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中襄阳文学人物之王伟举

吴仕钊

视野中襄阳文学人物之王伟举

在地与超越

——王伟举创作中的襄阳经验与中国现代化叙事研究

吴仕钊

写在前面的话

视野中的襄阳文学人物，自然绕不开王伟举。有人说他很有个性，在我看来，这个性是所有的文人身上都可能出现的，被人记忆的东西。文学上评论一个作家不是只从为人处世的角度去看，更重要的是从该人的文学创作精神和创作出的作品上去评价。这个问题，往往又要看其成名作和代表作。王伟举的成名作是《花地》，收录了他的多篇短篇小说，于1989年结集出版。说起他的代表作，那就要“开名单”了——

‌ 《东方底特律之梦》，是王伟举的代表作之一，记录了襄樊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受到了广泛好评；《飞旋的世界》，记录了襄樊各行各业涌现出的先进模范人物和典型事迹；《汾清河的儿女们》，是部纪实性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湖北省保康县中坪村党委书记黄立杰带领党员群众艰苦奋斗的事迹，获得了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百鸟为什么朝凤》探讨了特定的主题；最近的《涅槃——中国水电之母的前世今生》，详细记录了中国水电之母的历史和贡献。等等作品，都很有个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世纪沧桑》这部长篇报告文学，讲述了襄樊自清末、民国初年及21世纪初长达100年的工业发展历程‌。这部作品通过客观、生动的叙述，反映了襄樊工业发展的沉重历程和步履蹒跚，尤其对襄樊人精神弱点与本土文化心理缺陷进行了深刻的表现。王伟举在书中详细记录了襄樊工业发展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和人物，特别是曹野（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在襄樊担任市委书记期间的重要贡献。曹野在襄樊任职期间，以政治家的眼光力排众议，尊重知识和人才，使得襄樊在短短三年内成为全国的明星工业城市，打牢了襄樊工业人才基础，即使在政治运动的影响下，襄樊仍然保持在全国先进城市的行列中。曹野的胆略和胸怀使得他在襄樊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敬仰。这部作品不仅是对襄樊工业发展历史的记录，更是对那个时代风云人物的致敬，展现了曹野等人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贡献。

王伟举还创作了其他体裁的作品，如《好大一片天》，这部连续剧被改编为《春暖南粤》，并在央视和多个卫视播出。

本人看一个作家的作品，往往喜欢从社会学特点上考察。而王伟举的作品恰恰可以满足这个需要。概述起来，王伟举的文学作品的社会学特点有这样几个方面——底层视角与时代镜像。以农村题材（如《春汛到来的时候》《弯弯的豆角》）和养蜂人系列（如《花地》《养蜂的女人》）为载体，聚焦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手工业者的生存状态，记录社会转型期的微观变迁，具有鲜明的田野调查色彩；集体记忆的书写者。通过《汾清河的儿女们》等纪实作品，将个体命运（如村支书黄立杰）与集体奋斗史结合，呈现基层治理与乡村发展的互动关系，兼具史料价值与社会学样本意义。

更深的是看其文学作品的精神特质。养蜂题材小说以“蜜蜂”象征劳动尊严，呼应其报告文学（如《东方底特律之梦》）中对产业工人精益精神的礼赞，形成“劳动美学”的创作母题；《涅槃——中国水电之母的前世今生》的精神实质在于将‌工业史诗、劳动者赞歌与东方哲思‌熔铸一体，体现了时代精神的三重奏：

‌社会价值‌：为中国工业文明留存血肉丰盈的“国家记忆”；

‌美学突破‌：以神话思维激活现实主义叙事，开辟报告文学的诗性空间；

‌文化自觉‌：在“西方技术神话”主导的语境中，重建民族工业的精神坐标系。

这部作品，实际上是百年水电史被压缩为‌技术伦理的共时性叩问‌：日据时期的殖民创伤、新中国自力更生、当代智能建造与生态修复，共同构成审视工业文明的多棱镜。

本文不是全面介绍王伟举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的，这也不是一篇几千字的文章所能做到的。正如在《视野中襄阳文学人物之李叔德》中所说：“不能火力全开”，只能选择一个角度，如《在地与超越——王伟举创作中的襄阳经验与中国现代化叙事研究》，介绍个中视野中的襄阳文学人物之一。

