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三湾

五缘

我刚插队下乡借住的房子在三湾，箭滩河边一个只有四户人的小村子。

三湾的房屋从东到西一字排开。下中农朱家老头是我表叔，住东头。表叔老实、能干，二子三女，人丁兴旺。往西住有生产队唯一的地主婆X开琼，还有一家姓周一家姓刘，俩中农。

先说俩中农。周家俩口子只有俩女儿，没有儿子，中农成份说高就高说低就低，那要看你在队上的人脉地位，看你说话做事是不是撞到枪口上，看队里有没有道县“以革命的名义”乱杀无辜的造反派干部。老周人聪明，不太会说话，干脆就不说话。免得一不小心上纲上线，弄去陪地主婆挨批斗。不说话不得罪人，倒也相安无事，乐乐活活过日子。唯独老婆生不出儿子，老周感觉没个着落，养老也是个问题，这成了他的心病。这不是他不努力，也不是政策不允许他老婆多生，那年月全国大讲毛主席最高指示——“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就都能创造出来”。一句话，鼓励多生。

其实，那时生儿育女是快乐之后的副产物。有了两个女儿后，老周也想大干快上，一举扭转传宗接代危机。正在老周摩拳擦掌之时，老婆却不争气，生了一场大病。老周四处求医问药，一番折腾下来，好几年过去，那块田再也种不出庄稼。老周认为是“命”该绝后，时间一长，他愈发相信“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句老话，不再强求。不过，这日子就过得没劲，家里不咸不淡的过，队里不咸不淡的混，属于有他不多没他不少的那种社员。

他大女儿当年18岁，本来是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是政策不允许，女的要23岁才能结婚，5年可不是个短日子。还好，几年后，她嫁给了隔壁刘家，也算肥水不流外村田。女婿虽然人长得不咋地，但还是勤劳肯干，舍得出力。尤其他姐夫有模有样，是队上的会计，实权人物。老周家因此免却了许多歧视和麻烦。这边翁婿俩家虽然单过，但住隔壁也有个照应。后来有了外孙，俩家其乐融融，老周脸上逐渐有了笑容。

刘能是“万”字辈，本名刘万能，大家习惯叫他刘能。上过村里的小学，可他不是读书的命，说起读书他一个头两个大。进教室他就打瞌睡，也不知是教室那个环境的过错还是老师的过错，二年级上就回家了。斗大的字他确实认不了两筐。家里中农父母去世得早，一个姐嫁到箭滩河对面，一个姐嫁给本队会计，养育了三男四女七个孩子。那时农村少有人能写会算，队会计就是能人。村民们宁可得罪队长也不敢得罪会计，生怕他一个不留神算错了自家的工分和口粮。到我们下乡时，三湾刘家就剩他一根独苗。他说话本就有点结巴，着急一紧张，更是要命。说起话来就像活扒蛇皮一样“咕咕咕”的，完全听不清楚。

因了姐夫的关系，在队里没人敢歧视他。评底分，他是同龄人中最高的几个之一。队长安排农活，也不会安排他做最重的。他爸遗留中农的身份和三间土墙青瓦房、两间榫卯平房给他传宗接代，也算是留下了优质资源。当时我们队里好多农民的住房还都是茅草房，一生的梦想就是拥有一间土墙青瓦房。他倒好，不费劲就拥有三间，“壕”得不行。我们两个知青，就安排在他家堆杂草杂物歪歪斜斜的榫卯篾墙平房里。

这两户中农也是老实巴交话不多的人，没什么故事，也没给我留下太多印象。至今已记不得他们的貌相。倒是那个地主婆还有些印象。

地主婆单身，姓X名开琼。听说老公在解放后见了阎王。我当过几年记分员，这名字记得。但是不知道这是她原有的名字还是土改后取的名字。“琼”字在四川读作“群qun”，很平常很普通的一个姓名用字。可是普通话读“qiong”，用普通话读起来就好像是在咒骂人“穷”一样。她娘家啥背景不知道，“开穷”这名起得可真不好，更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开始“穷”的。但是她老公祖上肯定也是富裕的，不然咋会评上地主，而且是队上唯一的地主。自我们来到三湾，她的穷困肉眼可见。孤家寡人，年岁高，成份高，力气小，底分少，能不穷吗？听说她有两个女儿，可女儿就是个传说，那么多年也没见回来看过她这个母亲，以至于我们都高度怀疑她是不是有女儿。

