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博新展丨大备盛德——青铜时代的曾国与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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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精选鄂、曾两国精品文物125件（套），其中一级文物占比66%，包括唯一经考古发掘的神面纹青铜器组“鄂侯四器”、展现曾国独具特色编钟文化的“曾侯钟”、迄今年代最早的鸟虫书实物“铜方壶”，以及代表曾鄂两国青铜铸造技术巅峰的“鄂仲方鼎”“错金铜鉴缶”等青铜器物，展现中原礼制与江汉文化交融的青铜器艺术之美。大备盛德，揭秘青铜背后的王朝礼仪与曾鄂国荣衰。 "鄂侯四器"介绍: 昭昭周地，群邦毕起；迢迢涢水，迤逦而东。伫立在汉水东侧的鄂国与曾国，是中国漫长历史中的沧海一粟，它们与众多星罗棋布的地区文化一起，如涓涓细流共同汇入中华文明的浩瀚江河。 现场看展:↓ 前言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500年，中国进入青铜时代，中华文明迎来重要转折点。青铜的广泛使用是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征，商代青铜文明全面勃兴，青铜器成为彰显政治权力的象征；进入周代，礼乐制度日益成熟，青铜礼器作为这一制度的重要载体，自周建立伊始，便备受重视，中国青铜文化迎来兴盛和繁荣。"纣时浮风遍于天下，维江汉之城先受文王之教化。"周初采取"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长江中游的汉江流域作为周人经略南土的重要战略支点，周王室在此地广封诸侯国，这其中便包括位于汉江之东、涢水之畔的鄂国与曾国。鄂国作为"姞"姓的殷商旧族，带着北方青铜文化的特点几经迁徙；曾国作为"姬"姓的周室宗亲，携礼乐制度扎根汉东。两国以器明礼，在中原地区青铜礼器制度、铸造技术、器类特征的强烈影响下又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地域因素，进行创新，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是早期中国青铜文明华章中最生动的篇章之一，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中奏响了金声玉振的和音。器以载道，以物补史。关于鄂国与曾国，史料鲜有记载，但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它们的历史面貌终被揭开。本次展览精选鄂、曾两国精品文物125件（套），以青铜器为载体，铭文作经纬，勾勒出鄂、曾二国历史发展脉络，带领我们领略中原礼制与江汉文化交融的青铜器艺术之美，品味中国青铜时代礼乐文明孕育出的璀璨文化。 随枣走廊今湖北随州至枣阳一带，有一个位于大洪山与桐柏山之间、西南﹣东北走向的狭长平原﹣-"随枣走廊"，汉江最大的支流涢水，经此地流向江汉平原。它既是周人控制江汉地区的重要通道，周王朝沿此线分封了众多的姬姓诸侯国，史称"汉阳诸姬"；亦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向汉东扩张的主要路线。随枣走廊北接河南，南通江汉，为中原王朝南下前往长江流域获取铜、锡资源的必经之路，是重要的铜矿资源运输通道，史称"金道锡行"。华夏文明早期氏族分封核心体系下衍生出黄帝十二姓，其分封地从最初的黄河流域中下游逐渐迁徙发展。"姬"姓的曾与"姞（ ji )"姓的鄂，在西周早期被分封于此，共同肩负着以藩屏周、镇守南土的责任。