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旅游纪实篇，时间跨度六十年。

黄海右岸

我们这一代人的红色旅游，几乎都是从1966年秋季的“探索”革命大串联起步的。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一挥手。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一挥手，全国的红卫兵的心就都飞向了北京。都想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临清县的中学生们，也不例外。

　 1966年，“探索”的高潮是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从八月到十一月，毛主席先后八次，共接见红卫兵一千四百多万（人次），肯定是全人类的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壮举。将来若还有领袖想效仿，恐怕也很难做得到。

　　1966年秋天，临清一中全体教师学生曾去距离县城十多公里的石槽村帮助秋收秋种十几天。劳动回来后，县里通知推选红卫兵代表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每班五个人。“探索”进行了四个多月，学生中已经不再提及“左派”“右派”“中间派”，但家庭出身仍然是衡量一个人革命不革命，或者说是衡量与毛主席亲不亲最重要的标准。尤其是去北京见毛主席这样荣光的事情，即便临时掌权的学校“筹委会”不再做硬性的规定，学生们头脑中早已形成了铁定的概念。我们平庸的高一二班更是丝毫不会脱离“成份论”的窠臼。

推选的方法很民主，全班无记名投票，得票者的名单直接书写在黑板上，唱票完全在光天化日之下，百分百地公开公平。我们高一.二班最终当选代表的是：刘丕海、吉青龙、靳安堂、马秀玉、张子俊。五个人的家庭出身全是贫农，连一个下中农家庭出身都没有。

我知道自己没有当选的可能。出于对“唯成分论”的反感，或者说是出于自我的阶级本能，我决定放空炮，专挑了五个家庭出身不纯正，绝对不可能当选的同学名字写到了选票上，其中就有与我同命相怜的邱衍平。事后，邱衍平在教室里嚷嚷：

“哪个小子还投了我一票呀？”

我笑着对他说：“老弟我。”

他狠狠地夯了我一拳。

邱衍平，就是这哥们，1966年10月，我推荐他去北京见毛主席，他却夯了我一拳头。

他的这张单人照，拍摄于2018年10月。他的妻子倪义芳，1956年在幼儿园；1960-1962年在三完小的五、六年级，她都是我的同班同学。

临清县各个学校去北京见毛主席的代表集合起来有数百人。县委派宣传部副部长宋桂琴、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陈梦月带队前往。我父亲与同在县委办公室的张佃富负责全程的具体事务。我父亲对工作认真细致，服从领导，执行力强，这大概是县委领导在整个“探索”期间，多次派他执行一些最艰巨的任务之原因。

因为父亲执行过一次这样的任务，临清一中其他年级，原先我不熟悉的同学，认识我的也多了不少。

大“探索”形势的变幻，“四清”运动已经微不足道，只好不了了之。父亲是那年麦收后不久从茌平韩屯四清运动的点上，撤回临清的，回来后立即投入到了日新月异的“探索”中。护卫数百红卫兵去北京见毛主席，是他在“探索”中执行的第一个任务。父亲他们去北京的时间是1966年十月中旬，是毛主席十月十八日的第五次接见。

‍算一下，1966 那一年，我父亲是35周岁。我是16周岁，我已经上了一年的高中了。一个结婚早；一个上学早，所以我父亲34岁就晋升为高中学生的家长了。呵呵！

‍去北京见毛主席的学生代表们走后，学校里已经一盘散沙，农村的同学多数回了家。我在房产科找了一份小工干，工作地点在房产科的大门外靠近京杭运河的河岸（那个位置，就是现在临清最著名的旅游景点钞关东边，邻近大运河的地方），与我们家隔着大运河遥遥相望，几百米的距离。

我每天的工钱是一元二角五分。我那时的身体还是没有开始发育，比多数的同学的个子都要矮小瘦弱，但已经能够胜任小工的劳动强度了。分配给我的活是淋石灰，具体说是把块状的生石灰加工成石灰膏。房产科的人比资本家还狠，放着自来水不用，非让我们用水桶从运河里挑水。

其实如果换成了资本家倒不一定会那样使唤工人，我曾经做过计算，我每天从运河里挑到石灰池里的水，满打满算四到五立方，我每天的工钱1元2角5分，可以买十多立方自来水。
房产科的主任叫光瑞连，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记住的人。他是山西人，是一个转业的解放军军官。人们都称呼他“光官”，他欣然地接受这样的称谓，包括男女老少的临时工们高声呼唤他“光官”，他都会回应。他的职务不高，管的事却很多，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他去每个盖房子修房子的工地，都是骑自行车。他进出房产科大门的时候，从不会忘记停下自行车到石灰池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检查完用树枝在池子壁上划一道深深的痕迹：
　　“都看着，今天下班前要灭过这个杠杠！”
　　领我们干活儿的老临时工笑一笑，其他几个人一声都不吭。我们完不成他划定的进度，他从来也没追究过。
　　光主任管的人很多，不过大都是临时工和与我一样连临时工都算不上的小工。临时工也都开展大探索了，临时工们所谓的革命就是簇拥着光主任游街。其他单位的当权派都游街了，你光主任管着这么多人，不游街哪成？临时工多数没有文化。没有文化的临时工设计的游街却分外有水平。
　　不知是谁找来了唱古装戏的戏袍，纸糊的帽子尺寸很高，颜色又鲜艳。锣鼓敲打得响亮而有节奏。光主任走在队伍的前头，他不像其它单位的当权派那样，游街的时候很不好意思，低着头走路。光主任游街时满不在乎，昂头挺胸，甚至有些趾高气扬，高兴了还会踏着锣鼓的节奏晃动着腰身，如同戏台上古装戏军士判官一类的角色。大概他认为临清县距离他的山西老家很远，所以他不怕在临清丢人。
　　表演得精彩，观众就多，但凡房产科游街的队伍出动，就有好事者呼喊：

“快看，‘光官’来游街了！”

连小脚老太太也都会挤到大街上一饱眼福。游街结束，临时工们各回工地干活，“光官”该检查工作还检查工作。有一次他穿着戏袍，手里拿着纸糊的高帽，就到石灰池边给我们划杠杠来了。杠杠的高度大大地超过了往日。

写到这里，“光官”的身影还历历在目，如果他还健在，当是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了。后来看到临清一中的校史资料，光瑞莲十几年后调到临清一中担任总务主任退休的。

家庭出身好的同学去北京见毛主席了，我这个出身不很好的，却还在拼力气挣小钱，实在是没有境界。反差使我的心情郁闷。别人吸烟喝水的时候，我坐在运河岸边，想象着京杭运河的最北端，首都北京热火朝天的景象。心已经飞向了临清以外的天地。

十多天后，父亲一行从北京回来了。私下里父亲对母亲说，他们在北京时住在了虎坊桥附近的一机部招待所，临清去的人多数没有用过抽水马桶，为此出来许多洋相。

父亲还说，北京的秩序很混乱，他亲眼看到一个女红卫兵被挤到火车下面被轧死了。

父亲还还说，毛主席乘坐的汽车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驶过的时候，许多人根本都没有看清楚哪辆车上的哪个人是毛主席。

很多年以后，父亲才对我们说，他们那次去北京见毛主席期间，意外死亡了一个人。毛主席接见的第二天，康庄中学的一个五十多岁的职工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死在了医院里。临清一中的那名家庭出身好，而且个子最高的教师说：

“他是因为太爱毛主席了，心情一激动就……”

可以肯定那高个子是数学教师王道南。他身高接近两米，1966年担任临清一中“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去北京见毛主席是有他的。。

随后向各级领导汇报的口径都与王道南老师的创意相仿。经请示，因为见到毛主席后激动不已而死亡的那职工在北京被火化，带回临清的是一只骨灰盒。

父亲还带回来一枚毛主席的像章，直径一公分稍多的那种。父亲把像章别在外衣上，我向他要，他拒绝了。我知道，父亲很看重那枚小小的像章。它在“探索”的那个阶段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纪念品，甚至是政治地位的象征。

我心里开始筹划：我将要自己搞到手一枚同样的。如果再给两个弟弟每人搞到一枚，那就美极了。

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是乘坐敞篷吉普车沿长安街行进式进行检阅的。

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后的报纸，我没有找到。这是第四次的，差不多吧。 1966 年 9 月 5 日，中央通知各地红卫兵串联乘车免费，生活补助由国家开支。但大串联使得各种交通工具满负荷运转，全国停学、停产，社会秩序混乱。为了既能发动群众推进文化革命，又能对串联活动加以管控，中央开始提倡步行串联。10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祝贺大连海运学院学生步行串联赴京的胜利，并希望各地师生在 “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林彪也在讲话中表示毛主席支持步行串联，称其可以广泛接触群众，深入了解社会阶级斗争，向工农学习，传播毛泽东思想。
　　1966 年八月中旬，天津市的一部分师生开创了步行串联的先河。此后，步行串联的规模有所扩大，如太原工学院十三名革命小将徒步进京串联，山西师范学院第一支步行串联队赴延安等。一些红卫兵还沿着中国革命前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到韶山、瑞金、井冈山、延安等地。

步行大串联，当时被誉为：新的长征。

背包、红袖章、红旗，步行大串联的标配。路边有人看，行走很带劲。

不知道何方神圣，步行长征到遵义，

出发前到天安门前宣誓。

这一帮，可能是要从新疆步行去井冈山。他们行进途中，仍然不忘学习毛主席著作。

南方的小红卫兵，步行装备很齐全。

天津的红卫兵，长征（很可能是步行从天津去延安）路过，刘胡兰烈士纪念馆前拍照。

　　上面几帧记录步行大串联的照片，都是来自网络。出镜的年轻人，我都不清楚都是何方神圣。

　　我的步行大串联起始于1966年11月26日，属于比较晚的。主要原因是我的个子很矮小瘦弱，还不到1米60。父母不放心我身背棉被徒步出行。

　　挣脱父母的羁绊后，我跟随刘长山等十多个同学先步行到省城济南，130多公里，走了三天半。脚掌磨得起了一个比五分钱的钢镚还大的水泡。

在济南串联了大约一个星期，住宿在煤矿学院的一处大教室里。我多是时间都用在了算不得红色旅游的内容，游览了大明湖、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千佛山。甚至去了动物园。

