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表引发的故事

德正

　　1978年3月17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期待已久的济宁供销学校报到入学，和大多数同学有点区别的是，我的手腕上戴着一块40元钱的钟山牌防震手表，由此引起了一点故事。

　　话需要从1975年7月初说起，历时两年半的高中生活结束，在那“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年代里，别无选择地回到了那生我养我的小山村，不满17周岁的我便开始了听到队长的吆喝声就下地劳作的生产劳动。炎炎夏日伴着齐脚深的玉米棵，艰难地锄起锄落，大汗淋漓；在泥泞的山间小路上，肩挑两筐烤烟煤，从公社驻地往返20多里路，赶上雨后很多地段只有脱鞋赤脚才能走过去；从刚停火不久的烤烟房内，冒着4、50度的高温取下完成烘烤的烟叶后，随即再往里装上待烤的鲜烟叶。这些农村农活农事，在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农来说己是司空见惯，可让我这刚从学校里回来的半大孩子实在是难以承受，白天咬牙坚持，放工回来在娘的跟前呜呜大哭也不鲜见。

　　就在我苦苦坚持，挣扎度日的时候，8月初 迎来了我人生的重大转折，我的初中老师，时任教学区域负责人、联办中学校长的刘老师让村支书带话，让我去联办中学任民办教师。接到通知后的第二天，我便兴高采烈地来到了我的初中母校，度过了我两年半的民办教师生活。难忘我神情紧张给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学生上的第一节课；感恩老师提供的这一工作机会使我在两年之后考上了中专改变了命运；更值得庆幸的是在这里我收获了爱情，成就了我幸福的一生。

在我刚开始当民办教师的时候，当时在公社任管理区书记的父亲托在外地当兵的老乡为我买了一块半钢的钟山牌手表，价格是30元钱，在那时能戴手表的人是很少很少的，只有吃国库粮的脱产干部、公办教师、工厂工人才能戴上手表。很大程度上是身份的象征。1978年初，当我去济宁供销学校上学时，父亲又将自己戴的那块40元钱南京产钟山牌手表让我戴，把那块半钢的留给了自己。

　　入校后我被编入七七级计统一班，全班51名同学，当时连我在内共有四位同学戴着手表，其中一位同学把表深藏不露，大多数同学只知道我们三人有手表，别的没有什么用处，只是在评助学金时起到了作用，国家对我们的助学金是平均每人每月11元，而生活费是每人每月12元，人均需要每月缴纳1元钱的伙食费，然有些同学家庭十分困难，为了体现对贫困生的照顾，经个人申请集体评议共有5位同学被免缴每月这1元钱，有5位免交的就有相应的5位多交1元的，这样我们三位戴手表的同学自然就成了家庭条件好的和另外两位同学共5人每月交2元，其余41位同学每月交1元生活费。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一个月的生活标准只是12元钱，说给现在的孩子们听，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现在说这件事，我绝对没有其他任何想法，当时我就认为条件好的同学就应该帮助困难的同学，我曾经想，就是每月12元钱全部自己拿，我们家也能拿得出，因我父亲每月有59元钱的工资呢。

　　那个年代的农村，缺衣少食，缺钱花是很普遍的现象，遇事需要钱时一块、两块的钱都得四处借。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临近毕业时有一位同学向家里要钱 ，家里通过邮局只寄来了三元钱，足以说明家里确实没钱，我见到他的汇款单时心里感觉着十分难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富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享受着社会发展带给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从心底里感恩国家，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全靠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