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公共关系的辩证之道：“五大关系”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

莫愁公共关系

在长三角公共关系首期高级研修班结业之际，某业界资深专家和行业领军人物提出重要理论观点，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是中国式公共关系的核心和灵魂，中国式公共关系必须服务于中心大局”，精准点明新时代公共关系发展的本质要求。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的“术与道、利与义、名与实、外与内、知与行”五大关系，构建了一套兼具中国特色与时代价值的公共关系理论框架。这五大关系既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内核，又回应了现代公共关系实践的现实挑战，为中国式公共关系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提供了系统性方法论。本文将从内涵解析、价值意义与实践路径三个维度，全面阐释五大关系的深层逻辑，揭示其对构建中国特色公共关系体系的战略价值。

一、术与道的关系：

以道驭术的战略引领

在公共关系的实践领域中，“术”与“道”的辩证关系始终是行业发展的核心命题。“术”如同工匠手中的工具，是达成目标的具体方法与策略；“道”则是指引方向的明灯，代表着公共关系的本质规律与价值理念。在中国式公共关系的语境下，“以道驭术”的理念，将“道”提升至战略引领的高度，深刻揭示了公共关系活动的内在逻辑。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灵魂与服务中心大局的根本要求，正是“道”的集中体现。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公关策略中坚守“道”的指引，让“术”的运用既精准高效又不失价值底线，成为新时代公共关系从业者亟待思考与探索的重要课题。这不仅关乎单个组织的形象塑造与发展，更影响着整个行业的健康生态以及社会价值的正向传递。

（一）内涵解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

“术”与“道”的哲学思辨贯穿中国思想史，在公共关系领域，二者呈现为实践工具与价值内核的有机统一。“术”指向媒体传播策略、危机响应机制、活动策划技巧等具体操作方法，是公共关系的“形而下”载体；“道”则是蕴含于实践中的根本原则，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服务国家大局的战略定位、诚信为本的伦理准则，构成公共关系的“形而上”灵魂。

在中国式公共关系语境中，“道”的核心体现为三重维度：

其一，政治维度上坚持党的领导，将公共关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二，社会维度上践行“民为邦本”理念，把满足公众需求、维护社会福祉作为价值原点；

其三，文化维度上传承“中庸和合”智慧，追求组织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动态平衡。

“术”的运用必须以“道”为指引，如危机公关中，技术层面的舆情监测与回应策略，需以“坦诚透明、解决问题”的道义原则为前提，否则可能陷入“技巧至上”的伦理陷阱。

（二）价值意义：超越工具主义的伦理重构

明确术道关系的本质，对破解现代公共关系的“异化”困境具有关键意义。在西方工具理性主导的公关范式中，“术”常被异化为纯粹的博弈手段，甚至出现“黑公关”“舆论操控”等伦理失范现象。而中国式公共关系以“道”统摄“术”，实现了三重突破：

其一，确立公共关系活动的价值坐标系。如企业品牌传播中，以“道”为基意味着将社会责任融入传播策略——某新能源企业在推广技术时，不仅聚焦产品参数（术），更将“双碳目标”“绿色发展”的理念（道）作为核心叙事，使传播兼具商业价值与社会意义。

其二，防范策略短视化风险。某互联网平台曾通过“数据包装”制造增长神话（重术轻道），最终引发信任危机，印证了脱离“道”的“术”犹如无锚之舟。

其三，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华为在国际传播中，将“自主创新”的技术策略（术）与“科技报国”的价值理念（道）深度绑定，形成难以复制的品牌认同。

（三）实践路径：构建理论与价值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

1. 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建构

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公共关系理论框架，如将“和而不同”思想转化为跨文化传播原则，将“修身齐家”理念延伸至组织形象管理。高校公共关系专业可增设“中国公共关系思想史”“传统文化与公共关系伦理”等课程，从学理层面夯实“道”的根基。

2. 策略设计的价值嵌入机制

在具体项目中建立“价值先行”的策划流程：某生物医药企业在新冠疫苗研发中，首先明确“守护生命健康”的道义使命（道），再设计临床数据发布、国际合作传播等策略（术），使技术叙事始终服务于公共利益。

3. 行业伦理的制度化建设

制定《中国式公共关系伦理准则》，明确禁止“数据造假”“恶意抹黑”等背离“道”的行为，并建立行业自律委员会。如公共关系活动需通过“道义合规性审查”，确保策略手段符合社会公序良俗。

