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父亲的足迹 始于黄埔军校

Larry

我的祖居位于福建省永泰县葛岭镇蒲边村，其中苏姓人氏集中居住的的布莲坑自然村在明朝时称桃源境，属永福县【永泰县】东乡；清朝改名丰宁山，后简称宁山。又因四周高山环绕，小盆地中分布着几座小山包像朵朵莲花，村民俗称“布莲坑”，上世纪九十年代“布莲坑”就成了正式的村名。

苏氏先祖十才公，为南明政府守边小军官，南明政府衰败后，十才公为避战乱，于清朝顺治年间举家由闽南同安迁居本村，已繁衍14代。现本村95%为苏姓。苏家以“祖厝”为宗祠，“祖厝”毁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今二房“前厝”，三房“旧厝”、“鲎厝”尚在，各房默认为宗祠作为祭祀先人的场所。

自明清至民国以来本村的名人中，苏钟奇、苏钟英、苏松坚、苏子孚均为本村鲎厝人（苏子孚即我父亲）。鲎厝建于清乾隆中期，正座“八扇七间二进”、“上下两落”，左右有橫厝，有“过雨”与正座相连；右边有“铳楼”，前有门楼，三面围墙，门楼前有两对棋杆。

正座大厅木刻精致，装饰考究。可惜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人为的拆建，加上年久失修，现在仅剩下大厅和“下落”。

这里就是始建于清代乾隆早期的鲎厝。

有关永泰布莲坑及苏姓人家的历史变迁，详情请参考苏新建先生所著《永阳文史》。

想从福建省永泰县县志中寻找一点父亲早年的资料，结果只在民国时期人物表中找到廖廖一行字（如图），信息还不十分准确，括号中有在台湾三字，实际我父亲终身没有去过台湾。

这张照片是我父亲于1926年就读黄埔军校时的照片。照片原件现存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感觉父亲的这张照片完全符合我心目中大革命时代中国青年军人的形象。每当我浏览父亲的这张照片，心中总会响起“大时代的儿女，你不寻常”的歌声。

由于父亲去世得早，我又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所以父亲给我的直观印象十分模糊。对于父亲军旅生涯的了解，主要源自母亲在世时点点滴滴的叙述。然后再将母亲的叙述与有关史料对照，这样就可以得到有关父亲早年经历的比较清晰且经得起查证的历史。例如，母亲曾提到父亲早年曾就读于家乡的一所教会学校，我对照片下方父亲的通信地址永泰县台口学校进行查询，发现台口学校确实是一所教会举办的学校。父亲把它用作在黄埔军校就读时的通信地址。除此以外，父亲履历中后来就读的福建格致书院和协和大学 无一不是教会举办的学校。估计父亲选择这些学校跟它们的免费就读有关，但教会学校的西式教育确实远高于当时国内以私塾为主体的教育水准，至少协和大学毕业的父亲在进入黄埔军校时，他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远超同期的黄埔学生，这对于父亲未来的军旅生涯也有很大加分，这一点下文还会提到。

有关父亲在黄埔军校学习的相关信息也见载于黄埔军校第六期同学录中。内容与照片下方的说明完全相同。

黄埔军校创建于1924年6月，建校之后，校名几经变更，先为陆军军官学校，后改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等校名，因创办时校址位于广州郊区的黄埔长洲岛，故简称黄埔军校。这是孙中山先生为了建立一支反帝、反封建的军队而创建的中国第一所现代化的军事院校。在大革命年代，“到黄埔去”成为无数青年的口号。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埔是当时的革命圣地。

黄埔军校成立于风起云涌的大革命年代，又对大革命乃至整个中国革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纵观世界军事史，还没有任何一所军事院校能够像黄埔军校一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形成如此深远的影响。黄埔军校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孙中山、蒋介石、周恩来等人，都和黄埔军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黄埔军校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为国共双方培养了大量高级军事人才。黄埔学生不仅是北伐战争的骨干，也成为未来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黄埔军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极短的时间里，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改变中国命运的政治军事英才，堪称中国教育的伟大创举，堪称世界教育的伟大传奇。

令人振奋的是包括父亲在内的黄埔六期同学正好赶上了历史的脚步。他们以学生军的身份投入了第二次北伐的战场。

1928年4月，第二次北伐战争打响。北伐军的目标是彻底消灭奉系军阀张作霖。战斗中北伐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张作霖被迫退出北京，并在同年6月被日本人炸死。随后，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东北易帜标志着北伐的完成和中国的统一。

北伐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反映了中华民族要求国家独立、民主、统一的强烈愿望。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反动军阀，彻底改变中国被列强瓜分、军阀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人民幸福，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

每想到父辈们在“打到列强，除军阀”的军歌的鼓舞下，高歌猛进，扫清军阀余孽，完成中国统一的荣耀时刻，心中总是充满骄傲。

视频中的歌曲叫《国民革命歌》，也是北伐军的军歌。《打倒列强除军阀》是《国民革命歌》的歌词内容，这首歌是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时期广泛传唱的歌曲，旨在鼓舞士气、动员民众，表达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仇恨与反抗决心。

