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展览馆惊现《如是莫高一一敦煌艺术大展》（二）

超越（恩施于永超）

2025年6月2日，农历乙巳年五月初七日，参观北京展览馆《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续拍与释文，感悟艺术之美与伟大的“莫高精神”。一、沙漠美术馆再现 霓裳美仪 Costume and Makeup中国服饰变化源通糖根，风格形制参样；装饰线样精美，康有“衣冠里国”走美普，雨兼耀看磨就为被一历史提供于串密的视觉记最、从北朝到来亮，勇恰是佛教特像画、被事画、要画，还是供养人像每世借人物形象；其中的服饰都生动再现了那个时期的服饰的特点。 画像中的于阚国王是一位仪表堂堂的美男子，星眉剑目，气宇轩昂。作为西域王国的国王，李圣天却头戴冕毓，身穿究服，衣服上绣着日月龙兽，完全是汉族帝王的服饰。也许这件衣服就是来自中原地区，也许是于闻国王依据汉族样式命人制作的。在很多可能性中可以看出一点：当时中原的礼仪文化影响到了西域，而且西域的贵族是以穿着汉族的贵族服饰为荣的。 大型住宅院落（复制）Large Manor Courtyard ComplexReplien莫高窟第420隋（581-618年）Mogao Cave 430Sui Dynasty (881-618 AD)这幅《法辈经、警喻品》画面中的大型院落，院内分为三进，前院有堂，中院有寝，后院有室或门屋，均在中轴线上，堂的左右是厢房。前堂后赛中分别坐男女主人及仆役多人，概括地表现出吉代宗法社会申住电布局及使用情况。 莲花飞天藻井（复制）Coffered Ceiling with Lotus and Flying ReplicaApsaras莫高窟第329窟初唐（618-704年）范文藻临摹Mogao Cave 329Early Tang Dynasty (618-704 AD)Copied by Fan Wenzao这幅藻井是初唐代表作之一。藻井中心的莲花形似五色转轮，被四身持花飞天环绕着在蓝天中乘流云飞旋，色彩热烈，变化丰富。边饰卷草、联珠及垂角幔帷等来自中亚的纹样，也是隋唐（6-10世纪）时期丝织品的流行花样。 方寸之美The Beauty of Flat-Pattern Designs图案，作为敦煌石窟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着独一无二的艺术魅力。其形态千变万化，或灵动飘逸，或庄重规整；纹样丰富至极，几何纹、花卉纹、动物纹等相互交织，色彩绚丽夺目，历经千年岁月洗礼，依旧明艳动人。它以独特的艺术语言，为石窟建筑、壁画、彩塑装点出层次丰富的美感。 手印在佛教艺术中，佛陀、菩萨所展现的不同手势被称为“手印”。这些手势的外相（手印）与佛陀菩萨内在的心念有着深层的联结，因此也可以被视为是佛、菩萨的另一种表情与语言。施无畏印：表现佛陀施于众生无所畏怖的勇气。施愿印：佛陀、菩萨回应众生的祈求所结的手印。转法轮印：佛说法时结的手印，象征法轮常转，禅定印：佛陀入定时结的手印。生生不息。钵印：托钵接受供养之意。智吉祥印：象征佛陀说法后，众生可得智慧、吉祥。降魔印：佛陀降服心魔，悟道成佛时结的手印。阿弥陀根本印：表众生平等，凡圣不二之理。 二、莫高精神永赓续 张大干（1899-1983）与敦煌艺术。1941年，对敦煌十分向往的画家张大干，自筹资金远赴敦煌面壁临摹近2年，随后在兰州、成都、重庆等地多次举办“张大干敦煌壁画临摹品展”尘封千年的艺术宝藏为普通民众所广知，也让许多青年人认识到敦煌石窟的伟大，下定决心奔赴敦煌，自此与敦煌相伴一生。 　　于右任与莫高窟的保护。1941年秋，于右任来到河西巡视。于右任参观莫高窟后写下的《敦煌纪事诗》，其中提到一首是：“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他面对莫高窟满目苍瘦、流沙堆掩的现状和前景，忧心如焚，提议将莫高窟收归国有，建立保护机构，以便管理、保护、研究和宣传敦煌文物艺术，并积极奔走呼吁。 “莫高精神”代代相传，不仅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中，也不断激发新时代青年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奋斗精神，砥砺奋进，探索创新，争做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创新者和传播者，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更多贡献。 继往开来Building on the Past, Forging the Future樊锦诗，中共党员，1938年7月出生，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她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改革开放以来，她坚持改革创新，带领团队致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构建“数字敦煌”，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发管理新模式，有效的缓解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念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遗址传承与利用做出突出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等称号。 “睁开眼睛是它，闭上眼睛是它”初到敦煌，物质条件的贫瘢与精神世界的丰盈也曾带给樊锦诗巨大的冲击，但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守护中，奉行“不以物累不以物役”的她最终将敦煌莫高窟融入血脉——“睁开眼睛是它，闭上眼睛是它”。