一、地域性到时代性的深刻嬗变

最近的研究，王伟举的创作在《涅槃：“中国水电之母”的前世今生》中展现出从地域性到时代性的深刻嬗变，采用时空折叠叙事，将水电站百年史压缩为技术伦理的当代叩问。其叙事脉络与价值内核呈现出三重跃迁。

一是‌地域符号的解码与重构‌。该作品以松花江丰满水电站为地理坐标，通过剖析这一东北工业遗产的百年沉浮，将地域性基建工程转化为民族精神载体。例如对日据时期殖民掠夺的控诉，既保留东北工业史的独特性，又赋予其超越地域的普遍警示意义。

二是技术史观的时代投射‌。作者突破传统工业文学范式，将技术革新置于国家发展坐标系中，即从新中国自主维修技术突破映射自力更生时代精神，到重建工程中智能建造技术彰显当代创新动能，形成技术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同频共振。书中对比新旧坝体技术参数时，通过混凝土抗压强度从初期15MPa提升至现代50MPa等细节，使技术进步成为时代跃迁的具象刻度。

三是生态文明的观念演进‌。文本中旧坝拆除与新坝建设的辩证论述，隐含从“征服自然”到“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转型。爆破旧坝时保留历史遗迹的设计理念，既回应环境史学者对“脆弱性交互”的警示，又契合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需求。对重建工程中洄游鱼道、生态流量控制等技术的着墨，将工业史诗书写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注脚。

这种嬗变使作品超越地域工业史记录者的单一维度，成为观照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多棱镜——既保有东北工业文学冷峻厚重的叙事特质，又以全球水电史视野构建新时代精神图谱。

二、“地域性”与“跨域性”交织的争议

有研究说：王伟举是“具有深厚地域文化底蕴的作家”。但他本人对此却持“保留态度”。

说他“具有深厚地域文化底蕴的作家”，主要源于其创作实践与地域文化的深度交融，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扎根襄阳本土，构建地域叙事。他的报告文学始终以襄阳为叙事核心，如《东方“底特律”之梦》剖析襄阳汽车工业崛起，《飞旋的世界》等作品中，通过轴承厂等工业典范的描写，展现产业升级的生态维度；《凝聚的群山》等农村题材作品，直接呼应市委乡村振兴工作部署，记录城乡改革细节，将襄阳的产业转型、社会变迁转化为鲜活的地域样本。在企业发展史写作中，他长期关注本地企业品牌文化，系统梳理湖北石花酒业百年历程，既呈现企业精神，也映射襄阳经济生态的独特性。

尤其是长篇报告文学《世纪沧桑》，这是其地域工业史书写的代表作，通过襄樊（今襄阳）百年工业变迁，折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命题。其主要内容系‌襄樊工业百年史的全景呈现，以清末、民国至21世纪初为时间轴，系统梳理襄樊工业从传统手工业到现代制造业的转型历程，将地域基建工程升华为民族工业精神的载体。对‌曹野形象的深度刻画，重点描绘1970年代原襄樊地委书记曹野在极左政治环境中 ‌力排众议引进科技人才‌ 的壮举，揭示其“尊重知识、敢为人先”的改革家魄力。以曹野为符号，探讨地方主政者的战略眼光对区域发展的长远影响，将其塑造为 ‌“改革报晓雄鸡”与“东风第一枝报春花”。该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在于以工业史为切口，实现了‌“在地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既深度扎根襄阳经验，又通过技术伦理、人才战略、生态转型等命题，呼应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性挑战。其‌“工业遗产考古”式写作‌，为当代非虚构文学提供了地域叙事的创新范式。

二是‌地域性与时代性的双重开掘。其作品中地域文化并非静态符号，而是与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等国家命题交织。例如《忌日》通过广西扶贫干部黄文秀的个案，提炼出跨越地域的奉献精神；《汾清河的儿女们》从基层人物奋斗史中折射全国乡村振兴的共性经验。作品中描写的中坪村模式，在2024年被纳入襄阳“共同缔造”试点，这种政策转化效应引起文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度研究。这种创作路径既保留地域文化的“异质性”（如方言、习俗的细微呈现），又通过典型叙事突破地域局限，呼应“大文学观”中地域与时代的互动逻辑。

三是‌推动地域文化品牌建设。作为襄阳文联工作者，他主动参与地方文化传播，通过文学创作强化本土企业（如石花酒业）的文化认同，将企业发展史升华为地域精神符号。其作品常被视作“地域文化活化”的范例，例如《摩登农民》以农民现代化转型为切入点，既展现襄阳乡村变迁细节，又为中国乡土叙事提供地域参照系。这种创作特质使他的作品既成为襄阳地域文化的“志书”，又在全球化语境下为地域文学如何回应时代命题提供了实践范例。

