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苏轼与黄庭坚的 “湖州情缘” 马如明 [河北] <br> 苏轼与黄庭坚的“湖州情缘”，非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同地交游，却在文学史与精神史上构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关联，鲜为人知却使人难忘。 苏轼与黄庭坚的友谊始于元丰元年（1078），苏轼任徐州知州，黄庭坚时任“北京大名府”国子监教授，两人以诗文相知，虽年龄相差八岁，但互为挚友。 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其上奏的《湖州谢上表》例行公文，却被指暗含对新政的隐讽。“新进”“生事”等词被新党刻意解读，最终酿成“乌台诗案”。湖州因此成为苏轼从地方官沦为阶下囚的转折地，也成为其人生转折点。而黄庭坚虽未直接卷入，却因曾与苏轼通信并收藏其诗文被罚“铜二十斤”，“停俸”处理，但二人关系因此更加紧密。这种“缺席的共在”反而强化了二人的精神同盟——黄庭坚甘愿承受“罚铜”的代价，以沉默的坚守完成对士人操守的诠释。“乌台诗案”成为检验黄庭坚与苏轼友情的试金石，正如苏轼后来在《与黄鲁直书》中所言：“得罪以来，深自闭塞。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惟鲁直不以疏阔相远。” 尽管缺乏湖州同游的明确记载，但其诗文中的精神共鸣却始终呼应：如《渔父词》唱和，苏轼在湖州期间曾作《渔父词》四首，黄庭坚后来次韵相和，写下“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借渔父意象抒发超脱之志。在这里，呈现了二人的湖州“文化镜像”，也见证了二人共同师友的湖州纽带。 湖州是文化名城，黄庭坚与当地文人圈有交集：如湖州籍词人张先（字子野，号三影），黄、张二人的交往，实为苏、黄朋友圈的重叠。苏轼在湖州拜访的八十五岁词人张先，实为连接北宋两代词坛的关键人物，写下“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张先曾任安陆（今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知县，其婉约词风虽与黄庭坚的瘦硬诗风迥异，但黄庭坚在《跋张先词》中称其“妙龄词笔，已如清风”，暗示湖州文人对其审美的影响。黄庭坚虽未亲历“六客会”，但通过《跋张先词》等文本多次提及张先并介入湖州文脉，形成“隔空对话”。这种代际传承在《能改斋漫录》中有记载：“子野词家圣手，东坡得其雅，山谷得其瘦。”形成了文化记忆的叠写与重构。 湖州作为文房四宝之乡，其物质文化深刻影响着二人的艺术表达。苏轼在湖州接触的“鼠须笔”与“澄心堂纸”，后来成为《黄州寒食帖》的创作媒介；黄庭坚在《李公麟画苏轼像赞》中特别提及“湖州笔法”，暗示地域工艺对书法美学的塑造。可谓是二人艺术哲学的隐秘对话。故曰，湖州虽非物理空间上的交点，却因江南文化的滋养（如湖笔、茶道）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二人的艺术表达，成为了书信来往的共同体。 苏轼与黄庭坚也在苦难中得以诗性升华，超越了地域的精神共鸣。虽然苏轼贬谪黄州，黄庭坚也曾贬于黔州，期间二人通过书信探讨书法（如《黄州寒食帖》与《松风阁诗帖》的笔意互动）。苏轼在湖州目睹民生疾苦所写的《吴中田妇叹》，与黄庭坚贬谪时期的《上大蒙笼》等诗形成互文，二人共同将地方苦难上升为对时代的批判。湖州的短暂经历，意外强化了苏黄“以诗载道”的创作共识。 二人的交往主线在汴京、颍州等地，湖州更多是苏轼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但二人在精神上始终通过诗文联结，共同塑造了元祐文坛的巅峰。湖州作为苏轼的短暂驻留地，间接成为“苏黄”友谊的注脚——即使身处逆境，他们的文字依然彼此辉映。虽非传统意义上的地域关联，却因文学、仕途与人生际遇的交织，在宋代文化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苏轼与黄庭坚的“湖州情缘”，本质是二人以地域为触媒的精神同振与共鸣。湖州于苏轼是政治劫难的起点，于黄庭坚则是文化网络的节点。其交往超越地理界限，却在江南文化的浸润下，共同塑造了宋代士大夫的典范——既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亦有“桃李春风一杯酒”的相知。 现代的《东坡志林》中有苏、黄的艺术趣事：苏轼笑黄庭坚字如“树梢挂蛇”，黄反讥苏轼字似“石压蛤蟆”，二人的书法互谑和审美对立恰似湖州地貌的辩证——太湖的柔波与弁山硬石的共存，这种刚柔并济后来升华为“尚意”书风的核心理念。 湖州之于苏、黄，恰如一枚盖在历史长卷上的闲章——虽非正文，却以其朱色印记，为整个文本赋予生命的温度。 <br> 湖州市人文建设促进会出品<br> 编辑 | 王美玲 初审 | 李易珊 终审 | 沈文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