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亲历日本

潘晓阳

1992年9月，重庆市政府在日本大阪举行“日本大阪与中国重庆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会”，我在合川县政府分管经济工作，县政府决定由我带着有出口产品的企业负责人一起到日本参会，我就在日本待了20天。

1992年是日本的平成4年，日本明仁天皇当年的10月份即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我能在日本天皇访问中国之前，到日本参加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会，算是搭上了一次中日友好的班车。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当年39岁。

出国就要乘飞机，记得我第一次乘飞机是1988年的5月，当年我在合川县政府任副县长，分管文化方面的工作，合川县与吉林市龙潭区结成文化友好单位后，受龙潭区政府的邀请，我带着县文化局，县经济协作办公室和文化馆的干部到龙潭区参观学习交流，从重庆经北京到吉林，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重庆到北京的机票价格是164元。

还记得当年1月18日，一架从苏联购买的，中国民航西南航空222号伊尔18型客机，从北京飞往重庆，晚点10个小时以后，刚经过合川空中走廊，就在重庆白市驿机场上空爆炸，108人无一生还。

空难不久后的5月份我带队到吉林，第一次乘飞机，第一次翱翔在空中，想起不久前的空难，心里的那种忐忑，可想而知，不言而喻。

那个年代不是有钱就能乘飞机的，有资格乘飞机的人，除了有钱外，其身份还得符合乘飞机的条件。

乘飞机需要符合什么条件？一是需要出具单位介绍信，证明你是某个单位的人；二是乘机人必须是县团级及以上干部，属于县团级以上干部的随行人员也可以乘坐飞机，但随行人数有限....，所以，不仅乘飞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出国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当年能出国就很了不起，是因为姓资姓社的争论还在继续，而大多数外国都“姓资”，所以，那个年代能出国公干的人很少，少到什么程度？通过公开资料很难查到准确数据。

鉴于各种无法说清楚的原因，到“日本鬼子”的国家去公干的人更少。

我出发前，得到一本护照，与以前不同的是，护照上个人信息部分是用手写的，1992年开始发行新版护照，手写变成机器打印，还有了新的防伪措施，使护照显得更加安全。

能出国，我当然很高兴，特地买了一双新皮鞋，穿新鞋走新路，这才是最好的样子。

但在国内买的新鞋没穿两天就将脚磨破了，我在日本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双白色的旅游鞋，这鞋穿在脚上非常舒适。

我穿着这双鞋，在日本走过“千山万水”，离开日本时，鞋面仍然是白白的，但回到北京的第二天，白色鞋面立马就变成了黄色，鞋底也粘上了泥土和灰尘，北京的空气污染，还有地面的肮脏程度，可想而知。

重庆与日本的经济贸易洽谈，其实大部分是重庆各企业和各区县企业在日本大阪的产品展销，一边展销，一边洽谈而已。

以前与日本企业有合作意向的，到大阪后再继续谈，谈后签一份“合作意向书”，意向书里涉及到的数据，就成为本次洽谈会的成果，至于这成果能否成为现实，那是二话。

合川企业不多，能出口的产品也不多，我们在日本主要是做产品推销，寻求与日本企业的合作机会，所以任务不重，空闲之时就能到大阪以外的城市去走走看看。

我第一次去看的地方，是位于大阪的天保山海游馆，这是代表团的翻译建议我们去看看的。

翻译说，大阪天保山海游馆是世界最高级别的水族馆，它以太平洋大水槽为中心，建了14个水槽，总蓄水量达到5400吨，整个海游馆像个小型蓄水池构成的人工海洋世界。

他还介绍，说海游馆里展示的海洋生物有580多种，不仅包括各种鱼类，还有两栖类、爬虫类、鸟类、哺乳类以及无脊椎动物、植物等，海游馆还有巨大的鲸鲨，鲸鲨之大，闻名于世，所以这个海游馆非常壮观。

翻译的话令人激动，但代表团没有看海游馆的项目，要看就得自己花钱买票。问了票价，得知价格是每人1950日元，当年日元与人民币的兑付价是1日元=0.08元人民币，兑换下来，一张门票就相当我一个月的标准工资。