北大考古系出身的樊锦诗，首先是一个学者，她多年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她撰写的《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的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的分期》等论文，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为敦煌石窟的各项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和采纳；她主编的26卷本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第一次以大型专题丛书的形式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敦煌石窟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她有计划地分阶段编写莫高窟考古报告，用文字记录、测绘图、图片等形式全面系统地记录洞窟基本信息，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基础资料。 “有像样的人，才能做成像样的事”人才，是樊锦诗为敦煌积蓄的一笔最大财富。很多人感到难以置信：地处西北一隅的敦煌研究院拥有的高学历、高层次人才数量位居全国同类单位前列。戈壁荒漠为何能引来并留住那么多人才？“敦煌有今天，是因为有一批人才，但我们的人才还远远不够。”80岁的樊锦诗为吸引、培养、留住人才努力了几十年，但至今，人才问题仍令她最牵心。“天天在扫描，看哪个年轻人是苗子。‘60后’‘70后’‘80后’‘90后’······”她掰着指头数，只怕人才断了档。敦煌的艰苦让一些人离开了，也有人“自投罗网”甘愿来此，但甘愿来此的毕竟是少数，樊锦诗就想方设法把一批年轻人送出去培养。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敦煌研究院陆续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前往日本、美国、英国等国进修；同时还在国内大专院校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为了培养高层次人才，她提出与兰州大学联合培养，申请到了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的博士点；她倡导设立了敦煌研究院中青年优秀科研成果奖，设立专项经费，建立课题申报制度；筹集专门的出版经费，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她提出并制定了一系列人才培养、使用的制度，大胆起用一批青年专家走上中层领导岗位，让他们挑起敦煌事业的大梁。 “真实、完整、可持续地将敦煌传给子子孙孙”在多种场合，樊锦诗不厌其烦地强调：“敦煌是无可替代的。我们的责任是真实地、完整地把莫高窟保存下来，并可持续地交给下一代，再由他们传给子子孙孙。这就需要我们必须以现代理念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保护研究和管理好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她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推动制定实施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事业有了法律的强有力支撑。她和敦煌文物石窟团队，还探索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建立了一整套遗址管理制度，有效地阻止了人为因素对石窟的破坏，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真正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从20世纪8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文物界首开国际合作先河。在樊锦诗的组织领导下，敦煌研究院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互利共赢”的原则，成功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英国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等机构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把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电脑能保存文字、保存图画，能不能把莫高窟的近干个洞窟全装进去，通过数字技术将洞窟的详细信息完整地保留给后人。”樊锦诗这个设想后来不断得到扩充，最终促成了莫高窟最大的综合性保护工程一一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建成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 三、“如是”莫高缘于佛 如是我闻一时簿伽……。佛教的传播催生出敦煌艺木。敦煌壁画中的菩萨神仙、人物及故事，动物花卉等均是佛理与世俗交织的灵性载体。它们既穿梭于佛经故事，又游走于人间烟火。每一笔动物线条都是佛性的显化每一片鳞羽都承载着众生平等的倡语。敦煌石窟以最柔软的方式诠释着“众生平等”——在佛与人的世界里，万物皆有位置，众生皆可成灵。 　　佛教的传播途径：佛教自印度兴起后，沿南北两路向外传播：北路经键陀罗（今巴基斯坦北部）传入中亚，约在东汉明帝时期（公元1世纪中后期）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内地，并逐渐形成汉传佛教体系。敦煌成为丝路东传的重要见证。此后佛教以中国为中介，于公元4世纪传入朝鲜半岛，6世纪经朝鲜传入日本。 中国佛教寺庙地图（部分） 敦煌石窟 Dunhuang Cave Complexes敦煌石窟，是敦煌及周边地区石窟之总称，包括敦煌莫高窟、敦煌西干佛洞、瓜州榆林窟、瓜州东干佛洞和肃北五个庙石窟。