随后，我和一中的芦泽文、芦学悦、周维汉、林栋月等十几个同学约好，决定继续大串联，步行去北京。因为我的棉袄被住宿在一个教室里，东平一中的一个家伙给掉包换走了。他留给我一件很脏的棉袄。需要回临清家里重新整顿一下服装。约好3天后在德州汇合。

　　1966年十二月七日，我乘汽车赶到德州，在拔丝厂找到正在等候我的同学们。这是一家生产铁丝的小工厂。

德州位于南北交通要道，南来北往徒步串联的红卫兵很多，几十个人的小工厂也承担了接待任务。住宿是一座五间相通的房屋，大概本是车间或仓库。取暖的炉火通红，地面上铺着麦草，中间挡着一块一尺宽的木板。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昨天晚上，在木板的另一侧住宿的是几个女生。我对此将信将疑。有人开玩笑说：

“这么好的事，你没有赶上，遗憾吧？”

晚饭吃的是包子，肉很多，管饱。不知道是那天工厂食堂改善伙食，还是专门为了招待红卫兵小将，只管敞开肚皮吃是了。

第二天步行上路，走在前面的依旧手持着那面红卫兵的旗，十二人除了我与高一一的卢学悦，都是初三二班的，初三二的原班长卢泽文便成了我们这只红卫兵队伍当然的领队。

没成想走出二十多华里，才发现到了吴桥的地界，很明显是走错了路。从德州去北京最直的路是走景县直接往北，我们赶忙调整方向，拐弯沿乡间小路向西北行走。

运河大堤附近种植了很多向日葵，空旷的地里没有一个人，却堆着一大堆刚刚收获的葵花籽。队伍中有人悄悄地抓了一把，便同学人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那位投机取巧者赶忙把葵花籽丢回大堆。横渡南运河的时候，执掌摆渡的老翁听说我们是徒步串联去北京见毛主席的红卫兵，说什么也不收取摆渡的资费。

因为走了弯路，当天没有按计划赶到阜城，中途住宿在一个叫漫河的村庄。村庄里已经难以找到房屋，十几个人在一户人家放白菜的仓房里挤了一宿。

冀东南一代土地盐碱，不仅农村，县城的生活也都困难。主食是蒸熟的玉米面饼子，当地人叫“斋楞”（肯定不是这两个字，谐音）。虽然原料都是玉米面，口感比玉米窝头还差。佐餐主要是咸萝卜。

　　第三天住富庄驿，虽不是县城，因为地处交通要道，住宿的红卫兵很多。半夜睡梦中觉得有人在搬弄自己的脚，醒来一看，是一年轻的女卫生员，手持电筒，挨个给红卫兵们检查治疗脚掌。她见我醒来，示意我尽管睡觉。我的脚掌，因为经过从临清去济南的锻炼，走往北京的途中没有再磨出水泡。那女子轻轻在我的脚掌上涂抹了一些药水，顿时感觉轻松了许多。无数双行走数日分泌出臭汗而不得洗浴的脚；女卫生员美丽善良的眼睛与纤细温柔的双手，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富庄驿我们遇到了一伙儿来自江西景德镇陶瓷技术学校的红卫兵，他们从江西一路走来，风尘仆仆饱经风霜。其中一个叫夏曦，善言谈，八字脚明显却走路速度快，用普通话与之交流没有丝毫障碍。随后数日，我们与江西这些老俵一路同行，路途中与夏曦说说笑笑，脚步也就轻松了许多。

　　离开富庄驿，接下来一天一个县城：献县、河间、任丘、雄县、固安、黄村（大兴，当时改名为红旗）。河北平原上的县城间隔都比较小，一般都是七八十华里，正好一天的路程。红旗举了几天，竹竿便被丢弃，旗帜塞进了背包里。在河北地界行走的七天，接待站的食物多是玉米面“斋楞”、窝头、小米稀饭、咸萝卜，与济南的白馒头，德州的肉包子，北京黄村（大兴）的猪肉白菜，形成很大的反差。

　　北京的红卫兵接待站设在虎坊桥的劳动博物馆。从全国各地来到首都，来到毛主席身边的红卫兵实在是太多了。北京的每一个学校、机关、工厂、街道以及所有大大小小的单位，所有能腾出来的房舍都用来安排红卫兵们的食宿也不够用。当时北京市的人口300万左右，高峰时住在北京的外地红卫兵达到400多万。

　　我们被安排在位于火车东站附近的房管局技术学校，位置很偏僻，交通也不方便。宿舍依旧是教室，麦草地铺。炉火温暖，鸡蛋大小的煤球供应充足。学校专门有十多个员工学生负责接待我们，都尽职尽责。我们每人每天交一斤二两粮票，吃饭免费。查阅当今的北京市地图，当年的房管局技术学校，很可能已经改名为北京市电子工业技工学校，从那里可以遥望东四环的四惠立交桥。

　　北京的政治局面继续着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来的狂热与混乱，除了没有毛主席与林彪的大字报大标语传单，打倒其他高级官员的标语口号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包括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散发传单的红卫兵把传单高高撒扬起来，没等落到地上，便被行人抢走。传单上常常有一些惊人的消息。我们刚到北京的时候，陶铸是最高的四号人物，多次代表中央出来接见革命群众。没几天，陶铸便被打倒，成了“刘邓陶”一伙中的一个。所以有人说陶铸从“红桃四”变成“黑桃三”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红卫兵小将可以围攻一切机关、一切会场，包括中南海、新华门、总参谋部、公安部、大使馆、领事馆。天安门、长安街随时有押着高级干部与着名人物游街示众的红卫兵队伍。我就近距离地围观过地质部长孙大光，劳动模范时传祥被批斗羞辱的场面，都发生在天安门广场。

这帧照片是临清一中张子玉老师和高中的十几位同学在天安门前的合影。能够认出来刘玉林同学。 这帧照片是临清一中高一的九位同学在天安门前的合影。能够认出来的是王长富、丛高杰两位同学。 这位是初三一班的王玉清同学，照片模糊了一些。

为了纪念1966年步行大串联50周年，2016年10月，12位同学在临清搞了一次聚会。我也参加了。

从左至右，前排：臧宝兴，花俊起，杨建民，李振波，秦德奎，车玉方；后排：侯尚方，范秋臣，王玉清，孙延凯，张善欣，夏广泰。

其中，高三二班的秦德奎，高二四班的马汝浩，高一一班的夏广泰，杨建民，车玉方，高一二班的张善欣，初三一班的王玉清，初二二班的程新利，8位同学，50年前组成了一支红卫兵步行大串联长征队。1966年10月，从临清出发，身背背包，高举红旗，步行长征去北京见毛主席。

这次聚会的时候，马汝浩同学已经病故；程新利同学身体原因没有参加。

没有参加这个步行长征队，而参加合影的另外6位同学，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参加了此次聚会。

根据他们回忆，走到德州，有同学提议，在德州上火车，大半天的时间就到北京了。遭到了秦德奎同学和车玉方同学的反对。他们两个，带领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语录，提高革命思想。说：

“我们要是坐火车去北京，还有脸见毛主席吗？”

于是乎，大家鼓足了干劲，步行长征，一步一步走到了北京。

王玉清同学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就是他在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联的时候拍照的。

聚会合影照片的拍摄、题字、洗印，都是广泰同学亲历亲为。

早在2016年春节期间就确定了，要以特邀嘉宾身份参加此次聚会的赵兰杰同学，不幸于那年春节后病逝于天津。还是他在电话里与我约定了一起参加此次聚会的。想及这件事，我痛心不已，黯然泪下。

为此，我们在聚会酒桌的中央，多放置了两个酒杯。马汝浩同学，赵兰杰同学，我们一起干一杯！

　　到北京既然是革命串联，就要到最具革命精神的大学里取经。每个大学都有无数的红卫兵组织，办公楼的每个房间几乎都有正在刻钢板印传单的人。进到里面，不用说话，就有人递过来几张传单。有时候一天能去好几个大学，当天在不同大学收集到的传单，内容大同小异，犹如当今从互联网上下载的东西一样。

　　印象最深的传单是一份红卫兵小报，上面登载了林彪的妻子叶群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宣告的大好消息。叶群说：经组织着名的专家教授医生们诊断研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非常健康，最少能够活一百五十岁。我为这样的好消息激动不已。我暗自计算了一下，毛主席一百五十岁的时候，我的年龄是九十三岁。自己的一生基本上就都生活在毛主席的时代了，真是幸福极了。

我的联想以及幸福感安全感绝非虚构或揶揄或幽默。与我同一时代的中学生们，恐怕当时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思想境界。能让千千万万自打童年开始几乎就从来没有吃过饱饭的青年少年如此崇拜仰慕归顺自己，这是毛泽东主席最大的成功。他的这一业绩，大概能让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部落首领、皇帝、国王、首相、政党领袖都相形见绌加羡慕不已。

‍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一栋教学楼的走廊里摆放照着一个欧式的沙发，坐上去，身体的一半会陷进沙发里，我反复坐下起来地折腾了许久。这是从一个小县城来的我，第一次见识到沙发。

跑了几天大学，没有了新鲜感，我就不再与他人一起出去，一个人开始做不属于“串联”，属于不革命的内容。北海、景山、颐和园、天坛，中山公园，北京的公园真值得游览玩耍。在颐和园的万寿山上，全是用黄铜铸造的亭阁里面有一张同样材料的长条桌子，估计约一两吨重。我们十几个游者，几乎都是到北京串联的外地学生，尝试着把它抬起。使尽九牛二虎之力，只把铜桌子抬起了一头。巧得很，这时我看到了一起徒步到北京的江西老表夏曦，他是参加抬铜桌子者之一。

公园名胜尽情地去玩，反正坐乘公交车不花钱（去十三陵方向的四十五路公交车除外。每个外地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都领到一张浅蓝色的免费乘车证）。卢沟桥我曾经去过两次，第二次去的原因是因为自己认为第一次去没有把桥上究竟有多少个石狮子数清楚。