然而，他本人对此不屑一顾。王伟举对“具有深厚地域文化底蕴的作家”标签的保留态度，与其创作题材的广度及主题选择密切相关。尽管其作品确实与地域文化存在深度关联，但跨地域题材的创作实践体现出更宏阔的视野，也可从以下三方面做一个辩证分析。

一是‌创作题材的“地域性”与“跨域性”交织。襄阳叙事的地域根基，其早期代表作如《东方“底特律”之梦》《世纪沧桑》等，始终以襄阳城乡变革、本土企业发展为叙事核心，被视作地域文化书写的典范；跨地域题材的拓展，以《忌日》为例，虽以广西扶贫干部黄文秀为原型，但通过个体奉献精神的提炼，突破地域限制，形成对全国脱贫攻坚工程的精神呼应。三峡大坝等工程类报告文学更直接指向国家重大战略，题材选择超越单一地域框架。

二是‌地域文化作为方法而非终点。地域符号的转化，其作品中襄阳元素（如石花酒业、汽车工业）常被转化为观察中国社会转型的典型样本，而非单纯的地域文化展示。例如《摩登农民》通过农民现代化转型的个案，探讨城乡融合的普遍性问题；创作理念的开放性，他在参与全国性文学活动（如中国报告文学基地建设）时，强调地域经验与时代精神的融合，提出“从地域个案中提炼人类共性情感”的创作观。这种理念使其作品兼具地域特质与普适价值。

三是‌作家身份认知的复杂性。自我定位的多元性，王伟举的创作涵盖企业史、扶贫纪实、工业发展等多领域，其身份更像是“时代记录者”而非单一的地域文化代言人。例如《汾清河的儿女们》虽聚焦基层人物，但主题直指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对标签的警惕，参考文学界对“批评家写小说”的讨论（如张柠《三城记》案例），作家往往警惕被单一标签限制创作自由度。王伟举跨地域题材的尝试，可视为对固化地域身份的有意突破。

从上述争议中，我们可以看出王伟举的创作始终在“地域性”与“时代性”之间寻找平衡：地域文化为其提供叙事支点，而跨域题材则扩展了文本的思想辐射力。这种张力恰恰印证了他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的多维身份——既扎根地域土壤，又超越地理边界，以文学回应更宏大的时代命题。（未完待续）

　　

三、寻求“地域性”与“时代性”平衡的探索

“地域性”与“时代性”的争议，是针对王伟举后期报告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准确地说，他的创作，一直在寻求地域性与时代性的平衡，其路径可以简述如下。

一是‌以地域叙事为时代镜像。将襄阳本土案例作为观察中国社会转型的微观切口，如《东方“底特律”之梦》以襄阳汽车工业崛起为样本，既呈现地方产业特色，又折射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宏观逻辑。此类作品中，地域性成为承载时代命题的载体，而非孤立的文化符号。

通过企业发展史书写，将襄阳石花酒业的百年沉浮与国家经济脉络交织，实现“一地一企”向“一国一史”的视角跃升。

二是‌典型个案的双重映射。在跨地域题材中强化地域经验的渗透。例如《忌日》虽以广西扶贫干部黄文秀为原型，但通过细节刻画（如崎岖山路、村民追忆）保留地域真实感，同时提炼出脱贫攻坚工程的全国性精神内核。创作理念上追求“从特殊到普遍”的转化，《摩登农民》通过襄阳农民现代化转型的个案，探讨城乡融合的共性挑战，使地域叙事成为时代变革的“切片标本”。

三是‌文学手法的调和作用。运用“在地化”语言与场景描写强化地域质感，《飞旋的世界》中襄阳城乡改革细节的密集铺陈，为时代主题赋予具体可感的现实肌理。通过结构创新突破时空限制，如《汾清河的儿女们》以基层人物奋斗史为主线，穿插政策背景与历史对照，形成地域故事与时代进程的复调叙事。

四是‌创作观的双向自觉。在理论层面强调“地域经验的时代转化”，提出“从鱼梁洲畔看见长江奔流”的创作主张，将襄阳本土观察升华为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凝练。实践上主动参与全国性文学活动（如中国作协创作会），在保持地域特色的同时，呼应“为时代放歌，为人民立传”的创作导向。