这些石窟风格相似，脉络相承，其中以敦煌莫高窟创始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包罗了中原、键陀罗、笼多、龟兹、藏传、波罗，尼泊尔等艺术风格及样式。敦煌石窟艺术用建筑、壁画、塑像的载体将宗教信仰中的慈悲、奉献、自觉、善行、利众等意旨与中国文化圆融、实践、思辨、和谐的人文内涵相结合，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连续干年不间断的生命力和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禀赋。敦煌石窟是石窟艺术最全面、最完整和最具代表性的宝库，包罗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是研究中国佛教传播、民族文化发展、古代文化交流及佛教艺术史弥足珍贵的资料。 莫高窟 Mogao Caves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佛教石窟艺术中的杰出代表。据碑文记载，始建于公元366年，历经干年开凿，现存洞窟735个，壁画45000平米，彩塑2415身和唐宋木构窟檐建筑5座。敦煌莫高窟融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生动展现了中古时期干余年间的社会生活画卷，是世界上现存规模庞大、历史延续悠久、内容丰富、艺术精美、保存较完整的佛教艺术遗存。1961年，莫高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莫高窟被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五台山图 The Wutai Shan Panorama莫高窟第61窟五代（907~960年）Mogao Cave 61,Five Dynasties(907-960 AD)五台山位于今山西省五台县境内，相传为文殊营萨道场（佛陀或菩萨居停和说法的场所）,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佛经说：“东北方有图名大震那，其国中有山号五顶，文殊师利游行居住于此，为众生说法”，古代印度称中国为大震那，而五顶之山，正吻合五台山有五台（顶）的地貌。五台山在北魏时即被一些僧人和佛教徒认为是文殊警萨的居所。五台山的文殊信仰萌发于南北朝，至唐代大盛，其后文殊信仰东传至朝鲜和日本，西南传播至中国西藏、尼泊尔、印度和斯里兰卡，五台山也成为中国及邻近国家和地区文殊信仰的源头。五台山被指为文殊警萨道场之初、并无五台山图。唐代初年，高僧会颐奉皇命在五台山巡礼，画出五台山小帐，才有五台山图出现。莫高雇现存最早的五台山图绘制于中唐，最初大多为屏风画，其后不断改变绘画形式，并结合名目繁多的五台山圣迹故事，发展出内容丰富，类似经变的五台山图。61窟的五台山图，面积45.9平方米，是莫高雇同题材中规模最大的一幅作品。采用鸟喊式的透视法，以中台为中心，向四周展开描绘，将五台山及其周国八百里以内的山川景色、寿鹿兰若、城池房宇等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气势恢宏的山水画卷。 文殊变 莫高窟的壁画是如何绘制的？1、整窟总体设计绘制壁画的第一道工序是根据窟主和施主们特定的宗教意愿，依据佛经，对整个窟内各壁所要绘画内容和题材进行总体规划，设计样稿。佛教绘画从绘制到供养等均有非常严格的仪轨制度。即使相隔多个朝代，佛教尊像绘画大都是依据相同的粉本或画稿传承下来的，而每个时代又会在原有粉本的基础上，拓展出富有新意的画样粉本，可谓“年年有新样”对于修建与供养莫高窟第220窟的敦煌本地翟姓大家族，正是希冀家族传承与宗教祈愿完美结合，整体上突出了诸佛菩萨对众生的平等仁爱与慈悲愿力，构成了整窟的核心内容。以敦煌初唐第220窟北、东、南壁三幅壁画的内容构建为例： 北壁《药师经》讲述了药师佛为救护此岸疾病痛苦的众生所发的慈悲愿力。“药师经变”壁画绘制了供养药师的仪式，表达当时人们祈求拔除苦难疾病的愿望。2、地仗制作东壁《维摩话经》以维摩话居士和文殊菩萨的从容、智慧与修持，告诉人们不要执着于形式上的“此岸”与“彼岸”，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壁《阿弥陀经变》讲述了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与美好的景象。壁画描绘了美妙的西方净土，使信众心生向往。 凿空西域The Opening of the Western Regions“凿空西域”指汉朝名将张骞出使西域的伟大壮举。他在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张骞一路艰难跋涉，穿越戈壁、山区和沙漠，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抵达大月氏国（今咸海、阿姆河流域）。他与当地民族建立联系，不仅带回了西域的丰富物产，还促进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张骞的探索成功开拓了丝绸之路，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融的重要纽带，奠定了后世东西方交流的基础。 张骞出使西域图Zhang Qian's Missions to the Western Regions莫高窟第323窟初唐（618-704年）Mogao Cave 323.Early Tang Dynasty(618-704AD)自魏晋以来，佛教徒为了传播佛教，将张骞出使西域的史迹加以附会演绎。此图即据此绘制。画面共有三个场面，右上为汉武帝在甘泉宫礼拜金佛，下方是汉武帝送别张骞，左上为张骞持旌节远赴大夏。全画以汉武帝送别张骞为主体，汉武帝骑马相送，身后大臣相随，侍者手持华盖。马前跪者为张骞，持勿作拜别状，身后侍者持旌节，牵马跟随。由此，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瞬间跃然壁面，使之成为一幅珍贵的历史人物画卷。 　　作者2021年4月19日在莫高窟留影 如是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