“术与道”的辩证统一，本质上是公共关系活动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深度融合。“以道驭术”，为中国式公共关系指明了清晰的战略方向：唯有以“道”为魂，才能避免“术”的运用陷入急功近利的误区；唯有以“术”为器，才能将“道”的理念转化为切实有效的行动。在未来的发展中，无论是企业的品牌建设，还是政府的形象传播，抑或是社会组织的价值推广，都应将“道”的坚守贯穿始终，在技术创新与策略迭代中注入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当“道”的光芒照亮每一项公关实践，“术”的力量方能真正释放，共同推动中国式公共关系行稳致远，为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贡献更大价值。

二、利与义的关系：

义利并举的价值重构

在商业逻辑与社会伦理交织的公共关系领域，“利”与“义”的关系始终是一道关键命题。“利”代表着组织追求的经济收益、发展机遇等现实目标，而“义”则承载着社会责任、道德准则与公共利益的价值坚守。“义利并举”的理念，深刻揭示了中国式公共关系的价值内核——既非摒弃利益的空谈道义，也非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而是在二者的辩证统一中寻求更高层次的平衡。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多元化的当下，公共关系活动早已超越单纯的形象塑造，成为协调多方利益、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如何在实现组织发展的同时兼顾社会责任，如何让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同频共振，成为新时代公共关系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这不仅关乎组织自身的长远发展，更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繁荣与文明进步的方向。

（一）内涵解析：经济理性与伦理理性的共生逻辑

“利”与“义”的关系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命题，在现代公共关系中转化为组织利益与社会责任的辩证统一。“利”指向企业利润、政府治理效能、社会组织影响力等现实收益；“义”则涵盖公众权益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公平促进等伦理责任。中国式公共关系突破西方“利益最大化”的单一逻辑，倡导“以义取利、义利双成”的价值范式。

这种关系在实践中表现为三层递进：其一，底线层，“义”是“利”的边界——企业广告不得虚假宣传（义），以维护市场秩序（利）；其二，平衡层，“义”与“利”相互促进——某乳业企业通过“乡村振兴奶业产业链”项目（义），既带动奶源地经济发展，又获得稳定原料供应（利）；其三，升华层，“义”引领“利”的方向——华为“未来种子”计划（义），将技术普惠作为战略支点，最终拓展全球市场（利）。

（二）价值意义：重塑公关活动的社会价值坐标

在资本逻辑主导的市场环境中，利义失衡导致诸多公共关系乱象：部分房企过度包装“绿色概念”（利）却忽视环保承诺（义），最终引发ESG评级崩塌。中国式公共关系的利义观，具有三重时代价值：

其一，破解“囚徒困境”式竞争。某新能源汽车品牌坚持“真实续航里程”宣传（义），虽短期面临营销压力，却通过口碑积累实现长期市场份额提升（利），证明“义”是最优商业策略。

其二，推动可持续发展转型。某化工企业将“碳中和”目标（义）纳入公共关系核心议题，通过技术革新传播构建绿色品牌形象，获得欧盟碳关税政策红利（利）。

其三，提升国家软实力。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项目公关中，注重民生工程建设（义），如修建当地医院、学校，既履行社会责任，又为项目落地创造舆论环境（利）。

（三）实践路径：构建社会责任与价值创造的闭环体系

1. 战略层面的义利融合机制

企业制定公共关系战略时，需设立“社会责任KPI”：某电商平台将“乡村振兴帮扶额”“绿色物流覆盖率”等（义）纳入品牌传播指标，使商业目标与社会价值同步量化。政府公关中，将“民生满意度”（义）作为政策传播的核心绩效指标。

2. 传播层面的叙事创新

开发“义利共生”的传播模型：某光伏企业在海外推广中，以“为非洲村庄供电”的民生故事（义）为切入点，自然引出技术优势（利），避免“硬广”式宣传的抵触心理。社会组织可通过“公益影响力可视化”工具，如生成“每1元捐赠对应3.5元社会价值”的传播图谱，强化“义利联动”认知。

3. 监督层面的第三方评估

引入独立机构开展“义利平衡度”认证，评估体系包括：公益投入占比、利益相关者满意度、伦理风险管控等维度。认证结果纳入企业信用评级，与政府采购、资本市场融资等挂钩，形成“守义获利”的正向激励。