那时政策对成份高的人特别严格，她每天5分底分，比刚下地劳动的女娃多1.5分。每年的基本口粮都分不回来。她副业少，无力养猪，最多只能养两只鸡。好不容易养大，心想卖了鸡蛋换几个盐巴钱。那时，农民的银行就是鸡屁股，他们可着劲地多养鸡，可地主婆不准许多养。即使养了，也很难见到几个鸡蛋。那两只鸡像是要和她划清阶级界限，宁可跑到别人家的鸡窝去下蛋也不愿意在自家窝里下。她听到自家的鸡在别人家鸡窝边叫唤“咯哆咯哆”，只能自认倒霉。

她好不容易积攒的那几个鸡蛋，都是早上鸡婆出窝前，被她捉住摸鸡屁股，“哦，今天有个蛋”，随即用个背篼把鸡婆罩在鸡窝里。中午回家，那鸡婆也许就下了蛋。有时，捱到下午下班回家也没见下蛋。这样一个月攒不下几个蛋，你说这日子咋能不穷呢！

我下乡后，也买过地主婆的鸡蛋。每当她有了几个鸡蛋，就用一张干净的手帕兜着，小心翼翼地给我拿过来。这时，她会从深深的皱纹里挤出一丝笑意，有点谄媚的说：“要鸡蛋吗？我这几个可新鲜了。”

我们猜不出她的年龄，听表叔娘讲，好像她接近50岁。皱皱巴巴的脸上，一双细眯眼老是挤挤眨眨的。一会功夫，挤出两坨眼屎挂在眼角。她也不擦拭一下，任由它邋里邋遢的挂在那里。那张有点地包天痕迹的瘪嘴，不知是因衰老还是瘦弱的缘故，看起来永远也没有光泽，一点也没有从前地主婆的模样。也许，她从来就没有靓丽过。没有“白毛女”的容貌、身姿、气质，让人根本不相信她曾经是个风光的地主婆！

在阶级斗争教育下，我们认知里的地主婆要么富贵奢华大鱼大肉享乐，要么尖嘴猴腮心狠手辣欺压贫下中农！

我估计，她肯定年轻过。年轻的姑娘都是一朵花，不知这朵花怎么就插在地主这泡狗屎上了。不过，从她那管理得很好的挺直腰板，修长身材，依稀还有当年鲜花的痕迹，还有当年地主少爷娶她的原因。

不只她一个人，那时全国老百姓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特别会管理自己的身段，就像现在我们的东方邻国一样。没见一个肥胖的，没见腰里长游泳圈的，更没听说什么糖尿病、冠心病。

那些年，全国的造反派在忙着批斗资产阶级当权派，在忙着夺权，忙着深挖洞广积粮，随即又忙于批林批孔。根本顾不上农村的地富反坏这些死老虎们，他们也很少被弄出去批斗。但是，广大干部群众没忘记她是地主婆。每天早上全体社员在晒谷场集中早请示晚汇报，高呼敬祝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时候，他们被勒令在晒谷场边规规矩矩站着，不得乱说乱动。

那年秋天，我们在肖家湾坡上挖红薯，眼尖的副队长儿子看到不远处二队的地界上一棵橘柑树叶里藏着一些橙黄的柑子，那是二队富农杜XX的自留地。杜XX家男人也是土改时没了，她带着两个小女孩艰难过日子。休息的时候，几个小青年嘴馋，副队长儿子一挥手，几个人一窝蜂跑到橘柑树下，每人摘了几个回来。大家见了，都拥上前分食。有说好甜的，有说好酸的，地上留下一摊橘柑皮。

第二天，队长来地里对大家说，昨天你们偷吃了杜家的橘柑哈，她告你们的状了，说丢了20来个柑子，估计有5、6斤，要你们赔她的损失。人家等着橘柑成熟了换盐巴和煤油。大家面面相觑，都不敢承认。正在僵持，表叔娘突然说，啷个赔嘛？我吃了一个。

地主婆听了，急忙接上话表白，我只吃了一瓣，酸得很，现在牙还浸得难受呢。没等地主婆的话音落地，副队长儿子立马接话说：“好，好，你吃了一半，那就赔一半，10个。”大家“哄”的一声笑起来。地主婆眼睛更眨巴了，搓着手急忙辩解，我只尝了一个橘柑的一瓣，不是一半。太酸了，我不敢吃。

结果可想而知，她的辩解被直接忽视。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队长一摆手，说，好，就这样定了。某开琼赔一半，10个两元。其余的你们几个人平摊。下午上班把钱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