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中篇）

《军魂永铸》公众号

作者:周林军 编辑:韩水霖

（接上篇）

父亲生平好友，结交广泛，真诚助人。“文革”初期，打砸抢抄，造反盛行，武斗夺权、天下大乱。各级党委和政府机构瘫痪，失去效能。1967年3月，中央军委颁布“三支两军”决定，先后约有280万军人被抽调出来参与地方管理。对稳定政局、稳定社会，稳定生产，稳定秩序和稳定人心起了很大作用。

也就是在那时，父亲等一批军队干部，紧急奉调参与三支两军。父亲先后出任过建工部七局军管会主任、兰州市委、天水地委主要领导职务。

1967年，父亲奉调参加“三支两军”，曾任兰州市委第二书记、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在文革那个动乱年代里，父亲除了履行上级交办的任务和职责，竭力稳定局势外，也利用职务便利，力所能及地保护和帮助了一些老战友、老干部和社会贤达。

譬如父亲当年在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的老战友，曾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副秘书长的刘西林 —— 脍炙人口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歌曲的作者，著名导演 —— 曾经执导过《南征北战》《钢铁战士》《停战以后》《万水千山》《上海姑娘》《西安事变》等电影的成荫等人，在“文革”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就连家属和子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他们在逆境中向父亲求助，父亲当即批条子，或把他们的子女送到父亲的老部队当兵，或用其他方式寄予帮助。

1976年，我在重庆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读书。已经恢复工作的刘西林伯伯得知后，为了感谢父亲的患难之助，几次写信给他在重庆的老战友，请他们对我关照。

1981年，成荫伯伯在西安执导拍摄电影《西安事变》期间，特意抽空来兰州看望父亲。

“老周，你的几个孩子中有没有想搞演艺的，或许我可以帮点小忙。”

饭桌上，即将出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成荫问父亲。

听得出，他想投桃报李，感谢父亲当年的相助。“我的几个孩子都没有什么文艺细胞。这个二儿子模样还周正，不过他现在是兰州大学的英语研究生。”父亲回答说。

“哦，研究生呀，那很好了，凤毛麟角。不像我们这个行业，政治运动一来就折腾。”成荫伯伯看了我一眼。

再如甘肃的著名老中医、文学家和书画家，号称“甘肃中医第一人”和“陇上板桥”，曾连续担任三届省政协委员的裴慎先生，就是父亲的终身挚友。

裴老先生出身中医世家。1957年“反右”中身陷囹圄，判刑4年。“文革”中又被关入“牛棚”。

1971年，父亲以省军区副政委兼天水军分区政委的身份，出任天水地委第一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次年，身处极度困境的裴老先生向素未平生的父亲上书，恳言求助。父亲很同情他的遭遇，协调省有关部门，次年将他调入省劳改局医院从事医务工作。裴老先生非常感激，两人自此成为挚友。

父亲的挚友——著名老中医、书法家、画家裴慎先生

1975年10月，父亲突发重疾。裴老先生闻讯后从兰州赶往天水，开方煎药，日夜守护，直到父亲基本痊愈后返回兰州。

1981年的某天，我与几个朋友在后院小毛家的葡萄架下打扑克。忽听前院一阵嘈杂。过去一看，我家门口停了一辆面包车，旁边围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进屋后看见一个膀大腰圆的高个子壮汉——著名的篮球队员穆铁柱，正在与父亲聊天。

“周政委，冒然打扰你。我父亲患病已久。据说您与老中医裴慎先生很熟。所以特意把父亲从山东带到兰州，烦请您给我引荐一下。”穆铁柱坐着说道。家里那个还算宽大的沙发，在他的那铁塔似的身体下似乎变小了，显得狭窄。

父亲自然满口应承。

“如果与这个亚洲第一巨人合个影，那风头就出大了。”我急忙跑回房间拿照相机，找胶卷。忙活一阵后出来一看，他们已经没了踪影……

与现在的年轻人一样，父亲也喜欢品质的生活。1963年，父亲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学院特供师级以上学员一批小巧精致、便携的日产拉杆式双波段收音机，价格不菲。父亲买了一台。

