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右玉杀虎口景区-漫漫西口路 深深晋蒙情

慧

2025.5.31日下午，我们驱车到了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的杀虎口景区。

进入景区，坐东朝西的右玉县博物馆特别显眼。

康熙西征的铜像矗立在博物馆前

清朝康熙皇帝曾经三次御驾亲征噶尔丹，杀虎口是西征大军的后勤大本营，西征凯旋后驻跸杀虎口，犒赏西征将士，御笔赐匾，改“杀胡口”为“杀虎口”。

拾阶而上，博物馆内首先印入眼睑的是这幅“北国锁钥”油画。“北国锁钥”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意思是北方地区的重要关隘或战略要地，就像门锁和钥匙一样，起着关键的控制和保障作用。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境内，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重要关隘，同时作为南北交通的重要节点，也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员往来、物资交流和文化传播……由于军事防御和经济交流等方面的重要地位，故有“北国锁钥”之称。

博物馆共一层，分为两个展馆。

右边的“回望西口”展馆，主要介绍位于黄河边上的长城重要关隘“杀虎口”的历史和重要地位。

杀虎口名称的由来及演变历史。杀虎口古称参合口、参合陉（古代对关隘和通道的称呼），杀虎口向北数十里为狭长的通道连接大漠；苍鹤陉，古杀虎口一带河流较大、草木丰沛，大雁、苍鸭经常迁徙停留，故以景命名，称苍鹤陉；唐代称白狼关，宋称哑狼关，狼塞北草原民族的图腾，以狼命关，乃为实情；至明代，修边墙、建关隘、兴伐、禁边事，改称杀胡口，也有如破胡、残胡、平虏、威虏等名，无不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特色；清代以来，天下一统，改胡为虎，虏为鲁。

康熙五年，明代关口淤塞，又于近处择一地开口，称“大栅子”。老百姓还称“口上”“西口”，以口为界，北称“口外”，南称“口里”，北去为“走西口”，“出口外”，南归为“回口里”。

山西右玉县杀虎口是长城的重要关隘，秦征猃狁、汉伐匈奴，唐战突厥、宋驱契丹、明御元蒙、清平西乱，两千年来战火绵延不断。铁骑弯弓，英雄冲冠，一幕幕战争的活剧，在这里演绎的淋漓尽致……

如今，站在杀虎口长城上南望山西广袤土地……

北望内蒙辽阔边疆……

万里长城，头枕渤海，收于沙漠。明王朝建立后，败退草原的蒙古力量仍然十分强大，因此明朝更加重视北地边防。自秦以后，第二次大规模修建长城，重要的地段修建了双重长城。右玉内的长城为明外长城，全长168里，飞腾于蜿蜒曲折的山岭上。长城边的村子多以长城上的一些序数来命名，如三十二村、二十五湾、十三边村等。三十二是指长城进入右玉后的第三十二峰台；二十五湾是指长城进入右玉后的大约第二十五个转弯处；十三边是传说长城在此修了十三次才修好的，等等，这些村子的称呼为长城增添了许多趣味和幻想，后来村子周边的长城也就以村子来命名了。

右玉长城总体上沿县境自东向西再向西南的走向，全长84317米的墙体多为黄土夯筑，与292座不同类型的墩台，180余座烽大台组成数条警信传通路线，并与百余座大大小小的军堡、屯堡（现在仍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堡有37座）、卫所、镇城共同构成了一个墩堡相倚、耕战结合、攻守兼备、阻打援应为一体的边防体系，是我国古关隘文化集中和完整的体现。

2020年11月，右玉二边段长城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2006年8月，右玉县被中国民间艺术协会命名为“中国古堡之乡”。

右玉县明长城

右玉县烽火台

杀虎口一里许有一条大河，曾称树颓水、兔毛河，后称苍头河。明初苍头河上曾建桥，常被水冲垮，敌骑可从河口长驱直入，春冬结冰、炎夏枯水之季更是如履平地。清万历年间，修建了万全桥，俗称九龙洞桥、免毛河桥，成为长城建筑上的奇苑，可谓“万里长城第一桥”。苍头河依然潺潺流水，但万全桥已不复存在，仅存万全桥遗址，位于右玉县右卫镇杀虎口村西约1千米处。

