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 （黄一平自著） 第八章

梓菁

【编者导语】老爸在2023年的春天永远离开了我，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在没有老爸的日子里，他的文字是联结父女们阴阳两界的重要桥梁。老爸一生笔耕不辍，他说过：这些文字，以后就留给你们看。老爸真是英明！

《我这一生》一共12个章节，初稿写于2018年，最终完稿于2022年底也就是我此生最后一次陪伴老爸共同生活的那一个月。

感谢互联网，感谢数字化，让我们随着这些文字穿越回九十多年前，陪老爸重新活过一遍。

第八章 工作生活在文革

原以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已死，倒霉至极了，以后该可安度余生，不会再受什么折腾了，殊不料一场更大的灾难，在我刚安定两年之后又接踵而至，这就是 1966 年夏天在全国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这个被踩至最底层的普通职工，能不大祸临头吗？运动之初，进校的工作组就组织校内一帮要求上进却只会一味盲从的教职员工，鼓动不明真相的天真学生们，用贴满学校各处墙壁的大字报轰我，企图把我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由于纵在鸡蛋里挑骨头也找不到我的罪证，两个多月以后这一场闹剧只好自行偃旗息鼓。一贯以整人为业的“左”派先生们眼看明火执杖不行，紧接着又换阴招，借口整理阶级队伍，以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幌子，干脆把我关进了没有围墙却有人墙（由 24 小时监视并限制我行动自由的专案组多个打手们组成）的监狱，并且“使用了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手段”（此为当时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的邱会作下基层视察后的判语），对我不分昼夜地进行审讯，并且逼了我无辜的妻子领了还是儿童的我的孩子们来监狱哭哭啼啼劝降。

这样 120多天以后，由“左”派先生们组成的专案组使尽了浑身解数逼供，仍然黔驴技穷，无法迫使我按照他们的意思交代所谓罪行，为了能够向上交差，他们甚至企图把我当做曾是混进军队跑到朝鲜，想要破坏我国抗美援朝战争的地主分子，按宋代那“莫须有”的事例处死或押送边疆去修地球。据说这个打算被已在中央的化工部任党组书记的王伯华知道了，从北京专门打来电话才救了我，说是“让黄一平这个人才留下来无论干什么工作，对党的革命事业都有好处”。因此，我才终于被作为假释犯，从“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回家暂住，准备随时再次接受审讯。其实，那不过是专案组为了自己下台阶而吓我骗我的一个说辞，实际上我从此就自由了，并且很快被吸收参加了厂里轮训新入厂工人的工作。

轮训工作的队长由原陕西第一化工学校副政委周家宝担任，党支部书记兼政治指导员由厂的前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吕进来担任，他俩对我都熟悉，所以放手让我既负责宣传工作，又兼任一个学员大队的辅导员（相当于中学的班主任）。轮训入厂新工人的工作结束后，原已停办的陕西第一化工学校就复课了，我是该校的老教师，自然按组织安排重回校园，但因学校不再设语文课，就被安排于政工组仍搞宣传。此校是地厅级单位，新任党委书记兼校长的杨雪樵自然是地厅级高干，校内也只有他一个人有资格阅读上级配发的所谓内部传阅的禁书。可是，他根本没兴趣读那些很费脑筋的本本。这些本本当然都一直锁在政工组的书柜里。政工组头头原是进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他不仅没资格读那些本本，其知识水平和文化水平也啃不动它。他知我爱搞学术研究，虽非党员但经过“文化大革命”烈火烧炼证明不是坏人，为了鼓励我在他手下好好工作，便私下把那些本本交我在下班时偷偷带回家里欣赏，次日上班时再带回学校重放柜里。

我用了一年多的夜晚和例假才把那些禁书读完。至今印象很深的就有英国首相丘吉尔下台后所著长达二十四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美国前驻苏大使波伦所著《历史的见证》……等书。这些书给我提供的政治历史知识，比我被撵出厂部进入技校以前那三十多大本剪报知识和所读日常书刊所提供的还多得多，把我的政治知识和思想水平大提了一个台阶。这虽曾增加我的喜悦，但也加深了我的悲哀，因为那些提高对我来说，已如乞丐手捧一大堆无法变成财富的珍宝了啊。