“利与义”的价值重构，本质上是对公共关系使命与责任的重新审视。“义利并举”理念，绝非简单的利益与道义的叠加，而是以“义”为导向，让“利”的追求更具温度与深度，让“义”的践行更有根基与力量。在中国式公共关系的实践中，无论是企业通过公益行动提升品牌影响力，还是政府部门在政策传播中坚守为民初心，亦或是社会组织在服务社会中实现自身价值，都印证着“义利统一”的强大生命力。面向未来，唯有将“义利并举”的理念融入公共关系的每一个环节，在追求利益时恪守道德底线，在践行道义时创造发展机遇，方能构建起更具韧性与温度的公共关系生态，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与人民幸福贡献持久而深远的力量。

三、名与实的关系：

名副其实的信任建构

在信息爆炸与传播手段日新月异的时代，组织形象的塑造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名”与“实”的关系，恰似一枚硬币的两面，深刻影响着公共关系的核心——信任建构。“名”是公众视野中组织的声誉与形象，是传播塑造的符号与认知；“实”则是组织的真实实力、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是支撑形象的根基与内核。强调“名副其实”的重要性，精准切中了当下公共关系实践的痛点：部分组织沉迷于制造传播噱头，却忽视夯实内在品质，最终导致形象崩塌；而真正基业长青的成功案例，无一不是以“实”立本、以“名”传声。在公众认知日益理性、信息核查愈发便捷的今天，如何实现“名”与“实”的动态平衡，构建经得起考验的信任体系，不仅是企业、政府及社会组织面临的现实课题，更是中国式公共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

（一）内涵解析：符号建构与实体支撑的辩证统一

“名”与“实”的哲学思辨源于先秦名家，在公共关系领域体现为组织声誉与实际行为的一致性。“名”是通过传播塑造的公众认知，包括品牌形象、社会评价等符号系统；“实”是组织的产品质量、服务水平、管理效能等客观存在。中国式公共关系强调“以实立名、名实相副”，反对“虚名声”“假口碑”的传播泡沫。

这种关系在数字时代呈现新特征：其一，“实”的透明度空前提升——社交媒体时代，产品缺陷（实）可能通过用户差评瞬间摧毁品牌声誉（名）；其二，“名”的建构主体多元化——KOL、普通用户等都可能成为“名”的定义者，倒逼组织强化“实”的支撑；其三，“名实互动”速度加快——某餐饮品牌因“食材新鲜”宣传（名）与后厨卫生问题（实）被曝光，48小时内股价暴跌15%，印证了名实断裂的高风险。

（二）价值意义：夯实公共关系传播的信任基础

在信息过载与认知碎片化的环境中，名实相符是破解“信任危机”的关键：

其一，构建长期品牌资产。茅台“工匠精神”的传播（名）建立在传统酿造工艺（实）的基础上，历经数十年积累形成不可复制的品牌溢价。其二，提升危机应对韧性。某车企在电池安全事件中，因平时注重技术研发透明化（实），其“安全承诺”（名）获得公众信任，危机处理成本降低40%。

其三，优化社会治理效能。政府部门“放管服”改革传播（名）以审批流程简化、办事效率提升（实）为支撑，才能增强政策认同度。

（三）实践路径：建立全链条的名实校准机制

1. 内部能力的夯实工程

企业设立“名实校准委员会”，定期对比品牌传播话术与实际业务：某家电品牌发现“智能家电”宣传（名）与用户操作复杂度（实）存在差距，随即启动UI优化项目，从根本上弥合名实鸿沟。政府部门推行“政策效果回头看”，确保宣传口径与执行成效一致。

2. 传播内容的事实核查制度

建立“三重审核”机制：公共关系稿件需经业务部门（核实事实）、法务部门（合规审查）、第三方智库（社会价值评估）联合把关。某医药企业在新药宣传中，邀请临床专家对“疗效数据”（实）进行独立验证后再发布（名），避免夸大宣传风险。

​3. 舆情反馈的快速响应系统

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名实监测模型”，实时抓取公众对组织“名”的认知关键词，并与内部“实”的指标对比。如发现“服务差”的负面评价集中出现，立即启动服务流程优化，形成“舆情预警-实质改进-传播回应”的闭环。