明初，太祖朱元璋实行边禁政策，严禁铜、铁、盐、茶等生产生活物资注入北地，以此来控制蒙古诸部。对于缺少资源的漠北之地，蒙古诸部为生存只能靠战争掠夺物资；明朝初期，朝廷为解决北部边镇屯兵军饷，充裕边镇，实行“召商输粮而与之盐”的措施，开设了边贸和马市，后发展为互市贸易。最初的互市贸易比较混乱，经过数次的开放和关闭后，最终走向开放和规范，满足了边塞农牧民的需求。

互市贸易有贡市、贸易、民市、月市、小市等几种形式。贡市是蒙古头领进贡朝廷马匹，按马的优势论价，朝廷赏赐缎布；马市是朝廷同蒙古诸部的交易，明廷以购马为主。民市、月市和小市则是经明、蒙双方议定地点、时间，允许农牧民之间进行的自由贸易。由于互市贸易方便了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生活用品，所以很快繁盛起来。万历八年，沿长城一线开设的互市：宣府镇有张家口，大同镇有得胜堡、新平堡、守口堡、助马堡、宁虏堡、保安堡、杀胡堡、云石堡、灭胡堡等，太原镇有水泉营堡、老营堡，延绥镇有红寺堡，宁夏镇有花马池、清水营堡，甘肃镇有洪水堡、高沟寨等，总计固定市场70余处。

山西商人以此为契机，借地利之便，走西口，出塞外，纳粮输盐，渐渐崛起于商界。明中叶后，晋商的经营由以粮盐为主，转为绸缎、布匹、铁器、茶叶等多种经营，商旅东走江浙、西达新疆、南跨岭南、北抵蒙古，并广设商铺、会馆。到清代，山西商人的足迹不仅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还远达俄国、日本、南洋等地，成为中国商业界的巨擘，称富海内。今天，仍座落在晋中大地上的晋商宅院，默默的诉说着那一段历史，映证着西口商途的辉煌。它是想告诉人们：是晋商曾有的殷实岁月？还是“晋风多俭，积累易饶”的真谛？不得而知。晋商极少举家迁移至他乡，往往一人在外苦心经营，留家眷在家乡，于是便有了那么多奇迹一般的大院。庭院深深，锁住了游子浓浓的眷恋，锁住了晋商沉甸甸的岁月、也锁住了商途万里的进取精神。

晋商不畏艰辛，开拓进取，互助友爱，白手起家而成大业。联里井之情于异地，叙桑梓之乐于他乡。山西太谷人王相卿，与祁县人张杰、史大学，还有右玉秦钺等几个杀虎口人曾在清军费扬古部服杂役。西征战役结束后，他们回到杀虎口，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开“吉盛堂”。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经营业务，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一直到民国倒闭，大约在商界活跃了二百四十年。大盛魁是内外蒙古地区最大的一家商号，资本达白银近万万两，执归化城经济之牛耳，被称为“半个归化城”。从业人员连同雇佣的工人、牧民约七千人，贸易总额一般年份约白银一千万两左右。经营“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商旅遍及各地，远涉蒙古、俄罗斯、车臣、哈萨克斯坦，总号之外，还在多伦、张家口、察哈尔、山西、山东、河南、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汉口等十余个省市设立分号或分支机构，资本雄厚，商界罕见。