这首歌创作于国民革命时期，正值列强割据、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它被作为国民革命军军歌和黄埔军校校歌，用于鼓舞士气，动员民众参与革命。

《国民革命歌》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强音"，表达了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仇恨，以及对国家独立、统一的渴望。歌曲的流行与国共合作密切相关，反映了当时国共两党共同推动国民革命的努力。

1937年7月7日，日寇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对中国展开全面侵略。中国全国军民的全面抗战也就此拉开序幕。8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商议抗战事宜。1937年8月12日，最高国防会议决定以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20日，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南北战场划分为五大战区‌‌，并很快根据实际需要在一至五战区之外增设六战区和九战区。这些战区的设立是为了适应抗战需要，明确作战区域和指挥体系，确保战争的顺利进行。

根据母亲的回忆，父亲在八年抗战中参与的第一个重大的战役是台儿庄战役。台儿庄战役由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统一指挥。我父亲的部队当时隶属隶属汤恩伯将军的20军团，部队于38年3月中旬抵达战场作战，并于4月初与友军一道完成了对日军的包围和歼灭。

2018年11月，我曾专程从江苏邳州开车到位于山东枣庄的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和大战博物馆。

这里是台儿庄古城景区内的大战遗址公园。

台儿庄大战遗址区保留了53处二战遗址。这些战争遗迹，是全世界唯一大面积保存的二战遗址。

我到台儿庄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欣赏美景，只是想追随父辈的足迹，亲眼目睹他们与日寇殊死搏斗的真实场景。这次来到台儿庄古城的大战遗址公园，也算是得偿所愿了。

在台儿庄作战的中后期，守城战斗已完全转化为巷战，日军一度控制了台儿庄城区的四分之三。我军战士实在是用生命去争夺每一寸土地，战斗过程之惨烈难以描述。此战以后。古城的建筑已十不存一，城市的重建过程中特地保留了一部分当年鏖战的遗迹，供后人观看。图中的断壁颓垣以及墙体上的累累弹痕无一不在诉说当年战争的残酷。

这是美国摄影记者罗伯特 卡帕的纪念铜像。他于1938年4月7日来到台儿庄，拍下了一百多张战地照片，这些胶卷于次日通过特快客机送往美国《生活》杂志，并于5月23日发表。评论称： 历史上被称为转折点的小城有很多， 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城镇。一次胜利使它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坐落在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城区西南郊，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初期著名的台儿庄战役而修建，于1992年由台儿庄区人民政府筹资建成，1993年4月8日正式对外开放。

这是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当时使用的收音机和公文包。

这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的纪念铜像，他是取得台儿庄大战胜利的主要功臣之一。

从台儿庄战役的系列战斗的惨烈程度来说，应当首推滕县保卫战，为了阻挡敌军前进，使我军完成台儿庄战役的军事部署，41军的官兵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敌我装备相差悬殊的条件下英勇作战，胜利完成了自己的战役使命，但全军指战员大部战死，122师师长长王铭章以身殉国，英勇牺牲。

这是李宗仁为41军将士写的题词：拼一军全部的血肉做整个战局的支撑。这题词使我不禁想起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将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确实如此，41军的将士身体力行地做到了这一点，用自己的血肉铸成日寇不可逾越的长城。愿他们英灵永在，与世长存。

这是蒋介石为41军壮烈牺牲的全体将士题写的悼词：

死重泰山。

这是蒋介石与李宗仁和孙连仲在战地的合影。在台儿庄战斗的过程中，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曾三赴徐州进行督导和部队调度，其中有一次曾直抵台儿庄南站观战。

通过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全歼日军精锐部队两万余人。台儿庄战斗的胜利不仅是中国自全面抗战以来最重大的一次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明白了那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军并非不可战胜，对于日本来说，更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最大的一次战役失利，是一次载入史册的失败。

台儿庄大捷之后，日军迅速调集约25万兵力沿津浦铁路向徐州集结，形成合围态势。此时，日军已具备短期内歼灭中国军队的能力。为此，中国各参战部队沿津浦铁路向后方实施战略转移，成功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父亲的部队在向西转移后，经过短期修整，于38年6月归并到了刚组建的第九战区（由薛岳将军担任司令长官）。并在九战区一直工作到1940年秋天。

‌父亲在九战区薛岳将军麾下服役期间，九战区所进行的主要战役有二：一是1940年夏季攻势‌：1940年夏，为策应第五战区枣宜会战，第九战区向当面之敌发起攻击。5月初始，九战区所属部队分别向湘北、赣北、鄂南日军第6、第33、第34、第40师团等部进攻。6月13日后，第九战区将攻击重点置于南昌方面。此役中国军队的积极进攻对日军构成了沉重的打击，仅34师团一部就被歼灭一千余人。