我一听看一次海游馆要花去一个月的工资，就有点犹豫。

又听翻译说，你们出一次国不容易，该看的没看，岂不遗憾？既然来都来了，不看看世界级的海游馆未免太可惜！

于是下决心，票价再贵，我也要去看看有鲸鲨的世界级海游馆。

当年我认为海游馆的价格很高，是因自己每个月工资收入太低的缘故，对于日本人或较高收入的人来说，大阪海游馆的门票价格是一般人都能承受的。

大阪天保山海游馆就成为我到日本游览的第一个景点。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再看大阪海游馆门票价格，价格一直没涨，却对日本老人和儿童更加优惠，3岁以下儿童免费，60岁以上老人只要600日元。

海游馆位于大阪湾，到了海游馆后，映入眼帘的，不是那座宏伟建筑，而是位于建筑中间的巨大鲸鲨馆，鲸鲨之大，所有生物在它面前都显得十分渺小。

后来我见过各种各样的鲸鲨或其他品种的鲸鱼鲨鱼，但都没有见到大阪海游馆鲸鲨时的那种震撼。

走近海游馆，我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惊异的张大嘴巴，瞪大眼睛看着奇形怪状的各种海洋生物，与海狮海豹亲密接触，品尝海游馆高档餐厅里的各种精美零食，在售卖海洋纪念品的商店里看得目不暇接....，心绪始终处于兴奋的状态。

对于我这个生长在中国内陆地区的人来说，第一次看见各种各样的鱼虾和海洋生物，第一次进入如此气势恢弘的场馆，内心震撼的程度可想而知。

当年带队到日本的县政府负责人只有两个，除我而外，还有时任铜梁县政府分管经济的副县长王义昭。

我和王义昭都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都在县政府任职，以前我们就很熟识，现在到了日本，好不容易出国，有时间在日本多看看，为何不看？所以，一旦有时间，我和王义昭总会结伴外出。

需要外出的那一天，我们早上在大阪酒店吃过早饭，就从大阪坐新干线列车到各大城市去逛，中午在外吃午饭，晚饭前回到大阪休息。

如此早出晚归，从大阪辐射出去，我们游览了日本八大城市中的六个城市，这种游览方式，让我们看见了真实的日本，体验到真实的日本平民生活，受益匪浅。

能从大阪辐射出去，能早出晚归游览那么多城市，首先得益于日本交通的发达。

1992年，日本新干线就已经很成熟，它的最快时速已经达到每小时300多公里。其运力以及安全性，都是世界高速铁路的先驱。

坐在宽敞舒适的新干线列车上，体验高速安全的交通，心里十分惬意。惬意的另外一个原因，还因为日本人将所有人都当成正常人，处处不设防，处处不安检，对于长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环境中生活的人，无疑感到很震惊，也很惬意。

我们每到一座城市，无论是逛商店还是吃饭，都享受着日本人热情而周到的服务。但奇怪的是，餐饮店里的服务员没有一个女青年，跑堂的，打杂的，厨房做饭菜的，全是男性和年老的女性，而各餐饮店橱窗里的食品样本则十分诱人。

餐饮店里有些什么食物？站在橱窗前看看就一目了然，这些食物叫什么名字，份量以及价格都在橱窗里展示，如果你点了某样食品，为你端上桌的，必定与橱窗里展示的份量质量相差无二。

所以，我们在餐饮店吃饭，不用为看不懂菜单而伤脑筋，也无需与服务员沟通，只需要用手指指某一样食品就可以了。

日本的食物都很可口，也很干净卫生，没听说过谁在外吃了不干净的食物拉肚子。但日本人喜欢酱油，汤面或烩饭里经常就有浓浓的酱油味。

日本交通便捷也好，食物干净可口也罢，最主要的是，我们在日本的20来天，从来没有被偷被抢被坑过。日本男人女人对我们都很客气，鞠躬不是只针对我们，在所有的商场酒店或其他公共场所，日本人的鞠躬就是一种待人接物最起码的标配。