八宝山我也去游览了一次，“探索”的波澜也冲击到了那个死人安息的地方。最早进入圣地的先烈们实行的还是土葬，坟墓大小依据官职的高低。最大坟墓是任弼时的，他去世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弼时墓葬的近处还有几座稍小些的，其中瞿秋白的墓碑已经被人砸毁；张澜墓碑上的照片被人抠掉，墓碑被划上一个大大的叉，看样子是用钢笔水甩上去的。大叉的旁边，还写了几个字：“换上柯庆施！”作者看来是红卫兵，并且基本可以确定是串联到北京的外地红卫兵。年轻的“文革”近卫军们管得实在是太宽，对已经去世的人物还要再来一次政治排座次。

我积极地进行我的游览，尽情地欣赏北京的历史古迹，文物展馆。可惜的是故宫、历史博物馆、自然博物馆都关闭谢客了，只有军事博物馆里展出的物品让我眼界大开。印象颇深的是毛主席用过的马灯，邱少云烧得只剩下巴掌大小的棉衣碎片，王海驾驶过的飞机，美国U--2型飞机的残骸。贺龙闹革命用的菜刀，据说在我参观之后不久就被撤除了，显然是因为贺龙的失势。

每天吃过早饭就出去，中午在外边不吃饭，晚饭回来领取两份饭菜，午饭晚饭并到一起吃。一天中午，在王府井东安市场（那时改为了东风市场）的一个小饭馆里，红烧牛肉的香味实在诱人。我破例花了三角钱买了一份牛肉米饭。享受美味的时候，看到邻桌有一个人在饮用浅黄色带泡沫的酒。待那人走后，我看了看空瓶上的文字，才知道那就是啤酒。也想买一瓶尝试一下，掂量再三，最终还是放弃了。

那时北京的物价很便宜，著名的燕山冻柿子才两角钱一斤。商店里的面积有限，小山似的冻柿子就堆在马路边上，也没有梁上君子行之非分。有一次我买了一个，冻得梆梆硬的冻柿子无从下嘴，我便把它放到商店的火炉上烤。这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汉和蔼地对我说：

“你是南边来到红卫兵小将吧？这冻柿子是不能烤着吃的，把它放到凉水里等冰慢慢化开才行。”

老者的话引得四周的顾客包括售货员一阵哄笑。这尴尬的经历也算是我在北京开眼界见世面的内容。

我们到北京不久，临清一中高三年级的几名同学也找到我们，住进了北京房管局技术学校，其中就有当年夏天，造反精神勇冠校园，被全体师生称为革命造反“五条龙”的张庭奇（张愣）、郝海文（郝猛）、徐德龙（徐勇）、宋来泉（宋敢）四个人。“五条龙”之首的丁玉泉（丁闯）没有参加大串联，他在临清正在组建著名的“红色联络站”。他们五位名字后面的括弧里注明的，是他们在那狂热的1966年夏天，在一中校园里正式宣称为适应“探索”而改的名字。

房管局技术学校是一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等专业学校，就学的尽是普通市民的子弟。大概就因为是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成员，对我们这些外地的“红卫兵”的接待才能做的无微不至。1967年元旦那天，学校的食堂竟然为我们包了水饺，猪肉韭黄馅的，非常好吃。

在北京住了快一个月，首都的大街小巷我几乎都去走动过，几十路公交汽车电车都乘坐过，甚至连每一个乘坐站点的位置都十分地熟悉了。我已经不满足于游览街道与公园，我把目标转移到大的群众集会。毛主席已经决定短期内不再接见红卫兵了，能见一见其他的中央首长也是一件荣耀的事。

那时工人体育场是经常举行大型政治集会的地点，因为搞不到进场的票，只能和游兵散勇的红卫兵混在一起往里面冲。冲击工人体育场的“革命行动”，我一共参加过两次：一次是批斗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大会，据说罗瑞卿跳楼自杀摔断了腿，是被用大筐抬进会场的。可惜因为会场负责警卫的解放军太多，冲击工人体育场铁门的红卫兵们没有得逞，我没有能进入批斗的会场，没有能够见到“彭、陆、罗、杨”，也没有见到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首长。

第二次也不知道是什么集会，冲击是成功了，进入工人体育场的里面里，一万多红卫兵小将，口号连天欢声震地，高音喇叭一次次告诉会场里的人：中央首长的工作很忙，大家耐心等待，等一会儿就来接见我们。灰暗寒冷中等候了又等候，一直到天色渐晚，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人物出现，我和会场里所有的人都失望而退。

1966年正是中国与阿尔巴尼亚蜜月开始的年代，那年年底，阿国的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团访华。周恩来总理、江青等人，为接待谢胡，在西单音乐剧场陪同客人观看革命样板戏演出。我搞到了两张入场票。正在我为此兴高采烈的时候，宋来泉与另一个高三的同学连骗带哄，硬是把票从我的手缝里抢了去。致使我想见中央首长的愿望最终落空。

元旦过后，春节就相去不远。整个京城仍然处于狂热之中，远处的上海“一月风暴”刚刚吹起了夺权的号角。我和同学们决定回临清过年。我们的计划是明年开春以后，如果毛主席再次接见红卫兵，就立马返回北京，参加毛主席的接见。否则就直接挥军南下，走遍大江南北。为此我买了一只塑料提包，去南方行走，防雨防潮最重要。没成想春节之后，“探索”的形势骤变，毛主席的接见与“大串联”就都成了记忆中的历史。

和全国的形势一样，临清的“探索”自然也是日新月异，徐德龙、宋来泉几个高三的同学，因为属于革命中坚的系列，关心惦记着家里的局势变化，元旦过后就回临清去了。

虽然在北京吃住行虽然都不用自己掏钱，大都市里活动总要有一些花费，同学们开始囊中羞涩。卢泽文、周维汉我们三个商量以后，决定给学校发一封电报，勒令总务主任吴岚东给我们邮寄一些革命经费到北京来。起草电报的时候，我们觉得成功的可能不是很大，用临清的话说，有没有枣儿，打它几竹竿再说。

过了几天，回程的火车票已经搞到了手，细心者给父母兄妹的小礼物也买了一些。离开北京的那天上午，在我们收拾背包行囊的时候，临清一中总务处的汇款单到了，大家好像都忘记了这件事情。卢泽文让我与周维汉一起去王府井的一家银行取款，我们俩的背包由其他人带着，事毕直接到北京火车站汇合。

我们俩把五十元汇款从银行取出，急急忙忙赶到北京火车站，离进站上车的时间已经不多。车站内外都挤满了人，几乎全是带袖章背行囊的红卫兵。我们拥进车站找到要乘坐的火车，车厢里面已经挤满了人。一看这样的阵势，大家赶紧分头上车，约定到邢台火车站的站台上集合。

我借助其他乘车人拥挤的力量总算爬进了车厢。火车开动，我被挤压在过道里。不要说找到放背包的地方，连两只脚都无法同时着地。再看车厢里面，行李架上，座位的靠背上，座位间的小桌上，以及座椅的下边都是坐着站着躺着的人。我旁边的一个厕所，门敞开着，里边如鱼罐头一般七八个人挤在一起，其中两个人把背包顶在头上，因为实在没有空间安放。

我的衣服只是棉袄上有两个口袋，为了安全，五十元钱我一直攥在手里。火车飞快地沿京广铁路南下，因为人都挤在一起，反倒不会前后左右地晃动。这时乘务员从人缝里钻了过来，大概她是刚刚完成了关闭车门的任务。我站立的位置正是她值班室的门口。那乘务员打开值班室的门，她大概是瞧着我瘦小的身体快要被挤扁了的样子，心生恻隐之心，把我让进了她的小屋。顿时全身松快，放下背包，钱也装进了衣服口袋。那乘务员约三十岁，两条短辫子，小眼睛，白皮肤。狭小的空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却没有什么交谈。默默地坐了一个多小时，大概是火车到保定了，她出去开车厢的门，就再也没有回值班室。

火车到达邢台，天色已近黄昏，红卫兵接待站里随便住下。我掏出钱来分给大家，每个人五元。众人却都说马上就要到家了，还要钱干什么？结果只分发出去三十五元。第二天上午，因为没有足够的客车，回临清只能乘坐接待站提供的卡车。车路过邢台东郊，田野里还能看到十个月前地震时从裂缝里涌出来的黑灰色泥土。

从北京回到临清后，我感觉自己好像长大了许多，有一次我还听到父亲悄悄地问母亲：

“你看咱们宝兴有什么变化没有？”

大概是父亲母亲也都看出来我大串联去过省城去过北京之后，说话做事有些突兀的改变。人行千里路，胜读十年书，的确如此。

连同串联去济南之前在学校领取的18元钱，我一共借款33元。

离开临清一中之前，这个数字曾经在张榜公布的欠款名单上出现过。我当时还正式给学校写了一个还款计划，说是待我工作有了收入之后偿还。

这个承诺，一直没有兑现。我欠我母校33元借款。

2014年4月，临清一中的李彦军校长宴请张善欣、王玉清、我们三个老三届的学生吃饭。席间，我把欠母校33元借款的事和李校长及作陪的随副校长，联络办李振坤主任，孙诚老师，李星老师，等人说了。在场的所有的人都哈哈一笑。

这是曾经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的那张传单。 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演出革命节目。来自网络。 很遗憾，我没有留下这样姿势，这个位置的照片。 毛主席说“还我飞机！”

1967年元旦前后能够得到一枚毛主席像章仍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奢望。我心里一直没有忘记搞到一枚毛主席像章的设想。

　　在北京刚过了元旦不久，我在前门大街听说大珊栏附近正在出售毛主席像章，随即闻讯寻觅到廊坊三条。廊坊三条是与大珊栏基本平行的一条狭窄街道。北京市工艺美术厂的一个销售门市部设在该条街道路北的一座三层小楼上。出售毛主席像章确有其事，只是排队购买者已是人山人海，连四周其它的街道胡同里都挤满了人。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才找到队伍的末尾，赶紧排列于其中。从上午到中午，又从中午排到黄昏，队列只是稍微往前走了一小段，前面还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长蛇。我身上的棉衣鞋子如果不停地走动，尚可抵御北京的严寒，露天站立几个小时，浑身上下冰凉僵硬，不停地跺脚，还是冻得生疼。我让挨着我排队一位来自陕西的人为我看护着位置，去饭馆买了两个烧饼，为被冻透了的身体增加一点儿热量。