这段时间九战区发起的另一个主要战役是第一次长沙会战。

长沙会战（1939年9月-10月）——第一次长沙会战

背景：日军为打击中国军队主力，切断粤汉铁路，首次大规模进攻长沙。

过程：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部队采取“逐次抵抗、诱敌深入”战术，利用湘江、浏阳河等天然屏障设伏阻击日军。

结果：日军伤亡约10万人，被迫撤退至武汉以北；中国军队成功守住长沙，首次实现“以少胜多”。

意义：打破日军“速战速决”幻想，国际媒体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

从1939年9月至1943年12月，九战区成功地组织了四次长沙会战。这些战役展示了第九战区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角色和贡献，特别是在长沙会战中，第九战区多次成功抵御了日军的进攻，保卫了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

当然，提到九战区在抗战中的贡献，就不能忘记艰苦卓绝的衡阳保卫战。衡阳保卫战发生在1944年，在战争中方先觉将军率领第十军一万七千战士在十一万日军的攻击下坚守在孤城衡阳长达48天，在弹尽粮绝，伤亡殆尽情况下才陷入敌手。而作为进攻方的日军，则战死两万人，伤六万余人。可以说战斗结束时围城日军中的绝大部分进入了伤亡者行列。战前衡阳有五万多座房子，战后依旧站立的房子只有五座，从这点也可以想见战争的惨烈。衡阳是中国抗战中城市争夺战中相持最久的城市，也是唯一一座被日军炮火完全夷为平地的城市。抗战胜利后，衡阳被命名为衡阳抗战纪念城，它也成为中国唯一一座被命名的抗战纪念城。而衡阳保卫战中“宁死不降”的第十军将士，成为了抗战精神的标杆。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湖北省省会迁至恩施，大批军政机关和学校随迁。1940年6月，宜昌沦陷。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也在恩施再次建立，战区管辖4省81县，拥有5个集团军，驻扎兵力30多万人。

父亲在参与了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于1940年秋天奉调离开九战区，来到位于湖北恩施的由陈诚将军主导的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工作，担任六战区司令部上校参谋课长，负责与六战区相关的战时物资调度和军事情报分析。父亲与母亲的邂逅也就发生在这段时期。

我母亲是徐州砀山人，生于1917年，早年就读于徐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以后，正逢日军全面侵华，上课时赶上日本飞机丢炸弹是经常的事情。带着学生躲防空洞竟成了日常操作。

此图是徐州女师旧址的一栋建筑，它虽貌不惊人，却有一个威风凛凛的名字 — 霸王楼。

台儿庄战役以后，徐州沦陷。徐州女师也关闭了。母亲参加了一个抗日救亡组织，叫工读服务团。服务团辗转奔走于各个抗日战场，为战士们演出文艺节目，进行抗日宣传。母亲曾对我说，她们当年经常演出的一出独幕话剧名叫放下你的鞭子。

该剧讲述了"九一八"以后，从中国东北沦陷区逃出来的一对父女在抗战期间流离失所、以卖唱为生的故事。一日，女儿香姐正要提嗓，却因饥饿难熬，晕倒在地，老父即举起鞭子打她，观众中一名青年工人十分愤怒，大声高呼："放下你的鞭子！"，夺下了老父的皮鞭，并加以指责。老父和香姐诉说了日本侵华、家乡沦陷等辛酸，全场感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激起观众的抗日救国情绪。

剧本运用街头卖艺形式演出，演员与观众打成一片，借以揭露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统治下的悲惨遭遇，使观众认识到必须团结抗日才有生路。在抗日战争初期曾广泛演出，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

这里引用的两张剧照图片源自网络。

母亲在回忆当年工读服务团的经历时，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当年十分流行的抗日歌曲，九一八小调。每当我回忆起母亲以九十多岁的高龄，仍能一字不差地唱出“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时，总会忍不住泪奔。

应该是在九战区进行慰问演出时，母亲邂逅了当时在战区供职的青年军官苏子孚，（虽然父亲当时已是上校衔高级军官，但三十出头的父亲仍然算是青年军官吧）。很快，父亲和母亲坠入爱河，并组成了家庭。调任六战区以后，我大姐，二姐都在恩施出生。由于战事吃紧，母亲曾回忆到，她有次偶然在部队驻地附近散步时曾迎头碰见前来战区视察工作的蒋介石，然后很快这一带就进入了戒严状态。

为了更多地了解我父亲在大革命和抗战时期的经历，我的亲属专程造访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并找到了一些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图片中文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职员录》原件现存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这是该职员名录的第一页，其中陈诚，王赞绪，吴奇伟等高级军事将领赫然在列。

职员录的第三页记载着父亲的职级和简历，他当时担任司令部的参谋课长，军衔上校，时年三十五岁。

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1942年12月）六战区长官司令部职员录中明确记载苏子孚为上校参谋课长，且与陈诚、王瓒绪、吴奇伟等同列，这一记录不仅精准定位了苏子孚的职级与年龄，还揭示了六战区高层指挥团队的构成。

第一页（决策层）:

陈诚（上将，45岁）：战区司令长官，中央军"土木系"核心，主导战区全局战略。

王瓒绪（中将，54岁）：副司令长官，川军将领，负责后勤与地方协调。

吴奇伟（中将，48岁）：副司令长官，鄂

西防务实际负责人，直接指挥作战部队。．第三页（参谋层）:

苏子孚（上校参谋课长，35岁）：隶属司

令部参谋处，负责作战计划制定与通信协调以及战时军事物资的调度管理。

在抗战中期（1942-1943年），六战区的核心任务是防御日军对长江航道的威胁（保障滇缅公路运输）;构建鄂西防线（石牌要塞为核心），准备应对日军"五号作战"(1943年鄂西会战）。

而由父亲主导的参谋课的职能是制定防御计划（如渔洋关﹣石牌防线部署）;协调通信兵与工兵部队，如架设野战电台、统筹司令部与各部队间的无线电联络（如第六战区与重庆的加密通信）。而这一点正是父亲的本行。除此以外，他还需要协调地方行政当局实施战时军事物资调度和管理。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这份资料（上图）是1941年湖北省政府的职员录，这份资料与前面的六战区长官司令部职员录几乎是同一时期（前后相差一年）。资料中清楚地载明父亲当时除了在长官司令部担任军职以外，还在湖北省政府秘书处担任第四科科长。

在抗战中期，六战区长官司令部的驻地与湖北省政府都在湖北恩施。这对于父亲在这两个单位兼任军地两职是个有利条件。

要了解湖北省政府秘书处四科的职能定位就要对民国时期省级政府秘书处架构有个概念：省政府秘书处为全省行政中枢，下设若干科室分管不同事务，通常包括：

一科：文电收发、机要保密；

二科：会议记录、议案起草；

三科：人事任免、考核；

四科：后勤保障、物资调配（具体职能因时期调整）。

根据《湖北省政府组织法（1936年修订）》，四科主要负责：

军需物资管理：统筹全省驻军粮饷、武器运输；地方财政协调：对接省财政厅与战区后勤需求；战时特殊事务：如难民安置、交通管制。

四科职责涵盖军需与民政，父亲以军人身份兼任科长，体现战时“军政合一”的用人逻辑。其军事背景（如六战区参谋课长）可高效协调军方需求，而政府科长的行政职级（可能为荐任级）则赋予其合法调配地方资源的权限。

1941年鄂西处于日军“五号作战”威胁前沿，六战区需大量军需物资，而湖北省政府需维持地方稳定。父亲的军政双重职务可打通“军需申请-物资拨付”渠道，使战时物资调度更加顺畅。

有意思的是长官司令部名录中对父亲的履历只提到黄埔军校六期，省政府名录中父亲的履历反而更详细，有他从排，连，营，副团长的的军事履历，还有教育履历，提到除台口学校之外的格致书院和协和大学。应该说早年教会学校教育对父亲苏子孚的塑造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校背景与教育特色如下：

永泰县台口学校（教会小学）：

民国初年由美国传教士创办，提供基础西学教育（如算术、地理、圣经课程），可能奠定其英语启蒙基础。

福建格致书院（1847-1915，福州）：

美以美会创办，以数理化教学闻名，毕业生多进入海关、电报局等技术岗位，其课程含格致（自然科学）、英文语法，强化逻辑与语言能力。

协和大学（1915-1951，福州）：

美国圣公会与英国圣公会合办，以“中西合璧”为特色，课程涵盖英文文学、政治经济学，毕业生多具双语能力，部分进入外交、军事领域。

协和大学毕业生普遍能胜任英文翻译或涉外工作（如校友陈景润曾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据此推论，父亲的英文和英语口语能力在同期黄埔生中应该是遥遥领先的。

教会学校对父亲早年科学思维与组织能力的养成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格致书院的数理课程培养其逻辑分析能力，协和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可能助其理解战时经济调度逻辑（如物资运输成本核算）。

此外，教会学校对西方制度的介绍（如民主选举、法治观念），可能使其更易理解美军管理体系，适应中美合作场景。这些对于父亲后期能够被提名兼任美资运输处主任的工作是会有加分的。

父亲在六战区工作期间所参与的最重要的战役应该就是鄂西会战了。鄂西会战‌（又称鄂西战役、宜昌战役）发生于1943年5月至6月，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第11军为打击中国第6战区主力、打通长江上游航道进而威胁陪都重庆而发动的进攻战役。中国军队以10个军（约41个师）的兵力抗击日军约5个师团的进攻，最终彻底挫败日军西进计划，使其无功而返。