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日本一共有43个县，这里先说说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

比如，我们到过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的名城公园，游览了清川将军府邸。这里是日本三大名城之一。城堡里有2000多株樱花树，花开的时候，所有建筑掩映于花海之中，景色非常宜人。

比如，我们游览了东京的银座，银座号称世界三大繁华中心之一，这里的商品价格被誉为亚洲最贵，银座亦是日本现代化的象征和窗口。

比如，我们还游览了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的天皇住所皇宫。这里是日本天皇及其家庭成员居住的宫殿。皇宫分为皇居、外苑、东苑等几个区域。我所在的位置，是宫殿东南方的外苑，这里有大片绿地，大片青翠的松柏，整个皇宫被护城河环绕。今天不是皇宫的开放日，我们只能在皇宫外苑逛逛。

比如，我们到了名古屋港，这是日本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国内货物总吞吐量达到3亿吨，位居日本全国第一。这里还有我们熟悉的丰田汽车，汽车城就在名古屋。

比如，我们到了日本奈良县，这是我在南无阿弥陀佛碑处的留影。在奈良，我们参观了几个佛教寺庙，日本佛教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有7万多座寺院，30多万尊佛像。世界最古老的木造寺院是法隆寺，以及最古老的佛典古文书都保留在日本。

我到过的城市和去过的地方太多，见到的人和事也太多，限于篇幅只能一笔跳过。但我在日本经历的几件事，却始终舍不得跳过，仍然略写两笔。

有人问，你们到日本各地去逛，语言不通怎么问路？

是的，代表团只有一个翻译，不可能让他整天跟着我们，对日文的理解虽然能连猜带蒙，但如果问路，哪怕辅以手势，对方也会一头雾水。

翻译就告诉我们，语言不通不要紧，但一定要记着在兜里揣一张所住酒店的名片，名片上有酒店的名称，还有地址和地图，迷路了，将名片出示给日本人看，他们一看就知道酒店位置，你就能获得他们的帮助。

所以，我们外出，每个人兜里都揣着所住酒店的名片，以作不时之需。

没想到，这种问路方式，真的帮助迷路的我们回到酒店。不过，不是大阪的酒店，而是东京的酒店。

在东京的时候，我们住在新宿歌舞伎町一番街的一家酒店，新宿歌舞伎町是日本号称亚洲最大的红灯区。

红灯区是什么区？就是官方专门为嫖娼卖淫设置的区域。

我对红灯区的情况很好奇，要知道，嫖娼卖淫在中国是洪水猛兽，建国初期，中国就关闭了所有妓院，后来更是严厉禁止妓院的存在，如果在中国发生嫖娼卖淫行为，严重的，要动用刑法惩治。

日本不仅对嫖娼卖淫不惩治，还公开设立红灯区！

日本红灯区是什么样？我不仅好奇，还有些恐惧，因为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嫖娼卖淫是很丑恶的行为，就连平日我们说话，涉及到嫖娼卖淫的事，都会压低嗓门，生怕这四个字玷污了自己的嘴巴。

但我们住在红灯区是经过正规渠道安排的，所以，自认没有问题。

住下来以后，我就在酒店周边的几条街道走走看看，看见“卖淫”的门店，就瞥眼偷偷看看店里的情况。

红灯区里称“卖淫”的店为风俗店，每家风俗店都在门内显眼的地方悬挂着地方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而店里女郎们的照片，写着她们的年龄，“三围”之类的信息，照片与明码实价的招牌挂在一起，就像餐馆橱窗里展示的食物样本一样，大街上行走的人都能清晰的看见。

（图文无关）白天大街上感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一到晚上，男人们就三五成群到酒吧喝酒，到的士高跳舞，或到“风俗店”消遣，这时就会有很多性感“兔女郎”在街上或者自家门店外招呼客人，也有一些“杀马特”造型的“牛郎先生”，还有喝醉酒的人在街上摇摇晃晃走路....。