天快黑了，前面传来不好的消息：卖像章的门市部下班了。队列一阵骚动，消息进一步证实，多数人渐渐散去。我心有不甘地走到那座三层小楼前看个究竟，还有二三百个与我一样心情的人，团团把那小楼的大门围住。门口摆放着两张桌子，白天营业的时候，售货员在桌子上开票，隔着桌子收钱交货。现在桌子里面只剩下三四个值班的人员，不时向外面的人群解释：下班了，不营业了，各位请回吧！外面的人不理会那些人的解释，继续在门外相持。两张桌子被人群挤到了一边，大家涌进了小楼里面。值班人员躲到楼上，一二百人便都跟随着上了二楼的房间，解释劝说质问争吵继续对应着。那座小楼原本是木质地板的旧式建筑，难以承受这么多人践踏，只听着楼板吱吱作响，有人高喊了一声：不好！大家便争先恐后地往楼下逃命。有人顺楼梯滚到楼下，好在厚厚的棉衣，并没有人受伤。几个值班人员经过商量，与我们这些颇具造反精神的人打成了协议：每人发给一张盖有印章的纸条，明天按纸条上的编号优先购买，不用再排长队了。大家接受了这个折中的方案。我拿到的纸条是85号。总算是有所结果，挨了一天的饥饿寒冷，没有白白等候。

天色很晚了，乘坐昼夜运行的20路公交车到北京火车站长安街路口，其余的路途只能步行。回到住宿的地方，已是半夜。听说我明天能买到毛主席的像章，已经钻入被窝的同学都坐了起来。大家看了看我手里只写了两个阿拉伯数字85的纸条，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更没有人自报奋勇，跟随我去试一试。我吃了一个烤在火炉上的馒头，便倒头睡觉。

我心里有事，一觉醒来，天还很黑，也无从知道具体的时辰。我穿好衣服，没有惊动任何人，便悄悄上路。街上寂静，从火车东站到红庙，没有遇到一个行人。再步行到东长安街北京火车站路口，乘20路公交车到达前门附近，天还没亮，只有卖早点的饭馆有人开门生火准备营业。廊坊三条工艺美术厂门市部门前已经有人等候。

早餐之后，人群越聚越多，数量超过了昨日。我挤到人群里面，门市部的人果然说话算数，持有纸条的人按纸条上的号码秩序井然地排在前面，我心内阵阵窃喜。待售货人员正式上班，开始开票领货的时候，我才发现光凭纸条还不能购买毛主席的像章，没有单位购买像章的介绍信，一个也买不到。这可怎么办啊？

这时有一个人悄悄地凑近我商量，说他是石家庄某单位的，受全体职工的委托，专门到北京来买毛主席像章的，看来去后面排队猴年马月也排不上，问我能否帮他一下，把带号码的纸条给他使用，他买到后可以让给我一些。我与这位河北老乡一拍即合地组成了搭档。

河北老乡挤在前边开票买货的时候，我在他身后一步不落地盯住了他。那人三十多岁，办事老到干练，这大概是单位让他承担重任的原因。几个纸盒子拿到手后，他也不说话，一手抱着盒子，一手拉着我，用力挣扎着挤出了人群。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那人小声对我说：

“就在这里吧，注意点儿，不要让人看到，说我们私下买卖像章，那可不得了啊。”

看那几个盒子，他大概买了数百上千枚。一番商讨，他给了我五十枚毛主席像章——直径约一厘米最小的那种，与父亲从北京带回去的那枚一样，每一枚三分钱，另加十二个塑料板制成的毛主席语录牌，正好两元钱。

我如获至宝，一路只想呼喊蹦高。回到住处，我从衣服口袋里拿出来毛主席像章，大家才相信好事成真。住在一起的二十几个一中校友，我每人给了一枚。众人与我一样兴高采烈。成功买到毛主席像章，我当时认为是自己在“大串联”甚至那几年里办得最成功的一件事，让我自豪了好一阵子。

　　1966年的徒步大串联，红卫兵的脚步踏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红色旅游，如火如荼，风起云涌，波浪滚滚。

　　这是临清一中高一四班郭振忠几位步行南下韶山途中，在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陵墓前的合影。打绑腿的是临时邂逅一起拍照的包头某学校的红卫兵。

郭老兄走到武汉的时候，长江大桥下的拍照。手里拿着的是毛主席的红宝书。一付宝典在手的架势。

临清一中高一二班的张子俊、路金祥两位同学，湖南省长沙第一师范，毛主席的母校。也都是宝典在手。

　　红色旅游的首选地当然是北京。“探索”大串联结束后，但凡路过北京，人们必然会把天安门广场做为首选的打卡地。

　　我当兵时的班长关纯立，河南省扶沟县人。拍照时间大约是1970年初。

曾经与我们经始班住宿在一顶帐篷里的工程技术员刘隆超，安徽无为县人。照片拍照时间大约是1969年秋天。 我们工程团一营教导员王绍武和他的夫人老贾。时间大约是上个世纪90年代。 临清一中高一二班的同学，五哥丁金华。时间大约是上个世纪90年代。

1998年8月，打卡天安门广场和北大。

1999年9月，高考录取后，打卡天安门。

1966年去北京徒步大串联，红色旅游非常尽兴。坐车免费，吃饭不花钱，还借用了母校的公款。那一次非凡的红色旅游不可复制。将来的若干代人。都不可能再现。 1976年，我在聊城地区交通局政工科工作。我再次红色旅游的机会来了。领导让我出差，任务有两个：

　　1、去上海修理打字机，铅字机械式的。交通局没有打字机，而且买不到。联系上海打字机厂，答复是只修不卖。我们携带去上海的是一台四几年生产的旧牌子打字机，除了锈蚀严重的框架，几乎丢失了所有的零件。上海方面说：也能修好。

2、交通局有一个职工叫高汝成，禹城人。他的人事档案里说他四十年代曾经在浙江嘉兴担任过伪警长。当时规定，国民党统治时期，担任过伪警长以上职务的人，即为历史反革命；普通伪警察不算历史反革命。为此，他的三个成年了的子女，都不能安排工作。

高家的四五口人就居住在局长们的办公室对面不到30米远的一小间南屋里。局长交给我的任务是去嘉兴搞外调，查清楚老高的历史反革命问题。如果老高不是历史反革命了，起码他的三个高身材子女就不会在局长们的面前晃来晃去了。

和我一同去上海、嘉兴的是办公室的打字员李秀林。修理打字机属于他的业内职责。 我的第二次红色旅游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站，我们俩到达南京。我们初中的班长，一起去东北工程团服役的刘玉林，正在南京某军事院校读书。一次赏心悦目的他乡遇故知。

游览中山陵。从左至右：洒家、刘玉林、李秀林。遗憾的是，我在拍照的一刹那间，闭了眼睛。

第二站，上海。破烂的旧打字机交到上海打字机厂。郭老兄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即将毕业，正在上海铝材一厂实习。再一次他乡遇故知。印象深刻的是上海铝材一厂的生活搞得真好，郭老兄招待我们俩吃饭，一份炒猪肝才1角6分钱。

　　我们仨一起游览了一大会址，那里没有人给拍照合影。外滩黄浦公园，就是传说曾经挂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公园，里面的高台上，有为游人拍照的业务。我们仨人拍了一张合影，就用这张照片替代游览一大会址的照片吧。

这张照片的背景是外白渡桥和当时上海的最高建筑上海大厦。

虹口公园，也是1932 年 4 月 29 日朝鲜人尹奉吉炸死日本占领军司令白川的地方。1988年之后，正式改名为鲁迅公园。 1976年，郭老兄我们俩在鲁迅墓前合影。

那些年，鲁迅是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红色文曲星。

　　下面三帧照片，也是同一个地方。

我和善欣老兄。时间是1977年5月。正巧他去上海出差。我是到湖南出差，然后绕道去上海，看望我未来的太太。她是那年春节后，开始到上海读书的。再一次妙不可言的他乡遇故知。 可能是受到我的影响，还没有正式成为我太太的这位，在上海读书期间，也在这嘎达留下了照片。 她和在上海纺织工学院（后改名东华大学）一起读书的同学们，也都去虹口公园瞻仰过。

我有关涉及一大会址的红色旅游行为，从1976年延续到了1985年。内容也都衔接在这里，供阅读者一起连贯性欣赏。

这张上海一大会址前的照片，是我1985年的夏天，在上海海关学校（徐汇汾阳路旧校区）培训期间去一大会址参观时的合影。那时候，没有手机，相机也很难找到，好在一大会址内部有拍照服务。

去上海学习，我是协助老孙带队，做一些具体事务，我便成了参观一大的提议者兼组织者，拍照的事也是我联系的，照片邮寄的收件地址和收件人也是我。

结果照片冲洗出来后有瑕疵，那时候上海的服务行业是真个地好。一大会址的拍照服务人员，按照我预留的海关学校的地址找到我，道歉+退款。所以这两张照片就没有再加洗。我保存起来的两张成了孤本。四十年后，更加珍贵。

　　1985年的一大会址，完全不似后来戒备森严的面孔。参观的人也少，我们房间内拍照的桌子说是按照历史场景摆放（桌子或许是仿制）供12位代表开会用的，茶杯是12个；椅子是12把。

一大代表的人数是12个，毛主席的文章和讲话里说过的。后来又说是13人。再后来说荷兰人马林参加了，再再后来说还有一个苏联代表尼克斯基，应该是15个。有关代表人数的变化过程，可以阅读下面的文章。

15位参与一大的重要人物（绘画），显示出后背者，大概是后来成为反派的；毛主席好像在执笔记录什么。七月23日，上海的天气应该很热，那时没有空调。石库门结构的房屋里，大家的衣服有点厚。