曾、鄂两个诸侯小国未见诸于史册，却伴随着随枣地区历史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重新翻开了他们扼守于此的生动史实，精美丰富的吉金之器，更成为我国青铜时代煌煌史诗中跃动的音符。 鄂国篇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长卷里，有一个近乎被遗忘的古国﹣﹣鄂国，它鲜见于史册，长久不为人知。湖北省随州市安居羊子山西周墓的发现，使这个深藏汉东三千余年的诸侯国重现于世。殷商时期，鄂国活跃于黄河北岸；周初被封为异姓诸侯，驻守汉东这一南疆重地；西周晚期却骤然消失于江淮一带。这个跨越商周两代的诸侯国，如何在历史长河中浮沉？其与今湖北简称又有何渊源？史料对此并未有详细记载，只能通过一些青铜器上的铭文与只言片语的文献拼凑出零星的线索。直至羊子山西周墓中带"鄂侯"铭文的青铜器破土而出，证实了西周早期，鄂国雄踞随州的盛况。羊子山墓出土的青铜器造型精美，尤以四件神面纹酒器夺目，其铸造水准之高，令人惊叹。这些器物不仅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与中原地区礼乐文明的交流，也见证了随枣地区商周青铜文化的发展高度，成为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中的璀璨光华。 鄂之源流今湖北省的简称"鄂"，溯其源流，与商周时期的古鄂国有所联系。考诸典籍，"姞"姓鄂国肇基于商，至纣王时，其侯已位列三公，显赫一时。周初，鄂国因灭商有功而得封，由北地徙居至今湖北随州一带，自此肩负屏藩周之南土的重任，周鄂互为姻亲，交谊深厚。然而至西周晚期，鄂侯举兵叛周，终致周天子颁下"勿遗寿幼"的严命，宗庙倾覆于王师铁骑，鄂国遗民随之北迁至今河南南阳，战国时最终湮灭于楚地烽烟。但"鄂"之地名自青铜铭文铸刻之时起便在时光中承续变迁，最终成为江汉沃野的冠名之称。 徽记铭文族徽与日名盛行于商代，是商文化中最具特色的记名方式，族徽是商人刻在青铜器上的族氏名称，由一个或者几个文字、象形符号组成。至西周早期仍占有一定数量，之后便趋于消亡，是反映商文化兴衰及其与周文化融合的重要文化标志之一。 日名商周时期，王室成员及贵族常用天干（甲、乙、丙、丁等十个文字符号）形成人名，被称为"日名"，是与祭祀、宗法制度密切相关的命名方式。 鄂称由来西周晚期，鄂国遗民北迁至今河南南阳一带，后在战国时期被楚人灭国，但地名"鄂"却得已保留。楚国败于垂沙，鄂君再次东迁至今湖北鄂州一带。秦行郡县制，在南阳与鄂州分别置东、西鄂县，之后鄂地不时有变化。开皇九年（589年），隋炀帝设鄂州下辖江夏、武昌二郡，"鄂"名得以稳定，并在之后的历史时期里发展为今天湖北省的简称"鄂"。 鄂侯兽面纹鼎使用"三层花"工艺。这是青铜时代最为复杂的工艺之一，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三层花"的纹样以主纹、地纹和装饰纹构成，浅浮雕的主纹粗狂有力，阴刻减地的地纹细腻精致，装饰纹则以细阴线勾勒主纹细部特征，是立体精致层次分明的独特纹饰。 兽面纹又称饕餮纹，它融合牛、虎、鹿等动物的特征，形成以双目、角冠、獠牙等要素构成的对称兽面。是中国青铜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纹饰体系，奠定了诸多纹样的构成法则。 神面之辉商周之际，中国青铜器艺术迎来首个创作高峰，器型趋于多样、纹饰渐显繁缛、工艺更臻精微。西周时期，周王朝国力强盛，鄂国等诸侯国所铸器物受周文化的浸润，但他们却融入地域和自身文化，创造出别具风貌的青铜艺术。其中鄂国青铜器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一组器型奇崛庄重、纹饰复杂精妙的"神面纹"酒器，瑰奇的风格在中国青铜礼器中独树一帜。