想要嫖娼的男人，大大方方走进风俗店，拉客的“兔女郎”继续拉客，摇摇晃晃的醉鬼继续走路，但无论是“兔女郎”还是“杀马特”还是醉鬼，都各做各的事，互不打扰，也没有喧哗或突发事件发生。

夜晚的新宿红灯区，大街上霓虹灯闪烁，街上行人如织，整个街区都处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奢华中。

白天的新宿红灯区。

奢华归奢华，却并没有乌烟瘴气的状况，来红灯区参观游览的外国游客很多，在街上拍照的人也很多。

但翻译事先告诫过我们，日本的“风俗店”是不接待外国游客的，在风俗店门外看看即可，不要走进门店里去。

翻译还让我们放心，说红灯区的治安也是出了名的好，女孩子独自一人走在大街上并没有安全问题。

说了红灯区状况，就说说我和王义昭迷路的事情。

我和王义昭从外面游览后回新宿歌舞伎町的酒店，却怎么都找不着所住酒店位置，就连自己现在位于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看着周边来来往往的人，人很多，但没有看见像中国人的人。

试着问路，将酒店名片递给一个日本男人，他瞟一眼就摇头摆手走开，再试着问一个日本女人，女人将名片瞟一眼，也赶紧向我们摆手。

我们有点懵，因为递给他们看的名片在红灯区，他们一定误以为我们是拉客的“兔女郎”或“杀马特”？

实在没辙，我们站在路边有点惶恐。

我们没有手机，无法与翻译联系。这时我看见一个个子矮小微胖的老婆婆，手里拿着一个布口袋经过我们面前，我硬着头皮，试着将名片递给她，再比划着问路。

老婆婆看看我们，给我们指了指方向，嘴里又叽叽咕咕说了一通话，但我们根本听不懂，老婆婆迟疑了一下，看我们仍然一脸懵逼的样子，就示意我们跟她走。

我仍然不解老婆婆的意思，只能凭感觉跟着她走，一路无话，走了好长一段路，走进一个地铁站，她又向另外一个男人叽叽咕咕说了些什么，并示意我们跟着男人走。

我们走进地铁站内，回头却发现老婆婆调头向回走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老婆婆见我们与她语言不通，她虽然与我们不顺路，却将我们送到地铁站，还细心的将我们接力给也要坐地铁的人，做完这些事，她才回头重新走自己的路。而我，却连一声谢谢都没来得及对她说。

我们跟着接力的男人坐了两站地铁，他将我们送到酒店门口才离开，虽然我们与那个男人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但现在每每想起这两个人，心里就暖暖的，日本人待人真诚，热心助人不是吹的，是真的。

还有一件事，我第一次接触自动开关门的出租车，却给司机留下令人尴尬的印象。

在大阪的时候，日本一家公司请我们吃饭，这家公司以前与合川县碳酸锶厂有过外贸关系，这次双方希望再次协商碳酸锶出口问题。

我和碳酸锶厂的厂长一起打车到日本公司，站在酒店外等出租车。

不远处开来一辆出租车，厂长为了表示对女性的尊重，赶紧上前为我拉车门，但使劲拉了几下，车门纹丝不动。

只听日本司机提高嗓门喊了一句话，我们听不懂，厂长继续拉车门。

司机立马跳下车来，几步跑到我们面前，用手势告诉我们，不要拉车门。然后又跑回驾驶座，在车上为我们将车门打开。

我坐进车里，见车头前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鳩山”等日文，知道这个司机姓鸠山。

看见牌子上的字，我和同行的厂长相视一笑，我们都想起了“红灯记”里日本宪兵队的鸠山队长。

日本的出租车于1964年就已经是自动门了，但我们从来没接触过能自动开关的车门，我们习惯的是用手使劲拉门。

司机看了我们给他的字条，知道了我们要到的目的地，一言不发，发动汽车就走。

到了目的地，我先下车，仍然习惯性的关车门，司机又大声向我们喊话，并向我们着急的摆着手，待我们都下了车，他在车里将门关上，开车走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司机两次向我们喊话，一定是想制止我们用手使劲开关门的破坏行为，但我们听不懂他的话，现在想来，不仅对自己手动开关门的行为内疚，也很难堪，估计鸠山司机在心里骂过我们“八格牙路”！