　　请注意：一大召开日期是7月23日。后来确定的7月1日是纪念日。

　　曾经在半个多世纪里，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第三展厅中，中共一大的15位出席者有14人的照片、生平介绍在墙上一字排开，然而到了第15人尼克尔斯基处，除了一个孤零零的名字外，既无史料简介，也无照片展示，仅是一块醒目而无奈的空白。尼克尔斯基也被冠以“神秘第十五人”称号。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8月3日在浙江嘉兴南湖闭幕。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5人，除了毛泽东、董必武等13名中国人，还有两名外国人——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马林是荷兰人，作为共产国际正式代表，由列宁推荐来华。与会的这两名外国人中，人们通常认为，马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贡献最大。比如，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后来评价马林：“他对中共建党和建党初期的工作，是起了促进作用的。如果不是他来，我们党的一大会议可能要推迟一两年，或许更多一点酝酿时间。”

但对尼克尔斯基，人们所知甚少。1920年4月，俄共党员、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来华。维经斯基在华期间，约见了“南陈（独秀）北李（大钊）”，帮助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初，维经斯基离任回国，由俄国人尼克尔斯基接任。

长期以来，尼克尔斯基都是谜一般的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不仅党史研究者对他知之甚少，而且各种书刊对他的描述也是语焉不详。他的由来、身份、去向，始终是含糊不清的。很多人认为，尼克尔斯基是赤色职工国际派来的，是马林的助手。直到1986年，在荷兰发现极为珍贵的“斯内夫利特档案”（斯内夫利特是马林的原名）后，人们才搞清楚了尼克尔斯基的身份。

　　根据“斯内夫利特档案”中马林的手稿，中国学者才知道了以下重要事实：“1921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克尔斯基到上海工作，我也同时到达那里。”“和尼克尔斯基同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来不独立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尼克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茨克接到指令说，党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有这种监护关系。”

　　从马林的手稿中，我们知道马林是尼克尔斯基的助手，尼克尔斯基不仅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还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直接派来的。为什么中共一大一些参与者在回忆时都认为尼克尔斯基是马林的助手呢？其原因推测有二：

首先，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马林已经38岁，且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故给人造成一种误解，似乎年轻的尼克尔斯基应是马林的助手。

为了填补这个人物空白，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建馆以后，历任负责人都从未放弃寻找尼克尔斯基的照片和生平事迹。20世纪80年代，通过外交途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曾致信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请求苏方帮助寻找尼克尔斯基的“下落”。

尼克尔斯基的身世：

尼克尔斯基又叫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贝格，1889年2月10日出生于后贝加尔省巴尔古津地区奇特坎村一小市民家庭，在赤塔商业学校三年级结业。1912年至1916年，尼克尔斯基到赤塔的私营商店当店员，还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阿穆尔河（黑龙江）段斯别尔格车站工作过一段时间。1916年至1917年，尼克尔斯基被沙皇政府强征入伍。1917年，俄国发生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尼克尔斯基流落到赤塔、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在私人商贸企业当职员。1918年，他又被强征进白卫军。

1920年左右，尼克尔斯基加入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从1921年起，他成为一名俄共（布）党员，并先后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参谋部侦察科和第5集团军参谋部侦察科工作。由此可见，尼克尔斯基在来中国前，曾从事过军事情报工作。

1921年6月，32岁的尼克尔斯基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工作人员、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苏俄情报人员等多重身份，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来到中国。他来华的使命，是与马林一道，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导中共一大的选举。

按照伊尔库茨克的指示要求，尼克尔斯基必须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会议，据说他还参加了同一时期朝鲜流亡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召开的代表会议。同时，尼克尔斯基因掌管资金而有“财权”，负责向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及其他苏俄共产党人提供经费。

回国后，尼克尔斯基的命运总与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格别乌）组织相关，也一直与苏联远东情报机关与反谍报工作密切相连。1938年2月23日，尼克尔斯基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罪名是“积极参与了托洛茨基恐怖组织的间谍破坏活动”。判决当天，尼克尔斯基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执行枪决，年仅49岁。被捕前，他是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的一名大尉。

直到1956年11月8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决议，“由于缺少犯罪要素”，尼克尔斯基被改判无罪，并恢复名誉。

2007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记者李泓冰的文章《中共创建史重要发现——一大“第十五人”揭开面纱》，首次公开找到尼克尔斯基照片的消息。国庆节前夕，尼克尔斯基的肖像照片终于正式挂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第三展厅的墙上。如今，走进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可以看见曾经十分显眼的那块“空白”已经有了“主人”：身着苏联红军时代制服的尼克尔斯基，高高的额头，微秃的额角，向左分的头发和向前突出的鼻子，目光炯炯有神，谨慎地向人l

尼克尔斯基，1889年出生，1921年初加入俄共（布），当年7月，抵达上海，指导中国一大。32岁。17年后被处决，死前的军衔是安全机关的大尉。1956年给他平反。

两次参观一大会址，我都没有阅读到上面的资料。感谢上海人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花费大力气，补齐了重要的历史空白。

这张照片由纪念馆的专业（营业）人员拍摄。人的排列、占位、房间里的器具摆设，完全依照摄影师的安排。12把椅子（照片上看不齐全），12个茶杯。仔细数一下。 一大15个代表（有一个或两个是不到20岁的青年），最终结局是真正坚持下来的只有两个：毛主席和董必武；被国民党杀害的4个；病逝1个；脱离或背叛共产主义的7个；被斯大林处决的一个。

　　日照海关1985年去上海海关学校学习的13个人（一个没有去一大会址）多数是刚毕业的学生。第二年日照海关（有几年叫石臼海关）开关的时候成了最初的业务骨干。

如同一大代表们，40年后，13个人里，有的被提拔（老孙先后担任济南和乌鲁木齐海关的关长）；有的病逝；有的出国；有的辞职调离；有的流浪街头。坚持在海关工作到退休的，差不多都担任了副处以上或相当于副处级职务。

大浪淘沙耶？这真是：人生如史；人生如戏；人生如做梦；人生如旅行；人生如冬虫夏草；人生如白马过隙矣！

上海的旅游和红色旅游结束，下一站，嘉兴。 浙江嘉兴，外调老高的历史问题的业余时间，去了南湖。还乘坐了那一条中国最著名的游船，在南湖的水面上，转了一大圈。票价好像是每人1角钱。

　　游船上没有拍照的业务。只在岸边的烟云楼前留影。

2023年12月初，白了头发的本老汉，再次来到嘉兴南湖红船前。

　　我与之合影的这条著名红船，肯定不是1921年的那一条。据说，五十年代初，刚开始整理有关红船革命历史的时候，嘉兴市的同志们，挑选了三种经常在南湖以及嘉兴附近发挥类似作用的船只，让董必武同志辨认。董老说：就是这个样子！于是乎，按照它的样子，制作了一条。47年前，我曾经乘坐过的，可能就是解放初的那一条。现在的这条，油漆得更好，还有了金色的装饰。遗憾的是，不再允许靠近它，抚摸它了，甚至所有登岛到烟雨楼的游客都要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

烟雨楼，比1976年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刷新了。 1976年5月，除了享受了登红船的政治待遇，我还发现了这棵大樟树上因为气候潮湿多雨而生长出许多天然的木耳。我便爬到树上，摘下了许多，用手帕包裹起来，居为私有了。结局是连续数天没有晴天，虽然费尽心机把新鲜木耳晾在旅馆的窗台、桌面上，木耳们还是烂掉了。这次照片拍的大樟树，就是我47年前的5月， 曾经攀爬上去摘过木耳的。 应该是长粗了一些，47年，快半个世纪了，我曾经爬过的树，还认识我吗？ 红色旅游上海、嘉兴完成了，游了个不亦乐乎。

　　接下来的悬念是同事老高外调历史问题的结局怎样了呢？

　　在嘉兴当地，我们和李秀林先后找到了三个曾经在嘉兴城里的一个伪警察所与老高一起供过事的人。都是当地口音，都有文化，能够自己写证明材料。我们是分别找到这三位谈话的，比较难办的是，他们其中的一个认定并写书面材料，证明老高差不多三十年前曾经担任过警长。另外两个证明老高不是警长，只是普通的警察。

显然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我们询问他们是否知道当年他们一起在警察所供事的其他人的下落。其中一个提供了一个信封上的地址，在浙江省诸暨市的一个矿山工作。并且一起工作的还有另外一个曾经的伪警察同事。

与大本营联系后同意，继续南行。从嘉兴去诸暨，途经杭州。杭州停留了两日，自然是再一次不亦乐乎。

1976年的6月1日。杭州晴天，热。我们俩搭帮天津到杭州出差的俩年轻人，合伙租船在西湖里划了两三个小时。湖面上的船少，人也少。划到西湖的中央，我与天津的一个身体好的合伙人约定，俩人一起跳进西湖里游泳。因为不怕旁人看到，我脱了个一丝不挂，扑腾一声就跳进了西湖的湖水里。身子借助惯性，垂直下潜到湖水冰凉的区域。我的脑海里突然回想到曾经看过的连环画书里描述过西湖下面有一座龙宫，龙宫里有虾兵蟹将妖魔鬼怪。不禁地胆怯起来。赶忙止住了下潜，费力浮出了水面。天津那家伙，刚刚脱去了上衣。他问我：

“水深吗？”
我说：
“下面有点凉。”
那厮变卦，说什么也不再下水。我爬上船的时候，远处游船上的人大概是看到了我的裸体，三两个人起哄地吼了几嗓子，其中好像还有一名女子。
跳进西湖里裸泳的经历，的确有点冒险。

6月1日那天，除了划船，逛三潭印月，还围着整个西湖步行了一周。遗憾的是岳坟景点探索期间，多年闭馆。
第二天，杭州下了一天雨，每人买了一把伞，顾不得鞋子湿、裤子湿，冒雨步行，黄龙洞、灵隐寺、飞来峰、南高峰、虎跑、龙井、九溪十八涧，六和塔，吴山顶。比照着简易旅游地图，都去看过了。路过龙井的时候，偷着采了一把嫩茶叶；在吴山顶的寺庙里，第一次看到下围棋的。投入地看了很久，一点也没有看明白下围棋的章法。嫩茶叶带回旅馆，放到桌子上想把它晾干。几天后，换过几处地方。嫩茶叶变成黄褐色，与我在嘉兴南湖采集的木耳一起烂掉了。
我叙说的这一天步行的路程，多数人一个星期可能都完不成。年轻真好！