“花一个多月的工资就买这么个小玩意？”母亲有点心疼。

父亲不以为然。在家、坐车、外出开会、下部队、下乡，出差，这个小收音机总是形影不离，一直陪伴了20余年。

80年代中期，我家搬到了干休所。父亲还是依照以往的军旅习惯，早上六点半起床，然后洗漱、下楼、吃早饭、看报。那个小收音机放在楼梯旁的小桌上，音量开得很大。

我住的房间靠近楼梯。每天早上7点，睡梦总被“现在是中央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的声音吵醒，心里太烦了。

“这个该死的收音机，20多年了，怎么还没有坏？”我心里不止一次地诅咒。

那年父亲从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回来，给家里每个人买了礼物。给母亲的是漂亮衣料。还买了三本书——《春秋故事》《战国故事》和《西汉故事》，哥哥、姐姐和我每人一本。另外还给弟弟和我买了一个红黄两色，很时尚的橡皮游泳圈。使我俩在小伙伴中赚足了眼球。

1964年，全家和小姨在临夏蝴蝶楼合影

　　“文革”后期全家搬到兰州，父亲买了一辆处理的，六、七成新的“三枪”牌自行车，说是要在闲暇时与母亲一道在滨河路骑车兜风。但他这个愿望终究没有实现，那辆车成了我上学、放学和到处游荡的专用“座驾”。

由于家里花钱缺乏计划性，吃、穿、用度较大。加上每月给父亲老家寄钱，贴补上大学的小姨，请保姆，以及隔三差五战友或朋友来家里吃饭，父母的工资经常捉襟见肘，用现在的话讲，属于“月光”一族。记忆深刻的是，临近月底，父亲常把管理科长找来，要求预支下月工资。

“我和你爸爸根本就没打算存钱。工资尽量用来保证家里的吃穿用度，让你们营养充足，健康和愉快地成长。”母亲对我们说，“你们几个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母亲此言不虚。父亲拿的是“高干”薪酬，加上母亲的工资，在一般人眼里，至少也应该有不少存款。但事实恰恰相反。

1970年代中期，省外贸局进口了一批20英寸彩色电视机，特价每台1200元，省委办公厅和省外贸局表示可以帮父亲弄一台。

父亲婉言谢绝了。话说不出口。当时家里的存折上没那么多钱！

“我觉得彩电不一定好，黑白电视看着就可以了。”父亲对前来要求父亲帮助买彩电的莫耶阿姨说。

“我爸是最富‘阿Q’精神的人，也是‘高干’堆里最乐观的贫农。”我在姚树荫叔叔的二儿子 —— 小毛面前大发牢骚。

1979年，家里终于添置了一台彩电，价格是2600元。

1996年春节，我从重庆回兰州探望父母。买了一台43英寸的海尔彩电，换掉了那台1979年的彩电……

2003年春节，记不得那是我第几次回兰州探亲。父亲已经从干休所搬到了弟弟给他买的新居里。我注意到，家里换了一台更大尺寸的平板式彩电。

“沙沙，这些年上边对你爸这些军级离休老红军很照顾，配了专车和专职司机。你爸每月的离休工资有两万多，每年还增发两个月的工资。加上我的离休工资，根本花不完。你们以后不要给我们买东西了。自己也存点钱。”母亲叮咛我。

父母存折上的钱在增加！但他们老了，花不动了……

至今我依然记着妈妈当年的话 —— “让你们营养充足，健康和愉快地成长。你们几个是我们最大财富”……

如同那个年代的其他多数老干部一样，父亲严于律己，为官清廉，在我记忆中，有两件事印象深刻。

第一次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即便我们这类所谓“高干”家庭，也时常粮食不够吃。那时我家住在骑兵师西营房（临夏北塬）。为了填补粮食亏空，一日，姥爷领着6岁的我和4岁的弟弟在屋前的一块地里种土豆。姥爷用铁锹翻土挖坑，我和弟弟把切成小块的种子扔进坑里。