“名与实”的辩证统一，本质上是公共关系领域对真实性与可信度的永恒追求。“名副其实”理念，为中国式公共关系的信任建构指明了方向：唯有将“实”的根基筑牢，“名”的传播才能拥有坚实的支撑；唯有让“名”的塑造回归真实，公众的信任才能得以长久维系。无论是企业品牌的塑造、政府公信力的提升，还是社会组织影响力的拓展，“名实相符”始终是不可逾越的准则。在未来的公共关系实践中，唯有以“实”为锚，以“名”为帆，在持续精进内功的同时优化传播策略，方能在复杂多变的舆论环境中站稳脚跟，赢得公众发自内心的认可与信赖，让中国式公共关系真正成为凝聚社会共识、推动时代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外与内的关系：

内外兼修的系统建构

在全球化浪潮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公共关系的边界早已突破传统范畴，演变为一个内外交织、多维互动的复杂系统。“外”与“内”的关系，如同组织发展的双翼，既承载着与外部利益相关者沟通协调的重任，又维系着内部生态的和谐稳定。“内外兼修”的理念，深刻揭示了中国式公共关系的系统性本质——外部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内部实力的支撑，而内部凝聚力的提升也需要外部正向反馈的滋养。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国际传播与国内治理协同，还是企业层面的品牌推广与文化建设共振，都在印证着一个真理：唯有实现内外关系的有机统一，才能构建起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关系生态。在信息传播即时化、舆论场域复杂化的当下，如何把握“外”与“内”的动态平衡，将其转化为推动组织发展的强大动能，成为新时代公共关系从业者必须深入思考的战略命题。

（一）内涵解析：国际传播与国内治理的协同逻辑

“外”与“内”的关系在中国式公共关系中具有双重维度：宏观层面指国际传播与国内治理的互动，微观层面指组织外部关系与内部建设的协同。在宏观维度，“内”是“外”的根基——中国脱贫攻坚的国内实践（内）为“人类减贫事业”的国际传播（外）提供事实支撑；“外”反哺“内”——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积极评价（外），增强国内公众对国家战略的认同（内）。在微观维度，组织内部文化（内）是外部形象（外）的基础，如阿里巴巴“客户第一”的价值观（内）通过客服体系外化（外）为品牌口碑。

数字时代赋予内外关系新内涵：疫情期间，中国“动态清零”政策的国内执行（内）与国际抗疫合作（外）形成传播共振，而海外社交媒体上的舆论反馈（外）又推动国内防疫宣传策略优化（内），体现了“内外互联”的新特征。

（二）价值意义：构建立体多维的传播格局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的背景下，外内关系的协调具有战略价值：

其一，提升国家叙事说服力。中国在人权领域的国际传播（外）以脱贫攻坚、医疗保障等国内成就（内）为依据，避免“空谈价值”的话语困境。

其二，增强组织抗风险能力。某跨国企业通过内部员工持股计划（内）凝聚共识，在海外市场遭遇地缘政治风险时（外），员工自发形成“舆论护卫队”，降低危机冲击。

其三，优化社会治理效能。政府通过“网络问政”（外）收集民意，转化为政策调整（内），再将改进措施通过政务新媒体传播（外），形成治理闭环。

（三）实践路径：打造双向赋能的生态系统

1. 宏观层面的内外联动机制

建立“国家叙事素材库”，系统梳理国内各领域成就案例，为国际传播提供“硬核”支撑。如商务部将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数据（内）转化为“中国智造”的国际传播内容（外）。同时，设立“国际舆情内参”制度，将海外对中国的认知偏差反馈至国内相关部门，推动政策优化与传播改进。

​2. 组织层面的内外协同模型

企业推行“内部传播优先”策略：某科技公司在发布新产品前，先通过内部培训使员工深度理解技术理念（内），再由员工化身“品牌大使”进行外部传播（外），使信息传递更具可信度。政府部门开展重大政策宣传时，先在内部达成共识（内），再通过新闻发布会等渠道对外解读（外），避免“口径不一”。

3. 数字时代的内外融合创新

利用元宇宙技术打造“虚实融合”的传播场景：某央企在海外项目宣传中，通过VR技术让国际受众“沉浸式”体验国内总部的研发实力（内），增强外部认知的真实感。同时，运用大数据分析海外受众关注点，反向指导国内内容生产，如针对东南亚市场对“绿色能源”的关注，加大国内光伏产业成就的传播力度。