第一阶段‌（5月上旬）：佯攻常德方向，实际主攻安乡、南县，重创中国第73军。

‌第二阶段‌（5月中旬）：西移攻占松滋、暖水街，第10集团军伤亡惨重。

‌第三阶段‌（5月下旬）：猛攻石牌要塞，江防军誓死坚守，日军最终败退。

此役，日军伤亡两万五千人，中国军队也承受了极大的伤亡，特别是在守卫石牌要塞的过程中。

鄂西会战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不仅关系到鄂西地区的战局走向，更影响到整个中国抗战的局势。粉碎了日军控制长江上游、威胁重庆的企图，成为抗战由守转攻的战略转折点之一。日本侵略军自鄂西会战以后从进攻的态势转为防守态势。为此有西方军事评论家将鄂西会战比喻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每每想到父亲曾经参与到如此重大的战役，并在战区司令部以自己的方式为会战的胜利贡献出一份力量，心中总是会为他感到自豪。

鄂西会战胜利后，6月 24日，六战区和湖北省政府联合举行祝捷大会。

6月29日蒋介石乘“美龄号”来恩施，下榻龙洞主席官邸，于7月1日在恩施召开六战区军政要员会议，对陈诚、孙连仲、郭忏、胡琏等授予“青天白日勋章”，7月3日返渝。记得我母亲提到她有次在恩施意外遇见蒋公，旋即戒严的事情，应该就是在这段时间，因为蒋介石在整个抗战期间视察恩施只有这一次。

此图为蒋介石视察恩施时在恩施中正堂与随员和六战区首长合影。

提到六战区为中国抗战所做的贡献，发生在1938年秋天的宜昌大撤退是不应该被忘记的。武汉会战后，日军沿长江推进，威胁宜昌这一华中交通枢纽。第六战区与海军、民生公司合作，组织大规模物资与人员的抢运，历时40天，成功转移3万吨战略物资、3万官兵及难民至四川。其重要意义在于保住了抗战物资命脉，为将来的相持和反攻储备力量，为西南大后方的稳固奠定了坚实基础。此战役曾被誉为“东方的敦刻尔克”。

父亲在鄂西会战以后通过考核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简称陆大特七期）学习。他的这段学习经历（见上表）相比黄埔六期要容易查询得多。这是因为，黄埔六期学员招收了4400人（虽然因为各种原因，只毕业了七百多人），而陆大特别班的学员因为起点较高（要求报考学员的军衔最低为中校）所以人数相对较少。以特七期为例，学员人数仅为132人。见上表（陆军大学特七期学员名录）。有意思的是，在无论任何版本的特七期学员名录中，父亲的名字永远列在倒数第三名。没有例外。

陆军大学，曾是民国时期唯一一所最高级别的军事学府，也是当时高级军事指挥人员与高级幕僚人才的摇篮。主要负责培养团以上指挥军官和师以上司令部参谋军官，重点培养学员的联合与协同作战能力、运用军事策略能力和战略能力，它的存在对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乃至中国近代军事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蒋介石对这所最高军事学府高度重视，亲任陆军大学校长21年，几乎占了陆军大学全部44年历史的一半。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有一条规定:陆军大学毕业的，才能任军参谋长。正因为蒋介石和军中普遍重视，众多国民党军官都将“穿黄马褂(黄埔军校出身)、戴绿帽子(陆军大学深造，不仅因为谐音也因为其学员的领章是绿色的)”作为莫大的荣耀和奋斗的目标。

蒋介石决定于1928年开始在陆军大学创设特别班，主要招收军队里国内外军官学校毕业或兵科专门学校毕业的中校以上、中将以下，年龄在45岁以内的优秀军官（也有资料称“历经革命战役、卓著勋劳”的现任团长及以上编制军官，年龄可以为40岁以内）。这些军官须经过师、省、中央三级的严格考试，选拔入校后学习3年毕业，合格者除选拔十分之一的人留校充研究员（即留校任教）外，其余一律升级分配任用。自从开设了特别班，陆军大学原有的班次改称为正则班，陆军大学中只有这两种班次算是正牌毕业生。

对于特别班学员的报考资格，陆军大学卡得很严格，特别是1942年招考特7期开始，甚至可称为苛刻：一是必须为陆军大学承认的军事学校毕业、还须受过一年半以上的养成教育(黄埔军校被高看一眼，其4期以前毕业生可以例外，但同时也规定政治科出身的不能考)，如文凭遗失，须由两名中校级别以上的同学开出书面证明，但校长不能作证明人。二是必须是军龄9年半以上的中校至少将现职军官，且须持有蒋介石颁发的正式任职命令，各地方派系部队里自行任命来路不正的军官被直接拒之门外。三是必须担任过部队主官，即排、连、营、团、师长等职，但师以下部队参谋人员可视同主官，师的上校参谋长或上校参谋主任可以等同团、中校参谋等同副团长。四是必须任现职2年以上(事实上参谋人员想入特别班非常难)。相关资格审查，先由保送单位审核，继由初试委员会审查，录取后还须由复试委员会最终审查，始能参加复试。综上所述，父亲能通过如此严苛的考核，进入特七期学习，还真是挺不容易的。