这一情景被路过的警卫连长看到了。也许对首长岳父和两个年幼孩子的费力劳作起了恻隐之心，当即叫来几个战士帮忙。三下五除二就种完了。姥爷千恩万谢地把他们请进家，倒水、沏茶……

父亲知道后，主动在师党委会上做了两次书面检查，事由是：无偿使用战士为自己家干私活……

第二次是在1968年，父亲担任兰州市委第二书记和兰州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兼任兰州军分区和兰州警备区政委，但主要精力和时间还是在兰州市。

来到兰州首先要解决住房。市委大楼右侧有一栋现成的别墅，据说是原市委某位白姓领导的的官邸，屋里有一条长廊，长廊两边是客厅、卧室、饭厅、厨房。盥洗间里抽水马桶、澡盆、洗漱设施一应俱全。

大家都以为我家会搬进这栋别墅。但父亲拒绝了总务科的安排。道理很简单：新市革委会的负责人，必须严于律己，清廉守正，怎么可能去住旧市委官僚的官邸？

不住市委，那就只能住军分区了。军分区只好临时腾出四间办公用房。让我家搬了进去。

新家的条件甚至不如蝴蝶楼南院。母亲和我们大失所望。一间房子做了父母的卧室；隔壁一间客卧两用—— 里面摆了两 个沙发和哥哥的单人床；再一间里摆了姐姐的单人床和我和弟弟共用的大床，第四间用作厨房和餐厅。没有灶台，以一个铁皮炉子代替。

屋前有一块狭窄的空地，权且作为院子，公用厕所距离我家倒不远，建在西边的一个高台上，要爬30多个台阶，里面有几个蹲坑。我当时戏谑地把上厕所称作“上西天”。

每天”上西天“出恭时，凭高可见市委大院里的那栋别墅。想起那里的漂亮盥洗间和白色抽水马桶，我心里的怨气就不打一处来。

“老爸有点忒过了！自己以身作责，清廉垂范，也就罢了。还要拉上全家给他当配角，害得我每天都要到这个腌臜地方来出恭……”我蹲在厕所里想，想着，想着，愈发觉得这里的味道臭不可闻了……

军分区为我家挤出四间办公用房， 也只是权宜之计。父亲最终同意搬回市委院中。

不料搬家时又出了幺蛾子。父亲执意只要两间房子。东西搬进去后，屋子了塞得满登登的。姐姐和哥哥的单人床放不进去，我和弟弟卧室的空间里增加了厨房和餐厅功能。父母也不能独善其身——他俩的卧室里塞进了沙发、茶几、母亲的缝纫机、衣柜、箱子、父亲的办公桌等。收拾完毕后，人在房间走动时，要善于拐弯抹角。

“周政委，这也太挤了。 ”总务科的一个女同志不安地搓着手。

“这样挺好，挺好…… ”父亲有点尴尬。

“好个屁！”母亲终于忍不住了，发起了牢骚，“没有厨房，可以不做饭，去市委食堂吃。林春和林萍星期天回来怎么办？难不成一个大小伙子和一个大姑娘，回家来与两个弟弟挤在一张床上？要不然去楼上你的办公室睡？”

还是母亲厉害。过了几天，又给我家腾出了隔壁的两间房。

1961年全家在甘肃临夏合影

父亲对自己的儿女采用的是“普适政策”+“特殊政策”。“普适政策”很好理解，即都是自己的儿女，一视同仁。“特殊政策”则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区别对待，因人施教：对待哥哥（林春），家中长子，要求严格；对待姐姐（林萍），唯一女孩，和蔼耐心；对待我（沙沙），聪明顽皮，不敢放纵；对待弟弟（跃跃），家中幼子，恩威并施。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经常当着朋友这样评论他的三个儿子。“

林春一打就跑；沙沙打死不告饶，跃跃没打就告饶。”