这种平衡策略使他的作品既成为襄阳地域文化的“活态档案”，又构建起解读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学坐标。

四、辩证性地对待“地域文化作家”标签

王伟举对“地域文化作家”标签的态度呈现出鲜明的辩证性。他既未完全否定自身创作与地域文化的关联，又警惕标签对其创作广度的遮蔽，这种矛盾性源于他对文学功能的理解与创作实践的复杂性。

一是‌创作实践与标签的张力。‌对地域叙事的隐性认同，其作品中襄阳汽车工业（《东方“底特律”之梦》）、石花酒业百年史（《世纪沧桑》）等典型地域样本的书写，客观上构建了襄阳文化的精神图谱，暗合“新地域文学”通过个案映射区域经济生态的特质。对限定性标签的明确排斥，他通过三峡大坝、广西扶贫（《忌日》）等跨地域题材的创作，主动突破地理边界，印证了“大文学观”强调地域经验应为时代命题服务的主张。

二是‌态度背后的文学观念。‌地域作为方法而非目的，他延续了鲁迅、茅盾等作家“以地方经验透视国民性”的传统，将襄阳转化为解剖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学显微镜”，与“新南方写作”试图通过岭南经验重构南方精神的路径相似。‌警惕地域符号的固化，其创作更倾向于“动态地域性”——如《摩登农民》中农民转型案例既保留襄阳乡村肌理，又指向城乡融合的普遍矛盾，呼应了“文学地理应凝聚超地域的生命体验”的理论主张。

三是‌身份认知的超越性。‌拒绝单向度归类，类似“新东北文学”作家对工业遗产书写的复杂态度，王伟举强调地域文化元素仅是观察时代的棱镜，其本质是“用襄阳故事讲述中国逻辑”的叙事策略。追求创作维度的开放性，通过参与全国性文学活动、书写国家重大工程，他将襄阳经验升华为“地方路径的演进”案例，印证了文学地域性本质上是对“人”的关切而非地域本身。

这种态度折射出当代作家在全球化与在地化张力中的普遍困境，既要借地域文化建构叙事独特性，又需突破地理限制以回应更宏大的时代命题。

五、成长道路与创作历程诠释“地域性”与“时代性”

王伟举（1952— ）湖北宜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襄樊市文联秘书长、《汉水》文学杂志副主编、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等职。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其创作轨迹清晰展现了从小说到报告文学的转型之路。1974年首篇作品发表于《湖北文艺》，上世纪80年代以《弯弯的豆角》《文明村的牌子》等短篇小说立足文坛，1989年结集出版小说集《花地》；90年代起转向报告文学创作，代表作《摩登农民》《凝聚的群山》《飞旋的世界》等聚焦改革开放浪潮下的襄阳城乡变革。

王伟举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曾经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在湖北有过一定影响。短篇小说《别了，巴城公社》获得“长江文艺短篇小说佳作奖”，《在河那边的村子里》曾引起一阵轰动，长江文艺评论部吴耀凌（笔名凌梧）说收到700多封读者来信。《长发妹》曾被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并在“青年之音”做了专题。后来的《花地》等小说归类为养蜂系列。长篇报告文学《世纪沧桑 》并受到几届市委高度重视，这本书的价值是反映在当时的极左年代，襄樊地区有关领导的远见卓识，敢为人先、敢于逆流而上，不怕风险，大量引进科技人才、重视科技人才、为襄阳今天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人才和思想基础。像《飞旋的世界》写的襄阳轴承厂是当时市委树的工业典范，市里安排去写的。所写的工业系列报告文学对推进地方工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农村题材方面，像《凝聚的群山》（九里川）《超越神话》（尧治河）、《百鸟为什么朝凤》（堰垭）等作品都是配合市委当时的工作重心奉命而作。尤其九里川这篇曾得到当时省委书记关广富同志的高度评价。《汾清河的儿女》写的中坪村是一个不求名利、低调务实、一心为村民谋福祉始终坚持共同富裕发展集体经济的好典型，最近市委书记吴海涛对中坪村的乡村治理高度评价，中坪村的村规民约自治模式在全市推广。可以说，作家除了紧跟时代之外，还需独到眼光，善于并敢于去探寻、描写那些未被社会重视的现像和经验。对这些作品的价值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在反映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方面，王伟举更是在襄阳一直勇立潮头，敢为人先，配合市委工作重心，推出了一系列的先进单位和典型人物。