跑题了，再说高汝成的事。6月3日，从杭州坐火车到诸暨市区，再乘汽车到璜山镇，再冒雨爬了几十里山路。天黑以后，才到要找的那家矿山。位置大概是会稽山南麓半山腰的地方。我再说一遍，年轻真好！

第二天，分别找那两个曾经的伪警察做调查。结果是一个证明说老高担任过警长；一个说没有担任过警长，只是普通的警察。
到手了五份调查的书面证明材料。汇总一下，是两份材料说老高是伪警长；三份材料说他不是，仅仅担任过普通警察。这就好办了。回聊城后，只把三份伪警察的上报给领导；两份伪警长的销毁它，不就得了吗？我把我的设想和李秀林一说，一拍即合。老高的历史反革命帽子就这样被我们俩个年轻人给撇到了九天云霄外去了。

我们回到聊城后一个多月，上海打字机厂就把打字机邮寄到了交通局，不仔细看，和新的一样。上海人真牛逼。

好同志李秀林，不再担任打字员，退休前他担任交通局机关副处级党委书记。

新招进来一个16岁的少年王绣宇担任打字员。我到日照工作后，绣宇曾经来日照看望过我。2021年，王绣宇任职聊城市交通局副局长数年后退休。

2022年，聊城市，我离开交通局43年了。原先熟悉的老同事几乎都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参加聚会了。刚退休不久的王绣宇局长请我喝酒。王局长电话联系李秀林，老李比他早退休几年，身体也还不错，遗憾的是因故没有能够参加几个人的小聚。

我不清楚，大概李秀林也不清楚，高汝成和他的子女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俩曾经真心实意地，还承担着不小的风险地，暗暗地帮助过他们一家度过难关。

实际上可以这样理解：两个革命好青年，经过红色旅游的熏陶，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提高的结果是把一名敌人变成了我们革命队伍的同志。

杭州西湖三潭印月留影。1977年。时隔一年后我从湖南去上海，再次路过杭州，第二次游览西湖，是为了陪同下面提到的徐同志。西湖是一个游览多少次都不会厌倦的去处。

上海、嘉兴，一大会址的红色旅游叙说之后，该去老一辈革命家们的故居去看一看，游一游了。

我第一次去湖南韶山冲是1977年的五月。交通局领导交给我到湖南的任务是去衡阳搞外调，一个刘姓职工哥哥在衡阳地委招待所做炊事员，好像也是历史问题，细节如今忘却了。和我一起去的是徐经建，非常稳重厚道的一个人，当年和我一同在交通局政工科混饭吃。后来徐经建担任了聊城市政法委副书记，很好的一个人，却英年早逝，50多岁就去世了。听到他病故的消息，让我低沉了好几天。 徐经建的父亲徐刚（东平人），是聊城行署的原副专员。徐经建的外祖父郝老先生（台前县人，大约出生于1873年）更不一般，更为传奇，年轻的时候曾任过慈禧太后的卫兵，非贴身的。慈溪去颐和园，他的职责是在沿途路边站岗。后来，郝老先生转投北洋新军，曾经与后来成为湖南督军的张敬尧是一个棚（班）的战友，一同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后来因病回乡。病愈教书。60多岁加入共产党。几个女儿都读书入党嫁给省地级干部。1976年的时候，郝老先生已经103岁了，住在徐专员也是徐经建的家。我与徐同事讨论了好几次：我想见见他的外祖父，谜一样的人，神一样的人，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很想向神人了解一些他经过了的事。一天，徐经建带我去了他们家。徐同事向他的外祖父引荐我。说了好几遍，郝老完全听清楚了，眼睛看了我好几遍，最后也没有搭理我。我坐在凳子上，他只管自己使用一个放大镜看桌子上的一张《参考消息》。

事后，徐经建向我解释说，他外祖父就是这么一个人，见了外人都不搭理。虽然吃了闭门羹，但我仍然认为郝老先生，是一个神人，一个超脱至化外的神仙级人物。

跑题了，还是继续说我和徐经建去湖南出差，顺便去韶山的事，

我们俩先到湖南长沙，立马去矿冶学院去找郭老兄。他在该校毕业后，留校任教，住在学校 教师的单身宿舍里。

那一年，长沙乃至整个湖南，商品供应很差。在大学当老师的，每个月发几张可以在大学食堂买一份肉菜的票。郭老兄为了招待我和徐经建，几乎把他同屋+邻屋同事们可以买肉菜的票都用光借光了。

1977年5月的时代特征是“四个探索者”被逮捕半年多了。整个中国都开始发生变化。 郭老兄陪我们俩游览湘江里的橘子洲头。背景是造型很美的标志性凉亭式建筑。

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几年拍照的时候，习惯性地摆一个要就义的姿势？

几十年后，橘子洲头，同一个去处，青年毛主席的巨幅雕像落成。2023年11月，我旧地重游的时候，雕像在维修。 与郭老兄一起在韶山合影的这个军人是金铁林。我和郭老兄在工程团一营营部吃军粮的时候，金铁林与郭兄都在器材组。金是技术员（军官），郭是班长。金铁林是黑龙江杜尔伯特自治旗人，蒙古族，比我们俩早入伍一年，后定居沈阳。我那时在经始班（测量）。金铁林与老郭我们俩的关系都很好。郭老兄在长沙读书期间，老金远程从东北到湖南看望老郭。老郭陪同他去韶山参观游览。 2009年8月，我去沈阳，几个战友聚会，金铁林参加了。从左至右：洒家、金铁林、工程团团长贾廷城（河南人，定居沈阳）、器材技术员李吉祥（河南人，定居沈阳）、我们经始班的班长赵生余（鞍山人）。背景是沈阳市中心的解放纪念碑。也算是一次红色旅游吧！ 岳麓山腹地，湖南大学旁的爱晚亭。1977年5月，老郭陪我和徐经建游览的时候，恰好遇到邓颖超陪同缅甸总理奈温访问湖南韶山。我们喊了好一阵子“邓大姐好！”。

而这张照片是1998年拍摄的。与邓大姐无关，与爱晚亭有关。

岳麓山的树林里有黄兴墓、蔡锷墓、肖劲光墓。我都曾经去瞻仰游览过几次。

我第一次去韶山那天，雨不停地下。对韶山的印象是：

1、毛主席的五官随他的母亲，所以毛主席女像，双眼皮厚重，面善，少胡须。

2、韶山冲的人都很矮，不是一般地矮。瘦小。却出了一个魁梧的毛泽东。确有天降大任于斯人之感觉。

我穿的是郭老兄他同学借给我的雨靴。冒雨把毛主席的故居看了个仔细。

如果这之前的红色旅游几乎都是公费，或者顺便假公济私出行游玩游览。这后面的红色旅游则完全不同，尤其是1995年之后，我辞退了所有的领导，成了江湖人士自由身。大部分时间，我都可以自决自主地完成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尤其是2014年夏天以后，我拿到了驾照，加之交通路况日益完善完美，导航功能如虎添翼。许多地方都是我们老夫妻两个自驾爱车去过的。

本美篇后面使用的照片，全部都是亲临其境，亲历亲为，出自本老汉之手。 2000年10月，我第二次到韶山。目的是陪同妻子前往。滴水洞和毛主席他祖父的坟墓（位于滴水洞附近的一座山的半山腰）也去看了，遗憾的是后来没有把胶卷全部冲洗出来。 贤妻第一次到韶山。 毛主席父母的坟墓距离旧居不远，需要翻过一座不高的山包。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去世于1920 年 1 月 23 日，母亲文七妹去世于1919 年 10 月 5 日。

毛主席1927年离开韶山搞革命。1959年回韶山一次。1966 年 6 月 17 日至 28 日，毛泽东回到韶山，下榻滴水洞一号楼。思考十余天，然后。给云鹤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再然后，下决心开始大“探索”。

韶山冲著名的广场。据说近来每年这里都会人山人海几次。

与毛主席家隔水塘对面的一户，主人也姓毛。1959年毛主席回家看望的时候，与他们家的人合影，如上图。2000年她（照片中抱孩子的女子，餐馆的女主人，汤姓）家经营着餐馆，主打红烧肉，生意很好。品尝后，很遗憾，红烧肉的质量味道都极差。不知道，这家饭馆25年后是否还营业着。品质是否提高了？

长沙市里，湖南第一师范院内的一眼水井，据说毛主席在这里读书的时候，经常用这井水洗冷水浴。

2023年11月，湖南省长沙县（位于长沙市城北几十公里，板仓镇清水塘，杨开慧旧居。

毛主席曾经住宿过的房间。
1921 年至 1923 年，毛泽东、杨开慧、毛岸英、毛岸青一起生活在这里。

1927 年 8 月 12 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从武汉秘密潜回长沙。但没有确切信息表明毛泽东此次是否在板仓家中住宿过。

我参观旧居，非常注重观看旧居的家具。从家具的档次，可以判断主人当年的家境和生活水平，及幼年接受到的教育。 1990年，翻盖旧居的时候，这个地方发现过杨开慧的手稿。 杨家的旧宅，位置环境好，房间很多，有佣人，有私塾教室。

2023年12月，江苏淮安市城里。周总理旧居，城镇小官员家的格局。为总理父辈两家所有。有奶妈专用房。距离写《老残游记》的刘鹗家数百米。

周总理父母的卧室。总理的面容随他的母亲万冬儿。

‍周总理家祖籍浙江绍兴，祖父辈迁居淮安。他1岁过继给病危的叔叔。10岁左右嗣母与生母先后去世。1910年，12岁，他离开淮安到东北的铁岭、沈阳等地读书。后来再也没有回过淮安。

周总理家外院是私塾教室。 2023年11月，广西南宁城里。靠近邕江岸边。邓颖超纪念馆。她的父亲邓庭忠（约 1860～1910），河南人，大清朝的武状元，担任广西镇台，大概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妥妥的官二代。邓颖超1902年出生在南宁，并度过童年少年。