快回国了，我在商场买了三把能刮鱼鳞又能刨鱼用的刀，还买了几把形状似手枪的打火机。还买了几支强力胶水。

当时为了试试胶水的真伪，在商场买之前就滴了一滴在手指上，手指皮肤立马被粘住，而且粘的十分紧，后来想了很多办法都无法消除，回国后好久才感觉胶水褪去。

上一章我写“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讲过，摄制组送给我一个樱花电子钟，三十多年了，那装饰品没有一点破损，钟也没有走时不准的问题，日本产品质量确实不错。

但我买东西时完全没有考虑是否能通过机场安检。

到了东京机场，过安检时，安检员发现我行李箱里满是刀刀枪枪的东西，赶紧叫我到屏幕前看，问我那些刀是什么刀，那些枪是什么枪？

由于语言不通，我也惊愕的看着屏幕上行李箱里显示的东西，语言不通，只能开包让安检员检查。

他们将刮鱼鳞刨鱼用的刀，形状像手枪的打火机之类的东西全都丢进了旁边大箱子里，我以为这些东西被机场没收了，心里着急，也为这些东西带不走深感可惜，就拿眼四处找翻译，但整个代表团只有一个翻译，见不着翻译的影子，无法与安检员解释和沟通，只好作罢。

唉！那几把刀和像手枪的打火机，我至今心里都很挂念。

后来翻译告诉我，其实刨鱼的刀，和像手枪的打火机，只要“枪”里没油，这些东西都是厨房用具，放在托运行李里是可以带走的。但我与日本人语言不通，只能将这些东西作为违禁物品丢弃。

其实给我真正留下印象的，是日本安检员对待旅客并没有颐指气使的态度。

在安检现场，团里一个男性成员的行李被检查后，也查出不能带上飞机的一些物品，但这个男人有点个性，他对安检员意欲将他的东西丢弃的行为很是不满，忍不住就大声斥责起来。

机场的男性安检员虽然不知道旅客为什么动怒，却都在他面前立正，嘴里大声而有力的应着“嗨”，而一旁的女安检员，则不停的对满脸怒气的旅客深深鞠着躬。

翻译到了，安检员与翻译沟通，将机场明确规定不能携带的物品仍然丢进了安检处的大箱子，有的物品，经翻译解释则保留了下来。

现在每每看见国内机场安检员不可一世的做派，我就会想起日本东京机场男性安检员对发怒乘客立正，嘴里喊着“嗨”，和女性安检员对发怒乘客深深鞠躬时的样子。

不过，嗨归嗨，鞠躬归鞠躬，日本安检员对乘客的恭敬，并不影响他们对执法的一丝不苟。

回到国内，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眼里看见的日本人，亲历过的一些事，都令人震撼。

那些仍然用各种方式丑化痛恨日本人的行为，常常令我不安。

但我能理解，因为能到日本去的国人毕竟不多，他们对日本的了解只限于各种宣传资料上的东西，长此以往，两国人民何时才能正常交往？

在日本，我对他们的经济发展程度震惊，更震惊的，是日本文化和国人的素质，我们在日本期间，被尊重，被鞠躬，被道歉，被帮助...，我甚至怀疑自己原来并不是坏人，可能是个好人。

好人是不用证明的，但我们办各种证件，需要出具很多证明自己不是坏人的手续；过地铁上高铁到很多公共场所，还会被探测仪搜查全身....。

因为我们一直是被当做假想的坏人存在，所以看见穿制服的人，心里就打憷。

人应该被尊重吗？不言而喻，但有时可能是你想多了。

一个人卑微不要紧，要紧的是卑微时间长了，你就养成了卑微的习惯，你就永远不知道，身为一个人应该有人样。

现在距我到日本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我们与日本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但差距最大的，并不是经济发展，而是人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缺乏正义感；老实本分但不善良；欺软怕硬；底层互害等等问题，而人的综合素质提高，比经济发展的难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