，参与的是经济建设活动，却被以偏慨全的一些专家、学者和政治激进人士，硬被拉上成了“培养接班人”的政治运动？可见文革的极左影响还远远没有肃清。

2.从1955-1981年，27年来涉及到中国亿万家庭的声势浩大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难以抹去的一页。为什么到今天为止，却还没有一个对知青明确、规范、统一的定义。过去对知青的定义大过狭隘，以偏概全，眼光仅仅局限于文革“老三届”这段时间的特定群体，这是极不全面，极不负责，也是极不规范的。

“知青”，并不是受过完整的知识教育的青年人，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政府组织下放农村山区，去从事经济建设的那批青年人，那一大批小、初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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