少年邓颖超与她的母亲杨振德。

她的母亲1876 年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的一个仕宦家庭。1901年，25 岁时，与邓庭忠结婚，生下女儿邓颖超，取乳名玉爱，学名文淑（后邓颖超自己改名为 “颖超”）。邓颖超 3 岁那年，邓庭忠被朝廷流放至新疆，后因病身故于异乡。邓颖超从小外出求学，全是她母亲的呵护和支持。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于1940 年 11 月 18 日在重庆病逝。
邓颖超、周恩来于 11 月 19 日 —21 日连续 3 天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讣告，告知各界人士，并决定于 19 日上午 9 时举行安葬仪式。

2021年3月，四川广安市协兴镇牌坊村，邓小平故里大门。

周围居民都迁移到新建的居民楼。景区面积很大。

房子规模大，房间高而多。 邓小平父母的卧室。

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于1936 年去世，母亲淡氏于1926 年因病去世。

淡氏病故后，邓绍昌又娶夏伯根（1900--2001）为妻。1936 年，邓绍昌从重庆返乡时，在途中惨遭土匪杀害。

邓总卧室。邓总曾用名邓先圣、邓希贤。1918年，16岁去法国留学，就再也没有回过家。1949年他坐镇重庆，主政大西南期间，距离家乡仅100多公里。说是工作太忙，有点不符合他举重若轻的性格。谜一样的问题耶。

邓总流放江西时与继母合影。夏伯根于 2001 年去世，享年 101 岁 家庭专用豆腐房。 这棵，或几棵树木，是邓小平逝世后，家人从北京旧居的院子里移栽过来的。 邓小平父亲的陵墓，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23年11月，湖南宁乡县花明楼村，韶山冲东北方向直线距离20.3公里。

门口的匾额是邓公的墨宝。

这块旧的匾额，是1966年探索前旧居纪念馆使用的。探索期间被花明楼的村民藏了起来，风险很大耶。后来又重见天日。

1961年，刘主席曾经偕同王光美回过花明楼。

刘少奇家的住宅很大，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探索期间，强行住进了十几户贫下中农，所以房屋没有被扒毁推到。

看这个照片，刘主席面相也随他的母亲。

2023年11月，湖南省浏阳市中和镇苍坊村，胡耀家邦故居。住宅位置风水气势不错。 家境也不错。牛屋里容得两头牛；猪屋里可以饲养两头大肥猪。湖南农村，牛、猪都在屋子里饲养。

好像一看就能够感觉到，这俩老人是胡总书记的父母。

‍非同一般的是胡总位居高官以后，他的亲哥哥仍然在原籍务农。

卧具、家具。

2019年，江西共青城。胡总陵寝。

有人说，胡家是从江西迁徙至浏阳的，所以胡总死后安葬于江西。我认为这个理由不很充足。胡总之所以葬于共青城，是因为这片风景优美的地方，是胡耀邦同志任职团中央的时候，组织共青团员们开垦荒地建设出来的。不外乎共青团情节耳。

胡总陵墓景区，风景优美，游览的人很少。这是一辆广东牌照的面包车载来的一伙儿人。他们在旁边一处专门出售花圈花篮的小号店铺里买来一个花篮，毕恭毕敬地祭奠，鞠躬。我估摸其中的领头人一定是右派或四类分子的后代。胡耀邦的历史功绩，最重的分量就是平反与翻案。拯救了无数无数的苦难人及他们的后代们。这个伟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2023年12月，广东省梅州市雁洋镇，叶帅故居。 一百多年前的老房子，经过一定的翻新。 叶帅家看似房子不少，其实是好几家子（叔伯和堂叔伯）居住在一个建筑群里。可以看到其中仅厨房就好几处。

叶帅少年启蒙读书时住宿的房间，狭窄简陋。叶帅年幼的时候，家境不佳。但并没有挡住叶帅成年后非常会享受生活的视野。

这是叶帅旧居附近的叶家祠堂。看门口的对联，叶家祖上是河南省南阳望族。大概是永嘉之乱逃难到梅州的客家人。

‍与前面的首长们不同的是，叶帅一家人在梅州影响很大，大到无处不在的水平。

2021年4月，湖北黄冈市团风县，林家大湾村口的大门。

林帅故居，出生的房间。1971年9月13日事件之后，这些房子都被拆除。后来林家的人自费根据回忆重建成这个样子。据说有四野军人后代们和林姓族群的捐助。

林帅旧居和纪念馆重建的主持人是这位男子叫林从安。林帅亲哥哥林庆佛的儿子，林总的亲侄子。我告诉他说，我们工程团是从39军分离出来的。我们刘团长曾经担任过吴法宪的警卫员。四野的部队嚒，林总部下的部下，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
他是1965年入伍，在上海四平路空军大院服役，1971年时是连级军官。林帅出事后，被开除党籍军籍。后经胡总过问，按照转业安排在武汉的某一家企业。退休后力主林家基业。

介绍说林帅出生在这张床铺。很简陋耶。

林彪18岁离家，没有再回过林家大湾。他和蒋匪厮杀的时候，林家的人在国统区照常生活，还起了新屋（如今门口写有“帅门”的房舍）。新屋大概是归林帅的哥哥林庆佛所有，9.13事件后，没有被拆毁。林父五十年代参加去北京小住。

林帅的堂兄林育英故居。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的影响力远超林彪。

林家当年，家境一般，土地不够耕种，补以织布为业。林总家织布，林育南（叔伯兄）家和林育英（堂叔伯兄）家染布，并运到汉口去卖。

林总18岁（1925年10月）拿着两位叔伯兄长（早年入党的）的介绍信，从武昌去广东就读黄埔军校（四期）。1926年底毕业，随之就开始打仗。截止到42岁，从南打到北，又从北打到南，打遍天下无敌手。

李先念主席故居，湖北红安县高桥镇李家大屋村。距离林帅家不到70公里。

李先念主席故居，湖北红安县。距离林帅家不到70公里。

这座房屋并不是李先念家的，是地主家的长工屋。高层领导，李家最穷。

李先念1909年出生。十几岁做木匠。18岁参加黄麻起义。40岁成为坐镇武汉的湖北省最高领导。期间娶妻25岁的上海女大学生（学医，儿科）林佳楣。还立马回李家大屋荣归故里了一趟。“探索”中，红旗不倒，职务越升越高，直至国家主席。非常人也。

长工屋里的家具很破旧。 湖南省湘潭市乌石村，彭德怀故居。毛主席韶山冲故居东南方向32公里。
彭家曾经很穷苦，彭总从军后富裕了一些。旧宅破旧低矮，早已拆除。这套屋舍是彭总当上民国团级军官后建造的。2023年11月游览。 探索期间，当地村民用大字标语围住了整个旧居，前来拆房子的红卫兵们无从下手。这套住宅得以保存。

1958年底，1961年秋（庐山会议被撤职后）。彭总两次回故里搞农业调查。

彭总平反后，安葬在旧居几百米距离的山脚下。墓碑独具一格。
安徽省安庆市郊区独秀园，陈独秀陵墓。42岁建党，63岁病逝于四川江津。两个儿子被老蒋杀害，三子把他的遗骨迁葬于安庆乡下原籍。2012年大规模陵墓建设于安庆近郊。

注意：称呼他为先生。

和陈独秀的雕像合影，需要壮壮胆子。2023年11月。 墓园大门。 对陈先生的评价还很高。 这样的评价，一定出自高级领导。 还原历史。 孙中山旧居，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 这座小楼说是孙先生自己设计的。 2020年11月，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 知青住宿的窑洞内部 窑洞的墙壁上粘贴的是《文汇报》。 学者型大领导。 2004年10月，浙江省绍兴市，鲁迅故居。 鲁迅故居游览中，巧遇朋友，日照市委党校副校长冯尊谦。他是带领学员去红色旅游。 2021年4月，云南省玉溪市城里，聂耳故居。
聂耳21岁由田汉介绍入党，23岁溺亡于日本的海滨。生命虽然短暂，但他是一颗划破夜空的红色流星。 家境不错。 聂耳墓，云南昆明西山。1999年9月。


那年，使用的参观卷。 革命家们的旧居旅游，告一段落。接下来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继续红色旅游。 1840年的中英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分水岭。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林则徐禁烟纪念地，林则徐的坐姿塑像。游览时间是2000年5月. 销化烟片烟的地方。注意不是烧毁，是用生石灰进行化学处理。 虎门靖远炮台，距离销烟池遗址5公里，珠江岸边。大清广东水师提督（相当于舰队司令，从一品）关天培战死的地方。 福建省福州市，三坊七巷，林则徐故居。2023年12月。 新疆乌鲁木齐市中心红山公园里的林则徐雕像。林则徐曾经被道光皇帝发配到新疆。游览时间是2020年5月。 广西，桂平，金田起义纪念馆。是否红色，今后再议。游览时间2023年11月。 据说这块山前的平地，就是当年起义誓师大会召开的地方。韦昌辉是当地的富户，提供了最初的起义经费。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苏村，康有为旧居，狭窄的胡同里。当日闭馆，没有参观。时间2023年12月。 狭窄胡同（黄瓦与绿树间）口外面，康有为的塑像。

康有为变法失败后，他转行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房地产商。在全国几个大城市，以及法国、英国、美国、日本，购买了很多房产、地产。他为什么不把故乡的旧宅子翻盖扩大一下呢？