“走西口”的悲壮和无奈，在历史的阵痛中，西口诞生了一种让山西乃至中国人骄傲的篇章。晋蒙之地唇齿相依，造就了杀虎口这条通向草原大漠的天然通道。秦汉以来，战争频发的同时，中原文化魅力的影响，也日渐促成了草原民族大规模的南迁。至明代，民族界线又始壁垒，长城体系更胜前代，但民族交往仍难隔绝；清朝入主中原是一次更大规模的南迁，然而，也是最后一次民族南迁。从清代开始，民族迁移发生逆转，大批中原人走向了北地。清代，移民充边的重任又落在晋北人身上。晋北，地处边陲，战乱不断，赋役深重，民生艰难，而长城之外，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边禁稍松，民众就不自觉地大量外迁。到康熙西征噶尔丹时，归化、绥远已由移民屯集，形成为较大的城镇，以后边民不断北迁，漠南之地已被大片开垦，人口骤增，昔日的荒凉之地遂成富庶之区。这就是民间盛传不衰的“走西口”所产生的效应。“走西口”从形式上有三种类型：通过杀虎口移民垦荒；晋商通过杀虎口走向大漠经商；劳苦大众为生活所迫，走向口外打工。但不管何种形式，走西口的开拓创新，勤奋吃苦的精神都是民族永远继承的财富。

历史，承载着血泪与灾难，也放飞着另一种辉煌，当战争远去的时候，留给这里的除了废墟与伤痛，还凝聚了水深土厚的民俗文化。民俗是老百姓创造和传承的一种生活，从人生仪礼、岁时节令、衣食住行、信仰禁忌、社火游戏、乡社组织、生产贸易、工艺技术等方面，聚成了一种文化。作为中原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交融地，作为民族争战的碰撞地，作为九州客商的汇聚地，杀虎口有了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特征。如果我们要读懂那名扬中外，令人回肠荡气的西口文化，就先领略这杀虎口的民情风俗，粗犷、直爽、真诚、高吭、细腻与柔情，了解这一方水土方知这一方人。

左边的“右玉史话”展馆，主要介绍右玉县的历史。右玉，一个充满人文的地方，一个驻足历史的驿站。走近右玉，让我们解读这片拥有神奇魅力的土地。

山西是中国史前人类生存繁衍、发展崛起的重要舞台，原始人足迹遍及山西南北。商代山西方国林立，聚结的民族十分揉杂，具有浓郁北方草原文化气息的混合型文化面貌是山西商文化的主流。西周初年，周成王灭掉今山西曲沃、翼城一带的古唐国后，封其弟叔虞于唐地，叔虞的儿子燮父继位，改国号为晋，称晋侯，山西称“晋”由此而来。公元前45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卿族，三分晋地，史称“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三家列为诸侯。此后，山西又称“三晋”。山西地处太行山以西、黄河以东，故又有“山西”、“山右”、“河东”之称。三晋分家时右玉属赵地。

右玉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址及遗存，比较著名的有高家堡乡张家山村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和牛心乡丁家村新石器文化遗址。它们属于著名的许家窑文化和峙峪文化类型，表明这块古老的土地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夏商周时期，右玉属匈奴人所据的鬼方地域。春秋时期，右玉之地被鬼方的楼烦部落占据。战国末期，七雄之一的赵国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军力大增，先后打败林胡、楼烦等北方部落和中山国，拓疆千里，拥有右玉之地，命名为“善无”，并置“雁门郡”派名将李牧镇守，修筑长城。右玉从此活跃于历史的舞台。

秦汉之际，善无县地处边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西汉王朝抗击匈奴保卫中原的边陲重镇。东汉时期雁门郡南迁，定襄郡迁入，郡治仍善无县。西晋时，鲜卑南下，占据善无之地。东晋时，鲜卑拓拔部族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建立了北魏，后迁都平城（今大同）。右玉处于新旧二都之间，成为畿内，设立了善无郡，对北魏南入中原起到了重要作用。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长期争战，使各民族在山西北部地区频繁交流，经过长期的开疆拓土，终于出现了北魏的统一和民族大融合，并在诸多领域，产生了极具魅力兼有各民族风情的灿烂文化。

北魏时的右玉，在拓跋鲜卑定都盛乐与平城的时期，善无县成为其重要的活动范围。定都平城后，设立了善无郡。北魏皇族、贵族经常狩猎、驻跸于善无，建立佛寺宫庙，用于朝拜，死后葬于善无。