1968年10月，哥哥毕业分配到兰州铝厂。他是家中长子，是家里第一个走向社会的孩子。首当其冲地成了父亲严格施教的对象。在父亲的“特意关照”下，哥哥被分配到厂里的电解车间做学徒工。

1968年，在兰州铝厂电解车间做学徒工的哥哥

电解工是铝厂里最差的工种。车间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差，污染严重，大家都不愿意去那里工作。

“周林春，你父亲不是市委领导吗？怎么会让你到这里？”哥哥的师傅和车间的工友们不解地问。

哥哥不理解父亲的用心，星期天回来哭丧着脸，坐在沙发上生闷气。

“电解车间外面的树都快死光了，树叶颜色是黄的……”，饭桌上，哥哥拐弯抹角，旁敲侧击。

“好好吃你的饭。”父亲不为所动，板着脸。

我也领教过父亲的严格管教。我1969年12月20日（差6天满14岁）参军。原在兰州军区某局机关从事技术工作。由于年纪小，懵懂少年，吵架顶嘴，调皮捣蛋，情绪冲动下甚至推打了科室领导，颇有“顽名”。父亲随后将我指名“罚配”到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磨练”。

“我知道你的志向不在军队，一直想上大学。但在连队磨练好和以实际行动入党前，别奢望以后的事。”我下连队前，父亲这般告诫我。

事已至此，人已至此，话已至此，我只能横下心，乖乖接受“磨练”……

1969年12月参军时与父母、哥哥、姐姐和小姨合影

1974年弟弟高中毕业。时任天水地委第一书记的父亲，或许出于领导干部的觉悟，或出于磨炼爱子的考虑，执意让本该留在城里和身边的弟弟去农村“插队”，当了一名知识青年。

弟弟周林彬(1974年，天水)

记得我和哥哥曾去甘肃徽县看望插队的弟弟。弟弟长高了，瘦了，身上的衣服脏兮兮的，头发有段时间没修剪，颇有点落魄公子的样子。好在我和哥哥已有了心理准备。

兄弟见面有许多话说。弟弟滔滔不绝地讲述知青点的情况，包括日子的艰辛，劳动的艰苦，生活的不易、饭食的清寡……对于我和哥哥 —— 在野战部队中经历过摸爬滚打的战士来说，虽有同感，却也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弟弟却是谈兴正浓……

1972年，三兄弟在天水合影

与多数军人一样，父亲的烟瘾很大。酒量也不小。曾以80岁的高龄与前来祝寿的战友和亲朋逐桌碰杯，豪饮20余杯。

也许过去在蒙、绥、晋、甘、青、陕等地长期作战和生活的缘故，父亲这个所谓的南方人在饮食习惯已经完全西北化了。譬如“莜面”就是父亲的最爱之一。周末或节假日，常有一些老战友到家里来搓莜面窝窝，上笼蒸好后，蘸上羊肉臊子、醋和油辣椒调制的汤汁，再配上几碟小菜，一面喝酒，一面聊天。这时候父亲一改平日的严肃表情，谈笑风生。

父亲性格耿直，军人作风，原则性强。因此在工作中免不了得罪一些人。父亲兼任天水地委第一书记时，第二书记是Z，也是一个资深老干部，与父亲的私人和工作关系一度很好。

父亲75年重病后康复，重新主持地委工作。其间因某件事在地区常委会上严厉批评了Z书记，后者不服，相互拍了桌子。省委对此进行了调查和干预。不久，Z被调往庆阳地委任第三书记。由此埋下了父亲后来“挨整”的一个伏笔。

1977年，时任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主要负责人突然落马，继而牵连了包括父亲在内的一大批军内外下属干部。某些人乘机重提当年旧事，指责父亲“迫害老干部”。

“他是老干部，难道我就不是老干部？”父亲很是气恼。

由于当时天水的某些人闹得厉害，省军区让父亲回天水做一些解释工作。记得那是在1978年春节过后，我当时担心父亲的安全，坚持要随行。父亲摇摇头说：“你的性格太刚，不合适，小龚跟我去就行了。”