康有为纪念馆空地的雕塑。 湖南浏阳城里，谭嗣同故居。其父曾任湖北巡抚。2023年11月游览。 官宦之家，故居接近豪华。 广州市，黄花岗起义72烈士墓。2000年5月。 陆皓东（广州起义72烈士之一）旧居，与孙先生是邻居。2023年12月游览。
山东省梁山县，水浒宋江起义遗址。半山坡的一棵柿子树下。1919年，毛主席从北京南下上海途中下火车，然后跋涉到梁山，考察农民起义的现场。这是中国革命设计之初的大事件。游览时间，2019年夏天游览。 黄埔军校遗址，参观日期2000年5月。 紧邻黄埔军校的孙先生故居。 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广场，起义纪念碑。游览日期，2019年11月。 南昌起义的五位领导者：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 起义纪念馆内的造型。 林彪和陈毅，纪念馆内实事求是地介绍说他们俩起义的时候是连级军官。
井冈山的雕塑。时间：2019年11月。 井冈山茨坪雕塑。
井冈山龙市会师纪念碑。 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塑像。井冈山茅坪八角楼。 他们俩的卧室。 八角楼门口的这件屋子，陈毅旧居。 梅岭，广东省、江西省交界。陈毅负伤打游击的地方。 陈毅写的诗作，《梅岭三章》。 瑞金，全国最著名的水井。2019年11月游览。 毛主席带领大家挖井。 中央苏区的金库。 朱德打草鞋。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旧址。 苏维埃政府的会议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瑞金街道的雕塑。震撼！ 江西省于都县，红军长征的起始地。 湖北红安，黄麻起义及鄂豫皖英烈纪念碑。红安市原名黄安县，著名的将军县。2021年5月游览。 纪念碑基座上的文字。 铜锣一响。 董必武、陈潭秋，一大湖北省的代表。俩人的故居距离红安不远。 红安，建有67座将军故居。这是韩先楚将军陵墓。 秦基伟将军陵墓。 四川省巴中市，也曾经是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市郊的纪念碑。2021年5月游览。 张国焘。注意阅读文字。

川陕苏区红军将士英灵纪念碑。巴中籍的两位战友，罗碧灵（中）、陈通刚，陪同我游览。

贵州遵义。著名的二层楼。2021年4月游览。 原本是贵系军阀柏某的公馆。 遵义会议说话演讲的地方。。 莅临参会人员。 四川雅安泸定桥。 大渡河泸定桥全貌。 过大渡河往西，去康定、昌都、拉萨。 大渡河东岸，泸定县城。 熟悉的身影，胆量真不小，手扶铁索链，惹得保安一声吼。 云南丽江石鼓。金沙江第一弯。当年红二方面军强渡金沙江的渡口。纪念雕塑。1999年9月游览。 甘肃六盘山。2020年10月游览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延安杨家岭。 宝塔山。 宝塔，乃大宋范仲淹驻守时所建，嘉岭山是山的本名，范仲淹手书。

这座宝塔山是假的。1970年夏天，石家庄国棉厂学习期间，照相馆里拍的布景照。

延河水，宝塔山。2006年游览拍照。 毛主席杨家岭故居。2006年游览。 毛主席与李云鹤的卧室。2006年游览。 枣园。2020年游览。 枣园大院子里的五大常委雕塑。 枣园，毛主席的卧室。 南泥湾。2020年红色打卡地。 大生产运动的雕塑。 辽宁省沈阳市，918纪念碑。2015年游览。 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原八路军总部）。1993年，出差途中。 山西省兴县，晋绥边区政府旧址。2006年路过并游览。 保定满城狼牙山景区大门。因为赶时间，只远远地看了一眼狼牙山。2020年10月。 重庆北碚梅花山，张自忠（临清老乡）将军陵墓。 80多年了。一直保护得很好。2024年4月游览。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公园，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2017年游览。 川军抗战将领刘湘陵墓，成都市中心，武侯祠内。 云南龙陵县松山战役旧址。2021年游览。 旧址内，中国远征军雕塑群。

松山战役是第一次中国军队进攻，日军单纯防守的大规模战役。双方死伤惨重。这是松山主阵地遗址的一棵满是弹孔的大树。永载史册。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中国战区的总受降仪式的举办地点在湖南省怀化市的芷江飞机场。2021年4月游览。 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会场，很普通，甚至有些低矮的平房。 签字的桌椅，按照当年的场景摆设。 1945年建设的受降纪念碑，“探索”期间被毁坏。 这一座是在原址新建的。尽量地与原件相似。 河北省西柏坡。2019年4月游览。 五大领袖从延安枣园迁移到这里办公了。 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屋舍。 整个西柏坡的建筑，全部是仿照南岗水库水下的西柏坡村迁址重建的。只有这盘石磨是原件搬到新址的。据说1948年，波澜壮阔的年代，许多文章、电报，是毛主席在这个磨台上写出的。 新中国的诞生地。 辽宁省锦州，辽沈战役纪念碑。1975年3月，我和三位战友（从左至右）于德明，洒家、解树春、李维国。 江苏省江阴市。1949年的渡江战役，第一个渡江的木船。 辽宁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2010年7月，战友徐敬和夫妇陪同我游览。 抗美援朝纪念碑和浮雕。 这座浮雕矗立在鸭绿江大桥头。排头的是彭老总。 庐山，游览时间2019年11月。人民剧院，1959年；1970年，两次改变中国的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 此会场的摆设，桌子上下姓名卡片，完全是按照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时放置的。主席台上就坐的五个人的名单，想必那一代人是不会忘记的。时间定格在了55年前。 那次会议，总理累了，瘦了。 重庆，《红岩》旅游景点：白公馆。2017年游览。 渣宰洞。 2004年，陪老爸老妈游览南京中山陵。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曾经红遍全国的地方。 2020年10月携贤妻旧地重游。 陈永贵陵墓。 1977年1月，我曾经赴大寨参观。同行40多人，聊城地区青年干部学习班。我算是那次活动的组织者。

路过石家庄，午餐间隙，瞻仰白求恩陵墓。比我高的这哥们，是聊城汽运公司汽车三队（客车队）的刘景新，是他协助我在三队租用的大客车（地委组织部定向支出学习班的费用）。

一同去大寨参观的有临清一中初三二班的芦泽文（退休前任临清计生委副主任），1966年一起步行去北京的那位。遗憾的是和芦同学没有在大寨一起合影照片。

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2019年游览。 红旗渠青年洞，2016年第一次游览。 红旗渠渠头。2020年11月携贤妻第二次游览。 聊城孔繁森纪念馆。2022年拍摄 日照商检局公费组织红色旅游到聊城。1999年6月。 2024年4月，我远程跋涉到西藏岗巴县。 看一眼岗巴县委、县政府大院。孔繁森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海拔4620米，是全中国海拔最高的县城。 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雕塑。2006年，公费红色旅游。 注意：内人身穿的这件上衣，1997年曾经出现在天安门上和人民大会堂里。它在我的身上穿了好多年，都穿旧了，毛边了。内人舍不得丢，她又接着穿，还穿着它去旅游，去红色旅游。 日照海关的昔日同仁，集体参观临沂革命烈士纪念碑。1990年。 2010年，上海世博会。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实是在内蒙地界，不能靠近，只能远眺。2020年5月路过。 2021年3月，游览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票价80元/人。门口宣示：发射时票价380元/人。老年人不优惠。 贵州省平塘县，天眼，2021年4月。老人票90元/人。

红色旅游了不少地方，最后再回到北京。 2006年10月，我拍摄的天安门远景。还没有设立高护栏。

1988年秋天，在北京参加海关总署关税培训班期间，参观仲南海毛主席游泳池旧居。从南长街路西的侧门进入仲南海。室内不许摄影。主席旧居院落门外，自带相机留照。此次参观，是官方组织，但不是特许。那几年，那里对外界部分开放，不卖票，凭介绍信。

1999年10月，陪老爸老妈，登临天安门城楼上面。“人民万岁！”老爸老妈不敢呼喊这样的口号。 贤妻，1997年5月。那几年，天安门城楼对外开放。票价大约是30元/人，可以拍照。 我真地喊了一声：“人民万岁！”。我敢呼喊，但下面没有人回应。 注意：我身穿的这件上衣，2004年，我陪老爸老妈去南京、上海、杭州时就穿过它（见前面陪双亲游览中山陵的照片）它在我的身上穿了好多年，都穿旧了，掉色了，毛边了。内人舍不得丢，她又接着穿，还穿着它去旅游。2006年她去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参观的时候，就是穿的它，（见前面的照片）。 一件旧上衣的故事，说明多参加红色旅游，是能提高思想觉悟的，起码能发扬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哇塞！ 游览饿了，累了，人民大会堂里歇息并就餐。门票20元/人，餐费另算。 红色旅游的内容，从1966年秋天算起，至今59年。整理编辑出来，用了好几天的时间。它可能对喜欢旅游，特别是喜欢红色旅游的人，有所帮助。

有朋友阅读了此美篇后问我：莫非阁下的爱好独特，外出旅游，单选红色的去处？

本老汉回答曰：非也。

我们国内，我已经去过了除台湾外的，所有省份的主要城市；多数的名山大川；沿海、沿黄河、沿长城、沿长江的多数区域；帝王陵墓、名人遗迹、名胜古迹、石窟、古城、要塞、大事件发生地、大桥、大工程、大水电站，地标性建筑，我也游览过其中的绝大多数。红色旅游，仅是我顺道为之。

我没有去过，而又自认为值得去的地方，国内还有：

台湾全省；新疆的伊犁、吐鲁番、克拉玛依、喀纳斯、喀什、自驾独库公路到库车；黑龙江的黑河、牡丹江、五大连池、虎林地堡、珍宝岛、三江口；内蒙的元上都、阿尔山、满洲里、呼伦贝尔草原；河南的老君山、王屋山、鸡公山；四川的稻城、三星堆、自驾318国道；江西的武功山；辽宁抚顺的雷锋纪念馆、露天煤矿大坑、新宾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遗址；河北隆化中学董存瑞遗址；广东的丹霞山、罗浮山；贵州的荔波小七孔；广西的巴马；云南的白鹤滩水电站；甘肃的武威市、甘南、庆阳周祖遗址；安徽的宏村；浙江的天台山；山东的黄河口、崂山顶。

这些，都是我早已在地图上标记过的地方。

呜呼！理想很丰满，现实多骨感，人生多遗憾。外出旅行，开车自驾，76岁啦，廉颇老矣！可望而不可及，心有余而力不足矣！

脚踏实地，手勤脑勤，多编辑几个美篇，配用美的音乐歌曲，存储于电脑和手机。把自己过往的所经所历记录下来。待过些年，走动不了的时候，卧床或端坐，打开它们看一看，听一听，回忆一下，也应该是一种享受吧。此生只能这样啦!

2025年6月 注：本美篇一共使用了250张图片，达到了美篇会员特权的上限。

谨向阅读者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