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通俗化》

加木

《论通俗化》

朱自清

原载于1947年《燕京新闻》。

文体通俗化运动起于清朝末年。那时维新的士人急于开通民智，一方面创了报章文体，所谓“新文体”，给受过教育的人说教，一方面用白话印书办报，给识得些字的人说教，再一方面推行官话字母等给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说教。前两种都是文体的通俗化，后一种虽然注重在新的文字，但就写成的文体而论，也还是通俗化。

这种用字母拼写的文体，在当时所能表现的题材大概是有限的。据记载，这种字母的确曾经深入农村，农民会用字母来写便条，那大概是些很简单的话。最复杂的自然的“新文体”，可是通俗性大概也就比较的最小。居中的是那些白话书报。这种白话我看到的不多，就记得的来说，好像明白详尽，老老实实，直来直去。好像从语录和白话小说化出；我们这些人读起来大概没有什么味儿。

原来这种白话只是给那些识得些字的人预备的，士人们自己是不屑用的。他们还在用他们的“雅言”，就是古文，最低限度也得用“新文体”，俗语的白话只是一种慈善文体罢了。然而革命了，民国了，新文学运动了，胡适之先生和陈独秀先生主张白话是正宗的文学用语，大家该一律用白话作文，不该有士和民的分别。“五四”运动加速了新文学运动的成功，白话真的成为正宗的文学用语。而“新文体”也渐渐的在白话化，留心报纸的文体就可以知道。“一律用白话来作文”的日子大概也不远了。

胡先生等提倡的白话，大概还是用语录和白话小说等做底子，只是这时代的他们接受了西化，思想精密了，文章也简洁了。他们将雅俗一元化，而注重在“明白”或“懂得性”上，这也可以说是平民化。然而“欧化”来了，“新典主义”来了。这配合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带来的暂时的繁荣，和在这繁荣里知识阶级生活欧化或现代化的趋向，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于是乎已故的宋阳先生指出这是绅士们的白话，他提倡“大众语”，这当儿更有人提倡拼音的“新文字”。这不是通俗化而是大众化。而大众就是大众，再没有“雅”的分儿。

然而那时候这还只能够是理想；大众不能写作，写作的还只是些知识分子。于是乎先试验着从利用民间的旧形式下手，抗战后并且有过一回民族形式的讨论。讨论的结果似乎是：民族形式可以利用，但是还接受“五四”的文学传统，还容许相当的欧化。这时候又有人提倡“通俗文学”，就是利用民族形式的文学。不但提倡，并且写作。参加的人有些的确熟悉民族形式，认真的做去。但是他们将通俗文学和一般文学分开，不免落了“雅俗”的老套子。于是有人指出，通俗文学的目标该是一元的；扬弃知识阶级的绅士身分，提高大众的鉴赏水准，这样打成一片，平民化，大众化。

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民间文学虽然有天真、朴素、健康等长处，却也免不了丑角气氛，套语烂调，琐屑罗嗦等毛病。这是封建社会麻痹了民众才如此的。利用旧形式而要免去这些毛病，的确很难。除非民众的生活大大的改变，他们自己先在旧瓶里装上新酒，那么用起旧形式来意义才会不同。这自然还是从知识分子方面看，因为从民众里培养出作家，现在还只是理想。不过就是民众生活改变了，知识分子还得和他们共同生活一个时期，多少打成一片，用起旧形式来，才能有血有肉。所以真难。

再说普通所谓旧形式，大概指的是韵文，散文似乎只是说书：这就是说散文是比较的不发达的。原来民众欣赏文艺，一向以音乐性为主，所以对韵文的要求大。他们要故事，但是情节得简单，得有头有尾。描写不要精细曲折，可是得详尽，得全貌。这两种要求并不冲突，因为情节尽管简单，每一个情节或人物还不妨详尽的描写。至于整个故事组织不匀称，他们倒不在乎的。韵文故事如此，散文的更得如此，这就难。