小龚是父亲的警卫员，四川人，年龄与我差不多。个子不高，很机灵、活泼和勤快，颇得父亲喜欢。他还会做四川腊味，给五花肉上抹上盐、辣椒和花椒，进行腌制，然后在小楼后院的墙角架几块砖，放上柏树枝，点火熏烤，穿绳晾晒，美味即成。

“家里后院里的那几只小公鸡，阉了再养，肉才好吃。”小龚有次煞有介事地对母亲建议。结果是，那几只可怜的小公鸡，身上流着血，有气无力地躺在地上，嘴一张一张地，欲叫无声。

“这下好了，它们成了鸡太监了，再也不能与那几个母鸡乱搞男女关系了。”我打趣他。

“沙沙，你的言语太好笑啰。”小龚乐不可支。

父亲回到天水后，被安排住在地委招待所。头一天还算平稳，对方提了很多问题，父亲一一作答。对于有些不符合事实的，作了解释和反驳。

次日下午，会议开始不久，从台下突然冲上来几个人，嘴里喊着“周昌举必须低头认罪”，开始揪扯父亲的帽徽和领章，并试图拧父亲的胳膊和摁父亲的头。守候在台侧帷幕后的小龚立即冲了出来。

“你们要干啥子？”小龚说，出手推打了为首的人。

这下子会场秩序乱了，主持人宣布散会。

父亲回到兰州后，我特意向小龚致谢。

“没得啥子滴，到警卫排第一天，接受的教育就是要保护首长……”依然是那口地道的四川腔。

父亲回来后告诉我，他离开天水的前一天晚上，一些当年的同事和下属前来看望。其中包括跟随了父亲多年的司机——陈师傅。陈师傅进屋后给父亲点了一支烟，拉着父亲的手，声泪俱下。

“您在天水没日没夜地工作，差点把命扔在这里。我跟着您跑遍了天水100多个公社和村镇。您来的头两年里，经我的手就报废了两辆卡斯69（军用吉普）。现在他们这样对待你，天理何在？”

临别时，陈师傅愤愤地又说了两遍：“天理何在？”。

天水合影（1975）：自左至右：母亲、陈师父、父亲、我、弟弟、警卫员小高、姥爷

　　

1987年，我当时任省计经委外经处副处长兼省机电出口办副主任。单位领导让我去天水长城公司检查机电产品生产和出口情况。这是我十年后再次回到天水。

“周昌举的儿子回来了，是省政府里的一个处长。”消息不胫而走。那几日晚上，一些人到宾馆里来看我。其中一些我认识，多是父亲的老同事和朋友。他们来后，要我转达对父亲的问候。另有几个却从未谋面。

“你爸爸在天水的功绩是公认的。我很佩服的。”一个50岁上下，自称是行署工业局干部模样的人，很亲热地对我说。

“我们现在的单位领导假公济私、欺上瞒下，我与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请你回去后一定把这个情况向省政府领导反映一下……”

我感到尴尬，哭笑不得……

1978年，对父亲的“审查”进一步升级。我家搬出了军区“首长楼”，迁入大院中的一所平房小院。

对父亲的审查升级有一个起因，即在之前的一次军区党委会上，父亲不经意地提及了他从北京政治学院学习回来，照例去向兰州军区那位主要领导报告，其间这位领导问及了省军区的一些情况。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人指责父亲“未经省军区常委会同意，擅自向某某打小报告”。

“他是大军区和省委一把手，省军区是下属单位。上级向下级了解情况，我如实回答，这是组织规矩。怎么就成了打小报告？”父亲反驳说。

在我的记忆中，1977年底至80年代初，是父亲政治生命中的最低点。母亲也因父亲的问题受到牵连，被撤销了兰州市外贸局副局长职务，降为一般干部。尽管父母表面上没有异常，但家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热闹和欢乐，气氛沉闷和压抑。