“外与内”的系统建构，本质上是公共关系领域对整体性与协同性的深度探索。“内外兼修”理念，绝非简单的内外事务并行处理，而是以系统思维实现双向赋能、相互促进的进阶之道。在中国式公共关系的实践进程中，从国家形象的全球传播与国内民生工程的联动，到企业品牌声量的扩张与员工归属感的培育共振，都彰显着内外协同的巨大价值。面向未来，唯有将“内外兼修”融入公共关系战略的每一个环节，在对外传播中展现真实立体的形象，在内部建设中夯实发展根基，方能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增强抗风险能力与创新活力。当“外”与“内”形成同频共振的强大合力，中国式公共关系必将为组织发展、社会进步与国家形象提升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五、知与行的关系：

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

在公共关系的演进历程中，“知”与“行”的辩证关系始终是推动行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知”是对公共关系理论、传播规律、社会趋势的认知与把握，“行”则是将这些知识转化为策略执行与问题解决的实践行动。“知行合一”的理念，深刻诠释了中国式公共关系的实践智慧——既反对脱离实际的理论空谈，也摒弃缺乏科学指引的盲目行动。在数字技术重塑传播生态、社会需求加速迭代的今天，公共关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将前沿理论有效应用于复杂实践，如何在动态实践中持续深化认知，成为公共关系从业者必须破解的双重课题。这不仅关乎个体专业能力的提升，更决定着中国式公共关系能否在时代浪潮中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的协同发展。

（一）内涵解析：理论认知与实践创新的辩证运动

“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是中国哲学的精髓，在公共关系领域体现为理论指导与实践探索的螺旋上升。“知”包括公共关系理论、传播规律、社会心理等认知体系；“行”指具体的公共关系实践、策略执行、问题解决。中国式公共关系强调“知行互促”——毛泽东同志“实践论”思想在公共关系领域的体现，即通过实践深化认知，以认知优化实践。

在智能传播时代，知行关系呈现新特征：AI舆情分析技术（知）推动危机响应流程革新（行），而海量危机案例（行）又反哺算法模型优化（知），形成“技术认知-实践应用-认知升级”的加速循环。某互联网平台通过对亿万用户互动数据的分析（知），创新出“社交裂变”传播模式（行），再将实践经验提炼为《社交传播算法白皮书》（知），实现知行的迭代进化。

（二）价值意义：推动公共关系行业的持续进化

在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的双重驱动下，知行合一的方法论具有时代价值：

其一，应对传播环境的不确定性。区块链技术的出现（知）促使公共关系行业探索“可信传播”模式（行），如某奢侈品品牌通过区块链溯源技术证明原料来源（行），回应“可持续发展”质疑（知）。

其二，破解经验主义陷阱。某老字号企业摒弃“祖传营销话术”（旧知），通过用户画像分析（新知）发现Z世代消费偏好，推出国潮联名产品（行），实现品牌年轻化。

其三，培育创新生态。高校与公关企业共建“知行实验室”，将学术理论（知）快速转化为市场解决方案（行），如某高校研发的“情感传播模型”应用于企业新品推广，转化率提升30%。

（三）实践路径：构建学习型公共关系生态系统

1. 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建立“公共关系创新联合体”，高校负责基础理论研究（知），企业提供实践场景（行），政府搭建转化平台。如复旦大学与阳狮集团合作成立“智能传播研究院”，将AI舆情分析理论（知）转化为企业危机管理系统（行）。

2. 实践导向的知识管理体系

企业建立“公共关系知识库”，分类存储成功案例（行）、失败教训（行）、理论工具（知），并通过AI技术实现“场景化推荐”——当策划新品发布会时，系统自动推送历史同类活动数据（行）与传播学理论模型（知），辅助决策。

3. 行业层面的知行迭代平台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可设立“知行年度论坛”，发布《中国公共关系知行报告》，梳理年度理论突破（知）与实践创新（行），如2023年聚焦“元宇宙公关”的理论探讨（知）与企业虚拟发布会实践（行）的互动成果。同时，开展“知行先锋”评选，表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优秀案例。