然而有些地方的民众究竟大变了，他们自己先在旧瓶里装上新酒，例如赵树理先生《李有才板话》里的那些段“快板”的语句。这些快板也许多少经过赵先生的润色，但是相信他根据的，原来就已经是旧瓶里的新酒。有了那种生活，才有那种农民，才有那种快板，才有快板里那种新的语言。赵先生和那些农民共同生活了很久，也才能用新的语言写出书里的那些新的故事。这里说“新的语言”，因为快板和那些故事的语言或文体都尽量扬弃了民族形式的封建气氛，而采取了改变中的农民的活的口语。自己正在觉醒的人民，特别宝爱自己的语言，但是李有才这些人还不能自己写作，他们需要赵先生这样的代言人。

书里的快板并不多，是以散文为主。朴素，健康，而不过火，确算得新写实主义的作风。故事简单，有头有尾，有血有肉。描写差不多没有，偶然有，也只就那农村生活里取喻，简截了当，可是新鲜有味。另有长篇《李家庄的变迁》，也是赵先生写的。周扬先生认为赶不上《板话》里那些短篇完整。这里有了比较详尽的描写，故事也有头有尾，虽然不太简单，可是作者利用了重复的手法，就觉得也还单纯。这重复的手法正是主要的民族形式：作者能够活用，就不腻味。而全书文体或语言还能够庄重，简明，不罗嗦。这也就不易了。这的确是在结束通俗化而开始了大众化。

发布于 2025-05-30 10:07・

《“文艺复兴”？》

林育南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一日）

原载于《中国青年》第四十八期，署名：林根。

有人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新文化运动爆发，文学革命，思想革命，闹得蓬蓬勃勃，这恰像欧洲“宗教革命”以后的“文艺复兴”时代。在当时，我们觉得这种说法似乎很是；然而到了现在，不免使我们大大的失望了！

欧洲当十五世纪中叶以后，脱离宗教神权的黑暗势力，思想解放，科学、哲学、文学、艺术都一天一天的进步，浸假[厚]而成现代的文明。所以“文化复兴”这个名词，是欧洲中世纪的人类，脱离黑暗而进于光明的记号。这个名词，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可宝贵的。

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诚然受了一种强烈的戟刺而兴奋起来，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之空气，一时本甚紧张；而新文化运动一语，尤为极流行的时髦名词。然而不上两年的工夫，这种运动渐渐地弛缓下来，民国十年以后，就完全入于销[消]沉麻木的状况；而最近两年来则由销[消]沉麻木之状况一变而为反动复古的局面！这样一来，新文化运动已宣告破产，所谓“文艺复兴”，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

请大家看，现在反动的局面是如何：新文学、白话文是遭许多人的反对，而且被有些学校禁止了；一切自由解放的学说思想是被一般大人先生们所诟谇，认为非经背圣，骂为洪水猛兽了；男女交际，男女同学，男女恋爱等，统统被绅士老爷们目为大逆不道，而加以严厉的禁止了；三从四德的女诫，忠孝忍让的信条，甚至读经祀孔，帝制尊君的邪说，也都尽情的提倡起来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导，为统治阶级驯养奴隶的基督教会在全国都凶猛的发展起来了；反对现代科学和物质文明，提倡离开现实生活，违反社会进化的“东方文化”和“精神生活”的谬说布满全国，尤其是将我们活泼纯洁的青年迷陷于无底的深渊了；愚顽昏乱的思想之结晶的什么同善社，佛教会，佛化新青年社等牛鬼蛇神的活把戏，漫城市遍乡野的开演，而且博得无数的民众之叫好与不断的入伙了；习佛念经，静坐修练之妄，流行于一般新式教育下之青年男女了；祈雨求晴，禁屠断荤，设壇施醮，祀天祷神，朝南岳，迎铁牌……的种种怪剧，真令我们看足了！够了！再也不必多举了！大家想想！想这是怎样一个天昏地暗的气象！