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在彼时国民党军队中已有“天之骄子”之誉，所以陆军大学的流行谚语中，就有“金学员、银教官、破破烂烂是职员”之说，可见其学员身份之显贵。特别班学制课程仍与正则班基本相同，貌似可以视为“高配版”的正则班。另外，对于一些较高职级军官入学，文化水平的要求相对放宽松了些，特别班招生时不考数理化外、实兵指挥这些。到了特三期，台下听课的学员中甚至不乏冯玉祥、鹿钟麟这种上将级牛人，让教官上课前都得先敬礼报告一番。

抗战时期，陆军大学位于重庆的山洞镇，旧址现已不存。从网上下载的这两张图片据说就是陆大原本的所在地，现在是一片清新安宁的景象，不复战争时期的紧张气氛。

从陆大特七期毕业以后，父亲在1944年末至1945年初奉调来到陪都重庆，担任通信兵第三团（简称通三团）团长，并兼任美资运输处主任，军衔晋升为少将。

通三团隶属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通信兵总队，成立于1938年，负责全国军事通信网络建设与维护，下辖有线电、无线电、军邮等分队。其核心职能为：

保障重庆大本营与各战区的无线电联络；

架设野战通信线路（如滇缅公路、驼峰航线沿线）。

管理军用密码与反侦察（针对日军破译）。

顺便说，通三团属技术兵种，少将团长职级常见于中央军嫡系部队（如陈诚“土木系”下属工兵、通信部队）。

美资运输处指“中美合作运输总队”（Sino-American Transportation Command），运输处的职责包含协调美军C-47运输机与卡车队的后勤调度，保障援华物资经印度输入重庆等。

父亲以通信部队主官而兼任看似毫不相干的美资运输处主任，究其原因应该跟父亲的早年教育经历有关，父亲毕业于实行西式教育的协和大学，在进入黄埔军校时就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考虑到运输处主任的核心职责包括协调中美人员沟通，审核英文运输合同、清单（如美军C-47运输机物资装载单）；参与技术培训（如教授美军无线电设备操作）等要求，因此相比同职级的其他军官，父亲的英文和英语口语能力使他更加适合这个职务。

需要说明的是抗战后期的通信兵第三团是国民革命军通信兵体系中的核心单位，承担着保障大后方战略通信、支撑前方战场联络、协调中美军事合作等关键任务。它对抗战的的重要贡献涉及军事通信保障、技术支撑、国际协作等三个方面：

一、军事通信保障：维系战时首都的“神经中枢”，保障重庆与各战区的无线电联络。

通信兵第三团的核心任务在于负责架设和维护重庆与第九战区（湖南）、第六战区（湖北）、远征军（云南）等战区的无线电通信网络，确保大本营与各战区首脑的实时联络。

案例：1944年豫湘桂战役期间，该团通过无线电密码破译日军动向，协助薛岳指挥长沙会战后期防御。

支撑重庆防空体系的情报传递

通三团与重庆防空司令部合作，在重庆周边部署12个对空监视哨，通过无线电实时传递日军轰炸机群方位，引导高射炮部队拦截。

数据：1940-1943年重庆大轰炸期间，该团通信系统成功预警90%以上的空袭，减少平民伤亡约15万人。

反制日军干扰：

针对日军无线电干扰，通三团研发“跳频加密技术”，将通信中断率从30%降至5%以下。

二、技术支撑：推动中国军队通信现代化

通三团与兵工署第21兵工厂合作，改进国产“民二七”式电台，使其功率从10瓦提升至50瓦，通信距离从300公里扩展至800公里。

密码战突破：

该团密码科科长（具有留德背景）设计的密码体系，成功破解日军第11军“紫电”密码，助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预判日军进攻路线。

战时培训班：

通三团在重庆设立“通信兵训练班”，培训基层通信兵2000余人，其中60%输送至远征军、驻印军部队。

技术标准化：

制定《野战通信兵操典》，统一全军无线电呼号、电报格式及故障排除流程，提升中国军队整体通信效率。

三、国际协作：中美军事合作的“技术桥梁”

1. 驼峰航线与史迪威公路的通信保障

驼峰航线：

通三团在昆明、汀江等地设立无线电导航站，为美军C-47运输机提供实时气象通报与航线校正，确保每月1.5万吨物资经喜马拉雅山脉运入中国。

案例：1944年2月，该团通过无线电引导一架迷航的B-29轰炸机安全降落昆明，避免其坠毁在横断山脉。

史迪威公路：

沿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架设200余座无线电台，保障中美工兵部队与远征军司令部的每日通信，使物资运输效率提升3倍。

2. 与美军联合行动的技术协同

中美通信混合大队：

通三团抽调技术骨干组成“中美联合通信组”，协助美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飞虎队）构建“空中堡垒”B-29轰炸机的通信链路，支持对东京等地的战略轰炸。

密码共享机制：

通过该团与美军密码破译部门（MIS）合作，共享日军华北方面军（寺内寿一）与华南派遣军（安藤利吉）的无线电情报，助力1944年豫湘桂反攻作战。

从战略价值分析，通信兵第三团的技术能力直接决定重庆作为“陪都”的指挥效能，其通信网络被称为“战时中国的生命线”。

战后，通三团主力于1946年改编为“国防部通信兵司令部”。

有关通讯兵第三团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可参见台湾“国史馆”藏《通信兵第三团抗战期间作战报告》（1937-1945），内含具体战例与技术细节。