断崖是山的挫折，却也产生了瀑布。

父母也有值得欣慰的事。1979年，在父亲被“停职审查”的至暗时期，我考上了兰州大学英语专业研究生（“文革”后中国首批硕士研究生）。弟弟同年也考入了西北师范大学（毕业时又考上了吉林大学法律系研究生）。哥哥也因表现出色，后来也进入了石家庄陆军高级步兵学校学习。

在“文革”刚结束不久，父亲政治落难的那几年，家里的三个儿子，两个研究生，一个大学生，一时间成了大院里的头条新闻。也给身处逆境的父母带来很大的宽慰。

随着时间的流逝，问题逐渐澄清，对父亲的“审查”随之松懈。许多人也开始为父亲鸣不平，比如时任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朱生达。朱是1955年解放军首批授衔的“开国将军”，曾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文革”初期因“青铜峡事件”受到严重冲击，被撤销职务，强制下放农场监视劳动，之后被降职为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由于有过“挨整”的经历且同为红二方面军战友，他对父亲颇为同情。

“周昌举是个红小鬼。当时执行的是上级指示。”朱为父亲抱不平外，还联络了红二方面军的另一些战友，一起为父亲说话。

“周昌举说你年纪大了，不要太劳累，有些琐事可以让年轻同志来做，被说成是‘抢班夺权’。怎么样？现在这一条可以去掉了吧？”在省军区常委会上，朱生达直言当时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

据说那位领导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算了，就这样吧。”

与此同时，父亲不停地上书申诉，父亲的优势是资格背景和清白历史。记得有一天，负责父亲专案的人来到家里，给父亲看了他们草拟的审查结论：“犯有执行错误”。父亲当即拒绝签字。

“执行错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那时谁知道是错误？”父亲非常生气。那人讨了无趣，讪讪离开了。

我劝父亲差不多就算了，早点结束这种烦人的局面。

“这关乎我的政治生命！你不要乱插嘴。”父亲板着脸训斥我。

审查后期阶段，家里逐渐恢复了轻松和热闹。青海省军区原司令员张江霖伯伯、甘肃省军区原副司令员胡定发伯伯和兰州铁路局原局长赵滔伯伯与父亲组成了麻将“四人帮”，每星期轮流去各家打牌，当晚的酒饭自然也就由本家做东。

1982年10月，我拿着“硕士”学位证书兴冲冲回家，恰值他们麻局结束，准备吃饭。

“很不错，给我们这些老家伙争了光，丘八家里出了秀才。”张伯伯举起酒杯，向我祝贺。

“这个相当于过去的进士。”胡伯伯接着说。

“不对，相当于举人。”赵伯伯纠正。

父亲坐在那里抿酒，看上去很是开心。

时隔不久，我与父亲发生了一次争执。我生气地冲他喊：“你就这么不待见我这个儿子吗？高兴时拿着我的学位证书给人看，说给你争了光，不高兴时骂我是不肖子孙。”

“一码归一码，你少给我东拉西扯。”父亲回答。

1982年，经过五年多的“审查”，问题不了了之。父亲终于解脱，恢复原有待遇，改任省军区顾问。父亲解脱后，战友、同事和下级们频繁来访。客厅和餐厅里又有了以往的笑声。欢聚结束，战友们离去后，父亲有时会陷入独自沉闷。我们知道，与老战友，特别是那些原骑二师的同事和战友的会面，总会触动父亲内心的一个隐痛 —— X叔叔。

X叔叔是父亲的老战友。父亲担任团长时，他是参谋长。父亲担任副师长时，他是参谋长。父亲担任师政委时，他是副师长。父亲调任省军区副政委后，他担任了师长。哥哥、姐姐、我和弟弟与X叔叔家的几个孩子曾是发小和同学。

1967年，时任骑兵第二师政委的父亲与师领导班子在临夏蝴蝶楼前合影，前排从左至右：参谋长张世昌、副师长邢道山、师长张桂金、父亲、后勤部长钱学义，后排左起：副政委黄世渊、政治部主任徐志亮、政治部副主任高俊杰。