因何原故而成此局面？五四一举，对外是被压迫民族对国际列强侵略的反抗，对内是爱国青年对于军阀官僚卖国之示威；如此，势必引起封建阶级——军阀官僚等——和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忌视与压迫了。在因这次运动而激起思想界兴奋之时，他们——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正是一天一天的勾结得密切，而对于这种文化运动不断的加以或明或暗的威迫与利诱了。他们胜利了，他们成功了！他们的威迫，学潮一次一次的失败了；他们的利诱，收买了许多无耻媚外，甘为奴隶的走狗和爪牙了！基督教救国的妄说大嚣，教会势力的狂焰猛张，这不是帝国主义者所豢养的无耻媚外的洋奴们的成绩吗？反对新文化，提倡旧道德，压迫学生运动，箝[钳]制自由思想，这不是全靠为军阀官僚之走狗爪牙的绅士校长和圣人之徒的努力吗？迷惑青年的头脑，消灭革命的思想之“东方文化”与“精神生活”的高调，不是完全出于一般趋炎附势，结纳权贵的绅士学者们的提倡吗？此外光怪陆离的迷信团体种种昏蛋的勾当，不尽是军阀官僚绅士们的愚民政策吗？观此，反动形势之来，思过半矣！

青年们！好个“五四”运动以后的“文艺复兴”呵！

有热血的青年们！目前正是一个天昏地暗的时候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思想革命”的曙光，正待你们的努力呢！

发布于 2025-05-30 10:07・

《五四献言》

雷海宗

原载于1948年5月7日《周论》一卷十七期。

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及其他首都各校的学生三千余人所举行的游行示威，就动机与结果言，有双重的意义：一为爱国运动，一为新文化运动。时间虽已过了二十九年，我们今日纪念五四，不仅是例行故事的纪念，就那双重的关系讲，五四仍有活的意义，仍大有纪念的价值。

爱国运动的五四，是由外交的刺激所引起。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日本乘着国际的空隙，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并强迫自顾不暇的协约国承认它得以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在战事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中，中国虽以战胜国之一的资格出席，但发现强国之间的秘密协定是支配国际的最大力量，战胜战败的关系反居次要，我们的代表虽然力争，仍不能改变山东问题的强权政治条款。当时普遍全国的忧郁愤慨之情，我们这有过类似经验的第二次大战后的一代国人，应当不难想象与了解。但空的忧愤无济于事，代表全国把忧愤之情发泄为有效的行动的，是当时政治中心兼文化中心所在地的青年学子。他们本于爱国的纯诚，无需任何人鼓励或领导，完全自动的聚有三千人之众，到总统府请愿，并到英美法意各公使馆，表示国民的真正意见。首都的学生登高一呼，全国各界群起响应，上海学界首先继北京后而罢课，全埠的商界并联合罢市，无组织与无从用行动表示态度的一般人民，也无不对学生完全同情。宣传的技术，当时尚未发达；谣言的制造，也尚未成为群众运动的工具。学生所得的普遍同情，是完全自发的。也正因如此，所以效力特别大，到六月十一日，政府只得顺从舆情，罢免亲日的曹章陆三人，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国民的督促与援助之下，也得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是国民外交成功的显著例证；无论今日或千秋之下，只要是一个中国人，必都承认这是学生运动的一大功绩。

专就爱国的意义言，五四运动已是不朽。但以五四为机缘，引起对于旧思想旧传统的重新估价，对于新思想新潮流的热烈介绍，这就是所谓新文化运动。少数人虽然在言语上或行动上不免走极端，但运动的主流是正当的与健全的，在蔡孑民，胡适之，及其他各位大师的领导之下，智识青年用最开明的态度研究一切，批评一切，考量一切，希望对一切都能得到合理的与应合时代的新标准与新结论。当时对于一切学术文化问题都运用科学精神，也就是不顾一切的求真精神。在全部中国历史上，能以大无畏的精神求真的，除了先秦诸子外，恐怕只有五四时期的少数有名学人与一群无名学子，及今思之，仍令人不胜其向往之情。来中国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以友人的态度对中国作种种的逆耳批评之后，曾毫无保留的承认，当时中国学术界的自由探讨精神，虽在以自由自豪的欧美各国也不多见。这在当时的确并非过誉，摈弃一切成见而唯真理是求的态度，的确普遍于整个的学术界。中国之能有今日，一部要靠新文化运动。对于今日的文化现状，我们无人满意，但我们开始追随世界潮流，还是来自五四以后一批学人的勇于介绍与勤于研讨。我们今日仍然落伍，但已知道落伍之处何在；在五四之前我们只是感觉自己落伍，而不知究竟如何的落伍。这种民族的与文化的自知之明，是五四运动的另一大的功绩。