所谓的“鄂侯四器”。 此组礼器出土于湖北随州羊子山墓，由两件卤，一件尊和一件方罍组成，因罍铭有"鄂侯"二字，它们被合称为"鄂侯四器"。卣、尊、罍是长江中游江汉地区西周典型的酒器组合，这套酒礼器的装饰纹样尤为独特，为较罕见的三层立体花纹的"神面纹"，整体构图与商周流行的兽面纹相似，但眼睑结构则是典型的人目形状，因此不见兽面纹的狞厉威严，而呈现庄重亲和之感。"鄂侯四器"是目前唯一一组经考古发掘出土的神面纹青铜器组，是鄂国青铜文化最独特而典型的代表。 龙纹又称夔龙纹或夔纹，是青铜器传统纹样之一，在西周时期得到充分发展，大多被设计成以侧面呈现的抽象化长身神兽形象。 曾国篇在距离随州羊子山西周鄂侯墓约25公里的叶家山，另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被考古发掘徐徐揭开。上百座西周早期的曾国诸侯墓群，印证了曾、鄂两国曾并立汉东，共同镇守周之南土的史实。扼守随枣走廊的曾国，绵延国祚七百年；既守铜锡资源，亦是南北文化融合的交流重地。曾国从西周初年开始，经历了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的政治嬗变，这种变化使得其文化面貌呈现出不同风采：组合有序的青铜礼器反映了"郁郁乎文"的周礼精髓；"五声八音"的编钟乐悬彰显出独特的曾国文化；错金、镶嵌等灵动华丽的工艺象征着曾式艺术的浪漫。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深入，华章重现，开启了世人了解赫赫曾候的新篇章。 曾国是周代分封体系中的重要封国，为"汉阳诸姬"之一，承担着经略南方疆域、监控淮夷部族以及保障铜锡资源运输路线畅通的战略职责。随着周王室统治力量的衰退与楚国的强势崛起，曾国的文化特征逐渐发生转变。至战国时期，曾国在政治上已附属于楚国，其文化体系完全融入楚文化范畴。至战国中期后，曾国逐渐消退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而留存于随枣走廊一带丰厚的考古资料，成为如今认识曾国历史及其受周代礼乐制度深刻影响的青铜文化的重要实证。 汉东大国曾为大《左传》记载："汉东之国，随为大"（随是曾国的另一称谓）。曾国为"汉阳诸姬"中实力最为雄厚者，国力昌盛，深受周王室重视。进入西周中期，其疆域从涢河一带扩大至滚河附近。彼时，曾国仍属于周文化体系，是周王朝抵抗淮夷的中坚力量。 左右楚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雒邑，建立东周，周王室日渐式微，其中楚国不断东扩，曾国的势力范围由漳河、滚河流域退回至涢水中游的随州一带，并最终臣服于楚国，完成了由"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的历史转变。这一阶段的曾国青铜器也逐渐褪去周文化的烙印，开始融入楚文化体系。 藏礼于器周代继承并发展了殷商礼制，并在严格执行中构建起一套严密的礼器等级体系，礼器形制、数量和组合方式等与身份严格对应。这一制度不仅体现在鼎、簋、钟等礼乐器的规制上，更通过规范化的礼仪流程，将抽象的等级观念具象化为"钟鸣鼎食"的仪式空间，使礼制成为可感知、可操作的社会规范。曾国出土的青铜器群在遵循周礼的同时，又展现出地域特色，反映了周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理念与地方文化的交融。这种以器物承载礼制的治理智慧，不仅巩固了周王室的统治，更奠定了中国传统礼乐文明的基础。 盥礼作备"奉匜沃盥"是中国古代在祭祀典礼之前的重要礼仪，沃盥，即洗手，以盉或匝浇水于手，盘则用来承接弃水。周早期，曾国贵族盛行用盉、盘当水器；西周晚期出现匝，并逐渐取代盉，与盘搭配，成为固定组合。东周时期诸侯国的盥洗器除了流行盘、匜之外，还盛行一种口部较小的鼎，多自名为"汤鼎"。 