1971年，父亲以省军区副政委兼任天水军分区政委、党委书记的身份，出任天水地委第一书记和地区革委会主任。X叔叔表示有意与父亲继续搭档。父亲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后来X叔叔奉调天水军分区任司令员。两个老战友重新在一起，一个主政，一个主军。

1977年下半年，随着父亲被“停职审查”，天水的某些人开始整肃父亲“在天水的死党”。由于父亲已离开。那些留任天水，与父亲以往走得较近的人，自然成了“池鱼”。X叔叔在压力之下，不得已说了一些违心的话。父亲得知后很气恼。两个老战友自此形同陌路。

1978年春节。我从学校回兰州探家，顺便在天水下车，去看望留在那里的弟弟。当我们路过军分区首长宿舍楼时，我看见X叔叔独自坐在门前台阶上，地下散落着许多烟蒂。他看见我后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张了张嘴，欲言又止，又坐了下去……

当时我与省军区副政委姚树荫叔叔的次子小毛是好朋友。后又结识了后院的李小明（X叔叔大女儿的丈夫）。我们三人，加上赵滔伯伯的儿子赵小建，自诩“桥牌四友”。由于时常通宵达旦打牌，小毛的妻子李小红（小明的妹妹）气得要死。

“什么‘桥牌四友’，我看就是‘夜半死（四）鬼’。”小红气哼哼地对我和小毛说。

“林军，这都好几年了，你老爸与莉萍她爸的那点事也该结了吧？岳父可是经常念叨你爸的。回去给你家老头做做工作嘛。”一天打牌时，李小明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我回家后告诉了父亲，他听后没有吭气，只是嘟囔了一句：“我又没说不让他来呀？”

看样子，父亲已经原谅了X叔叔，只是拉不下脸面。

后来有人告诉父亲，说X叔叔重病卧床。父亲也顾不得许多了，当即让哥哥开车送他和母亲赶去看望。据说X叔叔看见父亲后非常激动。俩人关上门，在屋里谈了很久……

临别时，X叔叔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不愿松开，泪流满面。母亲和刘凌芳阿姨（X叔叔的夫人）等家人们如释重负。多年的老战友终于抛弃了心中芥蒂，重归于好。

时隔不久，X叔叔溘然离去。

我觉得X叔叔离开时，心里应该是轻松的……

几十年过去了，回想起来，与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中那些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相比，父亲和我家受到的委屈，显得微不足道。在这个国家历经坎坷和磨砺的艰难前行中，有着不少偶然和必然。

无论如何，父亲和我的家庭还是幸运的！

历史，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的，恰如一个变幻的舞台，作为登台者，失意时的无奈和成功时的喝彩，如影随形，相伴相随。

这是我人生经历中一个难以忘却的片段。

作者简介:

周林军，男，1955年12月出生。籍贯：湖北恩施宣恩县。

1969年12月入伍，先后服役于兰州军区情报局、步兵61师183团“夜老虎连”，1975年3月退役。

学历和履职：

先后就读于四川外国语大学、兰州大学、波兰华沙中央计划统计大学、美国圣.玛莉学院和西南政法大学，语言文学硕士，经济法学博士。曾任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巡视员兼重庆世界银行贷款办公室主任、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聘顾问、四川外语学院客座教授、重庆工商大学客座教授、重庆城市水务发展理事会常务理事、世界银行、亚洲银行、金砖（新开发）银行咨询顾问，重庆生产力中心首席专家等。在英语学、语言学、翻译学、经济学和法学理论和实践方面有相当造诣。

著作及作品：

《欧洲十二国公司法》（译著）；《与美国人谈判》（译著）；《公用事业管制要论》（专著）；《经济规律与法律》（专著）；《中国公用事业改革》（合著，第一作者）；《中国公用事业绿皮书》（主要作者）；《PPP项目风险控制》（第一作者）；《重庆2035：走向全球城市》（首席执笔）。

曾在国内外著名刊物上发表过40余篇文章。

未完待续…… 笔耕不辍    军魂永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