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乌台诗案读苏轼诗词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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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改革。由于苏轼与变法派的政见不合，遭受排挤。苏轼自觉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于熙宁四年（1071年）出任杭州通判。之后又分别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任职上，苏轼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像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以及食盐专卖法、手实法等，苏轼都极为反感，于是便形诸吟咏，对新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进行批评和讽谏。而在当时，王安石于熙宁九年（1076年）二次罢相，变法事业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神宗本人。当时变法已经成为皇帝亲自部署的既定国策，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神宗的既定决策。

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于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州谢上表》，其中写到：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新进”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公开地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满。

秋七月，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弹劾的导火索正是上表中的这两句话。认为苏轼是攻击朝政，反对新法。神宗及新派人物都大为恼火。后来由神宗批示后，于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僎携吏卒急驰湖州勾摄苏轼。

当时虽然事先接到苏辙的通知，已经有所思想准备，但苏轼全家仍然不能接受这一变故。当妻子王闰之被这一批凶神恶煞的朝廷使者所吓倒的时候，苏轼渐渐冷静下来，并且给他们讲了一段故事，那就是宋真宗时期，寻求隐居郑州的杨朴出来做官，当杨朴被领到皇帝面前的时候，杨朴说他不会作诗，但引用了妻子在他临行时做的一首诗念了出来，这首诗劝慰说：“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皇帝也为诗句所感动，即让杨朴回去了。王闰之也破涕为笑，压抑着心中的不安，目送苏轼被差役带走后才放声大哭。

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便被正式提讯。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经过御史台预审，又查出了苏轼大量诗作，认为均有反对新法，攻击朝政的嫌疑，建议重判。“舒亶倒确有此意，他从苏轼的文字所及，追究出与苏轼有文字联系的几乎整个在野的“旧党”，……用心可谓险恶。”（王水照 朱刚 《苏轼评传》）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远亲代劳，却忘记告诉远亲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远亲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苏轼在御史台预审讯即“根勘”阶段，自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十八日起到御史台于元丰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奏上审讯结果，凡一百三十天。十二月起进入大理寺判决阶段，判定结果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即罪罚贬徙，但皇帝可以赦免，留有充分的余地。判决审核机构刑审院支持这一判定，其中也有着由于当时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预，神宗亦顺水推舟，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结案。

其实，对于新法苏轼也不是一概反对，对某些问题他还看得比较客观，这次变法的实质是要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设法改变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之局面。王安石的一系列“新法”，是从商品经济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看出了某些规律，而想以政府代替大地主、大商贾来做东，将“利”夺归政府。这就是司马光等人指责的“与民争利”。

国家作为机构实体，需要经济收入来支撑，“争利”是必然的；但同时，它也要起到有效的管理作用，但以国家行政措施来代替商业运行，统吃利润，则又表现出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不足，用了以前管理自然经济的旧思路来管理之，结果必然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他向皇帝发的牢骚，正好被他的反对者抓住小辫子，并加油添醋，告了御状，乘机加以打击，这就是他的悲剧。

 

2024-03-25初稿于老牛书屋

2025-4-4清明修改于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