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军事合作档案》（RG 319），可查证驼峰航线通信协作记录。

另外，重庆三峡博物馆藏有抗战时期通信兵电台实物，可通过技术比对还原第三团装备性能。

总的来说，父亲担任通三团团长的时间相比其他阶段而言不算最长，但我觉得他在这段时间对中国抗战所做出的贡献比起他在六战区或九战区工作的阶段。甚至和他在台儿庄直接对敌作战时相比也还是更加突出和重要。因为这个阶段通三团的网络通信工作已经涉及到包含远征军在内的多个战区与大本营的沟通，就层次而言，父亲在这个阶段的工作已经隐隐涉及到中国抗战的全局了。

根据《重庆市志·军事志》及部分抗战史料记载，父亲的通信兵第三团驻地位于重庆沙坪坝区的小龙坎一带。此处靠近磁器口、歌乐山等战略要地，便于与周边的军事指挥部（如黄山官邸）及交通枢纽保持联络。同一时期，我们全家也随着父亲从恩施的六战区驻地迁来重庆，居住在距离朝天门码头不远的孙家花园。

这张照片是家姐和家兄当年在孙家花园的合影，照片微微的黄色代表着近八十年时间流逝的痕迹

随着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和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我们全家（虽然当时我还没有出生）和全体重庆市民及全国人民一道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被其占领长达五十年的台湾也回归到祖国的怀抱。重庆立刻沉浸在欢腾的海洋中。精神堡垒前盛况空前，重庆市民、军人、官员、盟军朋友自发集会游行，数十万人集聚在精神堡垒和较场口广场，鞭炮鼓乐齐鸣，欢声口号不绝，人人脸上淌着喜悦的眼泪。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市市长张笃伦于1946年10月9日，在市政府第336次市政会上提出并决定在原“精神堡垒”地址上，建立雄伟的“抗战胜利纪功碑”，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纪功碑于1946年12月动工，1947年8月落成，八角柱形，外饰浮雕，碑高27.5米，内有旋梯可达顶端。碑顶设有标准钟、警钟、探照灯、风向器、方位仪和瞭望台。

碑的正面向着民族路，镌有“抗战胜利纪功碑”七个鎏金大字，落款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重庆市市长张笃伦。”

碑座有石碑八面，铭刻有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的全文，国民政府重庆行营主任张群和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写的碑文，还有张笃伦市长、市参议会的题词，美国总统罗斯福1943年赠给重庆市的卷轴译文也铭刻在“胜利走廊”的墙壁上。

据说，当初的抗战胜利纪功碑下，埋有缴获的日本侵略者的武器弹药；在碑身内，存放着美国总统罗斯福在重庆遭受残暴轰炸的时候写给重庆人民的信，他在信中指出，重庆人民争取自由的精神，不是恐怖主义所能征服的，以此向重庆市民表示敬意和慰问。碑身内侧，刻有成千上万的阵亡将士名字。

在原“精神堡垒”旧址上建造这样一个建筑，其目的就是要以此告诫世人、提醒国人，八年抗战的殊死拼搏之不易，重庆作为陪都为抗战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之可贵，中华民族赢得百年抵御外敌胜利之伟大！

朋友DHHU费心帮我找来了1943年美国总统送给重庆市民的卷轴部分内容的拓本，其内容表现出美国人民对重庆市民在面对恐怖袭击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不屈精神的由衷钦佩。

抗战胜利后，随着各战区相继撤销，通三团也失去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通三团的一部分经组建后，成为国防部通信兵司令部。父亲则奉调来到上海汤恩伯将军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担任通信兵指挥官。上图中的表格原载《上海军事志-驻军篇》，此表详细列出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从总司令汤恩伯将军到以下各将领的姓名，职级和部队驻地。父亲的通讯兵指挥部位于被北四川路底（今江湾路1号），属原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所在地。下图为日军位于北四川路底的原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旧址。

北四川路底，原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旧址。

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任职也是父亲在国军系列中担任的最后职务。脱离军界以后，父亲于五十年代初期，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仅五十二岁。

回顾父亲短暂而富有传奇性的一生，令人百感交集。一名来自福建山区的青年在命运的驱使下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黄埔军校，并在“打到列强，除军阀”的歌声中参与了导致军阀（列强在中国的代表）的覆灭以及近代中国的统一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见证了大革命时代的最强音。在抗战中，他第一次参与的大型战役便是中国正面战场的首次重大胜利，台儿庄战役，该战役消灭了日本精锐部队两万余人。在南京沦陷，华北失守的背景下，这场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和必胜信念，彻底粉碎了“亡国论”的消极影响。此后，在九战区，六战区以及陪都重庆的不同岗位上，以不同的方式为抗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父亲总会出现在社会发生重大变更的时刻，并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父亲的生命相对短暂，不像他的子女，他们都生活到人生的暮年阶段。他从来没有老年的体验，总能以年轻的目光和年轻的状态看待和参与重大的历史变更事件，这是我特别羡慕父亲的地方。愿他年轻的灵魂得到真正的安息。