今日追忆既往，纪念五四，同时也当展望未来，发扬光大五四的精神与五四的事业。爱国运动是弱国的现象，强国无需公开的表示爱国，爱国就包含在国民的日常工作中。二十九年后的中国，仍是弱国；第二次大战后的中国，在许多方面也颇似第一次大战后的中国，仍在秘密协定，阴谋破坏，与花样不断翻新的强权政治之下委曲求全。时代不同，爱国表现的方式或也无需尽同，但凡属国民，今日必有民国八年五月四日青年学子的心情，方能无愧于衷。讲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的热烈情绪当然没有永久保持的可能，但我们都当承认，文化运动尚未结束，文化运动的使命尚未完成，我们今日仍需珍视自由探讨的精神，虚心学习。五四之后，是我们彻底近代化运动的开端，今日全国公认的建国需要，就是学理的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化的表现。文化的巨流，曲折甚多，外相时变，但内里的线索是恒久的。我们纪念五四，须认清它的恒久部分，各尽所能，完成五四一代留给我们的重大使命。

发布于 2025-05-30 10:07・

《漫谈办学》

傅斯年

原载于1946年8月4日北平《经世日报》。

现在全国学校在病态中，是无可讳言的。造成这个苦境的因素，当然原因不一，有的属于政治，有的属于经济，有的属于时代的动荡，但也有不少由于教育行政和学校当局的措施。诚然，在政治不上轨道、经济濒于崩溃的情况中，办学是很不容易的，但这并不能作为学校当局不努力、不尽责的理由。因为天下太平，便不需要人的特别努力，越困难越要努力。人类的进步正在此！文化的积累都是由苦难中创设起来的。凡办一件事，要办好，只好不问它的大前题。只有哲学家好问大前题，所以事情就在大前题的思考中停住，办事的人若先问这个时代办这个事是不是合宜，是不是可以为环境使得全功尽弃，那只好不办好了。天下事都是从大处盲目中努力出来的。这时候办学的困难，诚然是极难，但也不能因办学难就不办。要想纠正现在的颓风，我想，要是从下列四项着手，也不是得不到结果的。

第一，政府应尽政府所当尽的责任。现在政府对于教职员的待遇，每月的收入，高级的不过可以够小家庭一家吃青菜淡饭之用，衣、住、疾病、子女教养，完全不在话下；低级的不过够十天二十天的吃饭。这样情形，希望他们能抖起精神来教书，实在是不合情理的。又如既办一个学校，必需有它的最低限度的设备，尤其是理、农、工、医各科。前几年抗战期中，在后方新办的学校，有时它的设备就是一张招牌而已。教员是灾官，学生是难民，衣食无著，又无课本可读，希望它不闹事，实在是不近情理的事。老子说：“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现在竟是“实其心，虚其腹，强其志，弱其骨。”这样文化膏药，是玩不灵的，政府在今天必需调整教职员之待遇，不要视之如草芥，这道理尤其应该请行政院院长宋公明白。此外又必需给各学校以最低限度的设备，否则名不副实，实在误人子弟，而且闹起事来，更自误了。我们北京大学的教授，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后来没有为闹待遇而罢课、而发宣言，这是我们的自尊处，但若宋公或他人以为这样便算无事，可就全不了解正治的意义了。

第二，学校当局应尽学校当局的责任。现在的学校当局，实在等于几千人或几百人的家长，一天到晚，油盘柴米，啰嗦不穷，面对面黄肌瘦的教员，惨剧层出不穷，实在是难过的生活。虽然如此，校长与教授仍然必须拿出他们为青年、为人类的服务心来，如其不然，学校是假的。一个学校，不能名副其实，不如不办，免得误人子弟。所以学校当局在一切事上应尽最大的努力，苟利于学校，虽无所不为可也。对于学生，应存爱惜而衿悯的态度，他所要求，有理的，不必等他要求，就可以做；无理的，开导他，训诫他，乃至惩罚他，都可因事情之轻重而定，但决不可以疏远他，怕他。一怕，事情便颠倒了；一疏远，便不能尽教育的责任了。