宾客響醴饮酒是周代礼乐制度中不可或缺的步骤，贯穿于祭祀、宴飨、外交、社交等场合。区别于殷商的"酒以成欢乐"，周人更注重"酒于成礼"，既体现等级秩序，又承载伦理教化功能。"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西汉】戴圣《礼记·玉藻》"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西汉】戴圣《礼记·礼器》 殷商遗风《论语·为政》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指出夏商周三代礼仪的传承关系。叶家山墓地出土酒器数量较多，有爵、觚、觯、斝、尊、卣、罍、斗等，最基本的组合为爵觯。在等级较高的贵族墓葬中还出土了觥，反映了西周早期酒器受商代的影响。 尊卣组合出现于商，但同纹饰、同铭文的配置则多见于周。叶家山27号墓、65号墓出土铭文、纹饰一致的尊点组合，其器表锈色一致，反映出，入葬时作为组合埋葬的方式，这样的尊卣组合同见于如河南省平顶山市应国墓地、宝鸡戴家湾等周文化腹地，是周文化对商文化的传承和变革。 吉金之美曾国青铜器是青铜时代的璀璨明珠。叶家山曾国墓青铜器代表了商周之际此地的第一个发展高峰，而擂鼓墩曾侯乙墓青铜器则是春秋战国之际第二个高峰的典型代表。此期的曾国青铜器分铸、焊接技术成熟，错金银、镶嵌等装饰技艺精湛，制作的青铜器堪称美轮美奂。 至繁至美范铸技术发展到东周时期，原有单一的范铸技术转变为综合使用混铸、分铸工艺，从而具备了制作造型复杂器物的铸造技术与工艺。以曾侯乙尊盘为代表的繁复镂空青铜器就是此期曾国青铜艺的典型代表。镂空的结构特点成为其最具标识性的审美与成就。 鸣乐奏礼西周各种礼仪活动中常有配乐，不同身份等级、不同场合、不同时节的用乐制度也有严格规定。《周礼·春官》中将乐器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称为"八音"，是最早的乐器分类法之一。"八音"之中，曾国尤为重视编钟。【八音分类及代表性乐器】‌金‌: 金属制乐器，如钟、镈、铙。‌‌‌‌‌石‌: 石制乐器，以磬为代表，包括编磬。‌‌土‌: 陶制乐器，如埙、缶。‌‌‌革‌: 皮革制鼓类，包括鼗鼓、建鼓等。‌‌‌丝‌: 弦乐器，如琴、瑟、筝。‌‌‌‌‌木‌: 木制打击乐器，以柷、敔为主。‌‌‌匏‌: 葫芦制乐器，如笙、竽。‌‌‌‌‌竹‌: 竹制管乐器，包括箫、笛、箎等。‌‌（①鼗táo鼓: 长柄的摇鼓，俗叫拨浪鼓。②柷敔zhù yǔ: 奏乐开始时击柷，终止时敲敔。一说二者同用以和乐，不分终始） 乐悬制度乐悬制度是钟、磬等打击乐器的陈设规制，是周代礼乐文明的重要内容，其本质是通过音乐礼仪的规范，彰显"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乐悬"得名于乐器的悬挂排列形式。曾国出土编钟数量较多，种类丰富，音调完备，勾勒出周代乐悬发展的完整轮廓。"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辨其声。凡悬钟磬，半为堵，全为肆。"--《周礼·春官·小胥》 钟属于击奏体鸣乐器，主要用于国君的祭祀、宴飨等礼仪，是我国古代王权的象征。大多是以大小及音阶不同的若干件排列成组，称编钟。常见的编钟有镈（ bo ）钟、甬钟和钮钟等，因出现时间、使用方法不同而在形体上有较大区别。镈钟是一种有悬钮、平口、击奏体鸣的大型乐器，相较于钟和钮钟，镈钟形体较大。甬钟的上部铸有长筒形的钟柄的悬挂部件，称为"甬"，故称甬钟。钮钟则因悬挂部件为"钮"而得名。钮钟的出现也晚于甬钟和镈钟。钮钟和甬钟的主要区别在悬挂的部位。 车马为仪车马礼仪指的是根据使用场合和身份地位的不同所产生的一种礼仪制度。两周时期，不同等级的人，所使用的车马也不尽相同，一般情况下，地位越高，使用的车马也就越豪华，可使用的种类和数量也就越多。