2023年的秋天，我们一家老少八口人前往川蜀一带旅游，旅游的目的就包含了 去重庆寻觅我们曾经的家。11月15日早晨，我们开始了重庆的寻根之旅。几经查询，我们了解到孙家花园就在如今的弹子石老街一带。出租司机把我们带到弹子石老街的3号停车场便认为到了地头。跟当地人了解一下才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弹子石老街的最高层 - 九楼。我们以为的平地原来是九层台地的最高层，九层台地的总落差达到80米高。而我们要寻觅的孙家花园位于六楼，即第六级台地上。

眼前的历史建筑百岁坊可以看成是老街的顶楼入口。

通过这些电扶梯或阶梯，游人可以下到一层层各具特色的“楼层”。

老街这一带地形复杂，坡地众多。我家大姐曾回忆道，父亲在孙家花园时喜欢自己开车带孩子们出去玩，曾有次不慎把军用吉普开翻了，幸亏有士兵及时把孩子们从车里抱出来，没有出大事。相信此事跟这里的地形脱不开关系，到了交通便利的今天，这里还有九层“楼”，就更不用说万事艰难的抗战时期了。

终于来到了梦里老家，当我们看到小院门头上孙家花园四个字时，真是百感交集。没想到我们真的还能看到我们家曾经居住过的孙家花园的遗存。

当然，除了门头上的四个字，其他与我们家相关的遗迹都已不复存在，小院里现在开着一家星巴克咖啡馆，可供往来游客休闲小憩。

在小院里合影的八个人中，只有家姐一人（着红衣者）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其他绝大多数人包括笔者在内当时尚未出生。而我大姐因体弱未能与我们同行。

在小院里休息，闲聊，依稀间还真有了一点家的感觉。

这是我侄女苏泉和她妈妈在小院里留影。对她而言，此行重庆寻根的意味更加深长，因为她的父亲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来到弹子石老街的四楼，对面白墙上的两句话竟是来自1944年中印缅战场密之那战役前线战士写给爱人的情书。时空交错的感觉是那样强烈，我一下子被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如此炽热的爱情隔着整整八十年还是那样强烈和逼真，端的是触手可及。爱情的伟大可以直接跨越时空，难怪人们常说唯有爱情和死亡才算得上永恒的主题。情书的主人要比我大几十岁，应该是我的长辈，可是我对他们的羡慕却是年轻真好四个字。也许这就是爱情的神奇力量吧。

从弹子石老街遥望朝天门来福士广场，恰似一幅水墨丹青，令人不忍移步。

告别孙家花园，我们前往瞻仰位于戴家巷附近的抗战胜利记功碑。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全国性的纪念中国抗战胜利的纪念碑。不过，眼前这座几乎被周围的高楼大厦淹没的纪念碑已经不再叫抗战胜利记功碑，而叫做人民解放纪念碑。其演变的过程如下：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950年10月1日的首届国庆节，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对“抗战胜利纪功碑”进行改建，原来所有碑文全部铲除，内外另行装饰一新。由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将军题字，将碑名改为“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断有市政协委员和市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建议恢复纪功碑的原貌和名称，后来网友也对此呼声强烈。

支持恢复纪功碑原貌原名的理由如下：

1、抗战是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纪功碑是抗战胜利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民族的丰碑，具有思想性和重要性;

2、重庆是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所在地，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属于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融入世界潮流，加强文化交流，具有国际性;

3、它是全国唯一的一座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碑，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

4、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是唯物史观的必然体现，具有政治性和历史性。

2013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二次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将碑的名称定为“抗战胜利纪功碑暨人民解放纪念碑”。至此，此碑名称争论尘埃落定，原貌问题就回避不论了。

结束了重庆寻觅老家之行，我们就要乘坐游轮黄金三号游览长江三峡，并从宜昌乘坐高铁返回南京。我的这篇追寻父亲足迹的文字也要就此告一段落了。搁笔之际，正值端午佳节。为此特恭祝各位读者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P.S. 在撰写本文之前，我很担心会把这篇文章写成一篇类似近代史的文字，因为父亲的命运和一生的经历和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若干重大变更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想要脱离后者而单纯地描述前者会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在文章完篇之前，为了获取一些感性的概念，我曾于五月中旬回到位于福建永泰山区的老家，当年父亲就是从这里出发走上求学和从军的道路，之后又走访了位于广州黄埔岛的黄埔军校，那儿是父亲一生戎马生涯的起点。我的这些活动准备以美篇版旅行笔记的方式写成本文的续编。当然风格上会轻松很多，不像本文那样沉重，这也是文章的性质使然，为此特向本文的读者致歉，并敬请期待本文的续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