1990年在右玉县发掘的善家堡墓葬群，出土了大量鲜卑民族的遗物，有陶器、铁器、骨器、玉石器、铜器，它们与中原文物有着明显的区别。陶器为泥质夹沙侈口擢刺纹，骨器轻巧精美，玉吞器光滑鲜艳、铜器厚重实用，反映了这个崇尚武功的民族，也是一个爱美的民族，不断进步的民族，在不断学习汉文化的过程中，将自己融入了中华民族之中。

汉代鹿首铜饰，1988年5月右玉县善家堡墓出土，该器为一中空的鹿首，两耳梢及腮部和嘴部皆有小孔以便固定。造型精致、形象逼真，为鲜卑妇女之装饰品。

汉代绿松石玛瑙串饰，1990年7月右玉县善家堡出土，共65枚，质地包括绿松石、由绿松石、红玛瑙、玛瑙、石、骨等材质琢磨而成，有圆形、管状、长方形、椭圆形等形状。

汉代铜饰件，1988年5月右玉县善家堡墓出土，该器平面近似椭圆，装饰图案为龙凤伫立回首交尾对视状。制作精美，似为带扣。

唐代，右玉属唐王朝的内陆版图。在唐初，右玉曾被东突厥占据。贞观三年（629年）李靖、李绩等将领率军十万攻打东突厥的大本营定襄城（今大同一带），突厥军败退铁山（今右玉铁山堡），在碛口（今杀虎口）被全部歼灭，从此东突厥衰败，唐朝收复了阴山至漠南之地。唐天宝年间，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率兵从西北进入杀虎口，袭击“安史之乱”的叛军薛忠义，收复静边城，乘胜攻克云中等地，开辟东径关（今雁门关），打通了南下河东、东进河北的要道，平定了“安史之乱”。

宋元时期，右玉之地尽为拥有强大骑兵的辽、金、元所据，致南宋仅能偏安“半壁江山”。契丹、女真等草原民族，通过右玉这块跳板进入中原之后逐渐汉化，先后登上历史舞台。

明清时期，右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明代，朝廷为防御元蒙残余势力南侵，守土固边，在长城沿线设立九个军事重镇，称为“九边”。右玉属大同镇，军事上隶属山西行都指挥使司，设右卫、玉林卫和威远卫。按明代防卫部署，在右玉驻有重兵，蒙古鞑靼、瓦剌部仍不断侵扰。清代，右玉撤卫设府置县，建朔平府，管辖右玉、左云、平鲁、马邑四县和朔州及宁远，在右玉驻有大批军队。

右卫古城。明朝的右卫城保卫战，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蒙古鞑靼借家事纠纷，挑起事端，大举兴兵，攻破杀虎口，包围了右卫城。当时右玉林卫（右卫城)孤悬边境，兵少粮缺，处于重兵围困之下，情况十分危急，但英勇尚武的右玉军民在守城将领的指挥下，无所畏惧，与敌人展开了浴血奋战。攻城鞑靼日益增兵布阵，城内弹尽粮绝，伤亡惨重，然守城军民依然“悉力捍御”，“士卒无变志”……鞑靼围困右卫城达八个月之久，城内已拆房当柴，煮革充饥，饿殍遍地，城池岌岌可危。嘉靖帝下令出兵救援右玉，并向鞑靼头领俺答发出讨伐檄文。俺答久攻不下，损兵折将，又俱明军增援大军，撤兵从杀虎口退逃大漠。右卫城保卫战以少胜多，在当时震动了朝野上下，鼓舞了全国士气。

由朔平府知府张集馨首创的玉林书院创建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

顺治、康熙二朝，右玉仍沿习明制，并作为边陲重地，驻有满、汉八旗兵，设将军府，统领八旗官兵万余。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将原明代卫所裁撤为县，并在右玉设置朔平府，即将军事管理机构改为行政管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