第三，学校必有合理的纪律。这些年来，学校纪律荡然，不知多少青年为其所误，风潮闹到极小的事，学生成了学校的统治者。这样的学校，只可以关门，因为学校本来是教育青年的，不是毁灭青年的。大凡学生闹事可分两类，一、非政治性的，非政治的风潮，每最为无聊，北大向无此风。二、政治性的风潮，政治性的必须要问是内动的或外动的。去年年底我到昆明去处理学潮，在最紧张中，老友冯芝生笑对我说：

“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这因为我是五四运动之一人，现在请人不闹风潮，故芝生以为可笑也。当时我对朋友说，五四与今天的学潮大不同。五四全是自动的，五四的那天，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着大旗，直赴赵家楼，所以我深知其中的内幕，那内幕便是无内幕。现在可就不然了，某处广播一下，说要求美军撤退，过了几天，学生便要求美军撤退。请问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这样的学生运动，我是很不愿意他和五四相提并论的。我们不当禁止青年作政治运动，但学校应该是个学校，应该有书可读。若弄得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岂不失了学校存在的意义？青年人多是不成年的人，利用他们，岂不是等于用童工？教员有他的职业的本份，就是好好教书。若果志不在此，别有所图，岂不是骗人？骗人者不可为人师。受骗者，应该先开导他，开导不成，必需绳之以纪律。今人皆知五四赵学楼之一幕，而忘了护校之一幕，甚为可惜。

第四，学校必有良好的学风。这个良好的学风，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愿心。没有自由的思想，便没有学术的进步；没有规律的生活，便没有学校的安宁；没有求学的志愿（兼括师生），便是一个死症；没有求真的信心，一切学术皆无安顿处；没有师生相爱的诚意，那里还会发生任何作用？宽博的胸襟，爱人的气度，坚贞的风节，乐善嫉恶的习惯，都是造成良好的学风所必需要的。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有一条颇堪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一个干净的记录。为这事，我曾对人说，“要命有命，要更改这办法决不可能”，所以如此，正是为北大将来的学风着想。学风一事，言之甚长，今姑止于此。

发布于 2025-05-30 10:07・

《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

作家出版社《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24册）

附：《说文解字注》研究文献集成（3册）

序

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是漢字學史上一部不朽的著作，如同「紅學」綠於《紅樓夢》，「選學」綠於《昭明文選》。研究《說文解字》的學問被稱為「說文學」，又稱為「許學」，一部書生發出一個學科，在中國的典籍史上，並不是很多的。《說文解字》創稿於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一 OO 年），至安帝建光元年（公元一二一年）獻上，並不是一開始便得到社會的重视，従它面世到徐效奉勒校訂《說文》（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九八六年），其間八百五十多年，它在學術上的地位並沒有定論。従現在看到的傳世和出土的大量文獻中，它的引用率和被評論率都不是很高，目前所能看到的，是在鄭玄「三種」注中少量引用過它，最早大量引用《說文》的，是唐代解釋佛经的《一切經音義》，按說《說文》在唐代應當十分流行，但是，現在留下的唐代寫本，只有兩個内容很少的殘卷，唐代因科舉而重视漢字規範，有很多著名的字様書，例如《千祿字書》《五経文字》等，但這些書也並沒有完全把《說文》的字形作為楷書規範的標準或参照。可以看出，一部典籍，一份創造，並非一入世就被人注意，大江東去，待到千洶萬漉，有了知音，遇到時機，才能顯示出價值。

唐代以前，文字學是附庸於经學的。許慎號稱「五經無双」，是古文经學家，古文经學主張「實事求是」，也就是利用漢字的表意特點，由形知義，求得古文経書的正確解釋，《說文解字》最先被發現的功用是字義与经義的互證，正如北齊顔之推在《顔氏家訓》裏所說：「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其為書隠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為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話一畫有何意焉。」其實，顔之推的這一番話，已经講到了《說文解字》的應用價値，而且說明了這種應用價值來源於它的嚴密條例﹣也就是它概括的理論價值，但是，在那個時代，這番話猶如空谷足音，難得而又缺乏反響。