在我国“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十年浩劫期间，我虽然同千百万人一样遭受了此生最大最重的磨难，但也有幸获得了如上所述悲喜参半的一点补偿。而最值得一提的补偿是我的第三个女儿在此期间的出世。这完全应归功于我的妻子杜才清。她因 1963 年退职以后一直在家转锅台腻了，便难免胡思乱想。左邻右舍有两个家属为了要个儿子，一连先后养了五个和六个女儿也未歇气却终于如愿的事例，本来已强烈地刺激了她；街坊里一些跟随女儿女婿养老的退休职工很不称心的事例，更使她以偏概全，把民间所谓“宁可跟了讨饭的儿子，也不跟当了官的女儿”当做生活规律，自己执意也要生个儿子来确保晚年养老如意。为此，她竟偷偷丢弃了避孕措施，终于又鼓起肚子，并且邀请了本街坊职工家属的党小组中的三位熟人来家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让她的第三胎一定出生。我问妻子：“万一是女儿咋办？”她坚决地答：“就这一锤子的事，无论是男是女也认命了。”“此后我们家的生活水平不又要大降一个台阶吗？”“总不至于饿死吧。”我再也无话可说，只能立即考虑应如何迎接老三的出生。

在各项考虑之中，我最担心是妻子要是再生女儿咋办，才能确保身心无虞，老三健康成长，因为这究竟是百分之五十的概率啊。我记得很清楚，妻子在同我一次闲聊时谈到，她生老二那天，同一病房的一位产妇也生产了，那产妇的老公闻讯后很快就端来一大碗煮了十个荷包蛋的醪糟，让那产妇得意极了，认为这是丈夫表示满意的最好奖赏。我于是也事先准备好了鸡蛋和醪糟，并且在心里准备好了台词，即使妻子又生了女儿也不让她有负疚情绪。

妻子进了产房后，我就一直在产房外静候消息，一听到孩子下地的哭声，我就飞跑回家，煮了有十个荷包蛋的一海碗醪糟端到妻子床前，像演戏一样把准备好的台词声情并茂地吐了出来，硬是把已耷拉了脑袋的妻子说得眉开眼笑，并且一口气就把那一大碗醪糟鸡蛋吃个精光，事后也没有闹消化不良的肚子痛。

我虽然闯过了先有准备的这道关，却不可能准备好去应付一场意外的灾难，这灾难就是内弟从家乡突然发来的一封电报，告诉他姐“母亲病逝了”。这是我妻子产后回家第三天，悼母的悲痛很快就断了她原本充足的奶水。好在我在老二出生后就因她妈奶水不足，利用一个花了六毛钱买来的空煤油桶，按照熟人买自上海的煤油炉子，亲自动手仿造了一个，专门用于临时烧开水冲泡奶粉，否则，不知将如何满足下地后食量就大得惊人的老三的需要。

老三是 1967 年 6 月 6 日出生的，这时老大才五岁，老二四岁未满，我的家务担子哪能不成倍增加？晚上到学校参加集体政治学习时，也必须用自行车一前一后带上老二老大，七点钟以前赶到学校，十点以后才能又驮着孩子回家休息。往往我参加的政治学习尚未结束，两个孩子就困得东倒西歪了。在参加政治学习的会场，孩子发困还比较好办，究竟还能获得女老师们的帮忙照顾；回家的路上就狼狈了，只能一边把老大用绳子固定在后座上，一边由我一只手抱了老二，一只手推车步行。其他在家的时候，我这男保姆承担的杂务更不用细说。学校的工作已常常把我累个半死，一上午一连四堂讲课以后，喝口水也觉得苦涩，回家后还必须忙家务，我哪有时间和精力另搞副业呢？从此，我也死了这份心了，只一心想把三个女儿抚养长大，尽到我做父亲的天职。

由于经济收入有限，全凭自己的力量抚养三个孩子十分劳累，十分辛苦，我有时竟失悔不该成家。但这往往只是一个闪念，根本经不起三个可爱的女儿魔力似的冲击。即使我在外受到了什么屈辱，只要一回家见到小天使似的她们三姊妹，一切烦恼就立刻化为乌有。女儿们也够争气，上学后，无论是在小学还是在中学，考试成绩个个都名列前茅，日常表现也总是人中龙凤。老三尤其优秀，她还在童年就比两个姐姐更加出色，我和妻子早就认定她日后也肯定比两个姐姐更有出息。后来的实际也证明了这点，这让我也特别怀念因车祸而早逝的妻子，感谢她为了想生儿子才让老三得以来我膝下承欢。

【编者注】这是老爸在1980年收到的沉冤昭雪证明信件，几十年缠绕于身的屈辱总算被洗刷掉了。然而此时，他已经年过半百，一生济世报国的雄心壮志都因为运动期间的诬告而付诸东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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