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七零年

海納

前 言

1967年5月，我踏入了九江国棉二厂，就此开启了一段充满挑战与变迁的岁月。起初，我在清花车间担任喂棉工，这可是纺织厂的第一道工序，全靠双手将技术员调配好的不同级别的棉花，按比例一把把抓出，再送进清花机里。那时候条件艰苦，还没有抓棉机，一切都得靠人力，一天下来，双手又酸又累，身上也沾满了棉花絮，但我从未有过怨言，认真对待每一次喂棉操作。

在清花车间忙碌了几个月后，或许是因为工作表现得到了认可，我被调到了厂部担任通讯员。新的岗位意味着新的责任，我开始频繁穿梭于厂部的各个办公室，传递文件、消息，努力做好沟通的桥梁，也因此对厂部的运作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1968年3月底，我迎来了一段特别的经历。被抽调参加由九江地区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前往武宁县船滩区温汤公社九宫山大队支农。在那里的40天里，我们与当地的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支农的日子虽然辛苦，但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农民的质朴和勤劳，也更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5月中旬，支农任务结束，我返回了工厂。没想到，等待我的是又一次工作调动，这次我被调往厂部棉捡室，从事棉花检验工作。棉花检验需要细致和耐心，我努力学习检验知识和技能，严格把控每一批棉花的质量，确保进入生产环节的棉花都符合标准。

时光流转，到了1969年底，我再次转换岗位，来到了梳棉车间做保养工。主要工作就是定期对梳棉机进行拆装清洗，以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当时厂里有上百台梳棉机，每一台都需要精心维护，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但我和同事们齐心协力，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完成每一次保养工作，为纺织生产提供坚实的保障。

然而，70年代初，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林彪搞了一个疏散城市人口的政策，将家庭成份不好的，也就是所谓“黑五类”子弟疏散到边缘农村。1970年5月，我不幸被“光荣批准”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去，便是整整六年的时光。在农村的日子里，我与土地为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磨练，但也在这片土地上收获了成长和感悟。

这张图片是在厂部当通讯员时拍摄于办公楼会议室。

1970年暮春，我下放至永修县滩溪公社，未及盛夏便奔赴柘林修水库。当大卡车碾过尘土驶入建坝工地时，那漫山遍野的劳动号子与挥舞的红旗，瞬间撞得人心潮激荡。

彼时的柘林库区，修河水劈开崇山峻岭奔流而过，我们的工棚用竹子糊着黄泥搭成，竹制上下铺在棚内列成两排，过道仅容两人错身。放眼河岸，数万座工棚沿山坡高低铺展，从山脚到山腰连成十里连营，十万民工的铺盖卷与工具筐，把修河两岸染成了沸腾的战场。

劳动按早中晚三班轮转，上工时常以连排班为单位，红旗在前、队伍在后，喊着号子涌进坝区。打炮眼的民工抡锤扶钎，铁钎撞击声震山谷；拉车的汉子们将石料倾入湍流，水花混着号子声冲天而起；大坝合龙后，人人肩挑土箕、手推独轮车，把沙土一层层夯进坝体。最难忘那年冬夜，滩溪连的代毛子顶着寒风赤膊上阵，四只土箕盛满沙土压在肩头，在我用土喇叭喊出的鼓劲词里，他汗气蒸腾的背影在工地上飞跑，身后的脚印很快被薄雪覆盖——这样的场景，在灯火通明的坝区随处可见。

那时的人心里都揣着团火：没有报酬算计，只有“一颗红心向太阳”的热望；没有机械轰鸣，全凭血肉之躯扛着铁锹扁担，把“战天斗地建柘林”的誓言夯进河床。如今再看柘林湖（西海）的浩渺碧波，总会想起工棚外彻夜不熄的马灯，想起夯土声里升起的朝霞——那是十万双手臂托起的山河新貌，也是一代人用热血熔进岁月的丰碑。

现在的柘林水库（庐山西海）

以下图片是由“豆包”提供的。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