従五代起，唐代正字的風氣激發了關於漢字的爭論，宋代金石之學的盛行和行草書法的盛行引起了關於「六書」問題的大辯論。漢字的造字理论問題在這場爭論中成為焦點，使《說文解字》具有權威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在「敘」里第一次為分析和解釋漢字的「六書」下了定義。道個定義雖然並不非常完善，但是「大書」在《說文解字》里絕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是貫穿在毎一個漢字形義分析中的條例，「六書」之學對中国漢字學理論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宋元明時代的一部分革新派，因為「六書」分析古文字和解釋行書，楷書有一定的不適應之處，提出了很多否定和修改「六書」的見解，同時，維護漢字造字理據的傳統「六書」理論在這場争論的終點佔了上風，大小徐本《說文》在這個階段問世，完整的《說文解字》定本在這個時期產生，顯然不是偶然的。

真正把《說文解字》推向學術高峰的是清代的乾嘉學者。清代整理古文獻的功績至今無出其右者，乾嘉學者在復興漢學，繼承汉學的學術實踐中認清了《說文解字》在文字訓話音韻之學上的價值，把研究和開据《說文》的内容、体例和其中的規律作為必揚傳統文化的一個獨立工作，「獨立」二字談何容易！沒有這個「獨立」，便沒有現在的「許（《說文》）學」，段、桂、王、朱為首的《說文》學家用自己的研究使《說文》大放異彩，當時的《說文》研究成為一種「時潮」，是從版本，校勤、注解、詮、演释、理論開掘，…等方面全方位展開的。文獻文字學的主要精神是漢字形音義的統一，所以，清代學者認為《說文解字》絶不只是字形之書，段玉裁在《許沖上說文解字書注》中說：《說文解字》「以形為主，经之為五百四十部，以義緯之，又以音緯之，後儒苟取其義之相同相近者，各比其類為一書，其條理精密勝於《解雅》達矣，後儒荷各類其同聲者，介以三百篇古音之部，分如是為一書，周秦演之韻具在此矣，故許書可以為三書」，近代國學大師黄侃在《文字聲酬副誌筆記》（黄焯警理）裏言及「小學所需之書籍」時，列出了十部主要書籍，随稱「小學十書，以轻重次之，《說文》排在第一，就是繼承了這個精神。

二十世紀初開始的以反封建為主題的文化革命，一開始就對準了文化的基礎﹣﹣漢字，為解釋古代經書而編寫的《說文解字》校開注的程度自然降落，然而，《說文解字》的地位並沒有受到太大的損害，最明顯的是，主張「打倒漢字」的錢玄同仍在北大、師大開《説文》學的課。何況，陳獨秀等學者提倡普及漢字教育，仍以《說文》為重要的依据。这一時期還有一個對《說文》學有影響的情況，那就是古文字學的逐步昌盛，但是，古文字學主張的是「雙重证据法」，既然沒有否定傳世文獻在古文字考據中的作用，也就不曾全盤否定《說文解字》的價值，王國維是二十世紀初古文字學的代表人物，他把為中国文字學奠基的《說文解字》作為漢字史的資料，对《说文》所收的三種文字篆、古、籀的時代和地域做出了界定，認為籀文乃東周時代規範過的文字，小篆上承籀文，是再度簡化了的秦系文字，而古文属戦国時期的六國文字，这一結論賦予了《説文》新的歴史價值。

用古文字學來否定《說文》，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逐步盛行，在古文字初興的時候，說明《說文》的一些小篆不符合古文字字形，這是一種進步，而且，清人對《說文》的估價確有不夠切實的地方，二十世紀初，在傳統「六書」學長期的、固化的影響下，用《说文》來否定或懷疑古文字的風氣还很濃郁，如果不對《說文》做一個事實求是的評論，古文字學在破土而出後，就很難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古文字學開阔了人們的眼界，不但大量的出土文字的真實性對《说文》的字形及其講解提出了質疑，而且在断代的科學漢字史的形成上也立下了汗馬功劳，従當時背景來分析《說文》的處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五十年代後期對《説文解字》全盤否定的傾向愈演愈烈，従盲目批判到全盤否定，認為《說文》學是保守的產物，減弱了這部阅讀傳世文獻的根底書在幾代學人中應有的影響，對国學的传承和普及，不能不說是一種損失。