“知与行”的辩证统一，本质上是公共关系领域对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不懈追求。“知行合一”理念，为中国式公共关系指明了螺旋上升的发展路径：唯有以“知”为先导，“行”才有方向与方法；唯有以“行”为检验，“知”才能更新与升华。从企业危机公关的精准施策到国家形象传播的创新突破，从社会组织的公益实践到地方政府的治理探索，每一次成功的公共关系实践，都是“知行合一”理念的生动注脚。面向未来，公共关系从业者需以开放的心态拥抱新知，以务实的行动验证理论，在持续的学习与实践中构建良性循环。当“知”与“行”真正实现同频共振，中国式公共关系必将迸发强大的创新活力，为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贡献独特而深刻的智慧与力量。

结束语：中国式公共关系

的时代使命与实践路径

沙海林会长提出的五大关系，构建了一套逻辑自洽、特色鲜明的中国式公共关系理论体系。从“术道辩证”确立价值根基，到“利义统一”重塑伦理坐标；从“名实相符”夯实信任基础，到“外内协同”拓展传播格局；从“知行合一”推动创新进化，五大关系相互支撑、有机统一，共同服务于“以人为本”的核心灵魂与“服务大局”的根本宗旨。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中国式公共关系肩负三重使命：其一，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抓手，通过协调社会关系、引导公众舆论，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二，作为文化传播的关键载体，向世界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其三，作为市场运行的润滑剂，帮助企业构建良性发展生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现这些使命，需要公共关系从业者以五大关系为指引，在实践中坚持“四个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公共关系理论相结合，将国家战略需求与组织发展目标相结合，将技术创新应用与伦理价值坚守相结合，将国际传播经验与中国本土实践相结合：

其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公共关系理论相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资源，为中国式公共关系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根基。“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哲学，可转化为处理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基本原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序列，能够引导组织将自身发展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知行合一”的实践观，则与现代公共关系强调的理论联系实际不谋而合。从业者应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精髓，将“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融入公共关系战略，同时借鉴现代传播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理论工具，构建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特征的公共关系理论体系。例如，在品牌故事传播中，可通过讲述“匠心传承”“家国情怀”等文化叙事，增强公众情感共鸣，使现代传播策略更具感染力与说服力。

其二，将国家战略需求与组织发展目标相结合

中国式公共关系的核心使命之一，是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无论是“双碳”目标、乡村振兴战略，还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都为公共关系实践提供了明确方向。从业者需将国家战略转化为组织发展的具体行动，在企业层面，可通过绿色转型、产业帮扶等实践响应政策号召，并将成果转化为品牌价值传播；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层面，可围绕民生议题策划传播活动，提升政策认同度与社会凝聚力。例如，某新能源企业以“助力碳中和”为公共关系主线，将技术创新与国家能源战略绑定，既推动自身业务发展，又塑造了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形象，实现了战略协同与价值共赢。

其三，将技术创新应用与伦理价值坚守相结合

人工智能、大数据、元宇宙等新技术的涌现，为公共关系带来了传播形态与策略的革新，但技术应用必须以伦理价值为底线。从业者应积极拥抱技术创新，利用AI舆情监测实现精准传播，通过区块链技术提升信息可信度，借助虚拟数字人拓展传播边界；同时，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避免算法偏见、数据滥用、虚假信息等伦理风险。例如，在智能传播中设置“伦理审查”环节，确保自动化内容生成符合公序良俗；在危机公关中，既利用大数据快速定位问题，又坚持真诚沟通原则，避免技术手段沦为掩盖问题的工具。

其四，将国际传播经验与中国本土实践相结合

在全球传播格局中，中国式公共关系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需立足本土特色。一方面，学习国际传播中的分众化叙事、第三方背书、情感化表达等策略，提升传播有效性；另一方面，避免盲目照搬西方理论，而是结合中国国情与文化差异，探索本土化解决方案。例如，在国际传播中，用“共同富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通过非遗文化、传统节日等载体展现东方魅力；在处理跨国舆情时，既要遵循国际传播规则，又要维护国家主权与文化尊严，在跨文化对话中构建平等互信的传播生态。

通过“四个结合”，公共关系从业者能够将五大关系的辩证思维转化为具体行动，使中国式公共关系既扎根中国大地、传承文化基因，又面向世界、拥抱创新变革，最终实现从理论建构到实践突破的全面跃升，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与文明互鉴贡献专业力量。

策划/整理/创作/出品: 莫愁公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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