他的报告文学创作以强烈的现实关怀为特色，既描绘企业发展轨迹如《世纪沧桑》记录湖北石花酒业发展史，也关注脱贫攻坚等时代命题，2023年发表的《忌日》深情刻画扶贫书记黄文秀事迹，获第五届“石膏山文学奖”二等奖，评委会赞誉其“用感染力的笔墨书写时代精神”。其作品常通过典型个案折射国家发展脉络，如《东方“底特律”之梦》剖析襄阳汽车工业崛起，被视作湖北省继田天、刘继明之后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

作为襄阳本土文化建设的推动者，他深度参与地方文化品牌塑造，既通过文学创作宣传本地企业发展，又长期担任文学组织工作，培养地域写作力量。2025年初召开的“王伟举报告文学研讨会”系统梳理其扎根现实、服务社会的创作理念，凸显其在湖北文学版图中的独特价值。

王伟举的文学创作涵盖小说与报告文学两大领域，其代表作品按创作阶段及题材分类如下：

一是小说创作。短篇小说，如：《弯弯的豆角》《文明村的牌子》《记工上的风波》《春汛到来的时候》等早期作品，聚焦乡土生活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小说集《花地》‌（1989年出版），收录多篇代表作，集中展现其早期乡土叙事风格。

二是报告文学创作。企业与社会发展主题，如：《摩登农民》《凝聚的群山》《飞旋的世界》等中短篇作品，记录襄阳城乡在改革开放中的转型。长篇报告文学《世纪沧桑》‌（2000年代），系统梳理湖北石花酒业的百年发展史，被视作企业史写作的典范。《东方“底特律”之梦》‌，剖析襄阳汽车工业崛起，成为湖北报告文学的重要代表作。

‌ 脱贫攻坚与人物纪实：‌《忌日》‌（2023年），以扶贫书记黄文秀为原型，获第五届“石膏山文学奖”二等奖，评委会称其“用感染力的笔墨书写时代精神”。《汾清河的儿女们》‌，获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聚焦基层人物的奋斗历程。《百鸟为什么朝凤》‌，延续其对乡村振兴主题的关注。

‌ 其他长篇作品：《超越神话》《汾清河的儿女们》等，通过典型个案探讨社会发展与人文精神。

王伟举的作品以现实关怀为核心，既扎根襄阳地域文化，又紧扣国家发展脉搏，形成了兼具文学性与社会价值的创作特色。王伟举的报告文学创作展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其核心风格可概括为以下维度。

一是‌紧扣时代命题，呼应社会变革。聚焦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等重大议题，通过典型个案映射国家发展轨迹。例如，《东方“底特律”之梦》以襄阳汽车工业崛起为切口，剖析中国制造业转型的深层逻辑；《忌日》则以扶贫书记黄文秀为原型，记录脱贫攻坚进程中的个体牺牲与精神传承。作品常以“企业发展史”为微观载体，如《世纪沧桑》梳理湖北石花酒业百年历程，将企业沉浮与国家经济脉络紧密交织。

二是‌地域性与普遍性的融合‌。扎根襄阳本土文化，深入挖掘地域案例的普遍意义。《飞旋的世界》《凝聚的群山》等作品围绕襄阳城乡变革展开，既展现地方经济转型细节，又提炼出改革开放的全国性经验。通过具体人物与事件构建叙事，如《汾清河的儿女们》聚焦基层奋斗者，以小见大折射时代精神。

三是‌文学性与纪实性的平衡‌。注重实地调查与细节刻画，强化文本感染力。评委会评价其《忌日》“在崎岖山路中感受黄文秀的脚步，在村民追忆中还原血肉魂魄”，凸显其对真实场景的还原能力与情感渗透力。语言风格兼具理性分析与诗意表达，如《摩登农民》既客观记录农民群体现代化转型，又通过意象化描写赋予文本文学深度。

四是‌题材多元与主题深化‌。创作领域涵盖工业、农业、文旅等多维度，如《百鸟为什么朝凤》探索乡村振兴路径，《中国神话世界》则尝试将废弃矿井改造纳入文化叙事。

近年转向生态与人文主题结合，如参与习水采风后提出“生态绿色发展理念与文学表达融合”的创作方向。其作品始终保持着“记录者”与“思考者”的双重视角，既为时代存照，亦为精神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