壞事有時也會變成好事，這種全盤否定，使清代對《說文解字》絶對権威性的過分的推崇受到衝撃，促使文獻文字學的研究者對《說文解字》真實的性質和特點進行了深入的反思，一九七九年以後，學壇開始従盲目粗暴的大批判誤区中摆脱出來，恢復了冷靜的態度，二十﹣﹣二十一世紀跨世紀这二三十年，《說文》學走出了低谷，更新了研究的理念和手段，解決了很多根本的問題，最重要的，是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根據大量的材料，明確了《說文解字》一書的性質。許慎《說文解字》的基本作用是利用漢字系統的表意性，來證實「五經」詞義的真實，鞏固古文經典思想的權威性。《說文》是以秦代規範過的小篆字體為基礎，優選東漢可見的歴代漢字字形，全面體現了漢字形興義的統一，所以，《說文》記載的字形結構不完全是共時的更不是最古的。《說文解字》也不是實用秦篆的業編，而是集合經典用字，従構建漢字系統出发，選擇東漢以前歴代字的字形，以小篆為統一字體表現出來的漢字學専書。秦代政権為時极短，李斯「或顔省改」的理想文字並未達到普及的程度，《說文》的小篆與历代出土的典籍在字體和字形上不完全能對上號，《說文解字》直接用來考古，有著明羅的局限性，是不奇怪的。

那末，《說文解字》的價值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嚴格講，《説文解字》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字典，而是具有自覺理論意識的理論産實性質的専書。《說文解字》的理論意識表現在，它使九千多個小篆窮盡地被「六書」覆蓋，實現了形和義的統一，顯示了漢字的表意特性，提取了形義統一的結構部首，展示了漢字構形、意義的系統闘係。所以，《說文》字形的真實性不能只從個體上去衡量，還必須従總體系統上去評價，要看到它構建漢字構形系統的自覺意識和思路的嚴密，更應当看到，《說文》的字義（本義）訓釋，不論總體系統和個體意義，都忠實地直接或間接反映了「五经」詞義的實際，基本上做到毎個字義都能在先秦經典中找到出處。《說文》考義的價值要比考形的價值更高，何況，它使表意漢字的特點得到深刻、具體的顯示，奠定了以形索義和因聲求義的訓話方法，延伸出引申理論与字用規律，保留了漢字形義統一中的諸多文化内涵。《說文解字》應當作為傳世文獻文字學的専書，《說文》學興古文字學的關係應當摆對，也愿進一步溝通，《說文解字》的實用性是要在清人整理和研究的基礎上，不断集上古傳世和出土文獻的證据，经過校勤、核證、比較、歸納後，才能體現出來的。

科學地估計了《說文》的局限，才能深入發掘《說文》學更深的理論研究價值。例如，以新的方法論，研究《說文》整體，描写出小篆的構形系統，利用《說文解字》貯存的上古漢語意義系統，引發出中國特有的，不依頼語法的獨立的語義學。従《說文解字》對小篆形體取象的講解中，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漢字興古代文化的互证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工作。

《說文》小篆已經進入電腦，正在進入 UNICO 国際字元集，因而不久也會進入互聯網，这是中国文字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里程，《說文》學也將由此走向世界？

時代改變了《說文解字》興《說文》學的命脉，《說文解字》与《説文》學曲折的经歴也告訴我們，評價任何一部書，都不要懷有成見一筆抹殺它的功績，也不要盲目推崇誇大它的作用，只有还原它，褒其真長，非其所短，才能真正明確它的歴史地位，切實地継承它來為今天服務。

以《說文》為中心的中國傳統文字學的理論價值和應用價值遣远沒有發掘完，許學的發展任重道远，一切熱愛中華文化的有識、有志之士還要不断努力，發掘新材料，探討新方法，進入更深層的研究。在這個時候，把《說文解字》的研究論著的一部分業編起來，也許可以看到今天的學者用不同的観點研究和運用《説文解字》所做的努力。

我奉命為編集成作序，但這部「集成」是博採眾家之言的，而我在這里只能說說個人的體會，与「集成」作者的觀點和理念並不完全一樣，放在這里，僅供大家討論吧！

王宁 公元二00六年六月於北京

《国家图书馆方志丛书》

发布于 2025-06-01 0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