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曾经的票证制度

潘作成

聊聊曾经的票证制度 潘作成 上世纪的五六七十年代，在新中国的大地上（不包括港澳台），曾普遍实行一种票证制度，就是在购买主要日常生活用品时，不能光凭人民币，而必须同时使用国家按人口配发的有关票证。如粮票、布票、棉花票、肉票等。 　　实行票证制度，对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限量供应，起始于1953年。当时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全国各地所需粮油，均按区域实行划片、定点、凭证统一供应，而不准私自买卖。于是，城市居民以家庭为单位，都有了一个粮本，每月凭粮本购买粮食和食用油。当时黑龙江省的供应标准是，城镇人口粮食28斤（体力劳动者等特殊人群另有其他标准），食用油每人0.5斤。因潘复生曾长期主政黑龙江，陈锡联曾长期主政辽宁，两省城镇居民食用油标准略有差异，故民间曾有“陈三两、潘半斤”的谑语。农村居民粮食由生产队每年秋季按人均分，一般每人全年400—500斤（国家没有统一标准，个别灾年不到400斤，也有丰年超过500斤）。食用油是0.2斤，按人口定量到供销社领取。至于肉票，只是城镇居民有，农村人口没有。除了粮油之外，棉花、布也是凭票供应，这二者城乡标准相同。 　　之所以要发行这些票证，在当时完全为国情使然。因建国前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生产力水平极低，普通百姓普遍吃不饱穿不暖，每年都有大量人口死于饥饿。据济宁市委党校原副校长姜传岗教授《“伟大”的民国时代饿死多少人》一文对民国时期十一次大灾荒情况的研究，民国期间，每年饿死人数为300万—700万。整个民国时期饿死人数2亿以上。新中国建国的1949年，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10公斤，棉花人均占有量只有0.8公斤。注意：这里所说人均占有量并非口粮数量。因为粮食除每个人的口粮外，还有食品工业、制药、饲料等都要用到。棉花也是同理。国际上流行的口粮标准是250—280公斤。就是说，光是吃饭，就需要至少250公斤粮食。平均口粮数量和棉花个人使用量，远远小于个人平均占有量。在这种情况下，建国前普通百姓普遍难得温饱，能吃上饱饭，穿上囫囵衣服，就要谢天谢地！为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基本的温饱，国家才不得已采取票证制度。实际就是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均分着吃。在生产力水平不可能一下子提高的情况下，确保每个人都能有饭吃、有衣穿，不致因冻馁而死。后来，随着国家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手表、自行车等产品都实现了国产化，但一时又难以满足所有人需求。于是，就又出现了自行车、手表等紧缺商品凭票购买的现象。但这些票证一般多为临时性的，与粮票、布票、棉花票等有很大区别。 　　本人出生于1958年，时新中国刚成立9年。记得小时候曾穿过一双草鞋，也是买的，蒲草编制。那时的衣服，都有补丁。已经很破的衣服，实在补不起来了，母亲都舍不得扔掉，要将比较好的部分剪下来，用来打袼褙做鞋。旧棉衣拆出的棉花，也挑其中较好的留下，做新棉衣时用。只有很破旧的才会扔掉。一般人口多的人家，都是哥哥穿过的衣服弟弟穿，姐姐穿过的衣服妹妹穿。一个被套，更是要用很多年，轻易舍不得更换。那时有专门“弹棉花”的，把已经用得很实成的棉花弹得松软。村里的供销社专有一项收废品的任务，断绳头、烂鞋底、破铜烂铁，什么都可以拿来换钱，就是要把一切能用的资源都利用起来，不使浪费。为什么毛泽东主席一件睡衣补了72块补丁还在穿？雷锋生前讲过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句话为什么当年那么流行，成为体现其艰苦朴素作风的名言？实际就是那个时候国家太穷，需要省下资金用于经济建设，所以不得不过苦日子。并不是哪个人有福不会享，过苦日子有瘾。 时间到了八九十年代，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全国修建了大量的水利没施，加上良种、化肥的使用，中国的粮棉产量，无论是单产还是总产，较建国初期都有很大增长，且逐渐得以稳定。又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发展步伐持续加快，与西方市场逐渐接轨，化学纤维服装很快走进寻常百姓生活，各种商品日益丰富，票证相继失去意义。1993年底，最早的票证，也是最重要的票证——粮本和粮票，终于取消，标志着与计划经济体制相统一的票证制度，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终于告别了商品短缺时代。 有人说，中国如一建国就实行市场经济，那早就富起来了。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想法。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对外开放，实则是指对美西方的开放。这种开放，既符合美国及西方各国的经济利益，也适应了美国与前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需求，所以美国才会结束长期对中国实行封锁的政策，主动与中国建交。对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开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从没有实行过如清朝那样的“闭关锁国”政策。如建国后立马对西方实行开放，一方面没有可能，而如果真的向西方开放，中国经济必将走入殖民经济的泥淖，根本不会有工业化的实现和本世纪的经济腾飞，更不会有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实现。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将第一时间予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