曾国墓地出土了数量庞大的车马器，体现了曾国雄厚的国力与先进的制备技术。 大美同琢随枣走廊是横亘于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的战略通道，既是铜锡资源自长江矿区北输中原的要道，也是多元文明交汇的熔炉。扼守于此的曾国可能在西周早期就拥有了独立的铸铜作坊，并在数百年的发展中铸就了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技术与工艺的交流和不断更新使得曾国青铜器在中国青铜铸造史与艺术上均占具重要地位。吉金作器，礼制与生活意趣同辉，写实与抽象共生，见证了中国青铜时代技术巅峰与跨地域文化互鉴的历史篇章。 错金嵌彩在青铜器上使用镶嵌工艺始于夏商，盛于东周。该工艺是在铸造好的青铜器表面，据事先留出的纹样空槽嵌入金银、红铜、绿松石等材料，再将表面磨错平整，利用它们与青铜不同的材料色彩，凸显纹饰与铭文结构特点，产鲜明华丽的装饰效果。曾国青铜器上的错金银、嵌绿松石等纹饰受楚文化影响十分精美。 饪食礼器除鼎、簋外，曾国墓地出土的食器类青铜礼器也很丰富，烹饪器有鬲、甗( yan )，盛食器有敦、簠（ fu )、豆、铺等。其中升鼎、鬲、簋等器物的组合与楚国青铜礼器相似。 牺牲用享《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周代社会生活的头等大事。周人重食，在食器种类、使用等级上有着严格的规定，这些盛放、烹煮食物的器具，也是周代青铜礼器的核心组成部分。 鼎簋之制鼎和簋分别盛置牲肉和黍稷。由此发展出的列鼎制度是周代的一种礼制等级制度。它是造型、纹饰、铭文完全相同但形体大小依次递减的鼎簋组合，鼎的数量为奇数，簋的数量为偶数，使用时按照大小次序有规律地陈列，并按等级供献不同种类的食物。 鼎是"明贵贱、辨等列"的标志，有圆鼎、方鼎等不同造型。商周时期，方鼎往往出土于等级很高的墓葬中，是权力与身份的象征。著名的后母戊鼎便是迄今体积最大、最重的方鼎。 目前学界公认，1966年在湖北枣阳苏家垄曾国墓地所出土的"九鼎八簋"，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的周代最高等级青铜列鼎列簋组合。 曾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曾国所处的地理位置通衢广陌、四通八达，不仅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与周边各诸侯国也有着密切的交往，不仅与楚、邓、卫有通婚交流，与黄、陈、宋、唐等国亦往来頻繁。 金道通衢随枣走廊地处交道咽喉，南北通衢，是商周南北文化交融的枢纽。立国于这一独特地理位置的曾国，既接受了中原礼制文明，同时也深受江汉楚地风物人情的滋养，甚至与巴蜀也交往颇繁。从西周到战国，随枣走廊的青铜之路不仅输送铜锡资源，更催生出礼器形制多元、纹饰兼容并蓄的"曾国气象"，绘就了早期文明区域互动、共生共荣的鲜活图景。 结语昭昭周地，群邦毕起；迢迢涢水，迤逦而东。伫立在汉水东侧的鄂国与曾国，为周代众多诸侯国中的一蕞小国，它们独具特色的青铜艺术，并非仅为小邦造物的巧思，而是在早期中国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背景下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里，充分汲取中原文化的养分，再基于自身文化创造而成。九鼎之成，非一金之工；文明之光，岂独大国之辉。曾国与鄂国的青铜文化，是这一时期文化交融与发展的见证。"六合同风，九州共体"，鄂国与曾国，是中华文明漫长发展进程中的沧海一粟，而正是它们与其他星布于华夏大地的文化一起如涓流入海，汇入中华文明的浩荡长河，成为兼收并蓄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